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倡導的黨的思想宣傳工作的原則和方法

毛澤東倡導的黨的思想宣傳工作的原則和方法

李斌

[摘要]毛澤東非常重視黨的思想宣傳工作，不僅對宣傳工作作過許多指示和論述，而且多次直接領導和參與宣傳工作的具體實踐，提出了宣傳工作應當遵循的多項原則和方法。概括起來主要有如下幾條：堅持黨性原則，把握正確的輿論導向，服從並服務於黨的中心工作﹔加強黨內宣傳教育，著眼於提高黨員干部和思想宣傳工作者自身的政治素養、理論水平和業務能力﹔注意方式方法，對群眾的宣傳以說服教育為主，對敵對勢力的宣傳既要強調斗爭性又要講究策略性﹔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注重調查研究，推動實際工作的有效開展﹔堅持走群眾路線，以群眾為主要宣傳受眾，發動群眾、依靠群眾、教育群眾，爭取民心，凝聚力量﹔善於採取豐富的群眾喜聞樂見的宣傳形式，保証宣傳工作的實際效果。毛澤東倡導的這些宣傳工作的原則和方法，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取得和黨的優良作風的形成和傳承發揮了重要作用，對當前在復雜多變的國內外形勢下做好宣傳工作具有啟迪意義。

[關鍵詞] 毛澤東﹔思想宣傳工作﹔黨性原則﹔方式方法﹔實事求是﹔群眾路線

[中圖分類號] A841 [文獻標識碼] A

毛澤東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非常重視黨的思想宣傳工作，始終把宣傳工作作為黨的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對宣傳工作作過許多指示和論述，而且經常直接領導和參與宣傳工作的具體實踐，提出了宣傳工作應當遵循的多項原則和方法，有效地宣傳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有力地配合和保証了黨的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

一、宣傳工作要堅持黨性原則，把握正確的輿論導向，服從並服務於黨的中心工作

毛澤東認為，宣傳工作首要的原則是要“完全符合於黨的政策”，體現黨性原則。梳理和分析毛澤東的革命實踐活動，可以看出，他始終把宣傳工作作為黨的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強調黨的宣傳工作必須具有黨性、組織性和戰斗性，這是確保黨的事業成功的重要武器之一。早在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就非常注意規范宣傳工作。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毛澤東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期間，不斷地規范宣傳程序，加強宣傳監督，使個人言論宣傳自由服從政黨的需要，服從民族解放的需要。他擬定了一系列宣傳大綱，為北伐戰爭作宣傳和動員。這些舉措引領了革命輿論，加強了革命紀律，推動了大革命的開展。

在毛澤東看來，宣傳工作要無條件地宣 傳黨的路線和政策，使群眾了解黨的正確主張，從而擴大革命的影響力。在土地改革運動中，黨的宣傳工作正確地反映和宣傳了黨的土改政策，但“許多地方的通訊社和報紙，不加選擇地沒有分析地傳播了許多包含‘左’傾錯誤偏向的不健全的通訊或文章”。針對這一現象，毛澤東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其宣傳部、新華社總社及各地分社、各地報紙的工作人員都應“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和中央路線”，對過往的宣傳工作加以檢查，發揚成績，糾正錯誤，以保障革命獲得勝利。（參見《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143頁。）宣傳工作的及時糾錯，推動了土地改革的順利進行。1956年，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講話，要求全黨勤儉建國。但是報紙上卻片面地、不合實際地宣傳要改善人民生活，而對勤儉建國、反對鋪張浪費、提倡艱苦朴素這些內容，宣傳得不夠，而且廣播電台也轉播了報紙上的觀點。毛澤東及時糾正了這一宣傳誤區，強調以后的宣傳重點要放到宣傳勤儉建國、提倡艱苦朴素上來。由於毛澤東和黨中央引導宣傳工作正確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使其深入到廣大群眾心中，保障了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此外，毛澤東還提出黨的領導“應該把報紙拿在自己手裡”，把握好輿論宣傳關。要把握正確的輿論導向，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要掌握宣傳工具和宣傳武器，“把報紙拿在自己手裡”。毛澤東曾指出，黨要實現“從蘇區與紅軍的黨走向建立全中國的黨”這一目標，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建立在全國公開的黨報及發行網”。（《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9—60頁。） 他強調黨的各級領導“應該把報紙拿在自己手裡，作為組織一切工作的一個武器，反映政治、軍事、經濟並且又指導政治、軍事、經濟的一個武器，組織群眾和教育群眾的一個武器”（《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頁。）。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指出，即使是一張省報，對於全省工作、全體人民，也有極大的組織、鼓舞、激勵、批判、推動作用。因此，黨要把報紙拿在自己手裡，“中央，各級黨委，凡是出版報紙的地方，都要把辦報看成大事”（《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183頁。）。他多次要求中央、各級黨委要把新聞記者、報紙工作人員和廣播工作人員召集起來開會，跟他們交換意見，告訴他們宣傳的方針，因為黨隻有把輿論宣傳工具掌握好，才能正確地把握好社會輿論導向。

