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毛澤東“著重從思想上建黨”思想的文本解讀

延安時期毛澤東“著重從思想上建黨”思想的文本解讀

余守萍

[摘要]“著重從思想上建黨”，是延安時期毛澤東黨建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提出，“掌握思想領導是掌握一切領導的第一位”﹔“需要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斗爭”﹔“掌握思想之實施為干部教育”﹔“要把全黨變成一個大學校”﹔“不但要武的，我們也要文的了”。毛澤東的這一思想，以實現黨的思想領導為目標，以展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斗爭為主要內容，以干部教育、學習運動、文化建設為主要途徑和方法，努力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有利於實現黨內思想的高度統一。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黨建思想同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實踐相結合，充分吸取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經驗教訓，形成了相對完整的黨的建設理論體系。思想建設是延安時期中共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著重從思想上建黨”也成為毛澤東黨建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重溫延安時期毛澤東關於黨的思想建設的思考，對於我們“堅持和運用好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把我們黨建設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35 頁。），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掌握思想領導是掌握一切領導的第一位”

延安時期，如何能在面臨巨大的軍事壓力的情況下，採取正確的革命策略，是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重要問題。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運用好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件基本武器至關重要。關於如何運用好這兩件武器，毛澤東認為加強黨的建設是關鍵環節，因為黨的組織“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沖鋒陷陣的英勇戰士”（《毛澤東選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613頁。）。尤其是黨的思想建設，直接關系到中國革命的前途和黨的命運。在 1942年給劉少奇、彭德懷的一封電報中，毛澤東指出：“我們已定思想、政治、政策、軍事、黨務五項為政治局業務中心，而以掌握思想為第一項。”（《毛澤東文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92頁。）這封電文不僅明確了延安時期中共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必須完成的主要任務，同時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黨的思想建設的重視，是其“著重從思想上建黨”思想的重要體現。

因此，毛澤東強調：“掌握思想領導是掌握一切領導的第一位。”（《毛澤東文集》第 2卷，第 435頁。）思想領導，就是黨在思想戰線上具有領導權和主動權，使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在思想領域佔主導地位。掌握思想領導，是統一全黨思想、凝聚全黨力量的前提和基礎，也為中共的發展壯大、承擔起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重任提供思想保障。

毛澤東之所以突出強調黨的思想領導，一方面是由黨在延安時期所承擔的主要歷史任務決定的。當時，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將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是中國共產黨承擔的主要歷史任務。完成這一歷史任務，僅僅依靠黨員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廣泛發動人民群眾，爭取與國民黨的第二次合作，建立起鞏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就凸顯出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的時代命題：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613頁。）。其中，思想上的鞏固是重要方面，也是核心要求。而思想上的鞏固取決於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追求，取決於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信仰的認同。需要通過黨對思想的領導，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教育，使黨的指導思想成為全體人民的精神支柱。

另一方面，突出強調黨的思想領導也是由黨在這個時期的特點決定的。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但是也要看到，中共誕生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社會，農民佔據人口的絕大多數，中國革命的敵人有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民族資本主義在夾縫中艱難地生存。這些時代背景決定了中共從成立之初就處於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包圍之中。對此，毛澤東指出：“我們黨是處在這個廣大階級的包圍中，我們又有很大數量的黨員是出身這個階級的，他們都不免或長或短地拖著一條小資產階級的尾巴進黨來。 ”（《毛澤東選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833頁。）也就是說，許多黨員雖然組織上入了黨，但思想上還沒有徹底入黨，還難免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小資產階級思想。受到小資產階級思想的侵染，就容易使一些黨員發生思想的動搖甚至立場的轉變。1943年，鄧小平在北方局黨校整風動員會上的講話中就這樣說過：“我們可以毫不夸大地說，許多同志的思想意識中都存在著非無產階級的東西。”（《鄧小平文選》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89頁。）這對黨能否始終保持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此，必須強調黨的思想領導，把黨建設成為堅強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二、“需要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斗爭”

