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對黨建理論的卓越貢獻
任弼時對黨建理論的卓越貢獻
夏遠生
任弼時1950年逝世,黨中央高度評價他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和組織家。1994年在任弼時誕辰90周年紀念會上,江澤民強調任弼時是黨的卓越領導人、政治上成熟、有著堅強的黨性和實在的工作作風。20世紀90年代以來,圍繞任弼時在中國共產黨建設方面的實踐活動與理論貢獻,國內召開了一些學術研討會,發表了一批有新意、有深度、有分析、有見解的研究專著和論文,使關於任弼時與黨的建設的研究有所推進。目前,黨史界、理論界正在繼續把這一研究不斷深入開展。筆者認為,任弼時對黨的建設理論的卓越貢獻,主要體現在其對毛澤東建黨思想所作的多方面貢獻,而且至今仍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
毛澤東建黨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有幾個重要的階段,例如紅四軍古田會議決議,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和整風運動。任弼時雖然沒有參加古田會議,但是他重視井岡山紅軍的建黨建軍經驗,在湘贛、湘鄂川黔根據地的實踐中加以借鑒和貫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延安時期,任弼時是黨中央領導成員之一,親身參加了一系列建黨、整黨實踐,並在理論上卓著建樹。他在延安整風中寫的《關於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是深刻闡述毛澤東建黨思想的重要文獻,對於加強黨的思想建設和黨員黨性鍛煉都有重要指導意義。這些都對豐富毛澤東建黨思想理論寶庫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
一、黨要掌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武器
任弼時是最早闡明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列主義、應當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的黨的領導人之一。1943年任弼時在《共產黨員應當善於向群眾學習》中說:中國共產黨“真正使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真正使馬列主義具體化、中國化,並有新的發展。”“因此,我們要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便不止是去學習馬克思列寧的原著,特別要去學習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及黨的決定,並要在領導群眾實踐中發展馬列主義。”在黨的思想路線上,任弼時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指導革命斗爭重要的“方法和工具”,必須運用這個武器“注意分析中國社會,按客觀事實而運用經驗與理論”,反對不切實際地“仿效俄國黨的經驗”。在延安整風時指出:“這裡所指的理論是說掌握馬列主義的思想方法,拿了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解釋和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既要“反對把馬列主義看成教條公式來搬運的傾向,同時也反對那種不重視理論的狹隘經驗主義的傾向”;要創造性地使“馬列主義具體化、中國化,並有新的發展”。在黨的七大開幕講話中,任弼時更進一步指出:“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已經掌握了中國廣大的人民群眾,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毛澤東三個字不僅成為中國人民的旗幟,而且成為東方各民族爭取解放的旗幟!”黨的七大正式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是中共建設史上最重大的理論成果,任弼時為此作了自己的貢獻。
二、堅持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統一全黨的思想和行動
任弼時堅持毛澤東一貫倡導的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反對那種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由於康生的錯誤領導,整風運動的審干發生了嚴重的偏差。任弼時知道后,堅決反對這樣做,說:“我們的革命隊伍,哪能越革反革命越多呢?我不信,應該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他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一起研究多次,認為應當堅決糾正在審干中出現的擴大化錯誤。1943年,中央作出了《關於審查干部的決定》,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嚴禁逼供信的政策,從而使整風運動重上正軌。任弼時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特別強調黨的思想建設和理論建設,增強無產階級黨性,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達到全黨的思想統一。
