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任弼時在五卅運動前后關於青年運動的戰略策略思想
論任弼時在五卅運動前后關於青年運動的戰略策略思想
蔡慶新
共青團作為黨的助手,對中國的青年運動肩負著政治領導責任。在五卅運動前后,時任團中央總書記的任弼時帶領團中央貫徹黨的戰略和策略,緊密配合黨的工作,使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發展壯大,從單純的小資產階級青年運動,轉到無產階級運動方面來。本文就其間任弼時的戰略策略思想作一粗略論述。
一、“培植實力以應日后長期斗爭”的戰略思想的確立與實施
本世紀20年代初建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五卅運動前仍建筑在小資產階級的學生基礎之上,在工農群眾中,幾乎沒有基礎。團中央曾多次通告全團,要求“用種種法子使本團工人同志增加”,但這一工作一直沒有大的起色。
1925年1月召開的共青團三大對此極為重視,明確提出團的組織應該擴大遍及全國,使之真正成為青年群眾的團體,應特別注意青年工人,特別注意青年農民。
五卅慘案發生前后,空前的反帝運動使任弼時深切地感到青年團社會基礎的弱點:工人成分甚小,人員不敷分配。他透過聲勢浩大的民眾運動看到了反帝斗爭的長期性,明確地提出:“將來斗爭的途徑長而且遠,所以我們主觀實力的預備至為重要。”並指出“現在即是我們培植實力以應日后長期斗爭之時”,“這次全國群眾的行動中,實給我們以極好的發展機會,如果坐視過去,那就是我們極大的過錯。”
在上述戰略思想的指導下,任弼時領導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實際斗爭中,擴大組織、建設組織,為實現總的戰略目標積極壯大中國無產階級的青年運動。
共青團組織上的發展是掌握青年運動領導權的力量基礎,必須大力發展無產青年。任弼時認為,五卅反帝運動是民族革命運動最擴大發展的時期,雖有各種反動勢力的摧殘，但這種運動仍將繼續發展而擴大。在這種形勢下,團的任務就是怎樣盡民族革命運動的領導責任。他認為,所謂領導並不僅止於思想方面,而須使這種運動集中,有組織有計劃地向前發展。然而,由於團員不僅數量少,且三分之二以上是小資產階級知識者,工農成分甚少,難以實現對青年群眾的領導。因此,團必須圖謀堅固自己的組織基礎——極力擴大組織;必須改變團的成分——多吸收青年無產階級分子。
(一)大力發展團的組織,適時調整入團標准和簡化手續。五卅運動中,任弼時特別提出:“吸收新同學之條件不要太嚴。對於工人,更絕對不可以明白馬克思主義為介紹入校之標准,隻要他是誠實勇敢,能活動而服從紀律者即可。”這一標准的調整,說明任弼時對中國青年工人群體有客觀的認識。中國工人階級產生較晚,文化水平偏低,而當時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也未能深入工農群眾,即使青年工人中的比較覺悟分子,也不可能很明白馬克思主義,倘若以此為入團條件,是無法建立團在青年工人中的基礎的。同時,為擴大發展,他提出簡化入團手續,規定各特別支部介紹新團員可由干事會先行批准,然后再呈報團中央審查;無干事會的特別支部,則由團中央批准。
(二)加強團的教育,在實際斗爭中訓練團員。從團三大到團三屆一次擴大執委會會議召開,團組織得到迅速發展,這使團內有些同志產生發展過於迅速而無力訓練的憂慮。任弼時認為:“我們的團體,是一個教育機關”,是為引導工人階級奮斗而去訓練自己的一種組織,是要在工人階級直接謀自己利益的斗爭中去訓練自己,而不是先訓練好再入團。他強調共青團“並不是一種學院式的研究團體”,因此,對新團員,除要向他們說明共青團組織的內容及在中國的責任外,還要解釋每個團員“目前應有的責任、工作方法和校內紀律,並分配實際工作,使他們即刻到群眾中間去活動”。
