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的卓越導師
中國青年的卓越導師
章學新
在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時，斯大林曾經說：“青年問題現在在中國有頭等重要的意義”，如果革命的政黨對青年實施思想和政治教育，他們“是一種可以推動革命一日千裡地前進的力量。”任弼時是我國最早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入團后不久即派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4年回國后，從事青年團的工作．他畢生對中國革命事業有多方面的貢獻，其中對於青年團的建設，為青年團工作制定正確的方針，奠定基本的工作原則，按照無產階級的原則改造和壯大團的組織，則作出了獨特的貢獻，堪稱中國青年的卓越導師。
堅持黨對青年團的絕對領導
1924年秋，已有四年歷史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正在籌備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時，全國已有團員二千四百多人，組織遍於十七個省市。但是，團員的成分百分之八十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在工人和農民中影響甚微。如何使團的組織“無產階級化”，是當時團中央開始重視的問題。
1925年1月底召開的團的“三大”，是一次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大會。當時，團的建設面臨著三個問題：一是國共合作的聯合戰線已經形成，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正在蓬勃興起，青年共產國際提出，在東方各國建立政治上、組織上完全獨立的群眾民族革命統一青年團，中國如何實施？二是由於黨的組織還幼小，在沒有黨的基層組織而已有團組織的地方，黨通過團指導群眾的政治活動﹔團的工作如何具有青年特點，避免成為“第二黨”。三是團如何面向工農群眾，改變學院式的社會主義研究團體，成為共產黨領導下的、以工農青年為主體的先進群眾組織。
當時，國民黨和國家主義派同共產黨爭奪青年的斗爭非常激烈。國民黨的右派提出要取消社會主義青年團，青年部長甘乃光則主張另建“中華孫文主義青年團”。國家主義派主張成立國家主義青年團，以實現其建立“東方偉大帝國”的夢想。他們各懷自己的政治目的，但是反對無產階級青年運動是完全一致的。青年團究竟如何建設，這是一個方針性的問題，針對這種局面，任弼時先后在《中國青年》雜志上發表了《社會主義青年團是什麼》、《蘇俄與青年》兩文。指出：社會主義青年團“是為中國一班青年工人農民以及其他被壓迫青年謀經濟利益，做文化運動，並受共產黨的指揮去作政治斗爭的青年組織”﹔“它主張聯合全世界反對帝國主義的偉大力量去作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工作”﹔它把做國民革命運動看作是“自己的本職”，因此“極誠懇地為國民革命而加入”國民黨。同時，他還介紹了十月革命后蘇俄關懷青年的事實，指出﹔“無產階級的國家，對於正在教育的青年群眾，尤其是無產青年，須加以特別的社會教育——共產主義教育，使他們將來成為共產主義社會經濟文化組織上的真正建設者”。
與此同時，任弼時堅決反對另建民族革命統一青年團，他在《團刊》上撰文，認為在國共合作的大革命運動中，大批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應在國民黨內部負國民革命指導工作之責”。如果另建民族革命統一青年團，隻會分散革命力量，而且在工農青年尚未深入發動起來的情況下，參加者“恐以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為多”，這樣的團體，成員龐雜，政見不一，勢必影響政治方向和思想基礎，一旦斗爭深入，“反將成為一種反對革命的青年組織”。任弼時以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銳利的政治敏感，維護了青年團政治上的先進性和組織上的統一性。因此，團中央委任由惲代英、任弼時、張伯簡、張太雷、項英、林育南和張秋人等七人為“三大”的籌備委員。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作出了《青年工作決議案》指出：“青年運動是共產主義運動中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團在政治上要絕對的受黨指導，而在青年工作范圍以內是須有自由活動的可能”。1月26日至30日，團的“三大”召開，大會通過的《組織問題決議案》規定：“團的政治活動受黨的監察和指揮”，在政治斗爭中“與黨相符應而行。”大會還提出：學習列寧主義﹔嚴守團體紀律﹔積極參加工作﹔獲得青年群眾的口號。這次大會，以確立黨對團的絕對領導，按青年群眾化的要求沿著無產階級的方向建設團的方針，而成為青年團的史冊上光輝的一頁。任弼時被推選為共青團中央執行局委員，分工擔任組織及訓練部主任。
