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集了革命家的業績和智慧——《任弼時選集》簡介

時看到,五卅運動后,革命勢力固

秦浩

《任弼時選集》(以下簡稱《任選》)是由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的。任弼時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上有重要的地位。隨著《任選》的出版，我黨民主革命后期五位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的選集就都和讀者見面了。

一

任弼時30年革命斗爭的經歷，是和我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發展的全過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他積極參加了五四運動，是1920年我國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時的第一批團員。從1925年起，他先后在共青團中央、地方省委、黨中央的部門和軍隊中擔任領導工作，有豐富的組織群眾指導斗爭的實際經驗。他從1927年5月黨的五大后是歷屆中共中央委員，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后是政治局委員，1945年6月黨的七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黨中央書記處五位書記之一。他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不幸的是由於積勞成疾，在1950年10月患腦溢血症早逝，時年46歲。

《任選》收入了任弼時從1925年到1950年間的47篇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共32萬字。在32篇第一次公開發表的著作中，有在黨的重要會議上的講演和發言，有為黨中央起草的重要文件，有給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就某些問題提出重要意見的信函，有珍貴史料價值的記事手稿等。《任選》凝集了任弼時在革命實踐和思想理論方面的業績和智慧，反映了他參與黨中央的重大決策、推動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發展的一生。

二

任弼時較早參與黨中央的領導工作，當中國革命發展到歷史性轉折和發生重大事變時，他在黨的重要會議上都有發言。這些發言收入了《任選》，反映了他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所具有的戰略遠見和策略思想。

八七會議前后，是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上第一次重大的歷史轉折。任弼時是反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的領頭人之一，早在“四·一二”大屠殺后召開的黨的五大和團的四大會議上，以及以后的中央會議上，都曾批評過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任選》收入了《在中央緊急會議上的發言》和《黨的政策與反機會主義的經過》兩文，前者是在八七會議上的發言，批評陳獨秀隻作上層工作，害怕群眾，沒有進行土地革命的決心﹔后者是准備在六大的發言，指出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主要表現在土地革命、國民黨和工農武裝三個問題上，並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主要教訓：“由北伐到武漢反動時期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嚴重時期，但因黨始終是退讓，沒有獨立的階級政策，不信賴群眾力量，不堅決領導土地革命斗爭，以致不能取得小資產階級群眾。蔣介石反動，使中國革命受一次大的打擊﹔武漢反動，更鑄成革命部分的失敗。”任弼時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的批判和總結，對於我黨確定土地革命時期的工作總方針，對於抗戰時期在統一戰線中爭奪領導權的斗爭，都是有重要的作用和意義的。

從進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對國民黨統治，轉變為實行以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是第二次歷史性轉折。《國民黨政策的轉變和國共合作的前途》一文，是任弼時在1937年3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他分析了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華引起的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動，以及我黨提出建立統一戰線后的影響，指出基本趨勢是有利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同時他又指出，日本帝國主義還在引誘南京政府，民族資產階級害怕真正的革命，親日派還未受到嚴厲的打擊，擁有實力的蔣介石還未脫離中間立場，因此要鞏固國民黨表示的接受我黨主張的轉變，並使之向前發展。他指出，在這種形勢下建立的國共合作的前途，有兩種：第一種是好的前途，即在爭奪領導權的斗爭中我們佔優勢﹔另一種情況是在實現抗日后資產階級取得領導權而排擠我們，那前途是不好的。而要想取得好的前途，主要靠斗爭，靠鞏固我們的武裝，爭得民主權利。他預見到與國民黨爭奪領導權的斗爭是艱苦復雜的，國民黨一定要到處限制我們發展。任弼時的分析，對於建立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是有原則意義的。抗戰開始后，在統一戰線問題上黨內發生嚴重分歧時，他始終堅持上述觀點，並以中共派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的身份，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作了題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的報告。他用豐富的材料，有力地說明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和抗戰方針是正確的，獲得了共產國際的理解和支持。這對我黨能夠勝利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是很重要的。

