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澤東讀《共產黨宣言》漫議

青年毛澤東讀《共產黨宣言》漫議

房世剛

﹝摘　要﹞ 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曾兩次回憶自己青年時期讀《共產黨宣言》的情況。根據推測，在1919年12月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前，他應該已經接觸過北京有關報刊上所刊登的《宣言》譯文﹔根據有關回憶，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后，應該讀過“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翻譯的油印本《宣言》和《國民》雜志刊載、李澤彰翻譯的《馬克思和昂格斯共產黨宣言》兩種版本﹔1920年5月，毛澤東到上海拜訪陳獨秀時，很可能通過陳獨秀閱讀了陳望道翻譯的正在核校過程中的《宣言》全譯本。陳譯本《宣言》正式出版后，毛澤東曾多次認真研讀，受到深刻影響，以致毛澤東在日后的回憶中均強調自己青年時期所讀的是陳譯本《宣言》。

﹝關鍵詞﹞ 毛澤東﹔《共產黨宣言》﹔陳望道﹔中文譯本

﹝中圖分類號﹞ A122﹔A841 ﹝文獻標識碼﹞ A

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曾兩次回憶他在青年時期閱讀《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作者注）的相關情況。第一次是1936年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斗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美〕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頁。）第二次是 1941年9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對婦女生活調查團成員說：“記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階級斗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79頁。）

長期以來，毛澤東的這兩則回憶作為權威材料，被人們廣泛引証。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過相關人員的考証，陳望道翻譯的《宣言》的出版時間為1920年8月，而《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史》兩本書的中譯本出版時間則更晚一些。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的期間是1919年12月18日到1920年4月11日，他在當時是不可能讀到正式出版的陳譯本《宣言》的，學術界對此已經達成了共識。關於這一時間的誤記，當時給毛澤東和斯諾當翻譯的吳黎平在《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一書前言中指出，由於“毛澤東同志當時在沒有使用任何參考資料的情況下進行口述，又經過斯諾用外文記述，發生某些差錯是難免的。”那麼，毛澤東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間，有沒有讀到過其他中文譯本的《宣言》呢？

就現有資料來看，《宣言》最早的中文變譯（關於譯著和譯文，有兩種主要翻譯形式——變譯、全譯。其中，變譯包含節譯、摘譯、縮譯、述譯等形式。異國文獻在中國的傳播過程中，變譯大都先於全譯，《宣言》也是如此。）本是日本學者福井准造著、趙必振翻譯、1903年由上海廣智書局出版的《近世社會主義》一書。該書摘引了《宣言》最后一段話：“同盟者望無隱蔽其意見及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而成一新社會耳。”值得肯定的是，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人對《宣言》的翻譯也作出了重要貢獻。孫中山在倫敦期間通過接觸《宣言》，視野驟然開闊。因此，他積極敦促中國留學生借助熟悉外語的優勢，認真研究、翻譯《宣言》等書。1906年1月，朱執信在《民報》第2號上發表《德意志革命家小傳》一文，譯出了《宣言》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若干段話及十大綱領的全文。例如，他將《宣言》的第一章第一句譯為：“自草昧混沌而降，至於吾今有生，所謂史者，何一非階級爭斗之陳跡乎？”毛澤東后來曾評價說：“講馬克思主義倒還是國民黨在先。”（《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頁。）

20世紀初，《宣言》的中文譯本雖已出現，但譯文採用文言體裁，並伴有許多歪曲甚至錯誤，更為重要的是，當時中國還不具備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成熟的階級條件，所以，這些譯本產生的功效甚微。