要把握正確的輿論宣傳導向，重要的是要把握好報刊的理論導向和社論方向。抗戰時期，國共發生軍事摩擦后，宣傳工作一度出現與黨當時堅持的國共合作抗日政策不一致的現象，毛澤東在為中央書記處起草的給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指示中指出，各地應改正過去不討論新聞政策及社論方針的習慣，抓緊對通訊社及報紙的領導。根據這一指示，黨加強了對通訊社及報紙的輿論引導，特別是注重發揮社論的喉舌作用，對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起了積極作用。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仍然十分重視社論對輿論導向的引導作用。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強調，地方黨委領導要親自抓思想問題，要召開宣傳工作會議，討論當地的思想工作和有關思想工作的各方面問題。他要求無論是各級領導還是宣傳工作者，都要擔負起把握輿論導向的責任，“精心寫作社論是一項極重要任務，你們自己、宣傳部長、秘書長、報社總編輯，要共同研究。第一書記挂帥，動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論，是必要的”（《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202頁。）。毛澤東認為，社論是非常重要的新聞評論和輿論引導工具，能及時傳達黨和政府的聲音，因此，黨的領導干部親自寫作或審改社論，是把握好輿論宣傳導向的一個重要手段。

為加強對輿論的正確引導，毛澤東不但親自撰寫大量的新聞、社論稿件，而且親自審改報刊雜志發表的重要文章。1942年10月28日，毛澤東在給中央晉綏分局書記林楓的電報中，強調要加強新聞宣傳工作的組織紀律性：“整個通訊社及報社的新聞政策及社論方針，分局必須經常注意，加以掌握，使我們的宣傳完全符合於黨的政策。”（《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98頁。）他反復強調“務使我們的宣傳增強黨性”（《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454頁。），以符合革命局勢的需要。國共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進一步要求宣傳工作服務於黨的方針政策，要注重宣傳和平建國基本方針，用最大的力量經營宣傳和平的工作。1945年9月14日，毛澤東、周恩來給中央及張雲逸、李先念、尹林平發去電報，要求盡快派人到上海等地辦報，“必須盡速出版”上海《新華日報》及南京、武漢、香港等地以群眾面目出版的日報，以宣傳黨的方針政策。

無論是堅持黨性原則，還是把握正確的輿論導向，根本目的是要保証宣傳工作服從並服務於黨的中心工作。不同的歷史時期，黨的中心工作也不同。因此，毛澤東認為，宣傳工作要適應形勢的發展變化，無條件地宣傳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隻有服務於黨的中心工作，思想宣傳工作才有生命力和意義。

二、宣傳工作要加強黨內宣傳教育，著眼於提高黨員干部和思想宣傳工作者自身的政治素養、理論水平和業務能力

要對群眾思想和社會輿論進行正確的引導，爭取群眾的支持，凝聚社會力量，首先要提高黨員干部自身的政治素養、理論水平和業務能力。因為黨員干部本身就擔負了宣傳任務。“什麼是宣傳家？不但教員是宣傳家，新聞記者是宣傳家，文藝作者是宣傳家，我們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傳家。”（《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79頁。）如果黨員干部和思想宣傳工作者自身的政治素養、理論水平和業務能力尚不及群眾，怎麼可能對他們進行引導呢？因此，黨員干部對黨的方針政策的認識要先於和高於群眾。毛澤東強調，在黨和軍隊內部進行宣傳教育，增強黨員干部對黨和政府方針政策的了解，提高我黨我軍的作戰水平和執政能力，是宣傳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他要求黨的各機關把利用報紙開展宣傳工作作為經常的業務之一，要認真地學習和研究報紙上的相關政策和理論問題。