抗戰勝利的前夜，面臨著兩個中國之命運的斗爭，和平與戰爭之抉擇的重要關頭。任弼時在七大期間寫的發言稿《努力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一文，以兩種可能、兩手准備和一個手段的指導思想，明確地回答了這個尖銳問題。他指出我黨建立24年，抗戰8年，奮斗目標就是要實現新民主主義，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毛澤東提出的建立聯合政府，是一種決勝負前的過渡局面。如能避免內戰，用和平民主的方法建立新中國，對人民是有利的。但是國民黨反動集團要堅持它的獨裁統治，目前實行積極准備內戰的方針，英美的政策也鼓動蔣介石打內戰。因此他指出，“我們必須有充分的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准備”，以應付和平或戰爭的兩種可能。但無論是爭取和平，或者以戰爭制止內戰，都決定於我們力量之更加增強，力量中最主要的是軍事力量。“有力量，再加上政策正確靈活，就能戰勝敵人，維持和平，說話有人聽，辦法能實現。”局勢的發展証實了這一點，全黨順利地轉入解放戰爭時期，並很快取得了革命的勝利。

1949年3月，我黨召開七屆二中全會時，又面臨新的歷史轉折，即建設新中國的歷史任務已經到來。任弼時《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發言》，著重闡明他一貫強調的經濟建設的重要性。他認為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向城市，基本意思是依靠工人階級發展生產，首先是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但是為了發展工業，不僅不能放鬆而且還要加快發展農業生產。他說：“必須在經濟上取得獨立自主，才能算完全的獨立自主”，“單有軍事上、政治上的條件，沒有經濟上的條件，沒有工業的發展，要想轉向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過去‘左’傾錯誤也在此”。任弼時的這些分析論斷，今天讀來還是很有啟發的。可惜的是，他沒有能夠參加這一歷史性任務轉變的具體實踐。

三

任弼時的革命實踐活動是多方面的。《任選》主要反映了他對青年工作、軍隊建設、根據地建設、指導土改、整黨工作和黨的建設等方面的建樹。

任弼時是我國青年運動的早期領導人，青年團工作的奠基者。《任選》開卷篇《怎樣布爾什維克化》一文中，對共青團的建設提出了三條最基本的原則：一是團的組織要能聯系群眾，二是團員對共產主義要有正確的認識，三是團的工作要按實際情形運用經驗和理論。不久，他又強調團的工作必須青年化群眾化。在這些正確思想指導下，共青團很快由偏重研究性的小團體發展成能領導群眾進行政治斗爭的組織，在五卅運動和大革命中發揮了積極帶頭和橋梁作用。在黨組織弱小的地方，團實際上領導了群眾的政治斗爭。共青團還將大批優秀團員輸送給黨，這在當時，對發展革命運動、壯大黨的組織和增強黨的領導力量，是有重大貢獻的。《提議建立青年團的兩次講話》和《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兩文，對30年的中國青年運動和建團以來青年工作的歷史經驗作了基本總結，主要的是：團的性質是政治性的先進青年的群眾組織﹔保証黨對團的正確領導，是青年運動正確地向前發展的決定因素﹔團的基本任務是團結教育整個青年一代，為實現黨在各個時期的歷史使命而奮斗﹔在團內要進行共產主義教育，學習是所有不同職業青年的共同的特殊重要任務和中心活動﹔團必須研究青年的特點和時代特征，採用一套適合青年特點的工作方法，否則團就不會有發展前途。任弼時對青年工作的這些經驗總結，今天仍然是團的工作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則。

