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義明：從三個側面看鄧小平如何推進改革

從三個側面看鄧小平如何推進改革

戚義明

　[摘要]鄧小平曾提出過很多深刻的改革思想。在改革精神方面，他強調“要敢字當頭”，敢於獨立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見 ﹔強調要解放思想，提倡要有敢想敢說敢干敢闖的精神狀態，提倡要有一批勇於思考、勇於探索、勇於創新的闖將，提倡要用“明白人”。在改革作風方面，鄧小平一直反對拖拉懶散，認為解決問題不能拖，拖是沒有希望的。他強調改革機會要抓住，決策要及時。在改革方法方面，他認為改革是一場大試驗，“膽子要大，步子要穩，走一步，看一步”，即一切具體改革措施實行前都要經過試點，取得經驗后再全面鋪開﹔同時要根據客觀條件的成熟與否，來決定改革措施的步驟和力度﹔對一時不能實施的改革措施，不要強行實施，而要逐步創造條件，為問題的解決創造好的基礎。

　 [關鍵詞]鄧小平﹔改革開放﹔改革精神﹔改革作風﹔改革方法

　 [中圖分類號] A849 [文獻標識碼] A

　 改革開放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曾經提出過很多深刻的改革思想。細細體會，其中以下三個方面給筆者留下的印象最深。

改革精神：“要敢字當頭”

　眾所周知，中國的改革是從1978年底拉開序幕的。但就鄧小平來說，改革其實早在1974年到1975年就已經試驗過一段了。1975年初，鄧小平重新主持中央黨政軍日常工作。面對“文革”后期的混亂局面，他強調全黨要講大局，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提出全面整頓的任務。整頓其實就是改革。針對當時派性斗爭愈演愈烈，一些領導班子軟弱渙散，隻抓革命、不抓生產的狀況，鄧小平在領導全面整頓時多次強調要“敢字當頭”。1975年5月21日，他在國務院辦公會議上 說 ：“現在，干部中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怕字當頭，不敢摸老虎屁股。”（《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頁。）　九、十月

間，他在農村工作座談會上再次強調：“現在問題相當多，要解決，沒有一股勁不行。要敢字當頭，橫下一條心。這半年來，我講了多次話，中心是講敢字當頭。”（《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頁。）

　“敢字當頭”，體現的正是改革精神。這種精神，鄧小平既對己，也對人。

　首先，鄧小平自己就是抱著“敢字當頭”的態度來領導整頓的。他曾被打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派”並下放江西多年，本應接受點“教訓”而有所顧忌，但他全然不顧，而是抓住契機，義無反顧地開始全面整頓。他戲稱自己是維吾爾族的姑娘，辮子多，不怕被抓辮子，不怕被打倒。

　 其次，對各級領導班子，他也要求要“敢字當頭”，不要怕這怕那。對於堅決鬧派性的要堅決調離，對於軟弱渙散的，要整頓加強，“找那些敢於堅持黨的原則、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於負責、敢於斗爭的人進領導班子”（《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47頁。）。在鄧小平看來，整頓的核心是黨的整頓，這個中心環節抓好了，各方面的整頓就不難。隻有各級領導班子對各種問題態度鮮明，群眾才有主心骨﹔隻有敢於動真碰硬，派性分子才會有所顧忌，才能真正將國民經濟搞上去。可以說，正是有“敢字當頭”的精神，使1975年整頓取得了巨大成績。

雖然鄧小平的整頓舉措和改革精神為“四人幫”所不容，他主持的全面整頓也因此中斷，但正是這句“敢字當頭”，使人們對鄧小平的政治品性和行事風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中看到了中國未來的希望。

