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啟和發展中非關系的兩個裡程碑——兼談周恩來的歷史貢獻

開啟和發展中非關系的兩個裡程碑——兼談周恩來的歷史貢獻

廖心文

 

[摘　要﹞ 在新中國發展對非洲關系的歷史上，萬隆會議和周恩來訪問非洲十國是兩個重要的裡程碑，對開啟和發展中非關系具有重要意義。作為新中國外交事業的重要奠基人，周恩來在澆鑄這兩個裡程碑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形勢的分析和判斷，對爭取非洲國家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認識，促進了新中國對非政策的確立﹔他在萬隆會議和訪非實踐中總結和概括的一系列重要經驗和作法，對今天的外交工作仍然具有借鑒和啟示意義。

﹝關鍵詞﹞ 周恩來﹔中非關系﹔萬隆會議﹔外交工作﹔對外經濟技術援助

﹝中圖分類號] D829﹔K405 [文獻標識碼] A

 

中非關系是新中國外交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1955年召開的萬隆會議和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來出訪非洲十國這兩大事件，被譽為新中國開啟和發展中非關系的兩個裡程碑。兩個裡程碑的鑄就，浸透了周恩來的心血和智慧，他的許多戰略思考和具體做法，對今天繼續做好對非工作，推進中非關系向前發展仍有重要的借鑒和啟示意義。

一、周恩來對非洲問題的思考及 新中國對非政策的基本走向

新中國成立之初的非洲具有兩個基本特點：

（一）絕大部分非洲國家和地區仍處在西方殖民主義的統治之下。歷史上，非洲國家長期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和壓迫。15世紀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英國、法國、比利時、葡萄牙等國為代表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從販賣黑奴開始，對非洲進行了四百多年的殖民主義統治。據美國黑人學者杜波依斯的統計，從15世紀到19世紀初，由於殖民者販賣黑人，非洲損失了1億左右的人口。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時，除了這些國家外，以美國為代表的新殖民主義者也開始插手非洲事務，到20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非洲已被各帝國主義國家基本瓜分完畢。當時，隻有埃塞俄比亞和利比裡亞兩個國家保持了名義上的獨立。之所以說是名義上的獨立，是因為埃塞俄比亞獨立后依然受到英國、法國、意大利三國種種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利比裡亞獨立后則受到美國的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非洲獨立國家僅為三個，即埃塞俄比亞、利比裡亞和埃及，絕大多數非洲國家和地區仍然處在英國、法國、比利時、葡萄牙等國的統治之下。二戰結束后，非洲面對的一個新情況是，在戰爭中得到極大發展的美國以新殖民主義手法，利用非洲國家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的興起，英、法等國搭建的老殖民主義體系開始瓦解的機會，加緊向非洲進行擴張和滲透，並設法維護那裡的殖民主義統治。

（二）非洲國家和地區受十月革命影響民族解放運動蓬勃興起。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西方資本主義勢力侵入非洲后，非洲人民的抵抗運動從來沒有停止過。特別是二戰結束后，非洲民族獨立解放運動風起雲涌，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非洲形勢發生這樣的變化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英國、法國、比利時、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在非洲的殖民勢力因戰爭而遭削弱，為非洲人民開展斗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正如周恩來所說：“殖民主義的體系在這種斗爭的反復的沖擊下開始解體了。”（《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208頁。）二是二戰后東歐和亞洲地區出現一系列人民民主國家，特別是中國革命的勝利，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對非洲國家的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給予巨大的支持和鼓舞，也為非洲人民作出了榜樣。桑給巴爾一位朋友曾經說過：“我們非洲人與帝國主義進行了長期的斗爭。我們看到中國解放了，中國人民的斗爭給了我們很大鼓舞。” （毛澤東同桑給巴爾朋友談話記錄，1964年6月18日。）坦噶尼喀一位朋友也曾說過：“中國對非洲的解放起了很大作用。”（毛澤東同坦噶尼喀朋友談話記錄，1963年10月22日。）

非洲所具有的這兩個基本特點，決定了新中國對非政策的基本走向。新中國成立之初，雖然對非洲國家和地區的具體情況還不太熟悉，沒有形成具體的對非政策，但周恩來在關於如何對待國際范圍內的民族解放運動的論述中，已經表達了新中國的基本立場。他說：“革命者要善於在事物的發展當中找出其中的新因素，並且應該有勇氣去發展新的因素，使這種新的因素成為新的力量。”（《周恩來外交文選》，第37頁。）周恩來在這裡講到的所謂“新的因素”和“新的力量”，就包括非洲國家和地區正在進行的民族解放運動。為此，他著重強調：“我們的任務就是支持、推動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周恩來外交文選》，第36—37頁。）