1934年8月，任弼時身負中央代表、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的重任，率部先遣西征。與賀龍率領的部隊會合后，又任紅二軍團政委。紅二、六軍團的會合，為組建紅二方面軍奠定了基礎。在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后，他堅決反對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錯誤，對實現三個方面軍大會合，勝利結束長征，有不可磨滅的功績。《目前湘鄂川黔邊區的戰爭形勢和黨的緊急任務》和《沖破敵人“圍剿”的經驗與教訓》兩文，詳細記敘了1935年1月至8月紅二、六軍團反“圍剿”斗爭從動員到取得勝利的經過，並根據遵義會議確定的新的作戰方針總結了經驗教訓。《紅二、六軍團從湘鄂邊到康東北長征經過》是一篇很有史料價值的手稿。閱讀這三篇著作，我們可以從字裡行間感受到紅軍指戰員的智慧才能和英雄氣概。《紅二軍團當前的建設任務》一文，批評和糾正了原湘鄂西分局輕視政治工作的錯誤，指出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要從政治和軍事兩個方面提高指戰員的素質，為紅二、六軍團建設提出了正確方向。

任弼時曾長期分工指導陝甘寧邊區的工作，是我黨較早研究經濟建設的領導人之一。《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工作的基本方針》一文，是系統論述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著名黨內演講。他闡發了“革命的目的就是為著建設”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指出陝甘寧邊區現在已處於相對和平的環境，黨和政府就應該把經濟建設作為自己的中心任務。他根據邊區生產力水平和以個體農業生產為主的特點，以及需要繼續同國民黨的經濟封鎖政策作斗爭的形勢，提出把經濟建設的重點首先放在發展農業生產上，要求達到完全的自力更生﹔把公私兼顧、互助合作規定為一條基本方針，在管理中推行包干分紅的辦法，以促進公私企業和合作經濟的發展﹔提倡節約，備戰備荒，指出節約不是減少必需的消費，而是要克服浪費，特點是要避免由於政策錯誤而產生的巨大浪費。他強調貿易、金融、財政工作是組織好整個社會經濟的重要環節，在這些方面的政策錯誤會引起社會經濟的紊亂。他在《時局的發展和邊區的任務》和《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兩文中指出，政權的民主建設是與經濟建設緊密聯系的，民主建設的進程和完善程度，有賴於經濟建設的發展水平，黨和政府領導人民改善和提高經濟文化生活，能最大限度地調動人民的積極性，使民主政治的內容更加豐富。《解放區經濟建設和財政金融貿易的基本方針》一文，闡明了發展解放區經濟實力的重大意義和應循的基本方針，提出為了解決資金短缺問題，可以吸引國民黨區域的民族資本家和外國資本家來解放區經營工商業。他用自己的深入調查研究的行動，對制定財經工作的政策方針必須從實際出發作了示范。

任弼時正確指導解放戰爭時期的土改和整黨工作，堅決糾正“左”的錯誤傾向，是聲譽卓著的。早在1947年11月，他在《關於解放區政權和新富農政策問題給毛澤東的信》中，就提出對新富農的選舉權和土改中的土地財產的處理，與舊式富農應有所區別。這個意見得到毛澤東的同意和黨中央的採納。《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和《對晉綏土改整黨工作的意見》是兩篇名著，體現了任弼時的在革命越是勝利進展時越是要注意政策的光輝思想。他全面分析了當時土改和整黨中“左”的錯誤的嚴重性和危害性，提出了糾正錯誤的政策界限，闡明了我黨正確對待敵友我三方面的策略思想，即：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把打擊對象縮小到最少限度，組織起浩浩蕩蕩的革命隊伍以迎接勝利的到來。這方面的歷史經驗，是值得我們永遠牢記的。

