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有機結合
——以江澤民經濟全球化思想為中心
發布時間：2012-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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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有機結合
——以江澤民經濟全球化思想為中心
陳揚勇
“把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是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從總結近30年改革開放整個歷史進程著眼，概括出的“十個結合”經驗之一，這是我們黨應對經濟全球化寶貴經驗的集中體現。這條經驗是怎麼得來的呢？
一、經濟全球化趨勢陡然加速，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深度和廣度前所未有，機遇和挑戰並存。歷史第一次如此嚴峻地把如何應對經濟全球化問題推至中國共產黨人的面前。
當今世界面臨的這輪經濟全球化，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由於政治、經濟、科學技術發展等方面的原因，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還比較緩慢。到20世紀90年代，隨著世界兩極格局解體、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勃興、信息技術特別是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近半個世紀以來一直處於緩慢發展的經濟全球化趨勢陡然加速，世界經濟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程度日益加深。
中國自把對外開放作為基本國策就開始主動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由於這輪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還處於緩慢發展階段，加之我國的對外開放是逐步推進和深入的，因此在這一階段，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程度和廣度還是有限的。20世紀90年代特別是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陡然加速和我國對外開放的擴大，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交往和聯系越來越頻繁，與世界發展的關系日益緊密。這一點，我們通過反映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聯系的晴雨表——進出口貿易和經濟對外依存度的變化就可以看出。1980年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和對外依存度分別是570億元和12.5％，1985年是2006.6億元和23.5%，1990年是5560.1億元和30.49％，1995年是23499.9億元和40.2％，2000年是39273.2億元和44.9％，2002年是51378.2億元和47.6％。①（注①：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無論進出口貿易總額還是對外依存度，到20世紀90年代都大幅度上升。
中國真正感到經濟全球化浪潮的迎面扑來，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后。也就是這一時期，經濟全球化第一次向世界顯示出它的風險。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西方金融體系發生重大變化，資本流動越來越超越國界，金融市場日益走向全球化。這場被稱為“席卷全球的金融革命”發展到1994年，引發國際金融市場出現嚴重動蕩，相繼發生了英國老字號銀行巴林銀行倒閉、美元一度暴跌、日本大和銀行因分行違紀丑聞在紐約被勒令撤出美國，特別是墨西哥發生了嚴重金融危機。這場危機不是傳統意義上由於國內生產過剩造成的危機，而是金融領域的變化特別是國際利率和匯率變化引發的危機，又是發生在墨西哥加入被認為是經濟全球化進程重要標志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之后，因而有些學者稱這場危機為“全球化時代的第一次危機”。可以說，20世紀90年代中期國際金融市場出現的嚴重動蕩，是經濟全球化第一次向世界顯示它風險的生動演示。
經濟全球化趨勢的迅猛發展及其風險顯示，引起中共中央和江澤民的高度重視。1996年初，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提出：要進行我國經濟發展風險預測和對策研究。8月，江澤民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強調，要充分認識搞好經濟發展風險預測和對策研究的重要性，切實做好經濟發展風險的預測和防范工作。他指出：“從國際上看，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的發展，國際經濟競爭愈來愈激烈，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交往和聯系越來越頻繁，面臨的風險可能加大。”①（注①：《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8頁。）這也是江澤民講話中第一次出現“經濟全球化”這個概念。
如果說，1994年發生在墨西哥的金融危機因遠隔太平洋還只是讓中國看到了經濟全球化的危害，那麼1997年發生在中國周邊一些國家的亞洲金融危機則使中國真切地感受到了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風險。這場金融危機來勢迅猛，波及面廣，給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在出口和利用外資方面。這就提出了一系列問題：如何看待經濟全球化？中國在經濟全球化大潮中應當持什麼樣的態度和對策？要不要繼續全面參與？中國的對外開放要不要繼續擴大？這些都是直接關系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
歷史第一次如此嚴峻地把如何應對經濟全球化的問題推至中國共產黨人的面前。
二、面對經濟全球化這把“雙刃劍”，江澤民提出要趨利避害，既要參與和利用經濟全球化來促進我國的經濟發展，又要堅持獨立自主，防止它所帶來的風險。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對世界大勢的感知和把握是非常敏銳的。當經濟全球化趨勢開始加速發展並顯示出它的負面性時，江澤民就及時看出了這一苗頭，提醒大家要密切注意觀察和研究。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他更是全面、深入、系統地思考經濟全球化問題。根據粗略統計，江澤民講話中“經濟全球化”出現的頻率，1996年一次，1997年兩次，1998年突然增加到19次，此后每年都是三十幾次。不僅僅是提及，而且有深入具體的論述。顯然，亞洲金融危機為中國共產黨進一步認識和思考經濟全球化提供了一個契機。