周恩來形成這樣的認識，主要有以下三個基本原因：

（一）從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性質看，認識到這個運動雖仍屬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但已成為人民民主革命的后備力量。列寧曾經指出，18世紀的民族獨立運動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后備力量，20世紀以后的便不是了。周恩來贊成列寧的這個觀點，並具體分析認為：法國的革命、美國的獨立，都屬於前一范疇。那時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時期，民族革命在當時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到了資產階級已在許多國家取得勝利、建立了它自己的國家以后，它就對外壓迫別的民族，把別的民族和國家降為它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任意地去壓迫和剝削別的民族。它不僅對外壓迫和剝削別的民族，還對內壓迫和剝削本國的無產階級和少數民族，這樣就不可避免地形成尖銳的國際對立和國內對立，也就不可避免地使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革命發生了密切關系。（參見《周恩來外交文選》，第34—35頁。）周恩來認為，十月革命勝利后，包括非洲在內的民族解放運動雖然還屬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范疇，但已“不再是資本主義革命的一部分，而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我們不能低估這個力量，也不能認為這個力量只是輔助的力量。”（《周恩來外交文選》，第35、36頁。） 周恩來的這些認識，已被歷史証明是正確的。

（二）從中非之間的關系看，認識到中非之間有許多共同點，可以互相支持。國際斗爭總是彼此支持的，需要在國際上尋找朋友。而中非之間有許多共同點：（1）有著共同的遭遇，長期受到外來的侵略和干涉﹔（2）有著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者﹔（3）有著共同需要解決的問題和奮斗目標，這就是反對帝國主義和一切殖民主義者，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發展民族經濟和民族文化。周恩來說：“由於同樣的原因而受到的災難和為了同樣的目的而進行的斗爭，使我們亞非各國人民容易互相了解，並在長期以來就深切地互相同情和關懷。”（《周恩來外交文選》，第113頁。）“當我們能夠自由地站起來尋找友誼的時候，我們很自然地把極大的熱情寄放在我們曾經同過患難的兄弟的身上，這是一種極其可貴的歷史感情，它應該永遠受到我們的珍愛。”（《周恩來外交文選》，第208頁。） 中非之間的這些共同點，奠定了雙方之間能夠發展友好關系的基礎。

（三）從新中國外交戰略的角度看，認識到非洲是需要爭取的重要力量。周恩來是具有世界眼光的外交家，他總是站在國際戰略的高度上就對外關系中依靠誰、團結誰、反對誰做出准確判斷。新中國成立之初，周恩來就指出：“在國際戰場上，有朋友，也有敵人”﹔“開辟外交戰線，首先要認清敵友”﹔“對兄弟國家戰略上是要聯合”，“對帝國主義國家戰略上是反對的”（《周恩來外交文選》，第16、3、2—3頁。）﹔但是，世界格局“不是簡單的兩大陣營對立，沒有什麼工作可做”，“我們要團結世界各國的人民，不僅兄弟國家的人民，就是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我們也都要爭取。”（《周恩來外交文選》，第54、52頁。）周恩來這裡所強調的兩大陣營之外的力量就包括非洲國家和地區的人民。由於這支力量的絕大多數當時在美、蘇兩大陣營之間採取中立立場，一些人對爭取它們不理解。對此，周恩來指出，這些國家“如果在同帝國主義的戰爭中保持中立，對我們是有利的。”（《周恩來外交文選》，第52頁。）他十分贊成毛澤東所說的：“民族主義國家的這種中立也就是一種獨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場。我們社會主義陣營歡迎這些國家的這種中立的立場，因為它有利於和平事業，不利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計劃和戰爭計劃。”（《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337頁。）　突尼斯總理布爾吉巴在周恩來訪問突尼斯時曾告訴他：中國“支持不結盟國家，不把這當做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敵人，這很重要”，“這樣使我們更放心”。（周恩來同突尼斯總理布爾吉巴會談記錄，1964年1月9日。）周恩來的這些認識，為他在實踐中積極開展對非工作，廣泛團結和爭取非洲朋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二、周恩來借助萬隆會議開啟 中非關系的大門

1955年4月18—24日，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了第一次亞非會議（即萬隆會議）。這次會議的目的，“是為了促進亞非各國間的親善和合作，探討和促進它們相互的和共同的利益，並建立和增進友好和睦關系”。就中非關系而言，這次會議是一座裡程碑，它的意義在於：為中非國家領導人之間，“提供了難得的相互接觸的機會”，這種直接的、面對面的接觸，使中國同非洲國家之間“建立了初步的相互了解”（周恩來在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擴大會議上的報告，1955年5月13日。），為中國建立和加強同若干非洲國家的事務和外交關系創造了條件，開啟了中非關系的大門。在鑄就這座裡程碑的過程中，周恩來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會前確定以埃及作為打開中非關系的突破口。參加萬隆會議的29個國家中，有6個是非洲國家，分別是埃及、埃塞俄比亞、加納（時稱黃金海岸）、利比裡亞、利比亞和蘇丹。在這6個非洲國家中，中央選定埃及作為工作的突破口。作出這樣的決定，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參加萬隆會議的埃及總理納賽爾是阿拉伯國家的重要領袖人物之一，在亞非國家領導人中有一定影響力﹔二是埃及於1953年6月宣布獨立，其政治傾向接近和平中立國家。

