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佐夫、斯皮恰克：鄧小平在莫斯科（1926年—1927年）：一個革命者和未來改革者思想的形成

鄧小平在莫斯科（1926年—1927年）：一個革命者和未來改革者思想的形成

〔俄〕潘佐夫、斯皮恰克 著陳鶴 譯

 

[摘要]1926—1927年，鄧小平就讀於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在此期間，鄧小平抱著極大的興趣刻苦學習，並克服語言困難，努力研讀馬克思、列寧等人的經典著作。學習期間，他被選入學校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局，參與處理黨組織的黨務工作。盡管在組織上存在派系斗爭，但這一切並沒有擾亂鄧小平的思想，他善於接受大多數人的觀點，嚴格遵守黨的紀律。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這一年的思想認識所得，對其馬克思主義思想觀點的形成產生了一定影響。

[關鍵詞]鄧小平﹔莫斯科﹔共產國際﹔莫斯科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思想

[中圖分類號] A76 [文獻標識碼] A

 

1926年初，未來的中國改革家鄧小平第一次踏上了俄羅斯的土地。他按照中國共產黨歐洲支部的決定從法國來到莫斯科，迫切地前來研究布爾什維克的經驗。在蘇聯他停留了一年時間。鄧小平在發生十月革命的國度收獲了哪些知識？他讀到、看到了什麼？這裡的經歷對他思想的形成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保存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的檔案，包括鄧小平及其同學們的個人檔案和他們就讀大學的相關館藏資料，可以解答上面的疑問。檔案資料明確顯示，鄧小平和中共歐洲局黨員、中國共青團團員（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共17位同志，途經德國、波蘭，最終於1926年1月17日星期日到達莫斯科。中國共產黨莫斯科支部的代表到白俄羅斯—波羅的海火車站（原名亞歷山大火車站，1922年8月改名為白俄羅斯—波羅的海火車站，1936年5月改為現名白俄羅斯火車站——譯者注）迎接他們，並把他們帶到苦行廣場（1937年改名為普希金廣場——譯者注）。這裡原是一座女子修道院，后成為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以下簡稱“東方大學”）。雖然是休息日，但學校已經給大家准備好了學生証。當然，出於保密考慮，大學人事處的工作人員頭一件事就是給學生起個化名，起化名時比較隨意，一般不會考慮太久。當時，鄧小平得到了多佐羅夫這個俄文姓氏。鄧小平的朋友，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歐洲支部負責人傅鐘的化名是阿列克謝·戈奧爾吉耶維奇·基萬科夫（參見基萬科夫（傅鐘）個人檔案，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全宗495，目錄225，卷宗1251﹔達尼利內姆（鄧紹聖）個人檔案，卷宗1637。），而鄧小平的叔父、同樣來此學習的中共黨員鄧紹聖的化名是弗拉基米爾·尤利耶維奇·達尼利內姆。隨后學校給學員分配了宿舍。宿舍是1919年3月30日被布爾什維克關閉的修道小室。

當時，修道院被移交給軍事和海軍事務人民委員會改作兵營，兩年后東方大學的學生就替代了托洛茨基的士兵，而這座建筑則劃歸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會。那時大學也隸屬於委員會，由它管理。1923年，由於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會被裁撤，大學的管理權轉至共產國際東方部。大學則被冠以斯大林的名字，因為斯大林曾任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會委員（此時斯大林已是布爾什維克黨主要領導人之一，黨中央總書記）。（參見Д.А.斯皮恰克：《共產國際莫斯科教學中心中國學生培養史：目的、方式、結果（1921—1939年）》，副博士論文，莫斯科，2010年，第44—47頁。）

鄧小平求學之時，斯大林共產主義大學被認為是蘇聯最大的大學之一，在讀學生1664人，學生的國籍幾乎包括了東方所有民族。其中中國學生100余人，且多數從歐洲來。（參見Д.А.斯皮恰克：《共產國際莫斯科教學中心中國學生培養史：目的、方式、結果（1921—1939年）》，副博士學位論文，第46、48頁。）

