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基辛格1971年密談中的台灣問題及日本因素——基於美國解密檔案的考察

周恩來與基辛格1971年密談中的台灣問題及日本因素——基於美國解密檔案的考察

張 靜

 

[摘　要] 1971年7月中美北京密談的主要目的是籌備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及就包括台灣在內的雙邊、地區和國際問題交換意見。中國領導人在會談之初訂立“互惠”原則，迫使美方為實現總統訪華而必須在台灣問題上作明確表態。美方在先軍事后政治的“兩步走”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案遭到中方否決后，又試圖以“日本軍國主義復興”相威脅，實現延長在台駐軍、維持美台軍事防御關系的目的。但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以高超的外交智慧，最終迫使美方進一步作出反對日本軍事實力進駐台灣、不支持“台灣獨立運動”的承諾。

[關鍵詞] 中美密談﹔周恩來﹔基辛格﹔撤軍﹔台灣問題﹔日本因素

[中圖分類號] D2-0﹔D618 [文獻標識碼] A

 

為籌備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事宜，1971年夏，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與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秘密晤談。台灣問題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美雙邊關系中的痼疾，也是這次北京密談中最艱難的議題，雙方都在密談之前就政策內容、談判原則及策略做了充分的准備。雙方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和談判策略是什麼？其中，日本作為中國近鄰、美國盟友、東亞強國，在中美關於台灣問題的談判上又被賦予了什麼樣的角色？美國解密檔案資料中關於中美密談的詳細記錄，為今天追根溯源分析這些問題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一切事情都必須按照互惠的方式來”

1971年7月9日中午，基辛格一行秘密抵達北京。首日會談於當日下午4點半在釣魚台5號樓舉行，雙方分坐在一張鋪著綠色台布的桌子兩旁。周恩來的兩邊是葉劍英、黃華、章文晉，基辛格的身旁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職員霍爾德裡奇、洛德和斯邁澤。

以中國人的待客之道，周恩來請基辛格首先發言。孰料，基辛格便開始從“哲學”層面上大談對中國的認識：“我們認為，鑒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就、傳統、意識形態和實力，需要它在平等的基礎上，參與到影響亞洲和世界和平的所有事務中來。”（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uly 9， 1971， 4：35-11：20 p.m.，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1.） 這樣的開場白在起初讓中方代表頗為不慣，盡管如此，中方並沒打斷基辛格的“演說”。接著，他表示此行的主要目的有兩個，首要的是議定尼克鬆訪華事宜，其次還將討論中美間共同關心的包括台灣問題在內的亞洲和國際問題。（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2.）

聽完基辛格的宣讀，周恩來首先針對基辛格所言“平等”的關系回應道：“首要問題就是平等，換言之，互惠的原則。一切事情都必須按照互惠的方式來。”（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4.）周恩來以犀利的語言為此次北京密談定下了原則，也給未來的中美關系定下了基調。

既然基辛格在發言中提到中美兩國友好關系的歷史，周恩來就給基辛格補起了歷史課：“中美人民友誼的問題，早在新中國成立后就開始被討論了。”他回憶道，早在1955年萬隆會議上，他就對美國記者說：“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頁。）隨后不久，中美兩國大使級會談於1955年8月1日正式開始。然而，這場持續15年的會談沒能解決中美關系中的實質問題。周恩來一針見血地指出：其原因並不僅僅是基辛格博士所認為的會談的“官方”性質，“而是在於是否有解決問題的意願。這是關鍵”（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5.）。 周恩來的一番話意在提醒基辛格，長久以來中美關系的僵持、中美大使級會談的拖沓不決，根本原因在於美國沒有解決台灣問題的誠意。