中央作出這樣的決定，同周恩來對萬隆會議與會國情況的了解和分析是分不開的。萬隆會議之前，周恩來主持起草了《參加亞非會議的方案（草案）》，其中對相關與會國的政治態度作出分析：除中國、越南外，分為四類：甲、和平中立國家﹔乙、接近和平中立國家﹔丙、接近反對和平中立國家﹔丁、反對和平中立國家。在與會的6個非洲國家中，埃及、蘇丹、加納被劃為乙類國家﹔利比亞、利比裡亞、埃塞俄比亞被劃為丙類國家。根據這樣的分析，方案提出：“在擴大和平統一戰線的總方針下：團結甲類國家、爭取乙類國家、影響丙類國家、孤立並分化丁類國家。” 在會外“應有重點地對各類國家進行工作，並解決一些具體問題”。方案強調，在非洲國家中，重點做埃及的工作，爭取 “建交或建立事務關系（例如互設商業機構）”。這個方案經1955年4月5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60頁。） 萬隆會議后，周恩來給中央的報告中說：“根據我們的實際接觸，証明我們事前的分類基本上是正確的。”（ 周恩來致中共中央並報毛澤東的報告，1955年5月4日。）為做好埃及的工作，達到預期目的，萬隆會議前，周恩來曾先期飛往緬甸仰光會晤緬甸總理吳努、印度總理尼赫魯和埃及總理納賽爾，共同商討如何開好萬隆會議。周恩來趕在尼赫魯和納賽爾之前到達緬甸，親自到機場迎接他們。（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464頁。） 這個細微的舉動，使納賽爾倍感溫暖，感受到新中國的誠意及對非洲國家的尊重和重視，為會議上相互配合奠定了重要基礎。

埃及以及其他非洲國家后來在萬隆會議上的表現証明，中央在會前的分析判斷是准確的，所採取的爭取和影響的方針，以及重點做埃及工作的方針也是正確的。例如，在會議開幕當天，納賽爾首先建議選舉持和平中立立場的印度尼西亞總理阿裡·沙斯特羅阿米佐約為會議主席，周恩來予以附議。（參見《亞非會議在萬隆開幕》，《人民日報》1955年4月19日。） 這個建議在當時參會人員十分復雜的情況下由埃及提出，爭取到了更多的支持者，像“接近反對和平中立”的約旦和“反對和平中立”的菲律賓都表示附議這個建議。這個結果，對開好萬隆會議提供了保証。又如，被寫進《亞非會議最后公報》的“十項原則”（“十項原則”的內容是：（一）尊重基本人權、尊重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二）尊重一切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三）承認一切種族的平等、承認一切大小國家的平等﹔（四）不干預或干涉他國內政﹔（五）尊重每一國家按照聯合國憲章單獨地或集體地進行自衛的權利﹔（六）不使用集體防御的安排來為任何一個大國的特殊利益服務﹔（七）不以侵略行為或侵略威脅或使用武力來侵犯任何國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八）按照聯合國憲章，通過如談判、調停、仲裁或司法解決等和平方法以及有關方面自己選擇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來解決一切國際爭端﹔（九）促進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義和國際義務。），成為《關於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即亞非會議宣言）的最重要內容。這十項原則的起草委員會主席就是納賽爾。參與起草這份宣言的周恩來評價說：“亞非會議宣言的十項原則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引申和發展。這十項原則又一次替願意和平相處的國家指出了努力的方向。”（周恩來在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擴大會議上的報告，1955年5月13日。）

（二）會議期間積極開展對非工作，增進相互間的了解和互信。萬隆會議期間，周恩來利用會上會下的間隙，積極同非洲國家領導人接觸，闡述中國立場，深入探討問題，交換意見，增進彼此了解和互信。周恩來給非洲國家領導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求同存異”的思想理念、寬厚豁達的處事態度。

