陳雲對美國問題和中美關系的觀察與思考

[摘要]關於美國問題和中美關系，陳雲進行了深入、持久的觀察與思考，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抗戰勝利后，陳雲對國共兩黨以及美蘇兩國等四方力量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復雜博弈，特別是對美國對華政策和美蘇、美蔣關系的實質進行了深入分析，認為當時東北問題的實質是美蘇兩國的戰略爭奪，雖然由於美國政府所採取的兩面手法和美蘇的戰略博弈，東北地區的斗爭是停停打打的長期戰爭局面，但從全國范圍革命力量與反動勢力斗爭的發展過程來看，中國革命一定能夠勝利。新中國成立前后，陳雲就新中國的對外經濟關系特別是對美關系指出，要准備帝國主義的長期經濟封鎖，但也要看到他們不可能把中國完全封鎖死，要隨時掌握時機，利用一切有利條件打破封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他又指出，美國不承認不一定是壞事﹔中美兩國國情差異很大，中國只能走適合自己的農業發展之路﹔對資本主義要很好研究。改革開放新時期，他提出，應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看中國與蘇聯以及西方國家的交往﹔既要看到外國的情況，又要看到中國的實際﹔要把搞外匯當作一個大題目來做，並且手頭一定要有足夠的外匯儲備。這些觀察與思考，緊緊把握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的主要矛盾以及我們黨在對美外交上的戰略考慮，始終與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與改革的歷史實踐以及中華民族不斷走向復興的歷史進程相連，立足於中國的具體國情和實際需要，來思考和解決中國的基本問題，切實維護中國國家利益。

陳雲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事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對美國問題和中美關系進行了深入、持久的觀察與思考。在當前中國快速崛起、美國進行戰略調整、國際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深入學習和研究陳雲對美國問題和中美關系的觀察與思考，對於我們以史為鑒，把握好中美關系和國際格局的發展走向，有著重要現實意義。

一

從目前已公布的材料來看，陳雲對美國問題的觀察與思考，早至商務印書館工作時期、晚至20 世紀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內容涵蓋國際政治、對外經濟、中美國情比較以及美國在糧食、工業等問題上的成功經驗等諸多領域。

早在 1925年商務印書館工作期間，陳雲就已經開始關注美國問題。這期間，他所撰寫的《職工在現社會的地位》一文，便從中國同歐美國家比較的角度，提出了“歐美工人已取得相當地位，而中國工人階級沒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權利，深受幾重壓迫”（《陳雲年譜》（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 27頁。）的觀點。其后，他在 1930年擔任中共江南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期間，針對上海美資花旗煙草公司錫包車間女工因反對降低工資而罷工一事，堅決主張利用美國資本家因此事開除 200余名中國工人的蠻橫做法，積極發動斗爭，以擴大該廠的中共黨支部建設。再往后，在延安期間，作為中共中央領導層成員之一，他又直接參與處理過籌備慶祝中英、中美間廢除不平等條約群眾大會以及聽取赫爾利與毛澤東會談情況等涉美外交的重大問題，等等。

不難看出，基於對中國革命所面臨嚴酷環境的深刻認識，甫一投身革命，陳雲即從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中美國情比較等角度，十分重視對美國問題的觀察與思考﹔同時，基於豐富的革命閱歷和在黨內的地位，他也比較熟悉自建黨以來黨在對美外交上的政策沿襲。這些積累對之后他對美國問題和中美關系的持續觀察、思考並提出一些真知灼見打下了基礎。

二

抗日戰爭勝利后，基於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陳雲進行了更為系統的深入思考。關於當時東北地區的形勢，陳雲通過分析認為，隨著日本戰敗投降，國共兩黨、美蘇兩國之間圍繞東北地區展開了激烈爭奪和戰略博弈，一方面，日軍投降，蘇軍駐留，我們黨堅決而迅速地向東北進軍﹔另一方面，國民黨把搶佔東北作為其發動全面內戰的重要步驟，且其得到了美國的有力支持。在美國支持下，到 1946年 4月，東北地區的國民黨兵力已達七個軍近 30萬人。在此背景下，一場圍繞東北地區的爭奪已經不可避免。