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成為翻譯《宣言》的主體。1919年3月25日，《新潮》第1卷第5號上刊登了譚平山的《“德漠克拉西”之四面觀》一文，節譯了《宣言》第二章的十大綱領，這是俄國十月革命后中國人首次公開介紹十大綱領。4月6日，《每周評論》第16號刊載署名舍摘譯的題為《共產黨的宣言》一文，文章主要採用白話文的形式，翻譯了《宣言》第二章最后的幾段文字和十大綱領全文，共約千余字。5月，《晨報》登載了河上肇著、淵泉翻譯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其中摘譯了《宣言》第一章，全文譯出引言和第四章的末段。該文后來被《新青年》第6卷第5號轉載。8月，張聞天在所寫的《社會問題》一文末尾，翻譯出《宣言》的十大綱領，該文連載於《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第50、52號上。9月，《新青年》第6卷第5、6號刊載的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其中摘譯了《宣言》中關於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重要論述。11月，北大學生李澤彰全文翻譯出《宣言》，《國民》雜志第2卷第1號刊載了其中第一章，題為《馬克思和昂格斯共產黨宣言》，囿於篇幅限制，雜志不得不分期連載。后來，由於胡適的威逼利誘，李澤彰被迫撤回了《宣言》的剩余譯文，國內第一個中文全文版《宣言》的發表就此夭折。此外，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也翻譯了《宣言》並印了油印本。

《宣言》的前言、第一章全文等重要部分在報刊上陸續發表后，毛澤東是否接觸過這些《宣言》的中譯本呢？

1918年8月19日，毛澤東第一次來到北京。經過楊昌濟介紹，毛澤東進入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並結識了圖書館主任李大釗。由於工作關系，毛澤東“時常到李大釗處請教，讀到一些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刊”（《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頁。），並聆聽了李大釗的多次講演。此外，毛澤東還認識了陳獨秀、胡適、蔡元培、傅斯年、羅家倫等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1919年4月6日，毛澤東回到長沙，半年多的北京之行使毛澤東開始具體地了解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曾回憶說：“從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岡山為止，我從來沒有中斷過閱讀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報。”（〔美〕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第116頁。）五四時期，毛澤東更加注重報紙的作用，閱讀報紙、分析時局成為他每日必做的功課。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毛澤東充分認識到勞動人民在社會變革中的真正動力問題，提出“民眾的大聯合”的主張，強調這是決定革命成敗的關鍵。這篇文章已儼然閃爍著《宣言》中歷史唯物主義和階級分析法的光芒。由此，我們可以大膽地推斷，在第二次到北京前，遠在長沙的毛澤東應該接觸過北京有關報刊上所刊登的《宣言》譯文。

1919年12月18日，毛澤東第二次來到北京。由於受李大釗的影響，毛澤東對布爾什維主義有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很注意報刊上發表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特別留心搜尋和閱讀了那時能夠找到的為數不多的中文版馬克思主義書籍，這其中就應包括《宣言》。那麼，毛澤東可能讀到的《宣言》有哪些版本呢？根據有關當事人的回憶，有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翻譯的油印本《宣言》和《國民》雜志刊載的李澤彰翻譯的《馬克思和昂格斯共產黨宣言》兩種說法。

這兩種說法中，以羅章龍所提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翻譯的油印本的說法最為流行。1978年9月，羅在接受採訪時說：“我們德文組曾譯過《共產黨宣言》，是從德文本翻譯的，有油印本。我想1920年毛主席到北京時，大概已有一個《共產黨宣言》的油印本了，也可能不是全譯本。”（《“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頁。） 1990年3月，羅章龍又回憶說：“毛澤東第二次來北京的時候，我們有一個龐大的翻譯組，大量翻譯外文書籍，《共產黨宣言》就是其中一本。《共產黨宣言》不長，全文翻譯了，按照德文版翻譯的，我們自己還謄寫，油印，沒有鉛印稿，只是油印稿。我們醞釀翻譯時間很長，毛主席第二次來北京后看到了。”（《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7頁。）可見，羅章龍對《宣言》中譯本的誕生經歷了從模糊到確切的認定，對《宣言》的譯本類型也經歷了從可能的變譯本到確定的全譯本的變化。但羅章龍的回憶也存有疑點：“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於1920年3月，而毛澤東在4月11日就離開了北京。短短一個月時間，《宣言》能夠譯出並為毛澤東所讀到嗎？眾所周知，《宣言》翻譯難度較大，即使恩格斯本人也一直為此頭疼。羅章龍也承認，《宣言》“譯出的文字不易傳神，所以當時翻譯的速度很慢”。后來，陳望道也是用生平譯書五倍的功夫，耗時四、五個月的艱辛，才得以將《宣言》翻譯成稿的。