他接著對基辛格此次來華的兩個目標評論道：“你的第一個目標同你的第二個目標相連，因為你的第二個目標是進行預備性的會談，以拉近我們的基本立場，使問題更易於解決。”（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365.） 盡管中方在會談中始終強調不會為尼克鬆總統的訪華設定前提條件，但這句話不難讓基辛格掂量出周恩來前言后語之意：在台灣問題上向中方交待一個滿意的解決方案，是尼克鬆總統訪華的必要成果，即“互惠原則”的真意。

　“隻有首先解決根本性問題，才能最終解決所有問題”

周恩來接著指出：在十幾年的中美大使級會談中，“美國大使總是說願意先一步步解決小問題，雙方再逐漸達成共識。而我們則不斷強調，隻有首先解決根本性問題，才能最終解決所有問題。因此，我們的立場總是有分歧”。他於是提出：既然尼克鬆總統自就任以來就不斷表達出願意同中方解決根本問題的意願，那麼雙方何不首先談談台灣問題呢。（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365.）

“對於台灣問題，我們不得不指責你們政府。”周恩來從1949年8月美國國務院在《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白皮書中承認台灣為中國內部事務並無意干涉談起，指責美國政府在朝鮮戰爭爆發后政策嬗變，提出“台灣地位未定”：“即便到今天，你們的國務院發言人仍在說著這一立場。這是問題所在。如果這個關鍵的問題得不到解決，那麼整個問題都很難解決。”（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366—367.）而周恩來在會談中屢次細數中美關系的歷史，目的是在向美方表明：台灣問題的責任在美方，美國人前允后否，立場反復，模糊台灣主權歸屬，是整個中美關系的症結所在﹔明確台灣的政治地位問題是解決台灣問題的關鍵。

周恩來又述及《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報》中有關日本投降后台灣歸還中國的規定，他對基辛格堅定地指出：

要承認中國，美國必須無條件地這麼做。它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毫無例外。這就如同我們承認美國是唯一合法政府，不認為最后一個州夏威夷或者長島是你們領土的例外。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已經歸還中國，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就讓我們談談第二個問題：美國必須在一個有限的時間內，從台灣和台灣海峽撤出全部的軍事力量、拆除所有軍事設施。這是自然的事情。

當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人民看來，美國和蔣介石之間，由杜勒斯在1954年簽訂的條約是非法的，我們不承認。就台灣問題來說，這是關鍵。（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7.）

在早先籌備基辛格訪華的過程中，周恩來曾於1971年5月26日主持商討中美會談方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並起草《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報送毛澤東同意。周恩來的這番話，就是按照這份報告的要點闡發的。

對於尼克鬆和基辛格而言，盡管早已料到，在同中國領導人的會談中，台灣問題是一個不得不接過的燙手山芋。然而，讓他們始料不及的卻是，這個熱山芋竟然被拋出得如此之早、如此之有力。通過早前中美大使級會談以及幕后聯絡渠道與中方的溝通，基辛格曾篤定：中國之所以接受美國對華主動的政策並且做出積極回應，目的不在於從根本上解決大使級會談中的痼疾“台灣問題”，而在於同美國建立一種對抗蘇聯威脅的國際態勢，解決中國的安全問題。他主觀斷定：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態度將會相當靈活。在1971年6月2日接到周恩來邀請他訪華的正式邀請函后，基辛格仍按照自己的思路認為：“周恩來再次以最容易獲得解決的方式提出了解決台灣問題的輪廓：撤走美國軍隊。”（﹝美﹞亨利·基辛格著，吳繼淦等譯《白宮歲月》第2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883、886—887、900、933頁。）

顯然，周恩來提出的三項條件，包括關於台灣問題的政治地位、美台防御條約及美國在台駐軍等政治和軍事兩個方面，而非簡單的撤軍，這比基辛格所預想的要復雜得多。

美方“挂鉤”和“兩步走”策略的破產

　 面對中方提出的要求，基辛格坦承自己有些措手不及：“我注意到，總理的評論超出了我們先前聯絡中交換的意見。”周恩來回答說：“這是因為，如果要交換看法，每一方就必須把對問題的全部看法都說出來。”（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8.）