任弼時是我黨的組織家，在各個時期都關注著黨的組織建設，從思想上、組織上，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上論述黨的建設中的重要問題。《白色恐怖下黨組織的整頓和秘密工作》和《目前黨在組織上的中心工作》兩文，是土地革命時期的著作。前者解決大革命失敗后城市黨在組織形式上如何適應斗爭的需要，其中提出的一些秘密工作原則，如支部分小、單線聯系、利用合法、爭取群眾等，在白區黨的工作中是長期適用的。后者是解決在建立了政權的革命根據地條件下黨支部的工作規程，以及如何加強對政府和群眾團體的領導工作。延安整風運動中，任弼時是毛澤東的重要助手，對黨的建設有多篇論著。《關於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一文，闡明了黨性的鍛煉和修養是黨的建設的根本任務，指出每個黨員要從思想、政治、組織和作風方面自覺地進行黨性鍛煉和修養，這對建設一個堅強團結統一的黨是有長遠意義的。在《關於黨的一元化領導問題》一文中，針對當時黨處於分散的獨立作戰的情況下，容易產生分散主義和鬧獨立性的錯誤傾向，闡明了建立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必要性，要求全黨認真執行民主集中制﹔同時，他也明確指出，建立黨的一元化領導，決不是靠黨直接向各組織下這個命令那個命令，更不是包辦代替，事事干涉，而是要靠黨的主張的正確性，靠黨員的積極性和模范帶頭所產生的領導作用。任弼時在《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等文中，十分強調擴大黨內民主的重要性，認為隻有黨內民主擴大了，才能推動和擴大人民民主，讓黨員群眾和勞動人民批評監督領導機關，才能克服官僚主義的壞作風。任弼時對黨的建設的這些論述，在黨內曾產生了很大影響。

四

任弼時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和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樣，有一個從不成熟到成熟的發展過程。《任選》反映出了他的這一發展過程。《任選》的開卷篇作於1925年，說明任弼時當時已具有一定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但1928年的《對於暴動問題的意見》一文中，對當時革命形勢的總估量，引述了黨中央決議上的“現時全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的錯誤觀點，並認為這種估量是“非常的正確”﹔在《城市農村工作指南》中，要求各級黨委“以多量的精力去創造城市工作的基礎”，在宣傳鼓動上要求“組織飛行集會”，要湘鄂贛粵四省“推進全省總暴動的布置”等，這些觀點、要求和方法，歷史已証明是不正確的。但瑕不掩瑜，總觀全文，前文的重點是批評“無動不暴”的錯誤觀點，后文的重點是糾正城市農村具體工作中的盲動主義錯誤，兩者都指出暴動是要有群眾條件的，要求首先做好組織群眾教育群眾的工作，因此兩文對糾正“左”傾盲動主義都起了好的作用。《任選》中的這些歷史痕跡，真實地反映了當時黨對革命形勢是高潮還是低潮，對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對革命的長期性、曲折性和發展不平衡性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還都處在認識過程中。

即使是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具體實踐中也難免有失誤，問題在於對錯誤有沒有嚴肅認真的自我批評，這是衡量一個革命家成熟與否的重要標志。《在湘贛工作座談會上的發言》一文中，任弼時承擔了他主持湘贛工作期間曾執行某些“左”的錯誤政策的責任﹔在《努力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一文中，他嚴格要求自己，說：“在過去黨內領導犯三次‘左’傾錯誤時期中，我都參與成為積極的執行者，錯誤的性質都是偏‘左’”。《任選》中的這些自我批評，不僅無損於任弼時這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形象，而且有助於我們更加正確、全面和深刻地了解任弼時，認識歷史的真實﹔有助於我們唯物辯証地學習歷史文獻，了解革命史，學習毛澤東思想。

《任弼時選集》內容很豐富，是我黨的一份重要歷史文獻和寶貴的精神財富，其中思想理論方面的貢獻，是我黨集體智慧結晶的毛澤東思想的一部分。《任選》的出版，能夠幫助廣大讀者特別是中青年干部和黨員，學習老一輩革命家在尋找符合中國實際的革命道路中的求實精神和創造性實踐，懂得革命的勝利和馬克思主義者的成熟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這對於我們今天參加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四化建設，進行各項改革，是很需要的。

(原載《人民日報》1987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