掌握黨的思想領導，首先必須積極應對黨在思想上遇到的挑戰，開展思想整頓，尤其要對非無產階級思想進行斗爭並加以克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提出：“要從組織上整頓，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頓，需要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斗爭。”（《毛澤東選集》第 3卷，第 875頁。）這就提出了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的任務和要求。思想斗爭不僅是實現黨的思想領導的基本途徑，也是推動黨內團結的有力武器。這種團結對於中國革命來說至關重要，奠定了中國民族和民主革命的重要基礎。

思想斗爭是無產階級思想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的重要途徑。黨內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存在，不利於統一全黨思想和實現黨的團結。毛澤東指出，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必須通過積極的思想斗爭，用無產階級思想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幫助他們解決思想認識上的問題。1943年，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的黨校裡也有爭奪領導權的一種斗爭，就是用無產階級思想去克服小資產階級思想及其他非無產階級思想。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中，主要的是小資產階級思想，例如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散漫性、自發性這樣一些東西。”（《毛澤東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56—57頁。）無產階級政黨堅持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因此，無產階級思想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斗爭實質即用馬克思主義思想戰勝和克服非馬克思主義思想。1945年，在《論軍隊生產自給，兼論整風和生產兩大運動的重要性》的社論中，毛澤東將黨內存在的“一個極其嚴重的矛盾”概括為“黨內無產階級思想和非無產階級思想（其中有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甚至地主階級的思想，而主要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之間的矛盾，即馬克思主義思想和非馬克思主義思想之間的矛盾”（《毛澤東選集》第 3卷，第 1108頁。）。

黨內存在的錯誤思想，有多種表現形式，比如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自由主義，因此，思想斗爭的開展必須加強針對性，以克服這些錯誤思想。在《矛盾論》《實踐論》中，毛澤東立足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批判了黨內存在的教條主義傾向。矛盾是普遍的，也是特殊的，人的認識過程是從特殊到一般、從一般到特殊的循環反復。但教條主義者不懂得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忽視實踐的重要性，將書本、理論當教條，思想僵化，千篇一律地套用所謂的公式。教條主義者在研究問題時，局限於表面和片面的認識，而不深入把握事物內部的規律。因此，教條主義者直接表現為主觀主義，使黨內的理論研究走向保守、僵化，這顯然不利於黨的思想領導。在《反對自由主義》一文中，毛澤東詳細列舉了自由主義的 11種危害，明確指出自由主義來源於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性，他們往往把個人利益置於革命利益、黨和國家利益之上。他們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也是教條的，不准備用馬克思主義克服自己的自由主義，客觀上是對敵人的援助。因此，思想戰線的任務之一即是用馬克思主義克服自由主義。在《整頓黨的作風》中，毛澤東將思想斗爭的矛頭指向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指出黨內這三種錯誤思想都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學風上的主觀主義無法培養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造成理論與實踐的脫節﹔黨風上的宗派主義將個人置於黨之上，造成黨內不團結﹔文風上的黨八股苛求形式，阻礙了對生動活潑革命精神和真理的啟發。毛澤東認為，這三種錯誤思想必須以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武器，有針對性地展開思想斗爭予以批判。

三、“掌握思想之實施為干部教育”

為了加強黨的思想領導、用無產階級思想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必須重視黨的思想教育，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武裝。延安時期，毛澤東著眼於黨內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亟須提高的現實，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環節。如果這個任務不解決，黨的一切政治任務是不能完成的。”（《毛澤東選集》第 3卷，第 1094頁。）在這個思想指導下，中共採取整風教育的方式，在黨內開展了普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運動，極大地提高了全黨的思想理論水平。

黨的思想教育應面向全體黨內同志，尤其是黨的領導干部。延安時期毛澤東對干部教育予以了高度重視，將干部教育視作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重要內容和實現途徑。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是中國革命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者和踐行者，是聯系黨員群

眾的依靠力量。“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毛澤東選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277頁。）可以說，黨的各級干部的思想水平、政治素質和工作能力直接關系到黨的思想領導，也對黨的狀況有直接影響。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關於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中明確提出，干部教育工作的比重應佔據全部教育工作的第一位。從這一認識出發，延安時期中共充分發揮抗大、黨校、馬列學院等教育陣地的作用，加強各級干部教育，提高全黨的理論水平和思想覺悟。