1998年2月，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屆二中全會上總結亞洲金融危機的啟示和教訓，第一次正面回答了我們應當如何對待經濟全球化的問題。他指出：“現在國與國的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相互影響越來越大，誰也不可能關起門來搞現代化建設，不可能回避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和激烈復雜的國際競爭。問題的關鍵在於，既要敢於又要善於參與這種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既要充分利用其中可以利用的各種有利條件和機遇來發展自己，又要清醒認識和及時防范其中可能帶來的各種不利影響和風險，穩步推進對外開放。這一點，對於像我們這樣經濟技術實力遠不如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尤為重要。如何趨利避害、掌握主動權，始終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大問題。”①（注①：《江澤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頁。）
這段話不但明確了中國必須參與經濟全球化，而且還明確了如何參與的問題——趨利避害，掌握主動權。究竟哪些是利，哪些是害，掌握主動權的抓手是什麼，江澤民對此進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先后有過大量論述，提出了正確應對經濟全球化的一系列主張。
首先，他認為，參與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的發展有利。“它有利於我們吸引外資，彌補國內建設資金的不足﹔有利於我們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實現技術發展的跨越﹔有利於我們學習先進管理經驗，培養高素質管理人才﹔有利於我們發揮比較優勢，開拓國際市場。”②（注②：《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200、201頁。）隻有大膽積極地走出去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競爭，“才能彌補我們國內資源和市場的不足﹔才能把我們的技術、設備、產品帶出去，我們也才更有條件引進更新的技術，發展新的產業﹔才能由小到大逐步形成我們自己的跨國公司，以利更好地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競爭﹔也才能更好地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從而增強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的國際力量”③（注③：《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569頁。）。要說利，這就是我們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利之所在。
參與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發展有利，這是一個審時度勢的重要戰略判斷。基於這一判斷，中央作出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實施“走出去”戰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重大戰略決策。為什麼說參與經濟全球化對我有利是個重要戰略判斷？以能源資源為例來說。我國主要能源資源的人均佔有量大大低於世界平均水平。改革開放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換代，能源需求不斷增長，能源供需矛盾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制約作用越來越大。21世紀，我國經濟仍將保持較高增長速度，各種能源資源的消耗量將進一步增長，我國將面臨人口增長和經濟增長的雙重壓力，能源資源形勢將更為嚴峻。如果不參加國際經濟合作，我們就不能很好地發展自己。在過去殖民主義時代，那些后興的工業大國常常通過發動戰爭和對外掠奪來彌補其國內能源資源的不足。社會主義的中國完成工業化當然不會走這條路。走什麼路呢？就是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通過平等互利的國際合作，通過國際能源資源的市場化配置來彌補國內能源資源的不足，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江澤民談到實施“走出去”戰略“更多地利用國外一切可以利用的市場和資源”時，曾語重心長地指出“這個問題，我思考了很久，主要是為我國的未來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子孫后代考慮的”④（注④：《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7頁。），就是著眼於和平發展道路的大局。
其次，江澤民認為，“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對我國發展有利也有弊”。這輪經濟全球化“是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是在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形成和發展的。西方發達國家在資金、技術、人才、管理以及貿易、投資、金融等各個方面都佔有優勢，因而他們是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技術水平相對落后，總體上處於不利地位。他們不僅面臨著發達國家經濟技術佔優勢的巨大壓力，而且國家主權和經濟安全也受到挑戰。”具體到中國來說，“經濟總體素質還不高，國際競爭能力還比較弱，經濟全球化不可避免地會給我們帶來不利的因素和風險”，“國際金融自由化的發展也會加大我國的金融風險”。⑤（注⑤：《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200、201頁。）要說弊，這就是我們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弊之所在。