在莫斯科，鄧小平遇到了許多法國時的熟人（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國共青團歐洲支部的300多人中有200多人在莫斯科學習（參見《鄧小平自述》，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頁。）），包括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青團歐洲支部的領導人任卓宣（俄文名：拉斐爾，即葉青——譯者注）。在巴黎和裡昂時，鄧小平曾在他的領導下工作過幾個月。任卓宣來莫斯科已有兩個月，但他用於學習的時間卻沒有用於社會活動的時間多。就在鄧小平來的前幾天，任卓宣被選為中共莫斯科支部書記。按照軍事紀律，1月19日任卓宣給所有人辦理了重新加入這一組織的手續。（參見鄧希賢個人檔案（多佐羅夫），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全宗495，目錄225，卷宗1629，第1—4頁。）

原來，當地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都處於軍事化管理狀態。從1921年12月組織建立起，支部的領導就確立了這種秩序，他們認為有義務以鐵的紀律驅除從落后、陳舊的父權社會繼承下來的思想和觀念。據比鄧小平早來莫斯科三年、即1923年春來莫斯科的鄭超麟回憶：“那裡面分出了領袖和群眾，領袖出令，群眾受命，領袖不像是群眾的同學，倒像是群眾的師長……我們在法國時候也有領袖，但他們的領袖地位是在群眾工作中自然表現，自然建立的，我們誠心承認他們是我們的領袖，但也認為他們是我們當中的人，比我們有能力，但同我們一樣的人。而莫斯科的大學生對領導的概念卻完全不同……他們不僅在領導面前卑躬屈膝，就連在私下裡也不敢有不滿的言語。我們被分成幾個小組，每組四五個人。支部每周開一次到兩次會。此外，還有其它不計其數的大會和小會。每次會短則兩三個小時，長則四個小時。會場氣氛非常緊張、興奮、熱烈。可我們都做了什麼呢？什麼也沒做。有什麼理論研究？什麼也沒有。會議的大部分時間消耗在‘個人批評’上。被批評者隨后再去批評批評者。最終結果是大家都面紅耳赤，心中種下憎恨的種子。”（《鄭超麟回憶錄》，香港，第58—60、66—67頁。）

雖然任卓宣也來自法國，但他很快就接受了“莫斯科式”的風格，當了書記，並繼續得到栽培。他篤信自己的政策，后來在回憶中寫道：“我們的方式是符合列寧關於黨的自我批評原則的……所有大學生都是來自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所以我們必須注意，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我們必須強迫其改造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和資產階級情調。”（任卓宣：《留學歸國后的回憶》，《六十年來中國留俄學生之風霜踔厲》，台北，1988年，第74頁。）

雖與鄧小平相識，任卓宣還是馬上對他進行了“改造”。到莫斯科一周后，鄧小平要做自我批評。作為一名紀律性強的黨員，鄧小平還遞交了書面聲明：“我來此雖不久，團體對我已有很正確的批評，使我知道自己的缺點，向著自新的路上走去，向著使我成就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路上走去。我已有在我的錯誤中去改我的錯誤的決心，使自己得到進步。”（《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8頁。）

中國共產黨莫斯科支部總部不在東方大學，而是在另一所大學，即鄧小平到達莫斯科兩個月前開辦的，坐落於沃爾洪卡16號的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以下簡稱“中山大學”）。以前這裡是首都最古老的中學之一——莫斯科省立第一中學。與東方大學不同的是，中山大學主要是為中國人開辦的，不僅招收中國共產黨黨員，還招收中國國民黨黨員。1924年1月，在保持政治和組織獨立的前提下，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從而建立了反抗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中山大學正是這個統一戰線的教學中心。

鄧小平、鄧紹聖和傅鐘在東方大學隻停留了很短時間，也就是在他們到達莫斯科12天后即轉到了中山大學。因為有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認為，把那些被寄予厚望的中國共產主義者派到這所蘇聯主要的“中國”大學更為適合。在東方大學的年輕人甚至還沒來得及適應，該校校長格利高力·伊薩克維奇·布萊托已經把他們的檔案交給了他的同事，中山大學校長卡爾·別加爾多維奇·拉狄克。

1926年1月29日，鄧小平拿到了中山大學的學生証，學號233，俄文名伊萬·謝爾蓋耶維奇·多佐羅夫。學校又給每位新來的同學發放了全套的生活用品：衣服、大衣、肥皂、牙膏和牙刷（參見А.В.潘佐夫：《蘇中關系秘史·布爾什維克與中國革命（1919—1927）》，莫斯科，2011年第237頁。），分配了宿舍。第二天，也就是1月30日星期六，鄧小平終於坐到了課桌前。中山大學的教學計劃安排得非常豐富。