至於另一種說法，源於黎錦熙的回憶：1920年1月4日下午，黎錦熙曾到北長街99號福佑寺平民通訊社會晤毛澤東，在他工作的香案上便看到一本《宣言》，毛澤東還請他精讀這本書。有學者考証認為，黎錦熙所指的《宣言》就是李澤彰的譯本。因為在《國民》雜志上，“馬克斯和昂格斯共產黨宣言”用兩行通欄大字標題，另還有一行標有相同字樣的通欄小字標題，很是醒目。如果翻開雜志放在桌上，該譯文的首頁極像一本《共產黨宣言》的封面。這可能是黎錦熙誤認為這本雜志就是《宣言》的緣故。

此外，毛澤東除了有可能在長沙讀過北京報刊上的《宣言》變譯本之外，他第二次到北京期間，還極有可能再次讀到這些變譯本，因為毛澤東用心閱讀了李大釗等親密師友所介紹的馬克思主義的書刊，例如《每周評論》登載的《共產黨的宣言》摘譯。《每周評論》是陳獨秀和李大釗主編的報紙型周刊。鑒於李大釗與該刊的密切關系，毛澤東很有可能讀到此譯本﹔此外毛澤東閱讀《新青年》轉載的馬克思主義文獻就更無須質疑，畢竟毛澤東“在師范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志了”。

既然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期間不可能讀到陳望道譯《宣言》的全譯本，那他在關於此事的兩則回憶中為何均強調該譯本呢？

一個人的思想演變，往往要經歷一個曲折復雜的過程。第二次到北京期間，毛澤東雖然讀過《宣言》並傾向馬克思主義，但他還沒有真正接受馬克思主義。況且，《宣言》中的階級戰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等思想與毛澤東之前贊同的無政府主義主張相去甚遠，這無疑增加了其思想轉變的難度。進而言之，閱讀《宣言》並不表明毛澤東當即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

幫助毛澤東從根本上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的是陳獨秀。第一次到北京期間，毛澤東在楊昌濟的介紹下認識了陳獨秀，並給陳獨秀留下了深刻印象。1920年春，毛澤東到上海時拜訪了陳獨秀，談話中，自然也談到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參見《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頁。）此時，陳獨秀正在幫助陳望道校譯《宣言》，他建議毛澤東看看這本書。（參見朱洪：《中共首任總書記陳獨秀》，當代中國出版社2011年版，第114頁。）所以，毛澤東很有可能通過陳獨秀閱讀了《宣言》的全譯本。對此，毛澤東在日后的回憶中不無感慨地說：“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陳獨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澤東自述》（增訂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頁。）在陳獨秀的影響和幫助下，毛澤東撥開了心中籠罩的疑霧，進而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美〕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第116頁。）陳望道翻譯的《宣言》正式出版后，毛澤東多次研讀，甚至能完全背誦出來。陳譯本《宣言》對毛澤東思想的影響超過了其他任何譯本。於是，毛澤東在日后的回憶中均強調陳譯本《宣言》也就不足為奇了。

《宣言》是最早被譯為中文出版、中文譯本最多、印數最多，並且傳播最廣的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批共產黨人正是通過閱讀《宣言》，汲取了革命思想，思想發生了巨大變化，最終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在以后的歲月中，《宣言》還被毛澤東經常讀，重點讀，以此指導中國的革命實踐以及理論創新。1939年，毛澤東曾對黨內同志感慨地說：“《共產黨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問題，我就翻閱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有時隻閱讀一兩段，有時全篇都讀，每閱讀一次，我都有新的啟發。我寫《新民主主義論》時，《共產黨宣言》就翻閱過多少次。”（《緬懷毛澤東》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401頁。）到了晚年，毛澤東還在孜孜不倦地閱讀著英文版以及大字本的《宣言》。可以說，《宣言》作為毛澤東的精神家園和智慧源泉，伴隨了毛澤東的一生，這也從另一方面折射出《宣言》所具有的永恆價值和魅力。

〔作者房世剛，山東大學（威海）馬克思主義教學部講師，山東威海264209〕

（責任編輯：王為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