第三，江澤民認為，經濟全球化作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任何國家也回避不了。關鍵在於我們既要積極參與，又要堅持獨立自主。“當今世界是一個開放的世界，誰也不可能孤立於世界之外去發展自己的經濟。我們要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政策，適應經濟全球化趨勢，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充分利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各種有利條件和機遇。不能看到有風險、有不利因素，就因噎廢食，不敢參與進去。同時，又要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風險保持清醒的認識，堅持獨立自主，加強防范工作，增強抵御和化解能力，以切實維護我國的經濟安全，更好地發展壯大自己。”①（注①：《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201頁。）他指出：“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任何時候都不能依靠別人搞建設，必須始終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作為自己發展的根本基點。”②（注②：《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255頁。）
三、經濟全球化環境下的獨立自主遇到了新情況新挑戰。關鍵是做到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有機結合。
堅持獨立自主地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建設新中國60年征程中一貫堅持的原則。只是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實現途徑和方式。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強調獨立自主地發展，更多是強調建立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和完整的工業體系。改革開放以后，在經濟全球化趨勢加速發展的環境中，獨立自主面臨新形勢新挑戰。比如，在新中國成立很長一段時期內，我國都處於商品短缺時代。經過改革開放20年的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長期以來商品短缺的狀況已基本改變，買方市場初步形成，並出現了階段性、結構性剩余，經濟發展受市場的約束越來越明顯。這就需要利用國際市場。又比如，我國國內總產值1978年才3600億元，2008年增加到30萬億元。我國過去經濟總量小，一些重要的能源和資源基本能夠實現自給。現在經濟總量發展到這麼大，一些重要的能源資源不能實現自給，需要依靠大量進口，有些重要資源的海外進口甚至超過了50％。這就提出了利用國際資源的問題。
面對新形勢新挑戰，不參與經濟全球化不行，不堅持獨立自主更不行，關鍵是做到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有機結合。1999年，在中共中央舉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金融研究班上，江澤民把“在經濟全球化趨勢進一步加強的情況下，如何處理好既要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又要善於維護國家的獨立、安全和利益的關系”③（注③：《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304頁。）
作為一個重要問題提出來，要求全黨同志在實踐中尋找解決答案，著眼點就是找到實現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有機結合的實現路徑。這方面，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了寶貴思想，積累了豐富經驗。
（一）參與經濟全球化必須始終注意把維護國家的主權和經濟社會安全放在首位。
經濟全球化一個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商品、技術、信息、特別是資本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和配置，造成一種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內的各國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織的復雜局面。這樣一種局面是在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其中起主導作用，這就使得世界各國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所處的地位和處境大不相同。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科技實力雄厚，又掌握著國際經貿組織及國際經濟規則的主導權，盡享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紅利。廣大發展中國家由於經濟技術水平處於弱勢地位，獲益較少，且經濟主權和經濟社會安全受到挑戰。一些發展中國家因參與經濟全球化喪失經濟主權、嚴重危害經濟社會安全的事時有發生。
對此，江澤民非常關注，並保持高度警覺。他強調：“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維護國家的主權和經濟社會安全，注意防范和化解國際風險的沖擊。”④（注④：《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255頁。）尤其是在涉及國家經濟主權和經濟社會安全方面更是堅持原則毫不動搖。比如，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方面，針對一些國外企業企圖控制我國一些重要行業和關鍵產品的市場、某些高利潤行業和名牌產品市場有被外商大量擠佔之勢、個別外商蓄意炒賣國有企業等現象，江澤民指出：“對一些想壟斷我國市場、控制我國經濟命脈和關鍵領域的企圖，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哪些領域、行業允許和放寬外商進入，哪些領域、行業允許外商進入但需要作出某些限制，哪些領域、行業不允許外商進入，都要作出明確具體的規定，各行業各部門各地區都必須認真執行。”①（注①：《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542頁。）他指出：“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我們已建成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是我國堅持獨立自主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礎。經驗証明，沒有經濟上的獨立，政治上的獨立就沒有可靠保証。在這方面，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教訓非常深刻。”②（注②：《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542頁。）
