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任弼時對黨性理論的貢獻
論任弼時對黨性理論的貢獻
高瑞蘭
2004年4月30日是任弼時誕辰百周年。任弼時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組織家。在黨內長期擔任領導工作，在黨的建設方面既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又善於進行理論概括，對黨的建設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本文隻談他對黨性理論方面的貢獻。理論的形成與發展都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在論述任弼時對黨性理論的貢獻時，會涉及到黨性理論形成和發展的狀況與其他同志的一些觀點，以從黨性理論形成與發展的過程和與其他同志觀點的比較中，正確評價其對黨性理論的貢獻。
黨性概念，列寧於1895年在《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及其在司徒盧威先生的書中受到的批評》一書中首次使用。他指出：“唯物主義本身包含有所謂黨性，要求在對事變做任何評價時都必須直率而公開地站到一定社會集團的立場上。”其含義是指個人或組織，包括政黨、社會集團等觀察與處理問題時所表現出的政治立場和與之相應的世界觀、方法論。此后，列寧多次使用黨性概念。目的是為俄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建立和鞏固掃除思想障礙。但列寧當時並未對黨性概念作出准確的界定，黨性的內容也不夠豐富，尚不具備形成系統理論的基本條件。
我們黨最早使用黨性概念是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中。在這之后包括任弼時在內的老一輩革命家毛澤東、劉少奇、張聞天、陳雲等都多次使用黨性概念，並從不同角度豐富了黨性的內容。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紀念建黨20周年時，專門作了《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不僅對黨性概念作了科學界定，而且使黨性有了一系列相互聯系又具穩定性的基本內容與豐富的具體內容，確立了衡量黨性強弱的標准和進行黨性教育與鍛煉的基本途徑。黨性的理論體系初步形成。
任弼時對黨性理論的貢獻集中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對黨性概念的進一步闡釋
在我們黨內，最早對黨性概念作出界定的是劉少奇。1941年6月他在《人的階級性》一文中，對人的階級性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礎上指出：“黨性，就是人們這種階級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現。所以人們也有各種不同的黨性：有封建階級的黨性，資產階級的黨性，無產階級的黨性等。……共產黨員的黨性，就是無產者階級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現，就是無產者本質的最高表現，就是無產階級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現。”這一概括不僅科學，而且符合列寧使用黨性概念的原意，並獲得了理論界和實際工作者的認同。如何使抽象概念具體化，使人們便於理解、掌握並自覺用其指導自己的行動，還需要對抽象的概念作進一步的闡釋。任弼時在同年的10月至12月，為宣傳貫徹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撰寫了《關於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以下簡稱《報告大綱》)。1942年7月，延安整風期間，他又為中央黨校的學員作了關於增強黨性問題的長篇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報告》和《報告大綱》集中反映了他對黨性問題的基本觀點。
他在《報告大綱》中對共產黨員的黨性作了進一步闡釋，指出：“共產黨員的黨性，就是無產階級最高度的階級覺悟和階級意識。”
覺悟，按詞義是醒悟，即指對事物發展規律性的認識由迷惑到明白，由模糊到清晰。所謂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就是對無產階級的地位、作用、利益和實現階級解放的方向、道路的認識由盲目轉向自覺的過程，是階級意識自覺程度不斷提高的過程。任弼時在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和階級意識前面加上“最高度”，這就把對共產黨員與普通群眾在階級覺悟和階級意識上的要求區別開來了。任弼時在《報告大綱》中解釋“最高度”的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和階級意識的內涵時，指出：應深刻認識“無產階級的利益是我黨的最高利益，應該用無限的忠實性和堅定性為這個利益服務”，並強調“為黨的利益服務的精神完全是出自於覺悟性、自動性和積極性，且絲毫不受任何所謂‘要盡的義務’所驅使，所催迫，所束縛”。在《報告大綱》中還指出：“缺乏階級覺悟、階級意識的人，決不會表現出真正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來……如果黨員不能培養出自己對黨的利益的忠實性和堅定性，那他的所謂階級覺悟、階級意識，也一樣會變為泡影的。”