在會議過程中，一些國家的代表提出關於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問題，這也是包括埃及在內的非洲國家關心的問題。周恩來認為：“如果聽任這些問題和意見爭論下去，必然會擴大與會各國之間的分歧，而得不到任何結果。”他本著“求同存異”、“爭取團結，避免爭吵，尋求共同點，而不強調分歧”（周恩來在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擴大會議上的報告，1955年5月13日。） 的方針，觀點鮮明地指出：“我們應該承認，在亞非國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識和社會制度的，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求同和團結”﹔“五項原則（“五項原則”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 的原則。）完全可以成為我們中間建立友好合作和親善睦鄰關系的基礎”﹔“我們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但是我們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參見《周恩來外交文選》，第122—123頁。）。針對有人提出中國在國外有1000多萬華僑，可能利用他們的雙重國籍來進行顛覆活動問題，周恩來指出，華僑的雙重國籍是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新中國人民政府准備與有關各國政府解決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參見《周恩來外交文選》，第123—124頁。）針對有人說，在中國境內有傣族自治州便是威脅了別人，周恩來指出：這是不能成立的。“他們既然存在，我們就必須給他們自治權利”，“在中國境內各個少數民族都有他們的自治區。中國少數民族在中國境內實行自治權利，如何能說威脅鄰邦呢？”（參見《周恩來外交文選》，第124頁。）中國人民“經歷了近三十年的艱難困苦的過程，才終於達到了成功”，“最后才選擇了這個國家制度和現在的政府”，“我們反對外來干涉，為什麼我們會去干涉別人內政呢？”（參見《周恩來外交文選》，第123頁。）周恩來還說：“中國俗語說‘百聞不如一見。’我們歡迎所有到會的各國代表到中國去參觀，你們什麼時候去都可以。”（《周恩來外交文選》，第124—125頁。）這種解決爭論問題的理念、處事的胸懷和說理的態度，使與會國家充分認識到新中國的真誠和平願望，贏得了普遍贊揚。周恩來以“求同存異”的精神，化解了會議中出現的可能分裂的危機。納賽爾稱：“我喜歡他的演說”，“他答復了我們昨天所說的關於他的問題”。所謂“他的問題”，就是指中國在上述問題上的立場。在會上，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還積極支持埃及反對軍事同盟、堅持民族獨立和中立政策，對埃及一時還不能切斷同英美和台灣的聯系表示理解﹔在附屬地人民爭取自由和獨立的問題上，支持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突尼斯等非洲國家人民的斗爭，推動會議通過關於附屬地人民問題的決議。通過一系列努力，中國代表團不僅贏得埃及等與會非洲國家的好感，也為會后進一步同其他非洲國家和平合作創造了條件，實現了中央所確定的“擴大和平統一戰線的總方針”。

（三）會后非洲形勢反映出周恩來對非工作是富有成效的。周恩來回國后向中央的報告中說：“同埃及、敘利亞初步建立的友好關系，是有可能使和平中立地區伸展到中東去。”“今后如果能再發展同它們之間的事務性關系，它們對中國的態度是有可能逐步改變的。”（周恩來致中共中央並毛澤東的報告，1955年5月13日。）萬隆會議后的形勢，確如周恩來所估計和期待的那樣。例如，回國后的納賽爾於1955年5月20日在首都開羅宣布：埃及“不向任何形式的外國壓力屈服”，“執行獨立的外交政策”（參見《埃及總理納賽爾談埃及執行獨立的外交政策》，《人民日報》1955年5月21日。）。他們拒絕了美國政府關於“埃及不要把戰略物資（包括農產品）賣給共產主義國家”的要求，指出“履行這些條件會使得埃及的經濟完全從屬於美國”。他們認為“中國是埃及最好的顧客”。（參見《埃及工商部長談埃及對外貿易的新方針》，《人民日報》1955年9月18日。） 這年8月，埃及派貿易代表團訪問中國，中埃之間簽訂了貿易協定和第一個協定年度議定書。1956年5月16日，埃及政府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受到阿拉伯國家政界領袖和輿論的廣泛歡迎，他們認為：“承認人民中國不只是正義的和合法的，而且是一定得這樣辦的。”（參見《阿拉伯國家政界領袖和輿論廣泛歡迎埃及承認中國》，《人民日報》1956年5月20日。）又如，蘇丹於1956年1月宣布獨立，聲明：“萬隆亞非會議的決議中所規定的原則是蘇丹外交政策的基礎”（參見《蘇丹外長談外交政策》，《人民日報》1956年1月23日。）﹔“蘇丹將實行中立政策”。（參見《蘇丹外長宣布實行中立政策》，《人民日報》1956年2月2日。） 隨后，蘇丹同中國開始了經濟合作和貿易往來。這期間，風起雲涌的民族解放運動席卷非洲，至1960年萬隆會議召開五周年之際，有近20個國家獲得了獨立。非洲國家領導人相繼應邀訪問中國，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比如，1960年幾內亞總統塞古·杜爾訪問中國，成為首位到訪中國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的元首，其間兩國共同締結了中國與非洲國家之間的第一個友好條約，同時簽訂了兩國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和貿易支付協定等，對中國發展同非洲國家的關系“起到示范作用”。萬隆會議前，非洲國家“只是從美國報章雜志上了解中國”（周恩來同阿聯總統納賽爾會談記錄，1963年12月19日。） ，通過萬隆會議對中國有了更多新的認識。沒有參加萬隆會議的突尼斯總理布爾吉巴后來告訴周恩來：“萬隆會議以來，突尼斯發生了很多變化。這個會議很重要，引起了希望。”（周恩來同突尼斯總理布爾吉巴會談記錄，1964年1月9日。）

