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與中國革命的幾個基本問題

任弼時與中國革命的幾個基本問題

張靜如

任弼時作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成員,在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擬從中國革命的幾個基本問題的角度,對任弼時的思想、觀點做些分析。

一、革命要以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代中國革命,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才能取得勝利,這已被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發展的全過程所証明。任弼時是在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參加中國共產黨的。他在參與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十分重視理論的學習和宣傳。比如,在大革命時期,他翻譯過列寧的《中國的戰爭》,發表過《馬克思概略》、《列寧主義的要義》。在文章中,他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基本內容,說明了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的關系。他強調:“馬克思的宇宙觀,是人類社會和自然界中的科學柱石,是社會發展的推動力。”“是研究無產階級勝利方法和條件之科學。”“我們隻有用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去研究一切學問,方才可以得到一個正確的解答。”不僅如此,他在1925年4月發表的《怎樣布爾什維克化》一文中,還提出了“注意分析中國社會,按客觀事實而運用經驗與理論”的命題。當然,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必須結合實際的思想,並不是任弼時首先提出來的,在此之前李大釗等共產黨人早已有過類似的表述,不過,任弼時對這個問題的分析很具體,使人看后容易明白。他指出,有許多同志滿足於做一個“模仿主義者”。他們往往會說,某個國家那樣做,我們不妨照例去做;或者說,馬克思和列寧教導的,不會錯,照做就可以了;在和黨外人士辯論時,別人說到中國的情況,就無辭可答。這些都是隻顧原則,不管實際的表現。任弼時強調,尤其在同敵對思潮進行斗爭的時候,隻講原則不講實際是無法戰勝的。“要求反對之有力量,必須按中國實際情形去解釋我們的理論,庶可得到思想上的勝利”。

不做“模仿主義者”,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道理上講明白容易,做起來則很難。任弼時在道理上明白這件事不算晚，可在實踐上卻一度出現分不清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情況。1931年4月,任弼時到達中央蘇區。11月1日,他參加了中共中央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並起草了《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其中,批評了“狹隘經驗論”,說它是一種“反理論的傾向”,這顯然是針對毛澤東的。1930年5月,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毛澤東寫了《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論斷。任弼時的批評是錯誤的,因為毛澤東並沒有反對學習理論,而是反對脫離實際。毛澤東說得明白:“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反對本本主義》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理論基礎,標志著在中國共產黨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已經前進了一大步。可惜,任弼時沒有看出來,反而認為是一種錯誤。

然而,任弼時畢竟是力主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因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對蘇區實際、全國實際和毛澤東本人的進一步了解,逐漸改變了看法,提高了認識。此后,任弼時與毛澤東在工作上相互配合,十分默契,特別是毛澤東負責領導全黨工作之后,任弼時成為毛澤東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在整風運動中,任弼時還不斷檢討早已過去的錯誤,反映出一個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在真理面前的嚴肅認真態度。也是在整風運動中,任弼時通過學習,通過對歷史問題的反思,思想認識有了極大的提高。他在1943年寫的《共產黨員應當善於向群眾學習》一文中說:“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目的,就是為了從這些學習中能夠得到方法,得到經驗,去幫助我們解決實際問題。”“這就真正使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真正使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真正使馬列主義具體化、中國化,並有新的發展。二十二年來,我們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就是用這種方法創造了一套指導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並在不斷的革命實踐中不斷增添新的東西。”“因此,我們要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便不只是去學習馬克思列寧的原著,特別要去學習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及黨的決定,並要在領導群眾實踐中發展馬列主義。”這些話很有分量,確實是發自肺腑之言。

因為有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代中國革命才取得了勝利。

二、革命的領導黨要堅持實事求是原則

任弼時一貫重視黨的自身建設,把它看作是取得革命勝利的保障。早在1933年,他作為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兼組織部長,就特別注意抓基層黨組織建設問題。在抗日戰爭時期、全國解放戰爭時期,他多次領導黨的自身建設工作。在工作中,任弼時對擴大黨的組織、增強黨員和干部的黨性修養、改進領導作風、擴大黨內民主、反對宗派主義等問題,都有很深刻的分析,並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切實可行的辦法,尤其強調革命的領導黨要堅持實事求是原則。

翻開《任弼時選集》,可以看到有多處使用“實事求是”這個概念,反映任弼時對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是非常重視的。在任弼時看來,隻有在黨領導的各項工作中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才能取得好的成績,才能推動革命事業向前發展。