　“敢字當頭”既是一種勇氣和決心，也是一種擔當精神和責任意識，如果每個人都從個人得失考慮問題，怕擔責任，怕擔風險，那麼改革就很難取得進展，我們的事業就不會有希望。從鄧小平1977年復出后領導撥亂反正和1978年后領導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到“敢字當頭”的精神和勇氣。1977年復出后，鄧小平自告奮勇抓科教，領導教育戰線撥亂反正。當時教育戰線存在的問題很多，亟待解決。可一些同志思想中仍有很多顧慮，怕跟著犯“錯誤”。對此，鄧小平多次強調“要放手去抓，大膽去抓，要獨立思考，不要東看看，西看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68頁。），鼓勵他們要敢字當頭，敢於獨立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見。改革開放后，他始終強調要解放思想，提倡要有敢想敢說敢干敢闖的精神狀態，提倡要有一批勇於思考、勇於探索、勇於創新的闖將，提倡要用“明白人”。“明白人”有很多標准，首要的一條就是要有改革的膽識﹔有膽才有識，因此關鍵還是要有“敢字當頭”的精神。

　作為改革的領導者，沒有“敢字當頭”的擔當和勇氣，沒有“敢字當頭”的精神狀態，對重大問題猶豫不決，沒有准主意，就沒有政治號召力，人民群眾就不會跟著你走，改革也不會走出新路。當然，“敢字當頭”必須立足實際，實事求是，隻有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精神，才能贏得人民群眾的支持。

改革作風：雷厲風行，果斷決策

　如果改革無法取得進展，一般會有兩種原因：一是人們思想僵化或者頭腦中還有顧慮，怕犯錯誤，缺乏改革的膽識，這時候就需要“敢字當頭”的勇氣和精神﹔二是思想上已經沒有什麼障礙了，但遇事還是拖延不決。主要表現為是對於與人民群眾切身相關的、該解決而且能夠很快解決的事務性問題，不及時去解決，以及對於一些重大的戰略決策拖延不決。

能解決的問題不解決，這屬於工作作風問題，拖拉懶散的作風與實現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是極不相適應的。改革開放后，鄧小平一直反對這種作風，認為解決問題不能拖，拖是沒有希望的。在軍隊整頓中，他強調要“緊張快干”，“不能慢慢吞吞，拖拖拉拉，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在打擊經濟犯罪活動中，他強調要“雷厲風行，抓住不放”﹔在抓精神文明建設中，他強調要“一抓到底”。這些都很鮮明地體現了他“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改革和行事風格。

　與拖拉懶散的作風相比，對於重大戰略決策問題的拖延不決，其后果更嚴重，會貽誤改革時機，延緩發展進程，這也是鄧小平堅決不能容許的。1989年政治風波后，鄧小平談到經濟不能滑坡問題時，說了這樣一段話：“應該解決的問題要加快解決，要用快刀斬亂麻的辦法解決，不能拖。當斷不斷，要誤事。看准了的，積極方面的，有利於發展事業的，抓著就可以干。”（《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頁。）這句話鮮明地反映出鄧小平干脆利落、不拖泥帶水的風格，同時也反映出他以時不我待的狀態抓改革的迫切心情和實干精神。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鄧小平多次強調不能一味求穩，最根本的還是要實現一定的發展速度，使經濟隔一段時間上個新台階。他提出“要採取有力的步驟，使我們的發展能夠持續、有后勁”（《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12頁。）。指出“要實現適當的發展速度，不能隻在眼前的事務裡面打圈子，要用宏觀戰略的眼光分析問題，拿出具體措施。機會要抓住，決策要及時，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條件更好，可以更廣大地開源”（《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55頁。）。這些都體現了他善抓大事、果斷決策的風格。為搶抓機遇、加快發展，當時鄧小平謀劃的一個大戰略就是開發上海浦東。他認為，上海是一張王牌，抓上海是一個關系全國的大戰略。他反思說，上海開發晚了是一個大的失誤。他多次叮囑中央負責同志要抓好浦東的開發開放，目的就在於強調不能再次犯戰略失誤，喪失發展機遇。