既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又毫不動搖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中得到充分體現。比如，在談判中，美國施加壓力，一再要求我國完全開放資本市場，給出人民幣自由兌換的五年時間表。我國堅決頂住了美國的壓力，沒有作出這樣的承諾。江澤民指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我們隻能接受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談判條件。如果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有損我國的根本利益和國家安全，那還加入它干什麼！”“我們絕不會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拿國家的利益和安全做交易。這就是我們的政治底線。”③（注③：《江澤民文選》第3卷，第446頁。）
（二）參與經濟全球化必須把擴大國內需求、開拓國內市場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和長期戰略方針。
強調擴大國內需求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中央提出來的。199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把擴大國內需求、開拓國內市場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和長期戰略方針。這是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競爭中堅持獨立自主的又一重要思想和經驗。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緊緊抓住世界經濟處於上升周期，充分發揮我國比較優勢，積極利用外部需求，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大幅度提升了我國經濟實力。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對我國經濟產生不小沖擊，主要表現為外部需求減少，出口市場受到壓縮。不過，由於我國出口的主要市場美國和歐洲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不大，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提出的挑戰在當時還並不是很嚴峻。但是，可貴之處就在於：落葉知秋，見微知著。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未雨綢繆，從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發展造成的沖擊中，預見到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依靠外需拉動來實現經濟發展的風險和脆弱，及時果斷地作出了擴大內需的決策。
1998年2月，亞洲金融危機還在發展，江澤民談到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就提出：“要努力擴大內需，發揮國內市場的巨大潛力。”④（注④：《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103頁。）在1998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江澤民強調把經濟發展建立在主要依靠國內市場的基礎上，指出：“擴大國內需求、開拓國內市場，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和長期戰略方針。”“我們有必要也有條件把經濟發展建立在主要依靠國內市場的基礎上。這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一項帶根本性的方針。堅持這個方針，也是主動適應當前國際經濟形勢發展變化的需要。”“立足國內，實行擴大內需的政策，努力開拓國內市場，有利於擴展我們在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中的回旋余地。”⑤（注⑤：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415頁。）這一思想，自1998年提出之后，江澤民在許多場合的講話中，都反復強調。他說：“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任何時候都不能依靠別人搞建設，必須始終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作為自己發展的根本基點，必須把立足國內、擴大國內需求作為經濟發展的長期戰略方針。”①（注①：《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255頁。）
（三）參與經濟全球化必須以多元化戰略開拓國際市場、利用國外資源。
強調把擴大國內需求、開拓國內市場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和長期戰略方針，並不是說外需不重要，“擴大內需與堅持對外開放不是對立的”②（注②：《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434頁。）。我們既要把擴大國內需求、開拓國內市場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和長期戰略方針，同時又要積極開拓國際市場，盡可能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增強我國獨立自主的主動權。江澤民把“如何正確處理把依靠國內市場作為發展經濟的基本立足點和積極利用國際市場、國外資源的關系”③（注③：《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305頁。）作為一個重要問題提出來，也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這就是既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又不依賴全球化，在參與中增強獨立自主，實現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結合。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這些年來我們一直致力於推進的開拓國際市場和利用國外資源的多元化戰略，就是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相結合的實踐舉措。