三、黨的建設和發展的根本在於理論與實際真正相結合
任弼時總結建黨以來20年的歷史經驗,闡明“根本問題是思想方法問題,即如何使理論與實際真正聯系的問題”。他對六屆四中全會后的路線錯誤和嚴重惡果進行了嚴肅批判,並對自己在“左”傾路線影響下所犯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提出了延安整風運動必須遵循的指導思想。他要求全黨同志都要學習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貫徹強烈的群眾觀念,具備虛心向群眾學習的態度,使理論與實踐統一,學習與工作一致。
四、主持起草中共中央《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總結黨史黨建經驗、論証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性創造了范例
早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研究黨的歷史問題的委員會,以毛澤東、王稼祥、任弼時、康生、彭真為委員,毛澤東為首。任弼時自始至終參加了黨的歷史問題的討論和研究。他根據毛澤東起草的《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起草了《檢討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決定草案》。1945年5月,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召開,全會基本一致討論通過了任弼時、毛澤東等反復修改而成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項決議,集中了全黨高級干部的智慧,為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黨起了重大作用,促進了毛澤東思想關於黨的建設學說的形成。任弼時在起草歷史決議稿中,對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及軍事上作出概括,指明了毛澤東正確路線的歷史作用。從而為歷史決議肯定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列主義路線提供了好思想、好思路,對毛澤東建黨思想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五、領導干部要帶頭發揚調查研究和黨內民主的優良作風
在黨的作風建設上,任弼時倡導勤於和善於開展調查研究工作,要求擔負領導責任的黨員,精確地了解“本部門本地區上下左右的情況”,運用理論的力量,分析“當時當地的具體條件,了解內部聯系,找出主要矛盾,來確定我們的方針”。在黨的組織工作上,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四點建議:第一,要建立集體領導;第二,要建立巡視制度;第三,要建立各部工作;第四,要加強黨內民主。他非常重視發揚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明確指出“黨內黨外均應加強民主,建立民主制度,而且制度必須實行”,“必須先有黨內的民主,人民的民主才能真正建立起來”。
六、既要加強黨的領導又要改善黨的領導
任弼時還就加強黨的領導必須改善黨的領導提出了很重要的思想觀點。任弼時為贛南會議起草的《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指出,在蘇維埃政權下公開存在的黨,“最先決最重要”的任務,是在正確的階級路線下,“組織所有工農群眾來鞏固並發展蘇維埃政權和紅軍,保証黨對政權、紅軍及其他武裝組織和群眾組織的絕對的領導作用”,但絕不是“包辦一切”。1933年任弼時針對一些“地方黨部最嚴重的是集體領導未建立”,“不得不形成個人包辦的手工業式家長制度的領導”的情況,提出要“建立集體領導”,“一切重要的問題都應經過正式會議討論解決”,強調了黨的集體領導原則。任弼時在西北高干會上,有針對性地強調三個觀點:一是要對黨的領導作用有正確的認識,黨有責任有可能來領導階級的和其他革命的組織,集中制的原則是不允許動搖的;二是要對民主問題有正確的認識,隻有在領導邊區建設特別是經濟建設中才能豐富民主的內容,才能促進民主政治;三是要肅清那種“覺得軍隊比黨還重要”的不良傾向。
七、預見和呼吁加強執政黨的自身建設