鄧小平開始學習俄語、社會形態發展史（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革命運動史、東西方革命運動史、聯共（布）歷史、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是德國社會主義者卡爾·考茨基的《卡爾·馬克思經濟學說》）、黨的建設、軍事事務以及新聞學（課程設置的最后一個科目標注的是“報刊”）（參見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第530宗，第1卷，第16號﹔C.А.達林：《中國回憶錄（1921—1927）》，莫斯科，1975年，第176頁。）。學期設置為2年，學生每周上6天課，每天8個小時（參見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全宗530，目錄1，卷宗17，第53頁。）（從1926年下半年開始——周一至周三每天8小時、周四至周六每天6小時（參見《在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真理報》1926年3月11日。））。

在中山大學學習的一切，對於鄧小平來講都是全新的，他吮吸著知識的營養。用他自己的話說，他來莫斯科就是為了“弄清楚什麼是共產主義”。他在填寫中山大學入學履歷時寫道，“我過去在西歐團體工作時，每每感覺到能力的不足，以至往往發生錯誤。因此我便早有來俄學習的決心。不過因為經濟的困難，使我不能如願以償”，“我更感覺到而且大家都感覺到我對於共產主義的研究太粗淺”，“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務使自己對於共產主義有一個相當的認識。我還覺得我們東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頗覺濃厚，而且思想行動也很難系統化，這實對我們將來的工作大有妨礙。所以，我來俄的志願，尤其是要來受鐵的紀律的訓練，共產主義的洗禮，把我的思想行動都成為一貫的共產主義化。我來莫的時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堅決地把我的身子交給我們的黨，交給本階級。從此以后，我願意絕對的受黨的訓練，聽黨的指揮，始終為無產階級利益而爭斗”（參見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全宗530，目錄2，卷宗5，第175頁。）。

鄧小平被分在第七學習小組（當時中山大學共有30個這樣的小組，每組25—40人），分到第七小組的學生被認為是將來無論在共產黨還是在國民黨都會更有政治前途的學生。和鄧小平同在一組學習的有他的朋友傅鐘、叔父鄧紹聖，還有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俄文名：尼古拉·弗拉基米羅維奇·葉利扎羅夫），汪精衛的外侄陳春圃（指陳璧君的遠房侄子——譯者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於右任的女婿屈武，未來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組織部部長谷正鼎（俄文名：盧森堡）、未來的國民黨行政院內政部政務次長鄧文儀、國民黨南京市黨部主任委員肖贊育（俄文名：皮薩列夫）。這一組私下裡被稱作“理論家小組”。

學習小組用俄語授課，這當然影響了教學質量。上課時一半時間用於口譯，且口譯不能總是完全符合原意。但學校不能給鄧小平提供其他選擇，沒有中文授課的小組，鄧小平也不能去法文小組，因為他雖在法國生活5年卻沒有學會這個國家的語言。

鄧小平並沒有氣餒，按照他女兒的話說，他所有時間都“很高興”，因為他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參見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莫斯科，1995年，第127頁。）他抱著極大的興趣刻苦學習，在圖書館一坐就是很長時間。雖然他的俄語還是像法語一樣學不會，但社會學科，包括聯共（布）歷史、社會發展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都得了優秀。學校有很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布哈林著作的中文譯本，也就是在那時，鄧小平開始關注這些理論書籍。

周圍的環境有助於鄧小平保持一份愉悅的心情。1926年的莫斯科以至整個蘇聯都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旨在布爾什維克的監督下發展市場經濟。新經濟政策的成果隨處可見，包括大學裡。國家經濟蒸蒸日上，國家和個體生產使市場更加繁榮。新的商場、飯店、咖啡館紛紛開張。據鄧小平的一位同學回憶，“我們這從沒缺過雞鴨魚肉。……我們一日三餐營養豐富……比如早餐，會給我們雞蛋、夾著奶油的面包、牛奶、腸、茶，有時甚至還有魚子醬。此外，學校的服務人員為給學生們留下美好印象，在我們吃厭了俄餐時，他們趕快給我們請來中國廚師。從此我們有了吃俄餐或是中餐的選擇”（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勞倫斯出版社1971年版，第102、103頁。）。學生的休息時間組織得也很好：參觀博物館、各種展覽，去劇院。1926年夏天甚至去了列寧格勒游覽。（參見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莫斯科，1995年，第128頁。）