團的工作應當青年化群眾化
團組織如何群眾化?任弼時認為：接近群眾﹔引導群眾去作政治的奮斗﹔主張革命而不妥協。隻知道幾個共產主義的新名詞和空洞原則，不落實際而與群眾隔離的團體，“不獨不能接近群眾面為群眾利益奮斗，反足為群眾自覺與奮斗的障礙”。為了接近工農，3月初，團中央組織“青年工農運動討論會”，一面調查、一面在工人宿舍區辦平民學校，從宣傳教育入手，物色積極分子發展團員，並出版了《勞動青年》旬刊。5月初，團中央總書記張太雷調離，總書記職務由任弼時代理，7月，擔任總書記。
這時，上海、青島日本紗廠的工人先后罷工，由於日本資本家的鎮壓，事態不斷擴大，5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槍殺示威群眾，釀成慘案。在這場被毛澤東稱為“空前的反帝”斗爭中，以任弼時為首的團中央，奮起發動青工和學生，聯合各界民眾積極投入斗爭，在斗爭中深入群眾，加強團的建設：
一是從根本的民族利益出發，發動罷工罷課和罷市，通告各地示威群眾，“致電北京政府向外交團抗議此次慘殺，要求懲凶賠款，並提議收回租界，廢除不平等條約。”6月中，任弼時撰文指出﹔“我們如望此種慘劇不再重現於上海及帝國主義勢力所侵入之中國各地，則非使中國脫離帝國主義壓迫，廢除一切過去所訂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及關稅不可。” 6月1日，上海二十余萬工人總罷工，五萬學生總罷課，絕大部分商人罷市，北京、南京、長沙、廣州、香港等地的工人和學生紛起響應，民族解放的聲浪遍及全國。
二是在斗爭中擴大團的組織。任弼時在團中央通告中寫道：“我們要知道，將來斗爭的途徑長而且遠，所以我們主觀實力的預備至為重要，現在即是我們培植實力以應日后長期斗爭之時”，“如果坐視過去，那就是我們極大的過錯。”
三是重視在農村中發展團組織。任弼時指出：佔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不僅在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就是在民族解放運動中也有極重大的作用。”因此，目前須極力注意在農民中作廣泛的政治宣傳，組織農民協會，極廣泛地在農民中提出工農聯合的口號，“為使我們將來在農民中能永常地繼續活動，故現在在鄉村中發展本校的組織，尤為重要。”
四是整頓學生組織，推動學生在斗爭中與工農聯合。6月26日，在團中央的指導下，全國學生聯合會召開了第七屆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反帝國主義運動議決案》、《援助工人農民運動議決案》等，指出造成中國禍亂的根源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在民族解放運動中，學生佔著“有力的助手或勇猛的先鋒”的地位，而工農同胞“實為最強的主力軍”，學生應與他們聯合，結成“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援助他們得到種種的發展條件”。當時出版的《中國青年》認為，學生與工農聯合，並且要求學生參加到工農群眾去宣傳組織，“是開學生會議案之創舉，亦是此后學生運動新辟的途徑這在學生運動史上有重大的意義。”
五是發展革命兒童運動，保護童工利益。當時，全國新舊工業中有工人一千零七十五萬，青工佔百分之四十。其中的童工有的不滿六歲，十歲左右的普通常見。單是上海一地，就有童工十七萬三千多，十二歲以下的共有二萬二千多人。他們每日勞動十二小時以上，是受資本剝削的廉價“童奴”。1925年4月，團中央聯絡各個社會團體，發起“保護童工運動”，提出：禁止使用十三歲以下的童工﹔十六歲以下的童工每天至多勞動八小時，絕對禁止童工上夜班，廠主應出錢辦學等要求。
總之，在五卅運動中，團的工作生氣勃勃，一日千裡地向前發展。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參加罷工的工人五十五萬，其中半數以上是青工，團組織的規模由“三大”時的二千四百多人擴大到九千多人。上海市的一千二百多名團員中，青工佔九百八十多人。共青團的組織，在政治上達到了黨的要求：在青年團體中“能獲得指導的地位而能指揮中國一般的青年運動”，在組織上向群眾化的道路大大邁進了一步。