三、周恩來訪問非洲十國 與中非關系的發展

萬隆會議后，中央加強了對非洲情況的研究，毛澤東曾不止一次對非洲朋友說：“我們對非洲的知識太缺乏了，需要好好研究。”（毛澤東同加納共和國總統恩克魯瑪會談記錄，1961年8月16日。）為此，他建議：“應該搞個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歷史、地理、社會經濟情況。”“我們對於非洲的歷史、地理和當前情況都不清楚，所以很需要出一本簡單明了的書，不要太厚，有一二百頁就好。可以請非洲朋友幫助，在一二年內就出書。內容要有帝國主義怎麼來的，怎樣壓迫人民，怎樣遇到人民的抵抗，抵抗如何失敗了，現在又怎麼起來了。”（《毛澤東外交文選》，第465頁。）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周恩來具體指導下，世界知識出版社於1962年編輯出版了第一本介紹非洲情況的入門書——《非洲手冊（概況部分）》（這本書經補充增加內容后於1981年由世界知識出版社重新出版，書名為《非洲概況》。）。這本書的編輯出版，對新中國進一步了解非洲，制定正確的對非方針政策，為周恩來即將出訪非洲十國，提供了有益幫助。就周恩來而言，通過萬隆會議他已經同四個非洲國家的領導人有了交往，但只是初步的，對非洲國家的具體情況仍然比較隔膜。萬隆會議以后，周恩來通過來訪的非洲朋友和我駐非洲國家使館增加了對非洲情況的了解，但仍感不夠。他主張，應該走出去，“對一個國家親眼看看，有益得多”（周恩來同摩洛哥國王哈桑二世會談記錄，1963年12月28日。）。

1963年12月14日至30日、1964年1月9日至3月1日，周恩來歷時55天訪問了歐亞非十四國，其中有十個非洲國家，即阿聯（即阿拉伯聯合共和國。1958年2月埃及同敘利亞合並而成，1958年3月，也門穆塔瓦基利亞王國（后來的阿拉伯也門共和國）以合眾的形式加入，整個聯盟因此更名為“阿拉伯合眾國”。1961年9月敘利亞宣布退出，12月北也門也宣布退出，但埃及仍然保留這個國號直到1972年為止。）、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加納、馬裡、幾內亞、蘇丹、埃塞俄比亞、索馬裡。十個國家的總面積佔整個非洲面積的1/3﹔總人口一億多，佔非洲總人口的2/5。其中蘇丹是非洲最大的國家，比較小的突尼斯隻有10多萬平方公裡﹔阿聯、蘇丹、突尼斯、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是阿拉伯國家，加納、馬裡、幾內亞、索馬裡是黑非洲國家，埃塞俄比亞人口的大多數為阿拉伯人和非洲黑人混血種。可以這樣說，被訪問的雖然隻有十個國家，但有很大的代表性。其中八個國家已同中國建交，突尼斯正准備同中國建交，埃塞俄比亞是非洲國家首腦會議的發起國，同蔣介石集團沒有外交關系。這次出訪是中國政府首腦第一次訪問非洲，周恩來認為，“是我們國家對外關系中的一個重大事件”，“具有重大的國際意義和影響”（周恩來關於訪問亞非歐十四國報告，1964年3月30日。）。　

從中非關系發展史的角度看，這次出訪具有裡程碑意義，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增進了中國對非洲國家的了解，由此形成一些新的認識，使對非工作的開展更加切合實際。周恩來在出訪各國過程中，除了通過參觀對非洲空前高漲的革命形勢、豐富的礦產資源、人民的熱情友好留下深刻印象外，還通過高層會談了解到更多的新情況，形成了新的認識。

比如，了解到“非洲民族獨立和統一的願望是並存的”。在訪問幾內亞時，杜爾總統告訴周恩來：“亞洲是在根據民族系統形成國家以后，西方殖民者才入侵的，因而他們不得不照顧當時的實際情況。而非洲就不一樣，許多國家是人為劃分的，不是按民族系統劃分的。”（《周恩來外交文選》，第398頁。）如幾內亞（指今幾內亞比紹共和國。）、葡屬幾內亞、塞拉勒窩內（ 指今塞拉利昂共和國。）和利比裡亞都是一個民族，卻被分成四個國家。西邊的塞內加爾、南邊的象牙海岸、北邊的毛裡塔尼亞的一部分都是同一民族，但都被法國分割。又如，加納、多哥、達荷美（指今貝寧人民共和國。）也都是一個民族，但加納被英國佔領，多哥和達荷美被法國佔領。周恩來說：“關於這一點，這次我們訪問非洲之后才了解。”（周恩來同緬甸總理奈溫會談記錄，1964年2月16日。） 這些新情況使周恩來認識到，“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對非洲的禍害超過了亞洲” (周恩來同索馬裡總理舍馬克會談記錄，1964年2月2日。)﹔ 這種人為的分割，是非洲國家獨立后至今相互之間還存在邊界和民族糾紛的根源。從這個情況出發，周恩來提出：在支持非洲人民的解放斗爭中，“要根據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的願望”，第一，先按帝國主義劃分的地區取得獨立，然后逐步爭取全部非洲國家獨立。“如果不這樣做，而要求依照民族系統獨立，那就會紛爭不已，正中帝國主義的詭計。”第二，爭取非洲國家的統一和團結。（《周恩來外交文選》，第398、399頁。）這一思想得到非洲大多數國家首腦和人民的認同。