比如,任弼時在論述邊區生產建設問題時,提出要“用實事求是的精神去解決生產建設中的許多具體問題”。他說,延安地區在解決移民開荒、勞動互助、婦女紡織、合作社等問題中,能夠堅持實事求是原則,結果人口增加了，生活富裕了。如果邊區的黨政機關都能像延安一樣,“那麼全邊區的人口會比今天更加增多,邊區人民的生活會比今天更加富裕”。他還舉機關辦工廠的例子說,辦工廠總是先賠本,后才獲利,因為人們沒有經驗,不了解客觀經濟規律。所用的辦法,不符合客觀實際,也就是不能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我們往往用建設軍隊或建設機關的方式來建設工廠,用了一大堆不從事生產的工作人員,如廠長、副廠長、指導員、管理員、採買員、勤務員等等一大套,應有盡有,比直接參加生產的人還要多。或者是把都市中大工廠的設備應用到我們小規模生產裡來,致使成本過大。或者是強調自覺遵守紀律,反對嚴格管理,致使勞動紀律鬆弛。賠了本,受了教訓,才會想方法改進,逐漸使其走向正軌。”任弼時特別指出,搞經濟建設就要制定計劃,而制定計劃不能憑主觀臆想。他說:“我們不應當以主觀的態度去從事工作,制訂計劃;就是要我們在訂計劃、寫決議的時候,必須經過仔細的調查研究,按照實際可能的條件,按照群眾的覺悟程度和經驗去決定我們的政策和方法。”任弼時強調,訂了計劃,就要執行,在執行中一定要隨時檢查,“隻有經過經常的實際的審查,才能夠發現我們原訂的計劃是否有主觀主義的成分,是否真正是從實際情形出發的”。這就是說,隻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標准。

又如,在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時,任弼時提出要用歷史觀點看問題。這就是說,“不能夠以現在的眼光去看歷史問題”,而要根據當時的情況來分析。這樣,才能實事求是地對待歷史問題,正確地符合實際地總結出經驗。任弼時舉例說,在抗日戰爭時期總結過去的歷史,就不能拿抗日戰爭的情況來要求過去。他說:“今天我們是實行統一戰線政策,與大資產階級共同抗日。我們不能夠拿這個尺度來要求過去,來看過去,那個時候,我們還沒有具備與大資產階級大地主合作的條件。”任弼時認為,不僅在整體上要用歷史觀點看待過去,而且在具體總結經驗時也要貫徹歷史觀點,即實事求是地分析經驗教訓。他說:“我們在研究歷史問題時,應該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就是說一方面我們要看出錯誤並研究犯這些錯誤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哪些地方有成績。我們不是否定一切的態度。”

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就必須反對主觀主義。任弼時說:“主觀主義者不根據具體情況,不根據群眾的需要和經驗而提出的‘空想式’的‘一意孤行’的主張,是不能夠真正代表人民的意見的。”為了反對主觀主義,任弼時在談到加強黨員的黨性修養時,特別向黨員提出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的要求。他說:“要靈活地、切乎實際地去運用馬列主義。就是說,要以馬列主義的原則,以馬列主義的立場去觀察問題、處理問題,不要不顧實際的情況,隻唱高調,套公式。不要變成公式主義者、教條主義者、主觀主義者”。任弼時之所以能夠提出這樣的要求,一方面是因為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深刻地論述了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兩種態度,另方面則是任弼時一貫重視理論與實際的聯系,一貫反對做“模仿主義者”。

因為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代中國革命才取得了勝利。

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代中國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實現社會現代化,使國家富強、人民生活幸福。對此，在任弼時的思想中是一貫的。他不止一次強調,革命是為了建設。他說:“我們要告訴黨員特別是干部,使他們懂得:革命的目的就是為著建設。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是為著中國的解放與建設。破壞舊的社會制度和經濟關系,是為了要建設一個新的社會制度和經濟關系,使人民能夠過著真正文明的物質和精神的生活。”

能夠弄明白這個道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別是在戰爭年代,打仗是第一位的,這就容易忘記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對於這種不正確的認識,毛澤東曾經進行了批評。他指出:“妨礙生產力發展的舊政治、舊軍事力量不取消,生產力就不能解放,經濟就不能發展。因此,第一個任務就是打倒妨礙生產力發展的舊政治、舊軍事,而我們搞政治、軍事僅僅是為著解放生產力。”對於不正確的認識,任弼時也進行了解釋。他在1944年4月的陝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復述了上引毛澤東的話並進一步說明,為什麼要用戰爭手段不惜巨大流血犧牲去破壞舊社會的政治制度和經濟關系呢?就是因為在這種舊的政治制度和經濟關系下面,生產力不能發展,以致社會經濟凋敝,人民生活痛苦。而舊的統治階級又不肯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用他們手中的武力維護舊的統治,所以人們就不惜代價用暴力去推翻舊的政治制度和經濟關系。隻有這樣,才能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使人民過幸福生活。