實施干部教育首要在於提高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的理論水平。從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現實需要出發，各級領導干部承擔著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宣傳教育，承擔著用無產階級思想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的任務。“教育者必須首先受教育。”（《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100頁。）在《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中，毛澤東提出，從黨指導偉大革命的使命出發，必須自覺造就成萬數的干部隊伍。“好的干部”是有明確衡量標准的，要“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毛澤東選集》第 1卷，第 277頁。）等等，明確規定了干部教育的內容和目標。以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為主要內容，結合中國問題教育、中共黨史教育和政治路線教育，推動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結合，引導各級領導干部學會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

干部教育也要為提高各級干部的工作能力，改進其工作作風服務。干部教育以提高理論水平為首要目標，以此為基礎，使各級領導干部掌握思想斗爭的主動權，在辯証唯物論和唯物辯証法指導下，自覺克服對待馬克思主義、對待革命實踐經驗的主觀主義、自由主義等錯誤傾向，實現黨在思想戰線上的絕對領導。尤其要引導各級干部加強同群眾的聯系，克服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等錯誤傾向。通過不斷加強干部教育，端正各級干部的態度，使其認清使命，增強為革命、為廣大群眾服務的意識。

加強干部教育同時也是教育一般黨員的有效方式。干部的思想覺悟提高了，作風端正了，才能更好地發揮其在普通黨員群眾中的模范作用。從這個角度看，“整風運動是一個‘普遍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運動’。整風就是全黨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來學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275頁。）。在廣大干部帶頭受教育的引領下，整風運動取得了教育全黨的重要成效。

四、“要把全黨變成一個大學校”

如果說“掌握思想之實施為干部教育”，那麼掌握思想之基礎和保障就在於學習。從掌握思想領導、加強黨的干部教育出發，毛澤東強調：“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533頁。）這就提出加強黨的思想建設離不開學習，黨的干部教育的成功實施，首要也在於黨內學習運動的開展，必須引導各級干部尤其是高級干部的自覺學習。1939年《在延安在職干部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強調：“要把全黨變成一個大學校。學校的領導者，就是中央。各地方黨部，八路軍、新四軍、游擊隊，都是這個大學的分校。全黨同志以及非黨的戰士們，都須進這個學校。”（《毛澤東文集》第 2卷，第 185頁。）這就明確了學習是全黨共同的任務，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黨內和軍隊廣泛開展了學習運動。

關於學習什麼的問題，毛澤東強調的首先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都要學。要注意通過學習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真諦，掌握馬克思主義關於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鑒於當時黨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普遍不高，毛澤東建議在

全黨開展一次學習競賽，以推動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運動的深入。其次，毛澤東強調要加強對中國歷史文化遺產的學習，“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要學。他強調，要立足於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立足於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把握，絕對不能割裂歷史，要珍視歷史文化遺產並批判總結性地學習。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學習和了解，有助於推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加強精神認同。再次，毛澤東還認為，學習還要指向對中國現狀的研究，要結合中國革命形勢、中國革命中各階級的思想實際、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現狀的學習，提升理論學習的指向性和現實感。

解決學習什麼的問題僅僅是第一步，要實現通過學習統一全黨思想，“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毛澤東選集》第 1卷，第 178頁。）。如何才能做到善於學習，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毛澤東重點比較了主觀主義的態度與馬列主義的態度，指出主觀主義的態度將注意力放在空洞的理論上，脫離了實際，割裂歷史，無的放矢，這對研究馬列主義理論是不利的。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馬列主義的態度“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是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的”（《毛澤東選集》第 3卷，第 801頁。），這種態度是實事求是的。正確的態度是實事求是地學習，是在學習馬克思主義過程中不拘泥於詞句，注意理論學習與現狀調查相結合﹔是克服“言必稱希臘”、對中國的歷史渾然不知的學習，將現實關注與歷史研究相結合﹔是克服“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的學習，用馬克思主義之“矢”去射中國革命之“的”，將理論學習與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相結合，克服對馬克思主義抽象空洞的把握。毛澤東還認為，正確的學習態度還要注意對自我滿足的克服。“學習的敵人是自己的滿足，要認真學習一點東西，必須從不自滿開始。”（《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535頁。）