(三)努力於無黨青年群眾運動。五卅運動中,共青團通過學聯指導學生運動,成為學生反帝運動的領導者。在任弼時與惲代英的指導下, 1925年6月26日至7月7日在上海召開的第七次全國學生代表大會“完全在我們的口號與影響之下召開”。同時,任弼時還多次簽署團中央通告,指示各地團組織在可能的范圍內,在鄉村和城市中組織農民協會及貧苦手工業者、苦力、學徒或店員等團體,酌情發起青年團體,從事反對基督教、反對東方的禮教文化,進行平民教育等文化運動,“向他們宣傳我們的主張,並領導其做改良生活反抗壓迫的斗爭”,擴大團的影響。
共青團員在這時期的斗爭中身先青年群眾而投入,不畏流血犧牲。1926年任弼時在《回顧過去的一年》中寫道:“一年來共青團在斗爭中組織擴大了3倍以上”,“現在在各重要城市都會裡的重要工廠、作坊、學校以及其他機關內”都有了支部組織。團“不獨由小團體變成了群眾的組織,並且質量上也有極大的進步”。“團員中有40%以上是最有覺悟的青年工人和農民”。共青團是“實際上真正代表民眾利益肯犧牲而有群眾的青年組織”。事實証明,當時的共青團由於力量的壯大,成分的變化,已漸漸把握了中國青年運動的方向。
二、運用民主聯合戰線策略,牢牢把握青年運動的領導權
建立民主聯合戰線是中共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奉行的重要策略原則。任弼時領導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實際斗爭中形成了他利用聯合戰線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社會力量,集中孤立打擊最主要的敵人的思想。
（一）集中目標,縮小打擊對象,最大限度聯合反帝力量。任弼時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出發,分析五卅以來中國社會政治勢力狀況,認為在革命民眾方面有3種反映著不同階級利益的勢力:一是代表工農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和贊助工農階級的國民黨左派;二是代表中小資產階級和一部分官僚政客利益的國民黨右派;三是代表殘余的封建階級思想的客觀上為帝國主義和軍閥所利用的國家主義分子。
任弼時指出:國家主義分子及國民黨右派是社會上兩個主要的反共派別,二者盡管在根本主張上有不同之處,但在反共的行動上不僅有結合的可能,並且在上海已存在結合的事實。為了防止他們之間更大范圍的結合,並設法分化已形成的結合,他提出對國家主義派,要集中對付其首領,採取“在理論上行動上加以攻擊”的辦法,“使成為眾矢所集之公敵,以求消滅他們在群眾中的作用”。而對國民黨右派,則要在反帝斗爭中求得革命行動的統一,“並不是在理論上及斗爭的口號上求與他們妥協”,“對於他們的理論與錯誤並不因此而停止批評”,但是“批評他們的理論和錯誤時,仍須保持共同口號下聯合戰線之繼續”。
任弼時比較清醒地認識到五卅運動是頗具民族革命傾向的反帝運動,對待大資產階級的策略應是:既逼其進步,又警惕其妥協。他指出:“大資產階級尚未公然背叛民族利益以前,應努力使之與民眾合作”,並“須聯合小商人的群眾逼之節節前進,至少也要使他們不即時反動”,迫使大資產階級趨向民眾,產生應有的社會影響。同時“要時時處處留意他們的妥協性”。對待北京政府及地方政府,暫時也不要採取進攻態度,而是要通電促北京政府向外交使團抗議,以集中“全力於反帝運動”。直到北京政府“公然為帝國主義者壓迫此運動並已觸動民眾憤怒時,那我們就要向之進攻。”
(二)建立廣泛的聯合戰線,擴大反帝宣傳,啟發教育團結民眾,反對包辦代替。五卅運動前,中國的民族矛盾已相當尖銳,大規模的反帝運動在醞釀之中。根據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分析,任弼時簽發通告指示團員,應當即邀當地黨組織開一聯席會,“下全體動員令,組織游行演講隊;應設法令民校各區分部校友和我們合作;運動各地各公團開聯席會議,發表宣言;可請政府向日本交涉取消其在中國開設工廠之權利。”