延安時期，針對黨內存在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教條主義等不良作風，黨開展了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整風運動，而宣傳則成為配合整風運動的有力工具。毛澤東提出：“我們今天來整頓三風，必須要好好利用報紙。”（《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409頁。）延安整風運動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黨報的鞭策和宣傳發揮了良好作用，“延安這樣一搞，搞得很好，消息傳出去了，傳到了各個根據地，傳到了國民黨統治區域，各地的黨組織都會跟著我們干” （《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412頁。）。毛澤東認為，黨員干部的思想言論在群眾中具有帶頭作用，經過報紙把一個部門的經驗傳播出去，就可以推動其他部門工作的改進，就可以貫徹黨的路線，反映群眾情況，加強思想工作，從而推動全黨工作的改進。

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趨於勝利，我們黨將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黨的主要任務也要逐漸由革命和階級斗爭轉變為開展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要完成這種轉變，首先要在思想輿論上對黨員干部加以引導。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毛澤東要求黨報黨刊在宣傳上為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建設做准備。1948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和結論中，提出“要寫文章做宣傳，在全黨提倡學習工業和做生意。我們已有城市和廣大地區，這個任務必須解決”（《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頁。）。通訊社、報紙、廣播、電台的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並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164頁。）。在報刊輿論的引導下，黨的各級領導干部一步一步地學會管理城市，恢復和發展城市中的生產事業，進而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工作。這些宣傳和引導，不僅提高了黨的干部隊伍的思想理論水平，也加強了黨員干部對革命和建設工作的認識，使宣傳工作成為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的先導。

要做好宣傳工作，正確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必須培養一批思想政治和業務素質過硬的宣傳工作者隊伍。延安時期，毛澤東就要求黨的一切宣傳工作者都要“依照列寧的精神去工作”。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提出，為了建成社會主義，各省、市、自治區要有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自己的科學家和技術人才，自己的文學家、藝術家和文藝理論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報紙和刊物的編輯和記者”（《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201頁。）。毛澤東特別強調指出，新聞宣傳工作者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用馬列主義武裝頭腦。1957年3月，他在與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中指出，馬克思主義修養不足是普遍問題，解決這個問題，隻有“認真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如果思想方法上存在片面性，那是因為沒有好好學習馬克思主義。他強調，不僅要提高宣傳工作者的思想水平和理論素養，而且宣傳工作者還要具備獨立思考的分析判斷能力。他說，記者的頭腦要冷靜，要獨立思考，不要人雲亦雲，“不要人家講什麼，就宣傳什麼，要經過考慮”（《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212頁。）。宣傳工作者既要有高的理論水平，又要有硬的業務素質，這樣才能在輿論宣傳中推動革命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

三、宣傳工作要注意方式方法，對群眾的宣傳以說服教育為主，對敵對勢力的宣傳既要強調斗爭性又要講究策略性

毛澤東認為，宣傳工作不僅要強調和堅持黨性原則，而且要根據對象的不同和形勢的變化注意宣傳的方式方法。“有理、有利、有節”，是毛澤東歷來堅持革命斗爭的重要原則之一，也是毛澤東指導宣傳工作的重要原則和方法。

一方面，毛澤東注重用靈活的宣傳策略服務於統一戰線工作，以恰當的方式做群眾思想宣傳工作。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既將新聞宣傳工作作為維護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法寶，又將其作為反擊國民黨反共磨擦的重要武器。面對國民黨的軍事磨擦和輿論攻擊，毛澤東要求報刊宣傳服從團結抗戰的需要。毛澤東在部署當時的宣傳與談判方針時指出，面對“我處內線，彼處外線，我是防御，彼是進攻”的復雜形勢，我方的宣傳“應當採取‘哀者’態度，應當照顧中間派，不要劍拔弩張，而要仁至義盡”（《毛澤東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9—70頁。）。維護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宣傳使命和方針鼓舞了抗日士氣，使黨的宣傳成為黨領導根據地建設和抗日斗爭的有力武器。