五、“不但要武的，我們也要文的了”

文化建設是黨的建設的重要方面，與黨的思想建設息息相關。文化是政治經濟的觀念反映，又對政治經濟具有能動的反作用。文化建設的開展，不僅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思想保障，同時也是推動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實現思想統一的有效途徑。因此，毛澤東認為，文化建設具有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戰略意義，是加強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根本保障。《在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大會的講話》中，毛澤東指出：“過去我們都是干武的。現在我們不但要武的，我們也要文的了，我們要文武雙全。”加強根據地和黨的自身建設，“我們要文武兩方面都來”。（《毛澤東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461頁。）“著重從思想上建黨”，離不開全黨開展的文化建設，離不開黨員干部和廣大群眾對先進文化的掌握。

在充分認識了經濟、政治與文化之間的辯証關系的基礎上，毛澤東將文化建設置於與經濟、政治建設同等重要的地位，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予以整體把握。毛澤東提出：“由於現時中國革命不能離開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因而現時的中國新文化也不能離開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領導。”（《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705頁。）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領導，重點在於反對封建主義舊文化和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中的落后、反動成分，努力創造新文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明確提出：“所謂新民主主義文化，一句話，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698頁。）這種新文化在五四運動后出現，區別於資產階級文化和封建主義舊文化，它是在馬克思主義先進理論領導下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加強先進文化建設，是實現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領導的基本途徑。

實現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領導，必須注重先進文化對黨員的武裝。從延安時期黨的生存環境和重要使命出發，毛澤東強調必須加強文化建設，實現先進文化對黨員的思想武裝。而

實現先進文化的武裝，提高黨員的文化知識水平是基礎。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理論體系，具有系統性、整體性、理論性等特征，沒有一定的文化知識水平的積累，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掌握會困難重重。對此，毛澤東強調：“沒有文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就學不進去。學好了文化，隨時都可以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選集》第 3卷，第 818頁。）通過用先進文化武裝黨員、提升黨內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這是我們黨能夠充分發動群眾、實現思想統一的重要途徑。先進文化提供思想指引的同時，能夠營造積極的宣傳教育氛圍，實現馬克思主義潛移默化的濡染。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建設，能夠拉近馬克思主義與群眾的距離，在具體實踐中，建構群眾能夠接受的、通俗易懂的話語體系和表達方式，對於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調動群眾參與革命的積極性主動性非常關鍵。為此，延安時期不僅興辦了大量正規集中的中小學校，同時各類村學、識字班、讀報組也紛紛建立，取得了根據地和解放區文化教育工作的突出成績，為全黨和根據地群眾學習先進文化，從而實現先進文化的武裝打下了良好的社會基礎。

實現先進文化對黨員的武裝，必須重視發揮知識分子的積極性。“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698頁。） 在《整頓黨的作風》中，毛澤東區分了“有書本知識的人”和知識分子。前者擁有書本知識，但是不善於將知識運用到現實中去，不接觸實際或者實際經驗很少，所以不能真正稱得上是知識分子。將“有書本知識的人”改造為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必須推動其參與到實際工作中去，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使其在黨的文化建設和思想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

上述五個方面，就是延安時期毛澤東“著重從思想上建黨”思想的主要內容。毛澤東強調，掌握思想領導為第一項工作，這是目標。而延安時期，實現黨的思想領導受到黨內外廣泛存在的非無產階級思想特別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威脅，因此“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斗爭”，用馬克思主義克服消極有害的教條主義、主觀主義、自由主義等錯誤思想，這是主要內容。為真正實現對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克服，必須採取一定的途徑和方法，因此，毛澤東在全黨開展了普遍的干部教育和學習運動，並提出要加強文化建設。通過這些途徑，提高了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實現了黨內思想的高度統一。重溫延安時期毛澤東關於黨的思想建設的思考，對於新時期加強黨的意識形態建設、加強黨的思想領導具有重要啟示。

〔作者余守萍，南京曉庄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江蘇南京 211171〕

（責任編輯：宿凌）

（來源：《黨的文獻》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