面對這一形勢，作為中共中央東北局的重要成員，陳雲從東北地區乃至整個解放戰爭全局的角度，對國共兩黨以及美蘇兩國等四方力量的復雜博弈進行了抽絲剝繭式的分析。這其中，他尤其對美國對華政策和美蘇、美蔣關系的實質進行了深入分析。他的主要觀點有：

第一，東北問題的實質是美蘇兩國的戰略爭奪。陳雲指出，為了趕蘇聯走，蔣介石叫美國出面干涉，以使東北問題國際化。在美國的積極支援下，國民黨軍隊除了業已佔領了山海關到錦州一線之外，還准備向沈陽、長春、哈爾濱三大城市及長春鐵路干線前進﹔蘇聯則一面將三大城市及長春鐵路干線正式移交給國民黨，一面卻要求共產黨退出大城市及交還已接收的政權。那麼，該如何看待東北地區的這一復雜形勢呢？對此，陳雲一針見血地提出了兩點認識：一是，“蘇聯採取這樣的措施是必須的”（《陳雲文選》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300頁。），惟其如此，才可以拒絕美國力量直接滲入東北﹔二是，在美蘇激烈博弈之下，“國共之間還要打仗”（《陳雲年譜》（修訂本）上卷，第 549頁。），我們黨“還須經過一個與國民黨進行艱苦斗爭的過程”（《陳雲文選》第 1卷，第 301頁。）。

第二，東北地區的斗爭十分尖銳，是停停打打的長期戰爭局面，其原因就在於美國政府所採取的兩面手法。陳雲認為，當時東北地區的基本態勢是敵強我弱，因此斗爭將是一個長期過程。這其中，一則是由於日寇統治東北 14年，而且“一般群眾對國民黨存有相當的幻想，認為他們是正統，牌子正”﹔二則是由於國民黨“有美國援助，力量大”﹔三則是由於東北地區的群眾尚沒有發動起來，沒有鞏固的根據地，同時由於一部分部隊和干部思想上混亂，打人民戰爭還談不到。（參見《陳雲文選》第 1卷，第 314—315頁。）基於這樣幾點認識，他明確提出：“我應不放鬆有利條件，也不能存在僥幸心理，應在思想上作最壞的打算。”“我也需要准備兩手，慎重對待之。不能寄希望於國際條件的變化。”（《陳雲文選》第 1卷，第315、316頁。）他還強調：“我軍必勝，但敵人仍得到美國援助，尚有力量，不能有速勝觀點。”（《陳雲年譜》（修訂本）上卷，第 625頁。）

第三，從全國范圍革命力量與反動勢力斗爭的發展過程來看，中國革命一定能夠勝利。陳雲認為，蔣介石露骨地給了美國諸如內河航行，天津、青島駐兵等許多權益，導致他的威信大大降低，同時國民黨統治區民心厭戰，反對美國﹔另一方面，國民黨的統治危機已經日益加深，美國的援助也不能從根本上挽救其危機，起決定作用的是民心向背。據此，他對東北地區的前途持樂觀態度。他認為，革命力量在上升，反動勢力在下降，中國共產黨的力量空前強大，中國革命一定能夠勝利。他還強調：“時機到了，我們要有打大仗的精神准備，要敢於勝利。”（《陳雲年譜》（修訂本）上卷，第 629頁。）

總之，整個解放戰爭時期，基於爭取東北地區的早日解放和中國革命的早日勝利，陳雲對美國對華政策及美蘇兩國所進行戰略爭奪的實質都進行了深入的觀察與思考。實踐証明，他的這些觀察與思考，無論是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深刻理解還是對我們黨對美外交政策的深刻把握，都切中肯綮、入木三分。

三

新中國成立后，面臨著十分嚴峻的國內外形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僅對新中國採取不承認和敵視的態度，還實行經濟封鎖、政治遏制和軍事包圍的政策。1950年 6月，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變本加厲，進一步加強了對華經濟封鎖。

為應對嚴峻的國際形勢，在 1950年 10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上，剛擔任中財委主任不久的陳雲即提出了“國防第一，穩定市場第二，其他第三”的財經工作方針。圍繞這一方針的貫徹執行，在處理對美外交的實踐中，陳雲就新中國的對外經濟關系特別是對美關系提出了許多重要見解。具體說來，主要包括如下幾點：