在莫斯科的生活，根本不同於鄧小平在法國的五年。那時他或是為賺一點點錢而工作，或是靠失業救濟勉強度日。而布爾什維克黨領導實行新經濟政策下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卻顯而易見。馬列著作和文章、斯大林和布哈林當時的講話成為學生們的必讀學說。“權力永遠也不會高於經濟建設和以經濟為基礎的社會文化發展”（《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版，莫斯科，1961年，第19卷，第19頁。），鄧小平記住了馬克思的話。“試圖完全禁止、封鎖一切依賴幾百萬小生產者實現的私人的、非國家的交換，即貿易，即資本主義的發展的政策是愚蠢的，因為這種政策對於嘗試它的政黨來說等於自殺。其愚蠢，在於這種政策從經濟角度來說是不可能的﹔說其等於自殺，因為嘗試類似政策的政黨會慢慢崩潰”（《論糧食稅》，《列寧全集》第43卷，莫斯科，1963年，第222頁。），這是他在列寧著作中讀到的。“新經濟政策是無產階級國家在最高指揮權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的前提下允許資本主義進入的一種特殊政策……要削弱資本主義要素培育社會主義要素、要使社會主義要素戰勝資本主義要素、要消滅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結語》，《斯大林文集》，莫斯科，1952年，第7卷，第364頁。），鄧小平思考著斯大林的論斷。“新經濟政策的思想包含我們利用農民、小生產者甚至是資產階級對國民經濟的首創精神，允許私人積累，最為重要的意義是使其客觀上服務於社會主義國家工業，以至整個國民經濟。總之，要對所有農民和他的所有階層說：要豐富、積累、發展自己的經濟。隻有白痴才會說，我們應該一直貧窮。現在我們應該實行的是使我們的貧窮消失的政策。”（《布哈林Н.И.選集》，莫斯科，1988年，第137頁。）他分析著布哈林的講話。

在中山大學就讀期間，黨務工作佔用了鄧小平大量時間。開學后不久，鄧小平就在中山大學全體團員會議上被選入學校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局，而第7小組的黨員同學推選他為本小組的黨小組組長（參見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全宗495，目錄225，卷宗1629。），於是他並不情願地被拉入學校展開的尖銳的派系斗爭中。事情發生在1926年初，任卓宣提出“會議第一，學習第二﹔實踐第一，理論第二”的口號，（參見余敏玲：《莫斯科中山大學（1925—1930）》，博士學位論文，紐約，1995年，第179頁。）較之更關注黨務會議的學生，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學習上的學生被公開抨擊為“學院派”和“個人主義”，而那些在開許多個小時的長會時沒有堅持到最后就去吃午飯的學生則被批判成“小資產階級”和“利己主義者”。許多老師對此不滿（參見余敏玲：《莫斯科中山大學（1925—1930）》，博士學位論文，第179頁。），校長拉狄克本人表示出更加強烈的憤怒。他雖曾是列寧近衛隊成員，但他也是這世界上最珍視個人自由的人。1926年2月18日，在中山大學全體黨員會議上他和中共莫斯科支部的領導者進行了討論。此后，他親筆草擬了支部的工作計劃，包括號召中共學生黨員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孫中山思想，要求任卓宣不要干擾學生自由思考和討論與中國革命相關的任何問題（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全宗530，目錄2，卷宗33，第28—30頁。）。

拉狄克的號召找到了富饒的土壤。許多在莫斯科懷有政治抱負、富有激情的中國青年公開反對莫斯科支部。時年22歲，來自安徽農家的團員陳紹禹（即王明——譯者注）成了他們的領袖，他借用任卓宣的俄文化名詞根來批判其理論和實踐方針。結果，到了1926年春，教學幾乎陷入癱瘓。幸好6月暑假開始了。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學生們去了莫斯科近郊雅羅斯拉夫鐵路沿線的塔拉索夫卡療養院。這裡也充滿了自由的空氣。陳紹禹和他的同學並不想結束辯論。他們召開激烈的全體會議反對任卓宣和其他莫斯科支部的“老板”，會議持續4天，直到校長拉狄克來到塔拉索夫卡以聯共（布）中央、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學校校長的名義宣布取消莫斯科支部，並研究於近期將中國學生黨員轉入布爾什維克黨。1926年夏，任卓宣回國（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全宗530，第1卷，第42號。）。