任弼時參加革命30年,基本上處於地下斗爭和戰爭年代,黨的工作和黨的建設必須適應這種特殊的斗爭條件和歷史環境。但是,任弼時又是富有政治遠見和科學預見的領導者。早在延安時期,他就十分注重已經在邊區執政的共產黨的建設。他強調一是建設好“三三制”的民主政權,二是要用很大的注意力去進行經濟建設,兩者密切相關,缺一不可,但是邊區的經濟建設是“最中心的任務”。我們黨必須提高對經濟建設重要性的認識,必須轉變老一套的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這樣,任弼時就把執政黨的建設同邊區的經濟建設緊密結合起來加以論述。同時,任弼時提醒全黨要反對貪污、腐化和墮落的嚴重傾向,否則,“任其發展下去,干部和黨員就會起質的變化,黨、政府與軍隊也會被它逐漸腐蝕,這是十分危險的”。任弼時在有關整風文獻中更多的是側重從執政條件下的共產黨的黨員、干部需要更加注意黨性鍛煉的角度來闡述他的黨建觀點的。
為了爭取全國革命勝利和在革命勝利后搞好經濟建設,任弼時及時強調要加強黨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貫徹執行黨的群眾路線,加強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強法制建設,注意搞好黨在執政條件下的自身建設。在1949年3月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大會發言中,任弼時對中國共產黨步入城市進行全面執政中可能遇到的主要問題和執政黨自身建設的問題作了深入的思考和構想。他強調隨著全黨工作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黨的建設也“要轉向以城市和工業為重點”。他告誡說:如果“忙於各種經濟建設和行政事務,放鬆了黨的建設,忘掉了黨務工作,那是很危險的”,糾正這種偏向“對於我們黨將要在全國范圍成為執政黨的時候是特別重要的”。任弼時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得到黨中央領導人的贊同。毛澤東就在任弼時發言時作了多次補充和贊成,並在七屆二中全會的結論中說:黨的成份、組織教育等等,值得研究,好好研究。弼時同志講了一篇,要有這樣一篇,我基本贊成。
八、總結黨的斗爭和建設的歷史經驗,撰成黨建名篇,貢獻於毛澤東建黨思想的形成和發展
王震指出:任弼時具有高度的馬列主義理論修養和豐富的實際斗爭經驗,具有理論聯系實際和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他注重調查研究,深入實際,善於解決復雜的重大的問題。他對於黨的組織工作、軍隊政治工作、青年工作、土地改革工作和財經工作都有獨到的見解。他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貢獻。
任弼時協助毛澤東領導延安整風,為中共的建設和發展嘔心瀝血。毛澤東的《改造我們的學習》等光輝著作為延安整風提供了指導方針和理論總結,任弼時則生動地闡述了毛澤東的思想觀點,作了深入淺出、理論聯系實際的系統闡釋和發揮,為豐富毛澤東建黨思想寶庫作出了貢獻。
任弼時在長期革命斗爭中,注意總結黨的斗爭和建設的實踐經驗並加以理論概括,撰寫了大量文章,在黨的思想、政治、組織、作風建設上都對毛澤東建黨思想作出了貢獻,增添了一些新內容。如關於加強和鞏固湘鄂川黔邊區黨與政權的領導力量、改善領導方式的觀點;關於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后仍然保持共產黨的絕對領導的觀點;關於把健全和發展黨的組織、鞏固黨在抗戰中的領導作為黨的建設最基本任務的觀點;關於必須大大提高黨員的創造精神、培養干部能夠根據黨的政策大膽地去創造的觀點;關於從五個方面加強黨性修養的觀點;關於創造性地使馬列主義具體化、中國化並有新的發展的思想;關於圍繞著經濟建設這個中心轉變黨的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的思想,等等,都是任弼時總結中國革命的新鮮經驗、總結黨的建設的經驗而提出來的,對於黨的建設和發展起到了很好的指導作用。
最后,要加以說明的是,關於任弼時與黨的建設的研究工作,還有待於進一步強化和深化。任弼時作為中共卓越的組織家,黨史上已有定評,但是我們對這位組織家的豐富實踐和卓越建樹進行專題研究的有份量的著作尚沒有看到。無論如何應該很快組織寫作和出版一部《任弼時黨的建設研究》的專著。任弼時雖然沒有在中國共產黨成為全國性執政黨后生活多久,但是他關於執政黨建設的精辟論斷,無疑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任弼時又是中共黨內一貫倡導和畢生躬行黨的優良作風的領袖之一,他的駱駝精神膾炙人口,但對此的本質剖析和理論研究還遠遠不夠。這些,都是目前和今后的任弼時生平思想研究工作中需要重視和解決的重要課題。特別重要的是,任弼時對於中國共產黨建設理論的卓越貢獻,不但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而且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對於跨入新的21世紀的中國共產黨來說,仍然富有指導性和針對性,值得引起黨的領導層和黨建研究界的重視。這也是我們研究任弼時黨的建設理論的價值所在。
（來源：《上海黨史與黨建》200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