第一，要准備帝國主義的長期經濟封鎖，但也要看到他們不可能把中國完全封鎖死，中國同他們之間的貿易不會完全停止。新中國成立后，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的對外貿易。但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卻對新中國採取了封鎖、禁運政策。這樣的局面早在陳雲的意料之中。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基於對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的深刻了解，陳雲就分析指出：一方面，“我們要准備帝國主義的長期封鎖，不僅是目前的軍艦、飛機、水雷的封鎖，在經濟上也要准備他們不買我國出口的貨物，不賣給我們需要的東西”（《陳雲文選》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2頁。）﹔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認識到，“他們不可能把我們完全封死，南北我們都有通路。帝國主義之間是有矛盾的，我們要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盡量與外國做生意”（遲愛萍：《新時期對外開放方針的先聲 :對陳雲對外經濟工作思想再思考》，《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 4期。）。這些判斷為新中國成立后應對美國等國的封鎖、禁運，做了思想方面的准備。自1950年 7月起，中財委和貿易部積極搶購物資，至年底搶購到各類物資共計 2億美元﹔同年 12月，美國政府對華貿易禁令下達僅十天后，中財委又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各地停開一切向美日的進口購買証及出口許可証、貿易部限期退回一切已開美日兩國的購買証等七項緊急應對之策。這一系列針對性很強的做法，盡可能挽回或者減輕了新中國的經濟損失，緩解了其時西方國家的封鎖、禁運給新中國造成的壓力。

第二，各有關機構應隨時掌握時機，利用一切有利條件防止美元外匯被美國凍結或因其他因素造成我方損失。新中國成立之初，面對嚴峻復雜的國內外形勢，如何確保中國的美元外匯不受經濟封鎖和朝鮮戰爭的影響而蒙受損失，是陳雲反復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為此，朝鮮戰爭爆發后，陳雲同薄一波聯名簽署了關於金融物價情況的通報。通報明確指出：“對目前所存外匯，為防止被美國凍結與減少因美元貶值的損失，須迅速運用，並注意用之得當。”（《陳雲年譜》（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 86頁。） 1950年底，他又提出要凍結美國在華的有關資產。他說：“美國在華財產約有美金一億三千萬元至兩億元。對其進行管制的步驟是，先要求美國在中國各地的公司、企業及銀行等向我們作報告，再由中財委根據情況制定出一套具體管制辦法。”他還特別強調：“美國在華公私存款是要凍結的，但如果其中確有為了維持其正當業務及個人生活所必需的費用，允許他們動用，不過要規定一個可動用的最高數額。”（《陳雲年譜》（修訂本）中卷，第 111頁。）一年多以后，隨著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他又進一步提出國內各有關機構應利用一切有利條件，爭取解凍我方被美國凍結的外匯。由他簽署的中財委《關於處理被凍結美匯的決定》就此曾明確規定：“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被美國凍結的我方美匯，雖暫時不能運用，但不能認為已經損失而不注意解凍復活的工作。各有關機構應隨時掌握時機，利用一切有利條件爭取解凍復活，以減少我方損失。 ”（《陳雲年譜》（修訂本）中卷，第 221頁。)歷史証明，陳雲對於這一問題的研判，既最大程度減輕了中國美元外匯的損失，又充分驗証了他對世界經濟特別是美國經濟及美元外匯的深刻洞察。

第三，隨著美國對華經濟封鎖政策的實行，我國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困難將越來越多，危險也將越來越大。基於這一判斷，他提出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應對之策。例如，要加強城鄉物資交流﹔要把我國的外貿工作重點轉移到華南，以利用香港作跳板，多做小宗買賣，積少成多﹔要堅持易貨制度，加強緝私工作﹔對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要暫停開新購買証，以保証資金安全﹔等等。據此，他強調：“面對美帝國主義的封鎖，要加強城鄉物資交流，這是中國經濟的鑰匙。農村活了，城市也就活了。”(《陳雲年譜》（修訂本）中卷，第 111頁。）他還以糧食、棉花問題為例對此進行了闡發，強調為打破美國的經濟封鎖，需要切實加強城鄉內外的物資交流。他說：“美帝國主義說，沒有他們的糧食，我們便不能生存。現在，我們把東北、西南等地的余糧運出來，解決了大城市解放后的吃糧問題。”（《陳雲年譜》（修訂本）中卷，第 120頁。）