從此以后，包括鄧小平在內的所有中共黨員，都按照布爾什維克黨中央組織局的決定成為由校黨委領導的完全從屬於領導學校黨委的俄羅斯共產黨員的聯共（布）候補黨員。候補黨員沒有選舉和被選舉權，他們不能和學校黨委的正式黨員領導競爭。而校黨委的領導也和拉狄克校長不同，他們嚴格遵守和中共莫斯科支部領導一樣的黨建觀點，不允許有任何的獨立性。中山大學黨務工作方法實際上並沒有改變。所有黨、團成員還像以前一樣要參加冗長的黨的會議，還有其他形式，如分組討論、“現行政策小組”會，會上要求他們公開表明對黨的領導的忠誠。（參見余敏玲：《莫斯科中山大學1925—1930》，第172—173頁。）中山大學黨委書記謝德尼科夫不厭其煩地向學生們灌輸：黨內不能有任何民主，隻有在黨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之時才能談黨內民主（參見余敏玲：《莫斯科中山大學1925—1930》，第175頁。）。

這一切並沒有擾亂鄧小平。他雖是個急性子，卻能嚴格遵守黨的紀律，接受大多數人的觀點，盡量不表明自己的傾向。

1926年8月12日，思想不斷發展的謝德尼科夫在自己的一篇經典作文中寫道：“中央的權力是自上而下的，必須完全服從首長的指令……民主不總是一成不變的概念。擴大或是縮小民主取決於周圍環境的變化。例如，在革命前的俄國不可能擴大民主。在現今的中國也同樣是不可能的。”（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全宗530，目錄2，卷宗15，第42頁。）

中山大學黨支部定期給鄧小平做出積極的評價。1926年6月16日中山大學中共黨支部的一份“黨員批評計劃案”中記載：“一切行動合於黨員的身份，無非黨的傾向”﹔“守紀律”、“對黨中的紀律問題甚為注意，對一般政治問題亦很關心且有相當的認識，在組會中亦能積極參加討論各種問題，且能激發同志討論各種問題”﹔“黨的大會和組會從無缺席”﹔“黨指定的工作能切實執行”﹔“與同志們關系密切”﹔對功課“很有興趣”，“努力學習可以影響他人”﹔“對黨的認識很有進步，能在團員中樹植黨的影響”﹔“能做宣傳及組織工作”。（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上），第29—30頁。）在另一份中山大學黨支部1926年11月5日的鑒定中強調：“多佐羅夫是一個十分積極、精力充沛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聯共（布）候補黨員）。是校團委的優秀組織工作者。遵守紀律，自制力強，善於學習，多佐羅夫同志在校團委的組織工作中積累了豐富經驗，進步很快。積極參加社會工作，同他人保持同志關系。學習優秀、黨性強（單獨開展工作——單獨做國民黨黨員的工作，被指派做這項工作的都是最優秀的黨員）。該同志最適合做組織工作”，“由於鄧小平良好、自覺而積極的工作表現”，（參見鄧希賢（多佐羅夫）個人檔案，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全宗495，目錄225，卷宗1629，第1—4頁。）1926年10月9日，在鄧小平擔任黨小組組長的第7學習小組全體會上鄧小平由聯共（布）候補黨員轉為正式黨員。

在自己的品德計劃案中鄧小平也像對黨組織那樣很好地介紹了自己。學校每幾百名男生才有二三十名女生，鄧小平不像大多數男同學那樣對女生糾纏，而是表現得非常保守。他真心愛上了一位俄文名叫多加多娃的姑娘。她苗條、可愛，短頭發，細而黑的雙眉，微微豐潤的嘴唇。鄧並未做出任何舉動，而是把全部時間用來學習和做黨的工作。他隻知道這個姑娘的真名叫張錫瑗，1907年10月28日出生在直隸省房山縣良鄉火車站的一個鐵路工人家庭，比鄧小三歲，在鄧小平到莫斯科前兩個月和陳紹禹一路從中國來到莫斯科，幾個月后，也就是1925年12月在莫斯科加入共產黨。張錫瑗在另一個小組學習，也同鄧小平一樣進入校團委組織局。說實話，她學習並不是很主動，常得3分。黨務工作做得也不是都很順利，有一次她甚至得到“沒完成黨交辦的任務”的評價。（參見多加多娃個人檔案，俄羅斯國家政治社會歷史檔案館，全宗495，目錄225，卷宗1669。）她也沒發生什麼浪漫的事：應該做的是爭取組織的信任。（直到1928年鄧小平和張錫瑗才戀愛結婚。也就是在鄧小平回國一年，張錫瑗回國半年以后。他們在上海舉行了婚禮，之后他們同在設於上海的中共中央秘書處工作（參見《鄭超麟回憶錄》，第203頁。））