那麼，美方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和策略究竟如何呢？在基辛格來華之前，尼克鬆親自審查了基辛格及其助手准備的資料匯編，令他最為不滿的就是對台灣問題的表述，認為立場“不夠強硬”：“不到迫不得已，不要表達我們放棄支持台灣的意願。……與中國人的會談，不能讓人看起來是在出賣台灣。”此外，不要在開篇就直白地談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已經做了什麼或是不再需要在台駐軍，而是要強調“尼克鬆主義”的原則，表明美國沒有必要在某個地區永久駐軍。總之，應當讓中國人感到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做出讓步的意願是“捉摸不定”的，不能看起來像是“拋棄了老朋友”。此外，尼克鬆還向基辛格提出了“挂鉤”策略：“我們在台灣駐扎的6000名士兵，直接與我們在南越的作戰行動相連。所以，如果越戰問題解決了，那些軍隊也就不再需要了。”（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355—357.）言外之意，如果中國想要美國從台灣撤軍，那麼中國領導人則不得不做北越領導人的工作，協助美國盡快“體面地”結束越戰。美國從台灣撤軍雖是遲早之事，但若能借此邀得中國對美國結束越戰的協助，何樂而不為呢？

基辛格很准確地理解了尼克鬆的意思。於是，他在會談中巧妙地向周恩來提出：關於台灣問題，可以分為“台灣和台灣海峽的軍事問題，以及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關系演進”兩個部分。聞此，周恩來立刻覺察出其中隱藏的內涵，直截了當地表示：“這不同於我們的看法。我們堅持，我們同台灣的關系是中國的內部事務。”並重申中方根本立場：“如果要在中美兩國間建立關系，美國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須回歸中國大陸。在這些前提下，美蔣條約將不復存在。”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368—369.）

既然周恩來強調的是中美兩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前提條件，這就給基辛格的反擊留下了空檔。他說：“我明白您說的關於建交的問題。但是先讓我談談在我們沒有外交關系的情況下，台灣在我們關系中的狀況。”這就把周恩來的底線條件推延到中美談判建交時再去解決。按照軍事與政治“兩步走”的方式，基辛格解釋說：美國在削減駐台軍力方面已經做出了積極的主動。美國從台灣的撤軍計劃是：在越戰結束后的一個明確的、較短的時間內，撤出與對台防御無關、與美國對越作戰相關的三分之二軍隊﹔隨著中美關系的改善，美國將逐步減少其余三分之一負責台灣防御的駐台軍隊。（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9.）

至於台灣問題的政治方面，基辛格接著說：“我們不支持‘兩個中國’的解決方案或‘一中一台’的方案。”至於中美建交的問題，他表示：“我們不應當在一個短暫的時間內被迫正式宣布（建交），這麼做本身沒有實際意義。但是，隻要你們和我們達成了基本的共識，我們也不會阻撓雙邊關系向著這個方向發展。”（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369—370.）這就等於把發展中美兩國政治關系的責任推給了中國，迫使中方在建交的政治條件上做出妥協。

最后，他補充說，這些原則是尼克鬆政府提出來的，中方可以憑信。但是，實施政治步驟的時間還需要雙方再做進一步的討論。他強調：就台灣問題而言，“實施軍事步驟比實施其他需要更長時間完成的步驟更為容易”。（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70.） 　基辛格把從台灣撤軍一事同越南停戰相挂鉤，還威脅如果越南難以實現和平，則印支戰火將“可能再次打斷我們關系的改善，損害我們的利益”。盡管美國在柬埔寨、老撾的軍事行動和在其他地區可能發生的行動並不是針對中國的，“但這不可避免地將對我們的關系產生負面影響”。基辛格這番話意在向中國領導人施加壓力，迫使中方協助促成美越和談。（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373.）