比如，在反對新老殖民主義的問題上，周恩來發現許多國家，“隻提反對殖民主義，不大願意提反對新殖民主義，避免影射美國”（周恩來、陳毅致中共中央並報毛澤東的報告，1964年1月10日。）。 他們認為，“不能不考慮同美國的關系”，“美國會停止援助，甚至連一個小零件都不給”﹔（周恩來同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會談記錄，1964年1月30日。）“現在不能馬上突出反對新殖民主義，不馬上在兩線作戰”（周恩來同幾內亞總統本貝拉會談記錄，1963年12月23日。）。針對這種情況，周恩來一方面在談話中揭露美國新殖民主義行徑，另一方面同意在兩國公報中不直接提反美口號。他說，“我們的行動口號要照顧大多數，也就是照顧中間分子”，“在非洲大家庭中，如果口號提得太高，落后的會反對，中間的也會感到害怕和憂慮”。（周恩來同加納總統恩克魯瑪會談記錄，1964年1月14日。）

比如，在經濟技術援助方面，周恩來發現，施工的機械化程度需要很高才能降低成本、少用勞動力，收效快﹔機械設備需要適應熱帶的潮濕和干燥氣候，等等。他指出這些新問題“要解決”。（周恩來同索馬裡總理舍馬克會談記錄，1964年2月2日。）

比如，在訪問埃塞俄比亞時，海爾塞拉西皇帝談到同索馬裡、肯尼亞之間的民族爭執問題，提醒中國方面要考慮援助索馬裡的方式。周恩來說：這“對我們是一個新問題”，提出對非洲國家之間的爭端“採取不介入的立場”，“支持非洲各國和平解決彼此的爭端”。（周恩來同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會談記錄，1964年1月30日。）

比如，在談到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問題時，摩洛哥國王哈桑二世告訴周恩來：“參加國的積極性比1955年第一次時是減低了”，因為“萬隆會議時主要講各國解放”，會后這些年，“亞非許多國家獨立了，如再開，已經沒有什麼動力來推動會議討論什麼問題”。如果要開，“現在可以談非殖民化，解決不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等問題。現在如再談解放問題，也許隻有兩三個國家感興趣，如不解決不發達的問題，就不可能有和平共處，會引起對別人的干涉”。（周恩來同摩洛哥國王哈桑二世會談記錄，1963年12月28日。）周恩來贊成哈桑二世的兩點意見，並在訪非過程中建議：第二次亞非會議如果召開，一定要使“一些原則更加具體化，特別是促進亞非各國相互之間的了解、幫助和經濟合作”﹔指出“非洲國家的問題相同：擺脫殖民統治，在國家形式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要非殖民主義化”。（周恩來同突尼斯總理布爾吉巴會談記錄，1964年1月9日。）

（二）出訪中，針對各國關心的問題闡明中國政府的立場，增進了非洲國家對中國的了解，消除疑慮和誤解。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國際形勢激烈動蕩，美國和蘇聯利用舊殖民主義體系的瓦解，從各自國家的全球戰略出發，加緊了對非洲的工作。1958年，美國國務院建立了第一個由一位助理國務卿領導的單獨的非洲司﹔同一年，蘇聯外交部也建立了一個專門負責非洲事務的機構。美、蘇在加快從政治、經濟等方面滲透和侵入非洲的同時，還挑撥這些國家同中國的關系。與此同時，中、蘇兩黨意識形態分歧已經公開化，中印邊界也出現了兩次武裝沖突，引起包括非洲國家在內的世界范圍的廣泛關注。美國的援助使一些國家產生幻想，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援助對一些國家也起了一定作用，因此有些國家對中國的對外政策產生了誤解或疑惑。為此，周恩來在出訪中，就中美關系、中蘇關系、中印邊界沖突等問題的真相和中國政府的態度和立場作了詳細的解答和說明。隨同周恩來出訪的孔原、黃鎮在給外交部的報告中以幾內亞為例說：“會談和講話，由本·貝拉起都全神貫注，靜聽總理發言，並親自做筆記”﹔他們很重視周恩來所談的問題和觀點，認為“對他們有幫助”。（孔原、黃鎮致外交部的報告，1963年12月27日。）這對減輕我國來自美、蘇、印方面的壓力有重要意義。