中國形勢在急劇發展。1926年春，蔣介石成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1926年7月開始了最早由國民黨創始人孫中山設想的意在結束當時中國各省軍閥割據的北伐。在中國西北的蔣介石的聯盟軍被稱為國民軍，其總司令馮玉祥在1924年10月起義反抗本派軍閥吳佩孚，佔領北京之時即已聲明支持國民黨。馮玉祥向蘇聯求援，蘇聯很快派來了幾十名軍事顧問，隨后又提供了超過600萬盧布的武器裝備。但就在北伐開始前3個半月，馮玉祥遭到來自北方軍閥的沉重打擊。1926年5月初，馮玉祥舉家前往蘇聯——進行爭取蘇聯擴大軍事援助的談判，並“靜待中國事態發展”（參見《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文件集》，莫斯科，1996年，第2卷，第228、281頁。）。此時，蔣介石的北伐成功開始，7月11日其受國民革命思想鼓舞的部隊打了對軍閥吳佩孚的第一個勝仗，佔領了湖南省會長沙。

與此同時，在莫斯科的馮玉祥也與聯共（布）領導人簽署了蘇方向其提供超過430萬盧布補充物資援助的協定。此外，他的軍事顧問團也加強了力量，派列寧格勒軍區第一步兵團團長米哈伊爾·弗拉基米羅維奇·桑古爾斯基（介紹給馮玉祥時用了別名：烏斯曼諾夫）為顧問團的軍政領導人。馮玉祥在莫斯科停留了三個多月（從1926年5月9日到8月16日）后回國，此時中國革命運動正如火如荼（參見《馮玉祥日記》第2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頁。）。8月17日，蔣介石重啟北伐——自長沙向武漢發起進攻。1926年10月10日，國民革命軍攻破武昌，意味著吳佩孚主力已被摧毀（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172頁。）。

要知道，離國民黨取得對全國軍閥派系的最后勝利還很遙遠。1926年9月17日馮玉祥回國，即刻投入到為爭取祖國自由和獨立最后出路的斗爭中。他聲明，他的全部軍隊加入國民黨，並再次向莫斯科求援。這次莫斯科給他派來了補充顧問組（見 J.E.謝裡丹：《中國軍閥·馮玉祥履歷》，斯坦福，1966年，第203—209頁。）。

共產國際向馮玉祥全面地推薦了中山大學和東方大學的學生，從中選拔了20人，其中包括鄧小平，他還沒有完成2年的學業。北伐已進入決定階段，但共產國際執委會還是建議，“一些學生推遲回國，直到完成本科學業”（《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文件集》第2卷，第449頁。）。

1927年1月12日（《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上）記載為1926年底——譯者注），鄧小平從中山大學退學，同日啟程回國。他經過南西伯利亞、蒙古到達早在1926年11月被馮玉祥佔領的西安。

鄧小平的一年旅蘇經歷也隨之結束。中山大學黨委在總結鑒定中寫到：“非常積極且精力充沛。一名優秀的黨務工作者，沉著守紀，學業名列前茅。訓練有素。”（參見《鄧小平自述》，第28頁。）第七學習小組全體會議做出的關於鄧小平由聯共（布）候補黨員轉為正式黨員的決議被取消（參見鄧希賢（多佐羅夫）個人檔案，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全宗495，目錄225，卷宗1629，第9頁。）：鄧小平回到中國，在那兒重新成為正式的中共黨員。

前面等待這位富有才干的年輕共產黨員的是中國革命，在風起雲涌的革命進程中他和他的同志們取得了政權。而在更遠的未來，屬於他的是中國社會主義偉大改革家的榮耀。

鄧小平在蘇聯的一年，並沒有白白度過。在這期間，鄧小平看到、讀到和學到的一切都影響著鄧小平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形成。

 

（本文譯自俄羅斯《遠東問題》雜志，2011年第4期）

〔作者亞歷山大·瓦季莫維奇·潘佐夫，國會大學（美國）教授﹔達利婭·亞歷山大洛夫娜·斯皮恰克，女，國家大學（俄羅斯）高等經濟學校副教授。譯者陳鶴，女，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北京100080〕

（責任編輯：宿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