慘案發生后,為維護聯合,防止不必要的分裂,團結可以團結的力量,任弼時提出: 1.對上海以外的運動共同要求:懲凶賠款;收回租界,取消領事裁判權;集會、結社、出版、言論、罷工自由; 2.對各地租界內帝國主義企業與中國資本家所辦工廠取不同斗爭方式:各地租界及其他帝國主義管理的企業“皆應舉行政治罷市、罷工”,但“內地概不罷市”;租界內中國資本家所辦工廠“應取總請假形式,不取罷工反抗形式;不提條件”,在內地的亦“概不罷市”;3.在學生運動中要“鞏固左派學生的勢力,爭取中立派的學生”,動員一切力量,發揮其各自作用,切不可凡事包辦。為求學生運動能統一,各種學生團體執行機關的職務“須注意引導國民黨左派及無黨派學生代表參加”。隻要應付得法,“執行機關職務的讓步,不獨不致於妨礙我們深入群眾的工作,反足以助長我們取得群眾的進行,促成聯合戰線的實現”。
(三)建立聯合戰線是手段,必須以保持我們的指導地位為前提。任弼時明確指出,為實現統一戰線,我們可以作各種讓步,包括在各學生團體機關中吸收國民黨左派及無黨派學生參加,但最低限度得“保持我們取得指導地位”。當時,國民黨青年部長甘乃光想替自己造一種新的群眾勢力,以“國民革命中應有單獨的青年運動”為由,提出要建立“孫文主義青年團”。當時廣東團的同志對此意見不統一,有的認為這種組織隻要共青團能夠領導也是於我們有利的。於是,一邊請示團中央,一邊應甘乃光的請求開始幫其建立一些初步的組織。接到廣東團的報告,任弼時當即付電阻止,並函告廣東團,詳陳反對理由,提出應付策略: 1.向甘乃光說明這一組織將來的不良后果; 2.抓住其已有組織,不使其發展並促其消滅; 3.在黨與團的刊物上公開反對這種組織的產生。結果,“孫文主義青年團”因我們的反對而未能建立,廣東的青年運動仍保持在共青團組織的實際領導之中。
1926年7月,任弼時主持召開的團三屆二次擴大會議通過了《目前任務決議案》,其中對運用聯合戰線統一學生運動問題提出的三項要求之一即是“尤須防止因運用聯合戰線而忘掉本階級的特殊利益的擁護與斗爭”。
上述一系列策略原則的不斷形成與完善,使整個大革命時期的青年運動保持了聯合統一,使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青年運動中保持了實際領導地位。
三、認清反帝斗爭的長期性,恰當地轉變斗爭策略與方式,引導青年運動逐步走向成熟
任弼時在分析五卅慘案發生原因時指出:“這次風潮是世界帝國主義者歷年向中國國民進攻所引起的一種反應的爆發”,“是經濟政治壓迫下的自然結果”,若望五卅慘案不再重現,必須“使中國脫離帝國主義壓迫”,目前就要“設法使這次上海屠殺的事實變成全國長期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必須根據斗爭形勢變化不斷調整各項工作的策略和方式,以達正確引導運動發展的目的。
(一)有條件的復工及為繼續反帝運動而復課。運動初起,學生尚未全部發動起來時,任弼時認為此次運動“頗有民族革命傾向”,“惟因為只是上海一隅的,我們實力准備未充足”,所以把斗爭策略放在“盡量擴大到全國”的基點上。於是,連續向各地團組織發出通告,號召從宣傳教育民眾到組織的發展;從聲援並捐款支持工人罷工到明確對社會不同階層取不同的政策態度等,引導青年運動逐步發展。
隨著6月26日上海公共租界商店開市、淞滬戒嚴司令部布告取締愛國團體、北京政府令各省勸止抵制英日貨等形勢的變化, 11日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有組織有條件復工的精神,任弼時簽發團中央通告,要求變更上海罷工策略,“由工會提出地方的最低要求,大部分是工人的經濟要求,得此要求即可上工”,其目的在於“停止工人階級孤軍急進,守住現得的陣地,以免潰敗而儲戰斗實力”。接著又簽發團中央通告,變更學生運動策略,“主張上課”,指出繼續罷課“妨害於學生群眾之集中”。因“五卅案系長期爭斗,不能專恃罷課手段以相恃”,復課可一方面繼續學業,一方面集中力量,繼續作“普遍的宣傳和組織工作”,擔負起“現在學生界應負的主要責任”。