為了加深黨員特別是干部對這個道理的理解,任弼時還反復強調,如果共產黨人隻會用暴力破壞舊的制度不會建設新的制度,那麼,即使革命取得了勝利,也會導致失敗。他說:“一個革命的政黨,如果隻會破壞舊的,而不會建設新的,如果它不能建設起新的,確實使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上比以前在舊社會裡要過得好一些的生活,那人民會由不滿而反對它的,而它終於要走向失敗。”

民主革命時期雖然以解放生產力為主,但也不是說沒有發展生產力的任務。根據地內就有建設的任務。對此,任弼時十分清楚。他多次強調,在抗日根據地內,要重視建設,特別是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他說:“我們陝甘寧邊區,今天處在相對和平環境,而且大部分地區是經過了土地革命的,沒有經過土地革命的地區,也比較徹底地實行了減租減息。在沒有戰爭直接威脅的條件之下(自然我們要隨時准備戰爭),建設邊區的最基本的、最中心的而且是最迫切的任務,就是動員全黨領導所有的人民和部隊來進行經濟建設的各方面的工作。”根據地建設包括很多方面,為什麼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呢?任弼時認為:“隻有在經濟建設有成就的基礎上,文化建設事業才更利於發展,軍事才更有力量,政權的民主建設內容才更能充實。”

任弼時不僅在宏觀上牢牢把握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一大的方向,而且在微觀上參與制定黨的發展經濟的方針、政策,並努力向黨員特別是干部講解,使他們在理論上掌握好,在實踐中運用好。比如,他講我們的干部要學會經商,就強調這是一門非常豐富而復雜的學問,不是一個門外漢能夠很容易精通的。他引用列寧在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時講的一段話,指出要學會做生意,就要從做生意的ABC學起。任弼時的努力,對於抗日戰爭時期的根據地和全國解放戰爭時期的解放區的建設特別是經濟建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為明確了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代中國革命才取得了勝利。

四、革命勝利的關鍵是爭取中間勢力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的發展全過程証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現代革命要取得勝利,必須使大多數中國人都團結在自己的周圍,使大多數中國人都能擁護和支持革命。因此,革命勝利的關鍵在於爭取中間勢力。所謂中間勢力,就是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而處於中間狀態的勢力,這種勢力的數量在全國總人口中佔90%以上。從階級分析來看,無產階級是革命的領導階級,農民是堅固的同盟軍,城市小資產階級是可靠的同盟軍,但是就具體人來說,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政治上都處於中間狀態,所以,中國共產黨要以極大的力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對於革命勝利的關鍵是爭取中間勢力,任弼時有明確的認識,反復向黨員干部講明道理,交待政策,並督促黨員干部努力在實踐中貫徹。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但並不等於工人階級都會自覺地跟著共產黨走。對於工人階級中的大多數人,共產黨人也要努力爭取,使他們懂得共產黨代表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才能使他們願意跟著共產黨鬧革命。任弼時很明白這個道理,因此,無論在革命困難時期,還是在革命勝利時期,他都強調黨員特別是干部要到工人中去做工作,團結和依靠工人群眾把工作搞好。比如, 1928年7月26日,任弼時在留守中央時寫的《城市農村工作指南》中,提出了“建立工人群眾統一戰線”的策略,並把黃色工會分成四類,解剖其構成,說明爭取和團結工人群眾的可能。文件強調:“我們運用統一戰線策略的根本意義,是統一各派工人群眾斗爭的行動,在斗爭中去獲得工會的群眾。”實踐証明,任弼時提出的策略是完全正確的,是有利於壯大革命隊伍的。可惜卻遭到當時的中共中央的批評而取消。