針對基辛格的表態，周恩來首先重申中方對台灣問題的立場，再對基辛格所言美國政府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態度表示贊賞，認為這顯示出兩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前景很有希望。但話鋒一轉，他巧妙地以美國國內選舉政治為突破點，擊破了基辛格以時間為借口、以中美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為條件向中方施壓的意圖。周恩來說：“我明白需要一段時間，但是留給尼克鬆總統的時間並不多了。”尼克鬆的任期還剩一年半，如果連任，則是五年半，那就到了美國建國200年的時候。中美兩國建立外交關系的時機已經到來，“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了，這就成為影響他能否連任的因素之一”。

尼克鬆若能成功打破中美關系的堅冰，毫無疑問，將會有力地推動他成功連任。這一點，基辛格當然心知肚明。但為了不讓中方握住要價的砝碼，他立刻否認說：“我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與總統的連任沒有關系。世界和平不能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參與，這是他畢生的信念。這些決定是基於美國的永久利益而做出的，並非是尼克鬆總統的個人利益。” 但聽聞周恩來屢次重申中國政府對台灣問題的政策立場和中美建交的問題，使得熟諳“挂鉤”策略的基辛格內心再次揣測，這是否是中國人在給尼克鬆的訪華設置前提條件。他於是問道：“總理是否將總統與毛澤東主席的會面，同實現建立外交關系相聯？或者，兩者是否可以分開？”周恩來回答說：“並不是絕對的。……（建交）可以讓他們的會談更輕鬆。但是，如果你們需要一些時間，我們也能理解。”看到中國領導人並非咄咄逼人，基辛格也坦陳：“我把我個人的推測告訴總理。如果東南亞的戰爭結束，我們能夠在這一屆總統任期基本解決涉及台灣的軍事問題。我們肯定能在總統第二任期的初期階段解決政治方面的問題。”（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p370—371.）這樣一來，基辛格向中方交出了美方解決台灣問題的時間表。

但是，基辛格的承諾並沒有讓周恩來放心。周恩來追問道：“貴國政府對於所謂的‘台灣獨立運動’是什麼態度？美國政府的一些人，中央情報局和五角大樓，是否給予了支持？”聞此，基辛格似乎有些意外。他回答說：“台灣人？我們不會支持。在世界上很多人的頭腦中，中央情報局的能力都被夸大了。”他再次向周恩來保証，他會努力“管好”美國政府的情報部門，美國不會支持“台獨”。（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372.）

譴責美國“鞏固日本”的企圖

7月9日晚飯過后，周恩來和基辛格再次返回談判桌，雙方就世界局勢和東亞格局問題進行會談。針對尼克鬆於7月6日在堪薩斯城演說中關於中國在未來將同美、歐、蘇、日成為世界五個“強大的超級經濟力量”的論斷，周恩來首先拒絕了“超級大國”的稱號：“我們的國家雖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但是相對不發達。所以，目前我們隻能表達意見。但是，毛主席在很多場合都說過，我們絕不做超級大國。我們努力奮斗的（國際秩序），是所有國家，無論大小，一律平等。”接著說道：“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真正實現國際局勢的緩和，需要在平等的基礎上對待彼此。這並不容易實現。”這是因為美國在南朝鮮、日本、菲律賓、印度支那以及泰國、台灣，都駐有軍隊。“如果我們不討論這些問題，怎麼可能平等地相處呢？”他隨即將話題轉到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駐軍問題，試圖借美國緩和對華關系的勢頭與美國從印支地區撤軍的契機，迫使尼克鬆政府逐步實現從東亞地區撤軍。（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389—390.）

基辛格解釋說，美國“插手世界”的狀況是歷史造成的，是尼克鬆的前任總統們留下的爛攤子。而“尼克鬆主義”就是要改變這種狀況：“我們形成這樣一種原則，即對遠離美國的那些國家的防御，不應該成為美國的主要責任。這些防御首先應是他們自己的事務，其次是這一地區其他國家的責任。隻有在超級大國威脅要建立霸權、並且該地區國家自身無力抵抗的時候，美國才應當干預。”（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392—393.）