可見，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在領導全國財經工作的艱辛實踐中，陳雲觀察和思考的主要立足點，在如何打破美國的經濟封鎖和確保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上。圍繞著這一立足點，陳雲對對外貿易、美元外匯問題進行了更富有針對性的深入研究，其思想觀點也對其時中國的對美外交產生了重大影響。

四

1956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國進入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在此背景下，為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陳雲以蘇聯經驗為借鑒，緊密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對美國的政治、經濟、農業、工業及金融等問題以及中美關系進行了進一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具體說來：

第一，美國承認中國也可以，不承認中國也可以，不承認不一定是壞事。在對美關系上，按照毛澤東提出的“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的外交方針，陳雲認為，美國是否承認中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要“多打掃房子”，“把他們在中國的基礎打掃干淨”。就此，在 1957年 6月接見蘇聯消費合作社訪華代表團時，他闡釋說：“在國際上，美國還沒有承認我們，英國是又承認又不承認。我們的態度是他們承認也可以，不承認也可以，不承認並不一定是壞事。我們可以多打掃房子，等把他們在中國的基礎打掃干淨，他們再來就找不到了，悔之晚矣。”（《陳雲年譜》（修訂本）中卷，第 551頁。)

第二，中美兩國國情差異很大，中國只能走適合自己的農業發展之路。20世紀 60年代初期，針對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所出現的嚴重糧食問題，陳雲著重研究了中美兩國的國情差異以及美國成功解決糧食問題的經驗。通過研究，他認為：美國在一戰后幾年間糧食便增長了60%，其主要原因就是靠大力推廣良種和發展化肥。降雨量和氣溫對農業至關重要，美國大部分地方常年降雨量在 500至 700毫米，全國平均氣溫在 10度以上，非常適宜農業，且美國的化肥工業十分發達。而中國的國情則與此大相徑庭，中國不僅地少人多，化肥工業還十分落后，因此中國只能走適合自己的農業發展之路。那種認為中國地大物博，並把中國簡單地歸於類同於美國、加拿大、蘇聯那種土地眾多國家的看法，也是錯誤的。中國人多地少，是屬於日本、德國、丹麥、荷蘭型的國家，糧食不會多，將來還會很困難。對此，他明確指出：“在農業生產方面，中國不是蘇聯、美國型的國家。蘇聯和美國地多人少。中國是地少人多”（《陳雲文選》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79頁。）﹔“我們解決肥料的方針必須是土洋結合，有機與無機結合”（《陳雲年譜》（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 55頁。）。

基於上述認識，為了緩解其時全國糧食供應的緊張局面，陳雲又提出解決中國的糧食問題立腳點雖在自給，但這並不意味著不能進口糧食。他認為，“糧食是大頭，大頭緊，各頭緊﹔大頭寬，各頭寬”（《陳雲年譜》（修訂本）下卷，第 55頁。），“換糧食進來，我們的日子就會好過一些”（《陳雲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1年版，第 258頁。）。為此，他主張，我國應積極開展國際糧食貿易，通過可能的渠道適當進口一些我們急需的美國糧食。

第三，“對資本主義要很好研究”。進入20世紀 70年代，隨著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中國的對外經濟工作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同西方國家發展對外貿易不僅成為可能，而且發展勢頭較快。在此背景下，在國務院業務組協助周恩來抓外貿工作的陳雲又適時提出了“對資本主義要很好研究”的主張。他指出：“過去對外貿易百分之七十五面向蘇聯、東歐國家，百分之二十五面向資本主義國家。現在反過來了，這個趨勢是定了。”（《陳雲年譜》（修訂本）下卷，第 196頁。）在這其中，他對有關美國的各種信息尤為重視。這主要包括：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的各個因素，如次數、周期變化，特別是美國的糧食播種面積、各地氣候變化等問題的研究﹔美國同英、日、西德、法各國的主要矛盾及經濟上矛盾的表現﹔美國從 1969年至 1973年的鋼鐵、機械或其他基本建設投資，以及美國度過危機的辦法及每次危機的間隔時間，經濟繁榮、衰退、危機的行業標志﹔美國和日、英、法、西德各國在貿易和貨幣方面存在的問題及可能採取的解決辦法﹔世界上貨幣總流通量和世界上黃金總持有量之間的大致比例﹔美國 1973年對外包括轉移、駐軍、投資、旅游、貿易等方面的赤字﹔800億歐洲美元分布情況﹔等等。（參見《陳雲年譜》（修訂本）下卷，第 195頁。）

