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義明：歷史轉折關頭鄧小平的“一聲炮”、“三把火”
歷史轉折關頭鄧小平的“一聲炮”、“三把火”
戚義明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中國進入“兩年徘徊期”。1977年至1978年，復出后的鄧小平“放了一炮”、點了“三把火”，推動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這“一聲炮”與“三把火”，集中反映了鄧小平在這一時期的重要貢獻，也鮮明體現了他堅持原則、敢抓敢干的思想風格和善於抓住契機、推動歷史前進的領導藝術。
一、復出前后“放了一炮”，強調堅持實事求是
“放了一炮”是鄧小平自己的說法。1978年5月，他在一次談話中談到實事求是問題時說：“我放了一炮，提出要完整地准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后來又加了一句毛澤東思想的體系。有人說我這個提法是同華主席唱對台戲，結果華主席用了我這個話，這些人不吭氣了。”這“一炮”是鄧小平在復出前后放的，目標指向“兩個凡是”。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發表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句話后來被稱為“兩個凡是”。當月，還沒復出的鄧小平在同王震談話時，明確對“兩個凡是”提法表示異議，認為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后來他又多次指出：“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的觀點，就說不通為1976年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問題。而且從理論上說，將毛澤東在一個場合說的話移到另一個場合去講，這是典型的斷章取義，是對毛澤東思想的歪曲和割裂。針對這種錯誤觀點，鄧小平在1977年4月10日給華國鋒、葉劍英並中共中央的信中鮮明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准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
7月17日，十屆三中全會作出恢復鄧小平黨政軍領導職務的決定。鄧小平在全會上講話時又指出：“我們不能夠隻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此后，他多次強調實事求是“是毛澤東哲〖JP+1〗學思想的精髓”，提出要恢復和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創造毛澤東所倡導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復出前后鄧小平的這一系列表態和講話，無疑是“放了一炮”。這位老資格的政治家，雖然三落三起，但始終是立場堅定，充滿政治勇氣。人們從這“一炮”中，看到了中國進步的新希望。然而這些話在當時還是冒著一定政治風險的。“文革”中，鄧小平曾兩次被打倒，復出后還是這樣棱角分明,這正是鄧小平作為一個偉大政治家的政治本色所在，他7月21日在十屆三中全會上講話指出，出來工作有兩種態度，做官和做工作。做清閑的太平官不符合他的性格，他堅定地選擇了后者，隻要是對黨、國家和人民有利，認定了的事，他就會義無反顧地去做。
鄧小平的這“一記重炮”振聾發聵，令全黨耳目一新。它抓住了問題的要害和歷史腳步徘徊不前的症結所在，促使人們沖破“兩個凡是”束縛，深入思考中國的實際問題。9月28日，陳雲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指出：“是否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實際上是區別真假馬列主義、真假毛澤東思想的根本標志之一。”聶榮臻等其他老同志也紛紛發表文章，強調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優良作風。與此同時，一些理論工作者也在思考：“兩個凡是”究竟對不對？判斷檢驗理論、方針政策是否正確的標准究竟是什麼？
由此，鄧小平的這“一聲炮”拉開了一場思想大解放的序幕。
二、在廣州、成都點了“兩把火”，談經濟政策問題
點了“三把火”也是鄧小平自己的說法。1978年9月，他在東北視察時說：我是到處點火，在這裡點了一把火，在廣州點了一把火，在成都也點了一把火。先說說前“兩把火”，即鄧小平1977年11月在廣州的視察和1978年2月初在成都的視察。
1977年11月中旬，鄧小平到廣州視察。11月17日，他聽取廣東省委負責人匯報，當聽說有些地方規定養三隻鴨子就是社會主義、養五隻鴨子就是資本主義時，引起了他的深思。他明確指出這是錯誤的，是形式主義。由此他感覺到：“看來最大的問題是政策問題。政策對不對頭，是個關鍵。”他對一些政策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談到農村政策時，他指出：生產沒有發展到那個程度，不能隨便過渡，大隊核算也不能搞早了。過去許多行之有效、多年証明是好的政策要恢復。在談到按勞分配問題時，他說：農村中有個按勞分配問題，工廠同樣有這個問題。包括獎金制度在內的各項規章制度，合理的要恢復起來，不合理的要改掉。
在談到外匯問題時，他說：廣東緊鄰港澳，搞外匯有很多門路，要多搞點外匯，賺回錢來。把生產生活搞好了，才能解決一些老百姓“逃港”的問題。他明確指出：“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他特別提出，“從旅游角度可以解決廣東許多問題”，要發展旅游事業賺取外匯。他還提出要研究廣東、福建兩省的僑務政策。這表明，此時他已開始考慮如何利用兩省作為突破口，沖破閉關自守狀態，逐步走向國際市場的問題。
鄧小平要求廣東的同志“寫個報告給中央，把問題分析一下”，同時“過去行之有效的辦法，可以恢復的就恢復，不要等中央”。1978年4月，他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還提出要支持廣東搞出口基地，以進養出。他的大力支持給廣東的同志以很大鼓舞和啟發。1978年10月，廣東省向國務院上報《關於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規劃設想》的報告。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廣東的改革開放更是走在了全國的最前列。
在這次視察中鄧小平感覺到，人們思想中還有很多“左”的束縛，還有很多條條框框，實踐中不敢邁開步子，甚至很多已經被証明是錯誤的做法也不敢去改變。兩個多月后，他在成都視察時再次提到“養五隻鴨子就是資本主義”的事例。
1978年2月初，鄧小平在出訪緬甸、尼泊爾途中返回四川成都短暫休整。當時，四川一些農村採取“文革”前“包產到組”的做法，農業生產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但遭到來自上層的一些非議。2月1日，鄧小平在聽取四川省委負責人匯報后指出：“有些問題是共同的。農村和城市都有個政策問題。我在廣東聽說，有些地方養三隻鴨子就是社會主義，養五隻鴨子就是資本主義，怪得很！農民一點回旋余地沒有，怎麼能行？”他提出要清理一下現行政策，“自己范圍內能解決的，先解決一些，總要給地方一些機動。”鄧小平的這番話，使深感有思想壓力的四川省委領導如釋重負，倍感鼓舞。不久，四川省委就制定《關於目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主要問題的規定》，強調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允許和鼓勵社員經營自留地和家庭副業，開始進行農村改革的探索。