那麼，美國在從東亞抽身時，是否會扶植其東亞盟國的軍事和經濟實力呢？這才是周恩來的擔憂：二戰結束后，美國為日本提供防御保障，使得日本在壓縮軍費開支的同時，能夠大力發展經濟，經濟實力迅速壯大。但是，“如果你們現在從遠東撤出所有外國軍隊，你們的目的必然是鞏固日本，使它成為你們在遠東控制亞洲國家的先鋒隊。我們正是因為這一點才譴責你們”。（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90.）

關於美國從東亞撤軍以及日本威脅的問題，基辛格也是有備而來。利用中國領導人對日本軍國主義威脅的擔憂，強調美國在亞洲駐軍的必要性，是基辛格行前尼克鬆叮囑基辛格的策略之一：“要清楚地向中國人強調日本未來發展的威脅性。要讓中國人意識到，許多國家都很關心亞洲局勢，特別是在美國撤出后日本的角色。就日本而言，很明顯，他們擁有迅速重建軍事實力的能力、資源和知識。美國的完全撤軍或在這一地區錯用武力，都會重新點燃日本的好戰性，給我們所有人帶來極大的危險。”（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355.）這自然成為基辛格面對周恩來要求美國從東亞撤軍的辯解之詞：“我們同日本的防御關系，可以使日本不實行侵略政策。如果日本覺得被美國拋棄，發展自己的軍工業，或者如果制造核武器——這對他們來說很簡單——那麼我認為，您所表達的擔憂確實有必要。”（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394.） 由於已近夜深，周恩來並沒有在日本問題上繼續深究下去。

周恩來與基辛格在北京的第一次會談，持續了將近7個小時。晚11時20分會談結束后，周恩來等人連夜向毛澤東匯報請示。當周恩來講到美國還想在台灣保留點軍隊時，毛澤東表示：“猴子變人還沒變過來，還留著尾巴。台灣問題也留著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長。”當匯報到日本問題時，毛澤東指示：“要給基辛格吹天下大亂，形勢大好，不要老談具體問題。我們准備美國、蘇聯、日本一起來瓜分中國。我們就在這個基礎上邀請他來的。”（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訪華內幕》，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新中國外交風雲》第2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2頁。）接下來的會談，中方正是按照毛澤東這番指示，繼續展開的。

美方承諾“隻要在我們能夠控制日本的程度之內，我們將反對它這麼做”

7月10日至11日，周恩來和基辛格在人民大會堂和釣魚台國賓館又進行了三次會談。7月10日下午的會談中，周恩來首先針對前一天美方在台灣問題上的“兩步走”策略指出：台灣問題的解決，不能將軍事方面的撤軍同台灣的政治地位及歸屬問題分開，軍事與政治兩方面應同時、同步。若要實現中美關系的改善，美國政府需要在台灣問題上作出以下表態：

它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它必須承認台灣屬於中國﹔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已經歸還中國。

正如你昨天所說，美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政策，並且不支持所謂的“台灣獨立運動”。

此外，你昨天已經明確指出，你們的國務院發言人不再重復他所說的台灣地位未定。

周恩來接著質問道：“如果這些問題不在貴國總統訪華期間得到解決，那麼他訪問的成果是什麼呢？”不等基辛格回答，他便堅定地說：“如果總統的訪問已經決定並得到確認，就應當朝著這一方向努力。”他重申：“當然，我們並不將此作為總統訪華的前提，但是……如果這些問題被擱置，那麼存在於我們雙方的緊張關系將會持續下去。”（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 401.）

在前一天的會談中，基辛格將台灣問題分為軍事和政治兩方面，並且把中美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責任推到中方。而周恩來的這一表態，是對美方試圖以中美建立正式外交關系誘使中國在台灣問題上做讓步的反擊，表明中方不害怕中美關系再次陷入緊張僵化的狀態。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著重向基辛格談了中國關於世界大亂的看法，又擊中了尼克鬆和基辛格以“蘇聯威脅”迫使中國領導人就范策略的要害：