通過對上述問題的深入研究，陳雲逐步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結論。例如，他認為：美元同黃金的關系已割斷，不可能再恢復﹔以后金價仍會看漲，美元還要繼續“爛”下去﹔美元雖軟，但其在較長時期內卻仍是國際主要貨幣，沒有別的貨幣能代替它，拿美元同國民黨的金元券相比是錯誤的﹔等等。為此，他提出建議：“我們外匯儲備較多，存銀行要吃虧，除進口一部分生產所需物資外，可考慮買進黃金。 ”（《陳雲年譜》（修訂本）下卷，第 198頁。）再如，他還分析指出：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實力的排列次序是：美、德、法。美國回旋余地最大，原因是：掌握美元發行權，有工業生產潛力，是主要糧食出口國，可以擴充軍備，利用跨國公司﹔美國與各資本主義大國有矛盾，但不會讓其中哪一國垮掉﹔美蘇有合作也有斗爭，但斗爭是主要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美元危機的根源是生產力與市場的矛盾，即生產過剩﹔國際市場價格在工資提高后，隻會增，不會減﹔對美國的貿易還是要利用香港，同時要利用加拿大、墨西哥同美國的邊境貿易﹔資本主義國家經不起再來一次 1929年那樣的大危機，等等。據此，他強調：我們對資本主義要很好地研究。要研究包括像尼克鬆國情咨文那樣的東西，康納利、舒爾茨、德斯坦的講話都要研究。不研究資本主義，我們就要吃虧，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場中佔有我們應佔的地位。（參見《陳雲年譜》（修訂本）下卷，第 196頁。）

可見，在從 1956年到 20世紀 70年代中期的大約 20年時間裡，基於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所碰到的一些問題和困難，陳雲從借鑒美國經驗、深刻觀察世界經濟發展趨勢及其深層次矛盾等角度，對美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這些研究，不僅對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對外經濟工作產生了重要指導作用，還有助於打破其時在對美問題上的“左”的思想禁錮，提高了全黨對於美國問題的重視和認知程度。

五

1972年 2月 27日，中美雙方發表《聯合公報》，開啟了兩國關系正常化進程的歷史大門。此后，又經過近 7年的努力，1979年 1月 1日，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同時，1978年底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來，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實現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圍繞著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歷史進程，圍繞著中美關系的跌宕起伏，陳雲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觀點。主要有：

第一，明確表示“可以直接向美國買糧食”。面對“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急需改善的國內經濟形勢，為了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生活，穩定農村工作，陳雲不僅提出“糧食進口多一些不要緊”的觀點，還大膽表示“可以直接向美國買糧食”。他說： “‘吃進口糧是修正主義’，不能這麼說。一九六一年廬山會議時期，我就請示過毛主席，可否通過法國轉口購買美國糧食。毛主席說可以。現在有了中美上海聯合公報，可以直接向美國買糧食。”“進口糧食的時間，不只是三五年，時間還可能長些”。（《陳雲文選》第 3卷，第 236頁。）就此，他還強調：農民穩住了，事情就好辦了。這是大計，是經濟措施中最大的一條。（參見《陳雲年譜》（修訂本）下卷，第 256頁。）

第二，既要看到外國的情況，又要看到本國的實際。針對“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黨內外一度出現的急於求成、急於加快建設速度的思想傾向，基於歷史經驗，陳雲明確表示：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我國史無前例的一次偉大進軍，必須既積極又穩重。既要看到外國的情況，又要看到本國的實際。就此，他反復強調：中國不僅同日本、德國、英國、法國不同，“也不能同南朝鮮、台灣比，它們是美國有意扶植的，而且主要是搞加工工業，我們是要建設現代化的工業體系”（《陳雲文選》第 3卷，第 237頁。）。“有的國家和地區發展快，有美國的特殊照顧。”（《陳雲文選》第 3卷，第 252頁。）他還專門告誡說，推進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循序而進，不要一擁而上”，“一擁而上，看起來好像快，實際上欲速則不達”。（《陳雲文選》第 3卷，第 237頁。）