為了使團組織的工作具有青年特色，避免成為“青年共產黨”或“第二黨”的傾向，任弼時主持召開了團中央第三次擴大會議，貫徹黨中央關於“黨團分化”的指示。一方面實行年齡分化，將一批年齡較大的團的骨干輸送給黨。當時，部分團的干部唯恐這樣一來，會削弱團的力量，妨礙團的發展。任弼時說：“我們要知道，若是黨的組織不能擴大，則政治工作和工人及農民運動不能充分的發展，仍然是使團沒有發展的機會﹔反之，如黨的組織擴大，各方面工作發展，則我們持有深入青年群眾的更好機會。”會議決定：將年齡超過二十歲的團員和不滿二十歲的團干部介紹入黨﹔年齡超過二十三歲的團員全部輸送給黨。於是，有三千名團員離開團組織，成為黨的基層組織的骨干，壯大了黨的隊伍，使黨和團的關系更加密切。團組織更加年輕化。另一方面，加強青年工人、青年農民和士兵中的工作。任弼時認為，青年化的意義，並不是減少團的政治工作，而是把政治工作進一步做到青年群眾中去，協助工會發展組織，加強對青工的組織和宣傳工作。在經濟斗爭中維護青工的切身利益﹔在國民革命軍北伐進軍的沿途，組織工農青年，反對土豪劣紳，動搖軍閥的統治。為了發動中小學學生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和政治運動，擴大團組織的活動范圍，團中央擴大會議作出了《兒童運動決議案》，制定章程，在城鄉組織兒童自己的團體勞動——童子團，開創了我國革命兒童運動的先聲。
革命組織越是在斗爭中擴大，越是顯示其政治上的能量，它必然要受到封建軍閥和一切反動勢力的壓迫和攻擊。任弼時是清醒和理智的革命者，當五卅運動遭到奉系軍閥的鎮壓而告失敗時，當以戴季陶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猛烈攻擊無產階級青年運動時，他及時地布置了秘密工作。1925年8月，團中央通告指出：“要知道，沒有取得政權以前，無論何時何地都有秘密組織的必要，因為敵人是有武裝的，他們立時可以封禁捉捕，屠殺我們。”但是，“不要誤會以為進行秘密工作就等於要縮小范圍，或是停止活動，要知道秘密工作做得愈好，我們能離開軍警和偵探及其他一切敵人愈遠，則我們的活動范圍愈能擴大，我們的指導愈能有能力。”這種革命的預見，使得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團能夠及時轉入地下，沉著應戰。
堅持正確路線，糾正取消主義和先鋒主義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使中國大地籠罩著白色恐怖，共青團組織面臨著嚴重的考驗。在上海，共青團員由八千銳減到三千﹔在廣東，六千團員減少了一半。在全國各地革命者正在遭受反動派的槍斃、絞殺、腰斬、火燒的嚴峻時刻，以任弼時為首的團中央，在武漢召開了團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盡管團組織備受敵人的摧殘，但是，全國還保存三萬五千多人，勞動童子團十二萬人。團員的社會成分：工人佔百分之四十一﹔農民佔十八﹔知識分子佔三十八。任弼時嚴正的宣稱：大會的召開“表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當這最嚴重的時期，聚集自己的力量，來估計過去革命的經驗，按照現在革命的要求，規定今后斗爭方針”。新的方針就是：“領導工農青年群眾，參加爭取革命領導權的斗爭，反抗背叛民族利益的資產階級，努力促成工農及小資產階級的親密聯合，實現其民主獨裁的政權，發展農村土地革命，擴大無產階級在軍隊中的影響，並建立工農自衛的武裝，領導工農青年在工會、農協之內去做改良生活與待遇和反抗壓迫勢力的經濟與政治斗爭。”
但是，黨中央書記陳獨秀右傾投降，對團的工作加以限制和責難，不許團在北伐軍中活動，甚至下令解散武漢的童子團，“CY如不聽令連CY也解散”。任弼時旗幟鮮明地進行抵制和斗爭，先后兩次向黨中央提交共青團意見書。7月15日，汪精衛步蔣介石的后塵，宣布“清共”，團組織再一次受到嚴重摧殘，全國團員由兩個月前的三萬五千人，減到一萬五千人。在黨的八七緊急會議上，任弼時和毛澤東等一起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尖銳地指出陳獨秀“毫無獨立的階級政策”，“完全不依靠群眾的力量”，幻想“靠與上層領袖的談判來解決一切問題”，並且積極主張土地革命。共青團的鮮明立場，受到會議的贊揚。在《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同志書》中指出：“青年團以及中央委員的代表，証明自己最近期間在政治上的堅決性”，“黨應當承認青年團的工作有政治的地位，應當知道同它有密切的關系。”