可見，任弼時認為，共產黨員的黨性，是指黨員對本階級的地位、作用、階級利益及實現自身解放規律性的認識不僅深刻，並且有為實現階級利益而奮斗的最高度的自覺性。這種自覺性是建立在對客觀規律深刻認識的基礎上，所以是自覺的而不是被迫的，是發自內心的而不是靠外力推動的。正如《共產黨宣言》講到共產黨人先進性時所說的“在理論方面，他們比其余的無產階級群眾優越的地方在於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黨員懂得客觀規律隻能順應而不能違背。這是黨性表現出的自覺性和靠法律制度約束的強制性的根本不同。因此，任弼時說：“階級覺悟、階級意識是慢慢地教育成的、培養成的和鍛煉成的。”作為黨的組織，要負責對黨員進行黨性教育，幫助其培養出高度的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和階級意識﹔而黨員自己則要自覺進行黨性鍛煉。
二、對黨性的基本內容進行了系統化的理論概括
對無產階級黨性應當包括的基本內容，任弼時最先作了系統的理論概括。他在《報告大綱》中把黨性基本內容概括為五個方面，並根據當時的實際，要求黨員、干部從這些方面人手增強黨性：
第一，“要深刻地認識和了解無產階級的利益是我黨的最高利益，應該用無限的忠實性和堅定性為這個利益服務，並且要使得為黨的利益服務的精神完全是出自於覺悟性、自動性和積極性”。這一條要求黨員明確黨的利益與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從而自覺地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
第二，“理解和掌握馬列主義，以及黨的政策和策略”。任弼時認為，對馬列主義的忠實性和堅定性，亦即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忠實性和堅定性。馬列主義所揭示的既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也是無產階級實現自身解放的客觀規律，即最終建成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黨員要自覺為整個階級的利益奮斗，就必須理解和掌握馬列主義及根據這一理論與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制定出的方針政策。這是對黨員理論水平和政策水平的要求。
第三，“要以馬列主義的原則指導自己的實際活動。……把個人的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要把黨的利益放得高於一切”。這反映了無產階級胸懷全局、目光遠大的優秀品質，是黨員高度的階級覺悟和階級意識的體現。
第四，“要遵守黨的統一的紀律。我黨的基本組織原則就是：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黨的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的各個組織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這對於任何一個黨員都是毫無例外的。”無產階級與大生產相聯系，在生產中培養出高度的組織紀律性、團結互助精神與集體主義精神。這也是無產階級的優秀品質和思想意識的集中體現。
第五，“要與群眾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聯系。我們的黨是為無產階級、為廣大勞動群眾謀利益的黨，是領導廣大群眾為自身求利益求解放而進行革命斗爭的黨。”這是無產階級的科學世界觀和黨的群眾路線的必然要求。
任弼時上述的理論概括為黨性基本內容的確立奠定了基礎。作為理論，最基本的條件是必須有一系列相互聯系的觀點所構成的理論框架，而黨性的基本內容則是黨性理論體系的框架與核心，它是黨性概念的具體化，它決定衡量黨性強弱的標准和黨性教育與黨性鍛煉的基本途徑。
任弼時概括的五條基本內容是怎樣相互聯系的呢?從上述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認為黨性的最高原則是實現和維護黨的即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此，首先要求黨員要忠誠於代表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共產主義事業，並自覺地為之奮斗。這是黨性基本內容的核心。怎樣才能使這種奮斗卓有成效，真正使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得到實現和維護呢?應有以下幾個必不可少的基本條件：一是要深刻理解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科學理論是無產階級正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必須掌握的思想武器，是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理論條件﹔路線方針政策則是如何改造客觀世界的行動方案，沒有它或者是制定的不正確，無產階級利益的實現就會大打折扣。二是必須具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尚情操。無產階級是人類歷史上最有前途的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實現其自身的徹底解放，它和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這種一致性，培養了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尚情操。這種優秀品質也是實現其自身解放不可缺少的條件。三是必須密切聯系群眾。這既是實現本階級利益的必然要求又是無產階級的唯物史觀的具體體現。四是必須遵守黨的紀律。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証。沒有嚴格的組織紀律性，階級利益的實現就會受到影響，甚至會完全落空。這四個方面的基本條件是實現和維護階級利益的根本保証，也是黨的奮斗目標、指導思想、宗旨、組織原則的必然要求，是無產階級最高度的階級覺悟和階級意識的具體表現，是把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利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的重要保証。