改革方法：“膽子要大，步子要穩”

　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大國搞改革，沒有現成經驗可循，沒有現成模式可套。鄧小平認為，改革是一場大試驗，是前無古人的事業，“我們的方針是，膽子要大，步子要穩，走一步，看一步”（《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3頁。）。

　改革不可能從一開始就有非常清晰具體的方案。隻能在大致方向確定后，在實踐中不斷探索，不斷完善。因此首先膽子要大，就是說“看准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頁。）。改革開放初期，政治上發揚民主，經濟上隨著各項改革措施的推進和對外交往的擴大，都對我們的法制建設提出更高要求，修改補充法律成為一項緊迫而繁重的任務。但是，我們不可能從一開始就搞一整套成熟的法律制度。鄧小平主張：不要等，而要大膽地試。開始可以搞粗一點，逐步完善，有的可以地方先試搞，再制定全國通行的。他特別指出：“成熟一條就修改補充一條，不要等待‘成套設備’”，“總之，有比沒有好，快搞比慢搞好”。（《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7頁。）在他看來，不能期望改革會一步到位、一勞永逸，隻能在實踐中不斷探索，開辟道路。直到1992年，他在南方談話中還指出：恐怕再有30年，我們才能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成熟定型的制度。

　在其他各個方面的改革中，鄧小平也都強調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對於農村改革搞家庭聯產承包，他指出要“允許試”，也要“允許看”，不搞強迫。對於創辦特區，他的名言是：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一個“殺”字充分體現了要大膽闖、大膽試的意思。對於市場經濟，對於証券、股市這些有爭議的東西，他也強調“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鄧小平之所以強調要大膽地闖、大膽地試，是因為改革不可能是完全沒有任何風險的，“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頁。）　。

　 鄧小平所說的步子要穩，一個重要體現就是，一切具體改革措施實行前都要經過試點，取得經驗后再全面鋪開﹔同時要根據客觀條件的成熟與否，來決定改革措施的步驟和力度。比如說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77年鄧小平復出后，從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出發，就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但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畢竟是一件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事，因此鄧小平特別指出：“有些問題，中央在原則上決定以后，還要經過試點，取得經驗，集中集體智慧，成熟一個，解決一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40頁。）在他看來，提出改革並完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任務，是必要的，方向是正確的，是為了適應現代化建設的需要。但是，在步驟方面要穩妥，這樣可以避免大的震蕩。例如，我們根本上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但是如果一下子實施，一些“文革”后剛剛復出的老同志肯定會多少有一些抵觸情緒，因此，作為過渡，我們採取了顧問委員會的方式，這樣就比較穩妥。

　 鄧小平還認為，我們不可能一次完成全部的改革任務，對一時不能實施的改革措施，我們不要強行實施，而要逐步創造條件，為問題的解決創造好的基礎。1982年，在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機關精簡機構的同時，軍隊也在考慮精簡機構問題。但當時軍隊領導體制還沒有理順，有中央軍委、軍委常委、軍委辦公會議，還有各個總部，層次比較復雜。在領導體制沒有理順前，機構改革條件不成熟。於是鄧小平提出，可先不忙進行機構改革，“成熟一件做一件，不成熟寧肯慢一點。這次機構改革，軍隊是后了一步，但也有必要，醞釀得更成熟些，大家思想更一致，更容易解決問題”（《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410頁。）。鄧小平的這一思想方法生動地體現了他對辯証法的嫻熟運用。

　中國共產黨人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善於從前人的思想寶庫中汲取精神資源和智慧力量。從以上三個方面看鄧小平如何推進改革，我們可以領悟到：改革要有一股“敢字當頭”的精神頭﹔要有緊張快干、善於決斷的工作作風﹔要有既積極又穩妥的辯証方法。這些對我們當前進一步深化改革，是不無現實啟示意義的。

〔作者戚義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北京100017〕

（責任編輯：宿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