過去25年的歷史中，火藥桶到處爆炸。按照我們的哲學，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昨天的會談，大多是外交辭令。今天，我想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告訴你……中國最差的打算，就是再次被瓜分。你們可能會合起伙來，蘇聯佔領整個黃河以北，你們佔領整個長江以南，兩河之間的東部留給日本。

“如果發生這樣的天下大亂，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准備怎麼辦呢？”周恩來自問自

答：我們將會准備打一場持久的人民戰爭，通過長期的戰斗，奪取最終的勝利。……我們將以此來教育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下一代，並且確保勝利之后，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能夠在沒有外援的條件下，真正發展起來。

他還舉毛澤東1959年闊別32年后回家鄉韶山時所寫“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詩詞，來說明中國人為鞏固新中國隨時准備作出更大犧牲。（FRUS， 1969—1976，Volume XVII，pp 403—404.）

接著，針對前一天的會談中美方提出要將從台灣撤軍同越戰進展相“挂鉤”的策略，周恩來尖銳地指出：這是美國的“拖延”戰略，想“走一步看一步”。而這麼做的結果，“就是在你解決問題之前，把它搞得如此復雜，以至於無力阻止事情的發生”。他更加具體地說：如果美國還沒有決定採取哪些政策、沒有提出一個明確的計劃發展同中國的友好關系，而是走一步看一步，那麼結果很可能使日本勢力插手台灣。“這是因為，一旦美國先從台灣撤出部分軍隊，再觀望下一步將會發生什麼，那麼蔣介石就會明白你們在做什麼，就要另尋他途了。……如果他覺得美國靠不住，他就會找日本，而日本自己也想卷進台灣，並且已經認為台灣在它的安全范圍之內。”因此，周恩來堅定指出：“台灣問題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而是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相聯系，還同其他所有國家與中國的關系相聯系。如果你們的總統要來中國卻對這個問題不表明一個清楚的態度，那麼這會給世界造成一種什麼樣的印象呢？在我看來，這是難以想象的。”（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405—406.）

在周恩來的施壓下，基辛格不得不對中方在台灣問題上所提五點要求表明態度。中方的五點要求是：一、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二、承認台灣屬於中國﹔三、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四、不支持所謂的“台灣獨立運動”﹔五、不再提“台灣地位未定”。基辛格表示：“其中四點可以在不遠的將來實現”，並且保証尼克鬆在訪華時會向毛澤東重申：“我們不支持台灣獨立運動，不支持一個中國、一個台灣，不支持兩個中國的解決方案。”而“台灣屬於中國”一條，基辛格認為其他三點滿足之后，這一點自然就實現了。“因此，隻有一點，我們要等到大選之后，這就是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411—412.）

隨后在周恩來的追問下，基辛格再次重申美國政府對於台灣獨立運動的態度：“我們不會給予任何支持，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我們不能為沒有美國參與、沒有美國支持的事情負責，因此，我們不會以任何形式支持它。我重申，如果您有任何關於美國支持它的情報，請告訴我，我會立即制止。”（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415.）不僅如此，基辛格還表示，尼克鬆政府不僅不會支持“台灣獨立運動”，而且絕不會支持國民黨政府對中國大陸的進攻。（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433.）

對於基辛格在第一天會談中提出的美國在日駐軍可以防止日本重整軍備、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的論點，周恩來的回應“嚴厲而精准”，目的也是要迫使美方明確表達政策態度。他指出，在中方看來，“日本軍國主義正在復興”，而始作俑者便是美國：“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興，受到你們兩國在1969年聲明的鼓勵和支持。”“日本第四防御計劃的總開支，是前三個計劃的1.5倍。第四個計劃超過160億美元，而前三項計劃隻100億多一點。”而第四防御計劃遠遠超過了日本自身的防務需求。按照目前日本的經濟實力，日本可能不需要五年就能完成這項計劃。（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406—407.） 對此，基辛格承認，日本擁有自我防御的能力。他承諾：“我們不會鼓勵、並且事實上我們反對日本的軍事擴張。”（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422.）