大革命失敗后，黨和團的組織，面臨兩種新情況，一種是由於白色恐怖嚴重，有的同志感到工作沒有出路，有的發生畏難情緒，甚至主張取消共青團，或者團專門去做文化工作和兒童工作，政治工作由黨統一去做。任弼時批評這是脫離青年工農生活、不明了他們要求的取消主義，是機會主義的一種表現。另一種是在反對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斗爭中，一部分團的干部錯誤地要以“布爾什維克的團”去反對“機會主義的黨”，有的甚至主張更改團的名稱為青年共產黨。在實際工作中，他們好的方面是勇敢地參加工農暴動，前赴后繼，不顧犧牲﹔但因為缺乏斗爭經驗，往往不顧主客觀條件地“無動不暴”，出現了冒險主義傾向，成為“左”傾盲動主義在團內的一種表現形式，客觀上對革命帶來危害，1927年11月中，任弼時在團的中央局擴大會上嚴肅地予以批評糾正。由瞿秋白、周恩來參加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托任弼時起草了《中央通告第十九號》(關於黨團關系的)，規定了糾正取消主義和先鋒主義偏向的辦法。接著，他又發表了《關於暴動的意見》一文，指出不顧暴動的條件，不論成敗如何，貿然發動暴動，造成“民眾的極大犧牲，直等於革命的罪過”，強調深入地調查群眾，提出切實的要求，領導群眾做大的小的斗爭中，“教育他們對於政權的認識，引導他們組織真正有群眾的工會和農會”，認識自己偉大的階級力量，擴大團的組織，隻有這樣，團才能成為“青年工農的先鋒隊。”
締造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1928年后，任弼時到黨中央工作，但是他仍然關懷團的工作。抗日戰爭時期，為了廣泛團結各階層青年共同抗日，黨中央決定，以青年救國會為青年組織的總形式。抗戰勝利后，青救會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這時，解放區擁有二千萬青年，四百萬青年積極分子，國民黨統治區和收復區擁有大量的民主青年，如何把他們組織起來，在黨的領導和教育下，為戰后的和平民主事業奮斗，是刻不容緩的大事。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任弼時深入調查研究，積極慎重地進行籌劃。他責成赴東北接收的同志，重視教育從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獲得解放的東北廣大青年，相繼組織“民先”、“青年團’一類的先進青年組織﹔派馮文彬到重慶和上海，了解國統區和淪陷區民主青年的情況﹔同時，又通知山東等幾個解放區青救會的領導同志，到延安匯報研究。1946年8月26日和9月13日，任弼時主持召開了中央書記處座談會和中共中央座談會，共商建立青年團的問題，取得一致認識后，中央發出了《關於建立民主青年團的提議》，要求各解放區認真進行試點。
在籌建青年團的過程中，任弼時注意引導青年在完成黨的政治任務中，在實際斗爭中接受教育，發揮作用。當土地改革運動在各解放區蓬勃展開時，任弼時責成土改工作隊及農村黨組織重視發動青年投入反封建的群眾運動，在斗爭中鍛煉青年。解放戰爭開始后，蔣介石大舉進攻解放區，山西文水縣雲周西村的女青年劉胡蘭，在敵人的鍘刀下，英勇不屈為革命獻身。任弼時聽到匯報后心情十分激動，立刻向毛主席報告。第二天，毛主席揮筆題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為全國青年樹立了光輝的革命榜樣。
經過兩年多的試驗，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發布了建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決議。4月11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時任弼時的高血壓病已經很嚴重了，但他不顧病情，受黨中央委托向大會作了政治報告。他系統地總結了我國青年團的歷史經驗，強調“保証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正確的領導，是中國青年運動正確地向前發展的決定因素。明確提出青年團的基本任務﹔“是要領導並鼓舞全體青年團員及廣大青年在各種不同的實際工作中進行不斷地學習，不斷地進步，以便為中國的革命事業。“培養出千千萬萬有高度政治覺悟又有堅強的實際工作能力的優秀的革命后備軍，源源不斷地補充到各種工作崗位去，推動革命事業前進”。
10月21日，任弼時去世前六天，他為《中國青年》創刊27周年寫了紀念文章，諄諄告誡要“繼承《中國青年》的革命傳統，而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青年，並發動他們積極參加中國的建設事業作為自己的任務”。
時代前進了，歷史推移了，但是，中國青年的卓越導師任弼時對我們的遺教，他為青年團的工作確立的基本方針和基本工作原理卻永遠是中國青年運動的寶貴財富!
（來源：《任弼時研究文集》，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