在民主革命時期,團結和爭取農民的問題,始終是任弼時極為重視的問題。他明確提出:“鄉村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礎”。這是非常有道理的,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主要是佔據著鄉村,鄉村工作做好了,其他工作就容易搞好。所謂鄉村工作,就是如何團結和爭取農民的工作。做好團結和爭取農民的工作是多方面的,諸如在農村中如何正確劃分階級、如何消滅封建剝削制度、如何解決貧雇農與中農之間的矛盾、如何帶領廣大農民發展農業生產、如何對農民進行教育,等等。其中,正確劃分階級是個非常重要的前提,因為把階級成分劃錯了,陣營就亂了。在這個問題上,任弼時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進行的土地改革中遇到了如何掌握劃分農村階級的標准問題。由於標准掌握不好,有些地方發生錯誤,搞亂了陣營,問題十分嚴重。為了糾正這種錯誤,中共中央重新印發了《怎樣分析農村階級》、《關於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兩個文件。任弼時對此作了說明,他明確指出:“劃分階級成分的標准隻有一個,就是依據人們對於生產資料的關系的不同,來確定各種不同的階級。由於對生產資料佔有與否,佔有多少,佔有什麼,如何使用,而產生的各種不同的剝削被剝削關系,就是劃分階級的唯一標准。”任弼時的說明是非常正確的,完全符合列寧的階級定義。劃分階級與階級分析不同,前者隻能根據對生產資料佔有情況來劃分,不能摻入別的因素,而后者則要考察政治態度等因素。任弼時強調,一定要根據正確標准劃分階級,凡是定錯了的,就要立即改正。他說:“已經定錯的,必須重定。要向他們說明過去是因為沒有學會分析階級弄錯了的。”對於農村中的其他問題,任弼時也非常重視。比如,他強調要團結中農,不要侵犯中農的利益﹔他強調要發展農村經濟,使農民生活好起來。總之,一切都是為了團結和爭取廣大農民。隻有得到廣大農民的擁護和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才會取得勝利。

團結和爭取民族資產階級,是發展民主革命的突出問題。作為中間勢力的民族資產階級,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而要使民族資產階級倒向中國共產黨一邊,在根據地、解放區接受共產黨領導,在國民黨統治區保持中立,關鍵在於要有正確的政策。對此,任弼時看得很准。他說:“在解放區經濟建設上的一個重大任務,就是如何與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進行合作,來與外國資本或中國官僚資本進行嚴重的斗爭。我們必須採取恰當的政策,主要是保障私人資本企業在解放區能夠獲得不少於國民黨區私人企業所得的利潤,使國民黨區域被壓迫而趨於破產的民族資本家樂於利用解放區原料、市場、勞動力和政府扶助等條件,而移置其資金機器到我們區域來開辦各種企業,繁榮解放區的經濟。”對於一切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企業,應該允許其存在和發展。害怕私人資本發展,因而加以不適當的限制,是不對的,錯誤的。所以,一定要防止執行過左的政策。針對有些地方採用對地主清算的方法來對待廠方或店方,任弼時指出:這種過左錯誤必須及時糾正,否則必將招致解放區經濟的破壞。

團結和爭取青年學生以及各類知識分子,是擴大和加強革命隊伍,奪取革命勝利,建設新社會的重要環節。任弼時長期負責青年工作,對青年學生的特點非常了解。他強調青年學生絕大部分對國民黨反動統治是不滿的,是要求民主的;他們對於反封建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也是擁護的,因為他們認識到土地改革是他們要求的民主的一個基本部分;加上“青年人熱忱有朝氣,容易吸收新的思想和作風”,因此,青年學生是能夠被爭取到革命一邊來的。事實上,在中國共產黨努力工作的前提下,無論是在國民黨統治區,還是在根據地、解放區,廣大青年學生對革命和建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至於對各類知識分子的團結和爭取,任弼時也是非常重視的。任弼時認為,對於知識分子要有一個基本的看法。他說:教授、教員、科學家、工程師、藝術家等,他們大多是地主、富農、資本家家庭出身,可是他們自己干的事業,是一種腦力勞動,就是說,他們靠著自己的知識和技能謀生活,而不是剝削者。在國民黨統治下,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經濟上過著很困難的生活,政治上也很不自由,至於在科學上創造發明的機會就更少了,所以,他們對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統治很不滿,而對革命抱著同情或中立態度,因此,這些人是可能爭取的。同時,從革命事業的發展來說,團結和爭取各類知識分子也是非常需要的,特別是一旦革命在全國勝利,全面建設人民的國家,更需要大批知識分子參與。因此“必須放手爭取和使用中國原有知識分子專家來替人民辦事”。任弼時強調,在團結和爭取知識分子工作中,一定要防止“左”的冒險政策,“那對人民的事業是有害的”。

因為把握住了爭取中間勢力這個關鍵,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現代革命才取得了勝利。

任弼時的一生,經歷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全過程。他在參與領導過程中,由於准確地、出色地把握住上述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頗有建樹,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原載《黨的文獻》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