抗戰勝利后，毛澤東在宣傳工作方面積極為營造全國范圍的和平氛圍而努力。他主張在輿論上爭取團結各派，宣傳和平建國，指示黨的報刊雜志在輿論上採取恰當的分析，既反對反動派又積極爭取中間派。對右翼分子要加以公開的批評與揭露，但“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說服性，要入情入理”﹔對一切可以爭取的中間派，應採取積極爭取與合作的態度，“在報紙刊物上批評時，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說服性”。（《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15頁。）

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以后，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由此，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就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面對這種變化，毛澤東進一步強調宣傳工作要講究策略，特別是做群眾的思想宣傳工作更要注意方式方法。群眾是黨的宣傳工作的主要對象，因此，黨的宣傳工作，從一定意義上講，實質上就是做群眾的思想疏導工作。對此，毛澤東指出凡屬於人民內部矛盾，隻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他在1957年對新聞出版界代表指出：“在報紙上開展批評的時候要為人家准備樓梯，否則群眾包圍起來，他就下不了樓”。 “文章要尖銳，刀利才能裁紙，但是尖銳得要幫了人而不是傷了人”。（《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265頁。）也就是說，在報刊上既要批評該批評的人，又要留有余地，批評的目的是“幫人”，而非“傷人”。他還指出，過去搞運動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傷人太多，我們應該接受教訓。隻有做好了對群眾的宣傳工作，解決了思想認識上的問題，才能真正團結群眾，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共同建設社會主義。

另一方面，毛澤東強調對敵宣傳要旗幟鮮明地進行斗爭，但也要講究策略。

在復雜的革命斗爭形勢下，在與國民黨交鋒的過程中，毛澤東要求在輿論宣傳工作中堅持既聯合又斗爭的方針，從而推動革命斗爭工作。國共重慶談判期間，為了防止國民黨的軍事進攻，黨在軍事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備，但是在對外宣傳上則採取低調的態勢。在國民黨發動大規模內戰之前，毛澤東一再要求黨的宣傳工作既要揭露敵人的真面目，又要適可而止，爭取和平。國民黨正式發動軍事進攻后，毛澤東要求宣傳工作及時揭露國民黨的真面目。1946年9月27日，毛澤東致信陸定一，要求在社論中“強調我軍必勝蔣軍必敗”。他指出：“向軍民描寫美蔣怎麼厲害，怎麼凶，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則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區軍民心目中的中心問題是能否勝利與如何取得勝利。”（《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134頁。）毛澤東還要求將“七七”宣言中各項要點“在報紙刊物上作文發揮或作講演”，以宣傳“一切反動派進攻必須打敗與能夠打敗”，（《毛澤東文集》第4卷，第148頁。）同時還要將宣言印成單張，向大城市及國民黨軍隊廣為散發。這一宣傳策略揭露和打擊了國民黨的內戰陰謀，使解放軍在戰略上處於有利地位，推動了解放戰爭的勝利進行。為了實現和平建國的方略，毛澤東要求黨在大城市的宣傳也必須注意策略，不能驚動老官僚、老軍閥及土豪劣紳。他指示，不要在約法八章等之外，再發出“實行土地改革”、“消滅封建勢力”、“把革命進行到底”、“打到南京去，消滅國民黨反動派”等口號。因為鄉村中的土地改革辦法，決不能施行於大城市附近，否則，不利於大城市的和平解放。這一宣傳方針起到了穩定各大城市民心的作用。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推進，毛澤東及時指導宣傳工作為解放戰爭服務，爭取各派力量的支持，這促進了有關城市的和平解放，對建立新中國起了重要作用。毛澤東堅持的對敵宣傳既要旗幟鮮明地進行斗爭又要講究策略的原則和方法，使黨在實際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主動權，從而推動了革命斗爭工作的開展。

四、宣傳工作要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注重調查研究，推動實際工作的有效開展

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也是黨的思想宣傳工作的重要准則。毛澤東一向倡導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他認為思想宣傳工作“要講真話，不偷、不裝、不吹”（《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125頁。）。毛澤東鮮明地提出，共產黨不靠嚇人吃飯，而是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吃飯，靠實事求是吃飯，靠科學吃飯。