黨性的基本內容不同於具體內容。基本內容決定具體內容，具體內容則是基本內容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的具體體現。黨性的具體內容非常豐富且不斷變化，它與每個時期、每個階段為實現和維護階級利益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密切有關。如，抗日戰爭時期黨性的具體內容就是有利於抗日戰爭取得勝利。抗日戰爭勝利了，主要矛盾轉移了，黨性的具體內容就要隨之變化。任弼時同志概括的五條屬於長期起作用的基本內容，具有穩定性，這就使黨性理論體系的框架初步確立起來了。
三、使衡量黨性強弱的依據更加明確和具體
對衡量黨性強弱的標准，張聞天1940年8月在他撰寫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左”傾危險》一文中作過論述。當時一些同志有“左”傾思想，對“階級立場”、“黨性”、“忠實可靠”、“清白純潔”等方面要求的理解上，存在著寧“左”勿右的思想。針對這些問題，他指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我黨在中國目前歷史時期內的基本政策。誰能在實際上堅決執行這一政策，正確的執行這一政策，使抗戰建國得到最后勝利，誰就是最有階級立場、最有黨性”。可見，張聞天認為，衡量黨員黨性強弱的標准是看其對待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政策的態度、表現及在執行中取得的實際成效。
任弼時對此標准又作了補充。他在《報告大綱》中指出：共產黨員的黨性“是以黨員的思想意識、政治觀點、言論行動來作標志，來測量的”。那麼，怎樣來測量黨員的思想意識、政治觀點、言論行動呢?他從四個方面作了具體闡釋：一是“要與一切非馬列主義的思想和觀點作堅決的斗爭”。馬列主義是無產階級科學的世界觀，是實現無產階級利益的思想武器。隻有正確理解和掌握它，才能實現和維護無產階級利益。為此，必須與一切非馬列主義的思想和觀點作堅決斗爭。否則，就很難說明這個黨員是真正理解和掌握了馬列主義，並以實際行動自覺維護階級的利益。二是“把個人的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把黨的利益放得高於一切，為黨的統一，為黨的團結而斗爭”。這是黨員階級意識、政治立場的具體表現。隻有這樣做，才能有利於實現和維護階級的利益。三是“遵守紀律、服從組織”。這是黨員的思想意識、政治立場在行動中的表現。隻有表現在行動上，才能証明思想意識、政治立場的真實性和可靠性，才能保証階級利益得到最終實現。四是“與群眾建立密切的聯系，經常使我們黨的威信在群眾面前提高起來，使得廣大群眾信賴我們的黨，為我黨的力量的雄厚和增大而斗爭的精神”。黨的事業即人民的事業，密切聯系群眾，使群眾認識黨的事業與自己切身利益的關系，信賴黨、擁護黨，積極參加到這一事業中來，使黨的事業不斷獲得成功，最終實現解放全人類的歷史使命。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沒有他們的積極參加，不管黨領導的事業多麼的偉大都將一事無成。任弼時概括的測量黨性強弱的依據，結合當時的實際，明確、具體和容易把握。
上述三個方面，是黨性理論形成和發展不可缺少的條件。因此說在黨性理論形成和發展中，任弼時同志作出了重要貢獻。
增強黨性，提高黨員黨性修養水平從來是黨的各項任務勝利完成的精神動力和思想保証。1942年延安整風時，任弼時在回答中央黨校學員“為什麼黨性作為一個單獨的問題提出”時，他在《報告》中概括了三點：首先，我黨處在與民族敵人進行殘酷斗爭的抗日戰爭環境，又是處在同資產階級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環境。這種環境使黨發展壯大，成為我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決定因素。因而，黨比任何時候更需要內部的統一團結、思想一致、行動一致，更需要防止敵人利用各種機會和間隙破壞黨的團結。其次，黨迅速擴大，由抗日戰爭初期的四五萬人的黨，擴大到擁有八十萬黨員的黨。人數眾多，成分復雜。個人主義、獨立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在黨內滋生蔓延，更需要通過增強黨性來解決。第三，黨內還存在一些弱點，像張國燾叛黨這樣的事件等。總之，環境艱苦，任務繁重，黨迅速發展壯大又要鞏固提高，這些都要求把黨性作為一個單獨的問題提出來。其必要性，已被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取得勝利及新中國建立的事實所証明。
現在，我們黨已成為一個擁有六千多萬黨員的大黨，黨的發展壯大是好事也帶來了一些新問題﹔黨擔負著領導人民建設小康社會和在本世紀中葉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任﹔還要經受執政、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帶來的一些新問題、新挑戰的考驗。研究任弼時對黨性理論的貢獻，進而在全黨廣泛開展黨性教育和黨性鍛煉，使黨員深刻、准確地把握黨性的內涵、內容和衡量黨性強弱的標准，掌握增強黨性的基本途徑與方法，不斷增強黨性鍛煉的自覺性。這有利於統一全黨的思想，增強全黨的團結，提高全黨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以便為小康社會的建成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現提供強有力的精神動力和思想保証。
（來源：《任弼時百周年紀念——全國任弼時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