第三，要把搞外匯當作一個大題目來做，並且手頭一定要有足夠的外匯儲備。長期領導經濟工作的陳雲，始終對外匯問題高度重視。進入 20世紀 8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推進，他鮮明地提出：“要找增加外匯收入的來源，把它看作很重要的題目。”“補償貿易、合作生產、加工訂貨都可以搞。總之，搞外匯要成為一個大題目。”他還以石油開採為例強調指出：“其他資源，像石油，美國的勘探技術高，就用美國的技術搞。把石油搞出來，可以很快見效。”（《陳雲文選》第 3卷，第 254頁。）此外，針對黨內對外匯儲備認識不足的問題，他提出了批評。他說：“我認為，我們有一百億、一百五十億、二百億美元外匯，不算多。我們是個大國，儲備一二百億美元外匯，有風吹草動的時候可以應付。”（《陳雲文選》第 3卷，第 344頁。）他還強調，要緊緊抓住外匯控制和組織好出口貨源兩個方面，以此來確保外匯儲備的穩定。

第四，應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看中國與蘇聯以及西方國家的交往。陳雲認為，過去中國向蘇聯學習、同蘇聯打交道多，是歷史形成的﹔現在，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同西方國家打交道也多起來了。對於這些問題，應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看。在 1987年 12月的一次談話中，他集中談到了這個問題。他指出：說“過去我們學的是蘇聯那一套”，但那時我們不能不學蘇聯。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對中國實行封鎖政策，學美國、英國、法國行嗎？只能結合中國實際向蘇聯學習，而且，蘇聯那時對我們的援助也是真心實意的。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同西方國家打交道多起來了，從 1957年開始舉辦了廣交會。對這些問題，都應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看。（參見《陳雲年譜》（修訂本）下卷，第 460頁。）他的這一觀點，是在深刻把握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主要矛盾不斷發展變化的基礎上得出的。

可見，進入新時期以后，基於改革開放的歷史實踐，陳雲主要從國內的經濟形勢、中國國情的特殊性、中國與其他國家實現現代化所面臨的不同挑戰，以及如何看待美元外匯等角度，深入闡發了對於美國問題和中國對外關系的思考。這些思考，不僅在當時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時至今日也依然產生著重要影響。

六

如前所敘，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基於中國革命、建設與改革的生動實踐，基於其時全黨全國所面臨的國內外形勢和主要任務，陳雲對美國問題和中美關系進行了深入、持久的觀察與思考。實踐証明，他不僅十分熟悉黨在各個歷史時期在對美外交上的政策主張及其思想沿襲，還十分熟悉建黨以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美關系的歷史全貌和戰略演變，並據此因時順勢地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獨到、影響深遠的觀點，從而對中國的對美外交尤其是對美經濟外交產生了重要影響。

陳雲對美國問題和中美關系的觀察與思考，貴在站位高遠，能夠始終把握住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的主要矛盾，把握住黨在對美外交上的戰略考量，並以此為視角來思考和解決中國的基本問題，切實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因此，可以說，陳雲對美國問題的觀察與思考，既體現出他所具有的廣闊的國際視野，又體現出深遠的戰略思維。通過這種國際視角和戰略思維，陳雲既能夠依據不斷發展變化的國內外形勢，准確抓住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的主要矛盾，又能夠順應歷史大勢，對黨在革命、建設與改革各個歷史時期的對美外交政策予以准確貫徹。

陳雲對於美國問題和中美關系的觀察與思考，始終緊緊立足於中國的基本國情和實際需要，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和深刻的歷史借鑒意義。縱觀陳雲的相關闡述，其出發點都是解決中國的基本問題。這就決定了陳雲對美國問題和中美關系的觀察與思考，並非泛泛之談，而是始終與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與改革的歷史實踐緊密相連，始終與中華民族不斷走向復興的歷史進程相連。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於美國問題和中美關系的觀察與思考，濃縮著陳雲對於如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深刻思考和遠見卓識，因此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和深刻的歷史借鑒意義。

〔作者董振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