(二)為擴大反帝運動范圍而加強秘密工作。五卅運動中,共青團的勢力與斗爭戰線日益發展,社會影響日漸擴大,引起武裝軍警和思想界與我們敵對的勢力的注意。為保存革命力量,避免不應有的損失,任弼時認為必須改變斗爭形式,為在組織上、行動上、語言上、態度上都能夠不使人注意,“各地秘密工作的進行目前非常重要”。不僅如此,而且在取得政權以前,“無論何時何地都有秘密組織的必要”。但是秘密工作的意義,並非是縮小工作范圍,停止團務之進行，減少公開活動的機會,而是要使我們的組織更能隱蔽。因為秘密工作做得愈好,我們能離開軍警、偵探及其他一切敵人愈遠,則“我們的活動范圍愈能擴大,我們的指導愈能有力”。
(三)注意力開始轉向軍隊,利用軍閥間的矛盾,擴大反帝運動。1925年10月,中共四屆二次擴大執委會議總結了五卅運動斗爭經驗和教訓。面對資產階級不願與共產黨合作這個變化,黨的斗爭策略開始注意軍隊工作,提出在中央委員會下設立軍事運動委員會,決定其成員為張國燾、王一飛和任弼時,著手擴大工人自衛武裝,積極開展兵運工作。根據黨的斗爭策略的轉變,任弼時要求各地團組織多選高小文化以上的團員和國民黨左派青年投考黃埔軍校,以免該校為“反動派所據”。
不久,直系軍閥孫傳芳通電反奉。盡管任弼時非常明了這是軍閥戰爭的開始,但因奉系軍閥“為現時民族革命運動之主要障礙”,故對孫傳芳向奉系軍閥進攻的態度則是利用矛盾、制造輿論。他認為,無論能否達到目的,各級團組織要聯名通電或分別向標榜反奉的直系軍閥孫傳芳請願,勸其保護愛國運動,啟封上海總工會等愛國團體,允許人民集會自由、禁止拉夫等,萬勿效奉軍所為。
(四)在思想領域內與敵人爭奪群眾。任弼時看到,五卅運動后,革命勢力固然發展強大,但反動派(代表資產階級)也因此而團結了他們的實力與革命派爭斗。隨之必有一個時期從實際斗爭轉到思想和理論上的斗爭。因此必須從思想方面打倒敵人的勢力,才能領導群眾在我們的旗幟下達到完全的勝利。不然,機會為反動派所乘,群眾有離開我們的危險。
為此,團中央決定從宣傳輿論上入手。首先是團的刊物更加民眾化,報道各地斗爭、指導革命運動,整頓發行工作,擴大出版物的影響。對戴季陶主義、國家主義反動思想,蕭楚女、施存統、鄭超麟等許多同志都曾比較系統地撰文駁斥。同時,強調為堅持統一學生運動,即使對“最反動的醒獅派”,在“痛駁”他們站在帝國主義方面的反革命表現時,在策略上也隻攻擊醒獅派中曾琦、陳啟天等少數領袖分子及其各地挂國家主義招牌、專門壓迫學生的少數教員,“萬不可謾罵迷信國家主義的學生,以致影響當地學生運動的統一”。要求團員積極努力爭取群眾,統一革命勢力及鞏固各階級群眾聯合戰線,努力領導他們做各種爭取自身利益的斗爭,在實際行動中去“獲得”群眾,擴大“革命青年群眾的聯合戰線”。
經過斗爭,不但阻止了戴季陶主義、國家主義派等腐蝕青年斗志、爭奪青年運動領導權的企圖,而且從思想上爭取了青年群眾,團結了青年群眾。
歷史已經証明,五卅運動中中國青年運動在反帝運動中留下了轟轟烈烈的一頁,運動中的一部分中堅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中國共產黨和以任弼時為總書記的團中央的領導下取得了建團以來空前的勝利,其間任弼時的作用是卓著的。在任弼時領導下,共青團中央形成的一系列策略思想不但指導了共青團在不長的時間裡組織迅速擴大,堅實地走上了青年化、群眾化的道路,而且使共青團逐漸成為中國青年運動的領導力量。
（來源：《黨的文獻》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