在7月11日基辛格臨行前的會談中，周恩來又再次提到了台灣問題。在前兩天中方提出的五點要求之外，又提出兩點：第一，中美建交時，美國和蔣介石政府之間簽訂的《美台共同防御條約》必須廢除﹔第二，針對日本，美國需承諾，美軍撤離台灣之前，不讓日本軍隊進駐台灣﹔控制日本不參與“台灣獨立運動”。對於第一點，基辛格表示，美國政府非常希望台灣問題能夠得到和平解決。對於美台“廢約”的要求，在日后中美關系的發展過程中，一直是中國政府堅持的中美建交的必要前提。而對於日本，基辛格承諾：“隻要在我們能夠控制日本的程度之內，我們將反對它這麼做。”（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446—447.）

結 語

在基辛格來華之前，尼克鬆和基辛格定制了一整套談判策略。他們認為，中國改善對美關系是出於維護國家安全、抗衡蘇聯威脅的迫切之需，因此中國領導人在台灣問題上將呈現靈活姿態。那麼，華盛頓就可以通過增加北京對於蘇聯威脅和日本在東亞發展趨勢及“軍國主義復興”的擔憂，以實現三方面的目的：其一，利用北京對蘇聯威脅的擔憂，促使北京同意暫時擱置台灣問題或做出妥協。其二，將台灣問題分為從台灣撤軍和從政治上承認“一個中國”兩步走，在軍事方面，將美國從台灣撤軍同結束越戰相“挂鉤”，迫使中國人為緩和中美關系並解決美軍駐台問題，向北越領導人施加與美停戰和談壓力﹔在政治方面，將“一個中國”的政治表態推延至討論中美建交時再解決，迫使中方進一步主動緩和中美政治關系。其三，利用中國領導人對日本“軍國主義復興”的擔憂，強調美軍駐台的必要性，延遲從台灣撤軍。（Department of State， U.S. Strategy in Current Sino-U.S. Talks， Secret， Strategy Paper， January 21， 1970. DNSA， Item Number： CH00120， pp7—8﹔ Memorandumfor the President's File， Subject：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Dr. Kissinger and General Haig， Thursday， July 1， Oval Office， Washington， July 1， 1971，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p354—357.）

然而，中國領導人在談判桌上一一打破了美方的談判策略。周恩來先發制人地提出“互惠”的談判原則，這就戳破了以“和平”、“平等”等措詞偽飾其現實主義外交原則的基辛格的“道德”外衣，為解決中美兩國關系發展中的障礙、也為未來中美關系的發展訂立了基本的原則。按照互惠的原則，周恩來巧妙地利用尼克鬆訪華的希望，盡管並不為尼克鬆的訪華鋪設任何前提條件，但提出尼克鬆訪華的成果之一應當是中美雙方就解決台灣問題達成一致方案。這就使美方設計的分軍事和政治兩步走解決台灣問題的策略破產，並將緩和雙邊關系的責任分擔給美方。

關於與蘇聯和日本的關系，與基辛格的料想完全不同，中國領導人對來自蘇聯的威脅並沒有表示出擔憂，更沒有乞求美國援助之意。周恩來更為關心的是日本未來的發展趨向及其對台灣的意圖。按照毛澤東有關“天下大亂，形勢大好”的指示，中國領導人向基辛格展現了中國人不怕犧牲、不怕恫嚇、不怕侵略的勇氣和立場，從而反制美方承諾將壓制日本覬覦台灣的野心。

〔作者張靜，女，中共中央黨校講師，北京 100091〕

（責任編輯：樊憲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