在毛澤東看來，宣傳工作不僅要對黨和國家各項工作中的成績給予恰如其分的肯定， 而且更重要的是對工作中的缺點和失誤勇於開展批評、提出建設性意見。“大躍進”時期，浮夸風一度非常嚴重。毛澤東在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之后，為糾正農村工作中的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等錯誤傾向，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各級干部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指出：“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頁。）實事求是的宣傳作風，在一定程度上打壓了一時甚囂塵上的浮夸風。毛澤東還要求各地如實公開地報道災情，以“喚起人民全力抗爭”。如實的報道對政府救濟工作的開展和人民生產自救都有很大的指導作用。事實是最好的宣傳，黨的報刊、通訊社、電台等宣傳工具必須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工作路線，講事實、講真話，任何時候都不要說假話、搞浮夸。

加強調查研究，是做到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的重要方法。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指出，大略的調查和研究可以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但是還不能解決問題，“要解決問題，還須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工作和研究工作”（《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81頁。）。1942年3月8日，毛澤東為《解放日報》題詞，提出“深入群眾，不尚空談”的新聞宣傳基本要求，強調新聞宣傳不能講空話、套話、大話。1957年，毛澤東在與新聞出版界代表談話時指出：“報紙是要有領導的，但是領導要適合客觀情況。”（《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62頁。）他指出，客觀情況包括客觀效果，如果領導不按馬克思主義客觀情況領導報紙，使編報的人感到不自由，編出來的報紙群眾不愛看，那就說明領導得不正確，這個領導一定是教條主義的領導。1958年1月15日，毛澤東與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談話時再次指出，“報社的人應該經常到下邊去，呼吸新鮮空氣”，“下去又做工作，又當記者。不要長住北京，要活動一些。要經常到外邊跑一跑”。（《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203頁。）隻有這樣，才能使理論與實際形勢相結合，“我們的作風就可以更切實了”，才能更好地解決實際問題，推動各項工作有效地開展。

五、宣傳工作要堅持走群眾路線，以群眾為主要宣傳受眾，發動群眾、依靠群眾、教育群眾，爭取民心，凝聚力量

毛澤東善於用輿論宣傳發動群眾，從而獲得群眾對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支持。他強調，宣傳工作必須走群眾路線，以群眾為主要宣傳受眾，才能使黨的方針政策深入人心，從而為黨爭取民心，凝聚力量。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指出，要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光有人民軍隊是不夠的，必須注重宣傳，以宣傳贏得人心。毛澤東在1929年12月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決議案中強調，“紅軍宣傳工作的意義和任務，就是擴大政治影響,爭取廣大群眾”（《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15頁。）。隻有實現了爭取廣大群眾這個宣傳任務，才可以達到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建立政權、消滅反動勢力、促進革命高潮等紅軍的總任務。毛澤東將武裝斗爭與新聞宣傳工作相結合，在宣傳工作中堅持走群眾路線，有效地宣傳了黨的方針政策，擴大了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提出了“兵民是勝利之本”的論斷。他認為，取得群眾的支持，是抗戰勝利的最基本條件。因此，為了爭取民心，首先要在輿論上發動和教育群眾。1942年3月31日，毛澤東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提出，“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90頁。）。由於堅持群眾路線的宣傳方針，《解放日報》在邊區成為有力的組織者，可以組織起整個邊區的政治、文化生活。而《邊區群眾報》發行更廣，看的人更多，影響更大。解放戰爭時期，為了發動人民支援解放戰爭，1948年4月2日，毛澤東在同晉綏日報編輯人員談話中，要求報紙工作人員善於把黨的政策變為群眾的行動，善於使廣大群眾都能懂得和掌握黨的每一個運動、每一個斗爭，“這是一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藝術”（《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151頁。）。他還說，我們的政策，不光要使領導者知道，干部知道，還要使廣大的群眾知道。有關政策的問題，一般地都應當在黨的報紙上或者刊物上進行宣傳。報紙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廣泛地同群眾見面。群眾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會齊心來做。群眾齊心了，一切事情就好辦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使群眾認識自己的利益，並且團結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參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8頁。）