廣州和成都這兩次談話時間相隔不長，主題也比較一致，都是談政策問題。在兩次考察過程中，鄧小平坦率承認內地與香港相比“生活不好，差距太大”﹔明確指出我們的政策有問題，需要“清理”﹔明確提出要多搞門路賺取外匯。這些話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無疑是“點火”之舉。
鄧小平的這“兩把火”在他所到之地點燃了改革開放的思想火花。然而就全國來說，思想上還有很多“禁區”，廣大干部群眾還有很多顧慮，不敢打破條條框框。時局的真正轉變，期待著新的歷史契機。
三、在東北點燃“第三把火”，為改革開放作思想發動
經過前“兩把火”，鄧小平明白，單純從具體經濟政策入手來推動工作是不夠的。各項工作最后都要靠人來執行，在人們的思想受到禁錮的條件下，“自己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很多事情都不敢搞”。“隻有解決好思想路線問題，才能提出新的正確政策”。於是，鄧小平將解決問題的突破口放在解放人們的思想、推動形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上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很快引發一場全國范圍的大討論。但這場討論卻受到堅持“兩個凡是”錯誤觀點同志的壓制，甚至有人指責這篇文章“實際上把矛頭指向毛主席”。后來爭論越來越大，引起了鄧小平的注意。他敏銳地察覺到：這實際上是一場關系到黨的思想路線問題的大爭論。6月2日，他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指出：有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的根本觀點，“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他們的觀點，實質上是主張隻要照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同志的原話，照抄照轉照搬就行了”。“他們提出的這個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涉及到怎麼看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講話針鋒相對，矛頭直指那些搞“兩個凡是”、壓制真理標准討論的人。
正當大討論展開之際，鄧小平離開北京，率團參加朝鮮國慶三十周年慶祝活動。9月13日活動結束后，他並沒有立即回京，而是在東北三省進行了五天的視察，回京途中又視察河北唐山、天津等地。鄧小平點的“第三把火”，就是指他這次視察中的沿途講話，主要是講兩大問題：一是思想路線，二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政策。
在思想路線方面，鄧小平再次號召大家“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他在吉林、遼寧等地強調：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這是政治問題，是思想問題，也是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現實問題。”“兩個凡是”不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這樣搞下去，要損害毛澤東思想”。“不恢復毛主席樹立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要做到實事求是，前提條件是鼓勵人們大膽獨立思考，而不能到處設思想“禁區”。鄧小平說：“‘禁區’的害處是使人們思想僵化，不敢根據自己的條件考慮問題。”他指出：“不開動腦筋，就沒有實事求是”，“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實現四個現代化”。他提出，“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獨立思考”，“所有的人開動腦筋，就有希望”。
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政策問題上，鄧小平集中對社會主義要發展生產力、要進行經濟管理體制改革、開展對外經濟聯系等發表了一系列看法。
關於社會主義要發展生產力，他在吉林長春、遼寧鞍山等地指出：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迅速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如果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國家慢，還談什麼優越性？”他還發人深省地說：“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搞了二十多年還這麼窮，那要社會主義干什麼？”
關於要進行經濟管理體制改革，他在視察本溪鋼鐵公司和大慶油田后明確指出：我們國家機構體制“人浮於事，機構重疊，官僚主義發展”，“有好多體制問題要重新考慮。總的說來，我們的體制不適應現代化，上層建筑不適應新的要求。”他提出要發揮基層積極性，擴大基層企業的權力。幾天后，他在視察鞍鋼煉鐵廠時再次強調：“現在我們的上層建筑非改不行”，“必須按照經濟規律來管理經濟”，“不合理的東西可以大膽改革”。
關於開展對外經濟聯系，9月16日，他在吉林長春指出：我們現在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有好多條件毛澤東在世的時候沒有，人家封鎖我們，現在有了。他提出要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吸收國際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甚至可以引進外資、合資經營。這表明，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就在考慮對外開放的步驟和方式問題。
在廣州、成都的前“兩把火”中，鄧小平提出經濟政策問題時，人們思想上還有所顧慮。但經過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和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大討論之后，整個社會的思想氛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鄧小平抓住時機、趁熱打鐵，適時點燃“第三把大火”，集中談思想解放、實事求是，集中談改革、談發展，在干部群眾中引起強烈反響。時任吉林省委書記的王恩茂回憶說：小平同志的講話，促進了我們思想的大解放，過去有些不敢想的問題，現在敢想了﹔過去不敢講的問題，開始敢講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小平同志做了很多思想發動工作，為召開三中全會打下了一個很好的思想基礎。
歷史轉折點上的蜿蜒曲折、峰回路轉，總是令人回味感嘆。通過回顧鄧小平的“一聲炮”與“三把火”，可以明白看到，歷史的轉折並不是那麼輕易實現的。經過這次東北之行的最后“一把火”，鄧小平看出，人們思想上的束縛開始解脫，改革開放政策已經呼之欲出。一個月后，他又訪問了日本，日本經濟迅速發展的經驗，引起他對解決中國問題的進一步思考。1978年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后，引導中國實現偉大歷史轉折、勝利進入社會主義改革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的高速列車啟動了！
〔作者戚義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