（三）出訪期間，周恩來向世界公開宣布了“中國處理同阿拉伯國家和非洲國家關系的五項原則”和“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以及一系列有助於亞非人民團結反帝的聯合公報，有力促進了中國同阿拉伯國家和非洲國家的友好關系。我國同非洲國家的關系與同亞洲國家的關系有所不同，主要面臨兩個問題：

首先是同阿拉伯國家的關系問題。阿拉伯國家一般指居民以阿拉伯民族為主的國家，主要分布在亞洲西部和非洲北部地區，有統一的語言（阿拉伯語）、統一的文化和風俗習慣，絕大部分人信仰伊斯蘭教。主要的國家從北非算起有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利比亞、蘇丹、阿聯﹔中東地區是敘利亞、黎巴嫩、約旦、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也門、科威特、阿曼等。這些國家彼此之間制度不同，受帝國主義控制的程度不同。由於同許多非洲國家一樣，形成民族國家之前已經被帝國主義國家所分割，所以內部也有很大沖突。面對這種情況，中央認為：如果能把這些國家“統一在反帝特別是反美的斗爭下，是可以成為一個積極因素，推動民族運動”。因此，周恩來出訪第一個國家阿聯時，“就考慮了這個問題，把我們原來平常所發表的主張，集中成為五點”。（周恩來關於訪問亞非歐十四國報告，1964年3月30日、31日。） 具體內容為：（1）支持阿拉伯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斗爭﹔（2）支持阿拉伯各國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結盟政策﹔（3）支持阿拉伯各國人民用自己選擇的方式實現團結和統一的願望﹔（4）支持阿拉伯各國通過和平協商解決彼此之間的爭端﹔（5）主張阿拉伯各國的主權應當得到所有其他國家的尊重，反對來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這是周恩來在訪問阿聯期間在會談時所表明的中國政府的立場，並寫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政府聯合公報》中。公報全文刊載於1963年12月23日《人民日報》。）后來，周恩來在同其他非洲國家接觸中，感覺“非洲對聯合的要求更大”，因此這五條原則對非洲其他國家“同樣適用”。這五條原則得到阿拉伯各國和非洲各國人民的贊同，都覺得這樣的主張是公正的，有利於它們的獨立和革命，有利於它們自己的聯合。

其次是對非洲的經濟技術援助問題。新中國成立后，我國一直十分重視對亞非國家的經濟技術援助。周恩來曾說：“我們對亞非國家的援助，對於我們同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爭奪中間地帶具有重要意義。這是很重要的一環，這是物質援助，沒有物質也不行。”（周恩來關於訪問亞非歐十四國報告，1964年3月30日、31日。）在對亞非國家援助過程中，我國確定了不少原則。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在同外賓談話中常常談到這些原則。在這次出訪中，各國領導人都同周恩來談到美國、蘇聯、南斯拉夫等對他們的援助情況。周恩來發現問題主要突出表現為兩方面：這些國家對非洲國家的援助，實際上是企圖利用經濟援助的名義來控制非洲國家，使非洲國家的經濟繼續單一化。

如何使我國的援助區別於美、蘇等國的援助，如何通過經濟技術援助幫助非洲國家建立起獨立的民族經濟，如何體現援助是相互平等問題，都需要有一個新的解釋，以爭取和影響更多的阿拉伯和非洲國家。

基於此，周恩來在出訪加納時提出，並到馬裡后正式公布了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第一，中國政府一貫根據平等互利的原則對外提供援助，從來不把這種援助看作是單方面的賜予，而認為援助是相互的﹔第二，中國政府在對外提供援助的時候，嚴格尊重受援國的主權，絕不附帶任何條件，絕不要求任何特權﹔第三，中國政府以無息或者低息貸款的方式提供經濟援助，在需要的時候延長還款期限，以盡量減少受援國的負擔﹔第四，中國政府對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國對中國的依賴，而是幫助受援國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經濟上獨立發展的道路﹔第五，中國政府幫助受援國建設的項目，力求投資少，收效快，使受援國政府能夠增加收入，積累資金﹔第六，中國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產的、質量最好的設備和物資，並且根據國際市場的價格議價。如果中國政府所提供的設備和物資不合乎商定的規格和質量，中國政府保証退換﹔第七，中國政府對外提供任何一種技術援助的時候，保証做到使受援國的人員充分掌握這種技術﹔第八，中國政府派到受援國幫助進行建設的專家，同受援國自己的專家享受同樣的物質待遇，不容許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這是周恩來訪問加納共和國時答加納通訊社記者問的節錄，后正式寫入中國同馬裡共和國兩國政府的聯合公報中。見《周恩來外交文選》，第388—389頁。）這八項原則，如周恩來所說，是針對著前述兩方面問題提出來的。（參見周恩來關於訪問亞非歐十四國報告，1964年3月30日、31日。）“目的在於尊重主權國家，發展獨立經濟，不干涉內政，不是造成依賴經濟。”（周恩來同馬裡總統凱塔會談記錄，1964年1月20日。）