宣傳工作不能無的放矢，必須要看對象，要與群眾相結合，要了解群眾，做到有的放矢。毛澤東認為，這是宣傳工作能夠走群眾路線的關鍵所在。“射箭要看靶子，彈琴要看聽眾，寫文章做演說倒可以不看讀者不看聽眾麼？”（《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78頁。）共產黨員如果真想做宣傳，就要看對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麼人看、給什麼人聽的，否則就難以讓群眾接受。毛澤東指出，我們的報紙要靠大家來辦，靠全體人民群眾來辦，靠全黨來辦，而不能靠少數人關起門來辦，因此，做宣傳工作的知識分子要同工農群眾結合，要與群眾有共同語言，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隻有這樣，思想宣傳工作才有很強的說服力，才能真正為工農群眾服務。

毛澤東強調宣傳工作必須堅持走群眾路線，因此取得了以宣傳工作爭取群眾支持和理解的良好效果，從而使新聞宣傳成為黨組織、教育和發動群眾的重要方式，為革命和建設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六、宣傳工作要善於採取豐富的群眾喜聞樂見的宣傳形式，保証宣傳工作的實際效果

宣傳工作不是為了宣傳而宣傳，而要注重效果。為最大限度地發揮宣傳工作的實際效果，毛澤東提出要善於運用各種各樣的豐富的群眾喜聞樂見的宣傳形式和途徑開展宣傳。

無論是革命戰爭年代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都主張採用標語、口號、傳單、布告、壁報、簡報等群眾喜聞樂見的宣傳形式開展宣傳工作。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31年，他在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寫的通令和一本小冊子中，要求地方各級蘇維埃、各界民眾團體普遍地舉辦《時事簡報》，以幫助群眾答疑解惑。《時事簡報》穩定了群眾的情緒，在中央蘇區發揮了極為重要的宣傳作用，“是蘇維埃區域中提高群眾斗爭情緒、打破群眾保守觀念的重要武器，在新爭取的區域對於推動群眾斗爭更有偉大的作用”（《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頁。）。抗日戰爭時期，為動員群眾支持抗日戰爭，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怎樣去動員？靠口說，靠傳單布告，靠報紙書冊，靠戲劇電影，靠學校，靠民眾團體，靠干部人員。”（《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頁。）為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要求動員報紙、刊物、學校、宣傳團體、文化藝術團體、軍隊政治機關、民眾團體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向前線官兵、后方守備部隊、淪陷區人民、全國民眾作廣大的宣傳鼓動，堅定地、有計劃地執行團結抗戰這一方針。豐富多彩的宣傳形式，易於為群眾所理解和接受，具有極強的渲染力和感染力，有力地推動了群眾支持抗戰、參與抗戰。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時期，毛澤東多次指出，要充分利用報紙、廣播電台和群眾集會場合，以生動活潑的形式向群眾傳達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這一時期，廣播隨處可聽，牆報、標語隨處可見，這正是宣傳工具和途徑多樣化的典型表現。標語等宣傳方式簡明扼要、朗朗上口，極大地激發了群眾參與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熱情。

實踐証明，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毛澤東始終注意指導全黨同志特別是思想宣傳工作者，善於運用廣播、標語、口號、傳單、布告、壁報、簡報、戲劇、歌謠等群眾喜聞樂見的多種宣傳形式，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收到了很好的宣傳效果。

總之，在革命和建設實踐中，毛澤東把宣傳工作放在重要位置，指導全黨同志運用一切宣傳工具和宣傳形式，科學、正確地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宣傳出去，有效地保障和促進了黨的各項工作的開展。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今天，黨情、國情、世情以及黨和國家的工作任務業已發生了巨大變化，科技的飛速發展帶動了通訊傳播手段的飛躍，宣傳工作面臨著新情況、新問題，在這種形勢下，重溫毛澤東在長期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倡導並經過實踐檢驗行之有效的宣傳工作的思想原則及方式方法，對進一步做好今天的宣傳工作有著重要的啟迪和借鑒意義。

〔作者李斌，女，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湖南長沙 410003〕

（責任編輯：高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