（四）在出訪中，周恩來同非洲國家領導人廣泛接觸，友好坦率地進行會談，增進了彼此間的感情。周恩來認為，“各國領導人之間的來往很重要”。在訪非期間，周恩來每到一個國家，同對方領導人一般談三四次，有的多達六次，最少也有兩次。每一次談話都是兩三個小時，有時到三四個小時。周恩來說：“要說累一點，就是談話費了一點精神。”因為面對的國家情況不同，領導人的情況也不同，要有所界限﹔對不同意見還要有所回應，“總是有來有往，因為我們不能失掉我們的立場，要找機會把我們的原則說清楚，闡明我們的原則”。（參見周恩來關於訪問亞非歐十四國報告，1964年3月30日、31日。）比如在蘇丹，周恩來同阿布德主席隻談了一次，因為阿布德主席是軍人，很爽直，他有問題提出來，周恩來一回答，就解決了。在阿聯，納賽爾總統有意避而不談蘇聯和南斯拉夫問題，周恩來就不談﹔在突尼斯，布爾吉巴總理在中美關系、中蘇關系、中印關系等問題上不理解中國的做法，周恩來就花了很多時間闡明我們的道理。為了充分了解各國情況，周恩來在會談中幾乎有一半多的時間是在傾聽﹔為了使同各國的會談取得更大成效，周恩來事前做了充分准備，留下很多談話內容的提綱手跡。比如在加納談的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八項原則，就是他親筆擬寫的。（參見周恩來關於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手稿，1964年1月12日。）坦率友好的會談，加深了彼此之間的了解和信任。

通過這次訪問，中國開始了解到一些非洲地區的政治、經濟情況，雖然僅僅是走馬觀花，但有助於提出一些對非洲國家的政策，並且起到“探路”作用。周恩來后來說：“訪問非洲以后，我們同非洲的接觸才更多一些，了解多了一些。”（周恩來同加納朋友會談記錄，1965年4月30日。） 他還說：“這個探路工作，可以為以后的政府的、民間的、從各方面去的人打開一個關系”﹔“這個影響會跟著以后的工作越來越發展。”（周恩來關於訪問亞非歐十四國報告，1964年3月30日。） 后來中非關系的發展証實了周恩來的主張是正確的。

在開啟和發展中非關系的歷程中，周恩來還有其他許多新的思考，給我們留下了一些寶貴經驗：

（一）調查研究是做好對外工作的重要基礎。出訪非洲，使周恩來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對制定切合實際的對非政策有重要幫助。他訪非回國后就提出，要“加強對亞非國家的調查研究”，“通過外交部、外貿部、對外文委、新華社、人民團體和經援專家等涉外系統，派出大批經過選擇和訓練、具有一定政治水平和斗爭經驗的人員，到亞非地區特別是非洲去，站穩腳跟，長期工作”。他說，我們的駐外人員和研究機構要互相密切結合起來，互相交流，常常出去，“沒有現場的感性知識，就沒有法子提高自己的理論知識”。（周恩來關於訪問亞非歐十四國報告，1964年3月30、31日。）

（二）加強人際交往，爭取更多的朋友。國與國之間的交往，實際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通過人與人的交往增進相互了解，樹立國家形象，是周恩來長期從事外交工作得出的經驗之一。納賽爾就是通過周恩來進一步了解了中國，稱他為“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活生生象征”（孔原、黃鎮、童小鵬給中共中央的報告，1963年12月19日。）。出訪非洲十國歸來后，周恩來進一步強調：“對亞非國家的外交工作，首先是做人的工作。”這項工作可以分兩個方面，一是，“所有出國的政府和民間代表團，使領館人員和專家、新聞記者和翻譯人員，都應該以適當的方式和方法，正確地介紹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功和失敗的經驗，宣揚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二是，爭取更多的亞非國家的政府和民間代表來訪問中國，“經過他們的人去做他們人的思想工作”。周恩來認為：“這個需要下一點資本。”（周恩來關於訪問亞非歐十四國報告，1964年3月30、31日。）

（三）要重視培養翻譯人才。在外交工作中，需要優秀的翻譯人才起到溝通作用。周恩來認為“翻譯工作是最有政治發展前途的工作”。和周恩來一起共事的英文翻譯有五批，代表是：黃華、龔澎、章文晉、浦壽昌、冀朝鑄。周恩來說：“他們都是向政治方面發展，這個是必然的。所以應該培養廣大的翻譯，現在翻譯太少了，跟我們國家不相稱，七億人口才這麼幾個翻譯，我想起來就難過。”（周恩來關於訪問亞非歐十四國報告，1964年3月30、31日。）周恩來出訪非洲回國后，親自指導創建了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這所學校成立近50年來，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外語外事以及翻譯等方面的優秀人才。

這些經驗，對我們今天繼續開展和做好對亞非國家的團結爭取工作，依然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作者廖心文，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北京 100017〕

（責任編輯：王為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