市場多元化戰略，1993年十四屆二中全會就提出來了。十四大提出對外貿易多元化，實際上是一個意思。但那時我國的外需還比較旺盛，危機感還不強，還只是作為一個政策設想提出來。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經濟運行環境發生了大的變化，出現了階段性、結構性剩余，有效需求不足、資源不足和環境代價成為經濟生活的主要問題。這時，市場多元化才成為一個現實的緊迫問題擺在中央面前。1996年，江澤民提出“走出去”戰略，強調：“要積極引導和組織國內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到國外去投資辦廠，利用當地的市場和資源”，“視野要放開一些，既要看到歐美市場，也要看到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引進來’和‘走出去’，是我們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兩個緊密聯系、相互促進的方面，缺一不可。”④（注④：《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92頁。）
“走出去”戰略提出不久，恰恰遭遇亞洲金融危機危機爆發，國際市場受到壓縮，中央提出擴大內需，強調把經濟發展建立在主要依靠國內市場的基礎上。但是，積極開拓國際市場、多渠道利用國外資源的多元化戰略並沒有因此改變。199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把經濟發展建立在主要依靠國內市場的方針時，特別指出：“要繼續貫徹以質取勝和市場多元化戰略”，“努力鞏固傳統市場，積極開拓新市場特別是拉美、非洲、西亞、東歐市場”。⑤（注⑤：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416頁。）2000年1月，江澤民在政治局會議上又提出，在利用國外資源方面，也要貫徹多元化戰略。他說：“無論是開拓國際市場還是利用國外資源，都要貫徹多元化的方針。”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些發展中國家“市場廣闊、資源豐富”。⑥（注⑥：《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569頁。）
從長遠看，對於我們這樣一個人均資源嚴重不足的發展中大國來說，實行利用國際市場和國外資源的多元化戰略至關重要，它有利於我們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經濟競爭和合作中增強獨立自主性。我們絕不能把全部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
（四）參與經濟全球化必須加強自主創新，這是我們獨立自主發展戰略的核心。
20世紀是科學技術發展空前輝煌的世紀，也是人類利用科學技術創造出巨大物質財富的世紀，“人類創造了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時代的科學成就和物質財富”⑦（注⑦：《江澤民文選》第3卷，第36頁。）。尤其20世紀中葉以后，科技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明顯趨勢。江澤民敏銳地看到了這一趨勢。他在總結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時指出：“一度被國際社會看好的一些新興國家的經濟在這場危機中嚴重倒退，說明發展中國家如果過分依賴西方發達國家，如果僅僅靠利用自己的廉價勞動力、消耗自然資源、依賴外國現成的技術產品來發展經濟，而不是努力提高本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質和本國的知識創新、技術創新能力，那就會在國際經濟競爭格局中處於被動和依附的地位。”①（注①：《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330頁。）根據這樣一個趨勢，江澤民得出結論：“當今國際經濟競爭的核心，是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和高技術產業化。”“發展的優勢蘊藏於知識和科技之中，社會財富日益向擁有知識和科技優勢的國家和地區聚集，誰在知識和科技創新上佔優勢，誰就在發展上佔據主導地位。”②（注②：《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385、329頁。）
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科學技術進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總體上還處於落后狀態，“科技創新能力不高，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能力增強的一個主要因素”。③（注③：《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330頁。）正是基於對國際國內形勢的分析，中央在1995年提出並實施科教興國戰略，要求切實把科學技術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實現科學技術的跨越式發展。
江澤民認為，一方面，要積極利用經濟全球化造成科技成果在全球自由流動的有利條件，在廣泛的國際合作交流中吸取世界科學技術發展的先進成果。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最關鍵的，“是要在學習、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的同時，加強自主創新”④（注④：《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396頁。），絕不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外國先進科技成果的引進上。他反復強調：“加強國際科技交流和合作，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博採眾長，為我所用，是加快我國技術升級和經濟發展的有效途徑。”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世界上有些最先進的技術是買不來的”。“如果自主創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術引進，就永遠難以擺脫技術落后的局面。”⑤（注⑤：《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432頁。）他還說：“在一些戰略性、基礎性的重大科技項目上，必須依靠自己，必須擁有自主創新能力和自主知識產權。不能靠別人，靠別人是靠不住的。”⑥（注⑥：《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396頁。）
創新是江澤民強調和論述得最多的話題之一。“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這句話在他的講話中反復出現並成為名言。他大力提倡自主創新，鼓勵原始性創新，希望科技工作者“堅持創新、創新、再創新”，都是基於“有沒有創新能力，能不能進行創新，是當今世界范圍內經濟、科技競爭的決定性因素”⑦（注⑦：《江澤民文選》第3卷，第36頁。）的戰略判斷。
世紀之交，繼科教興國戰略提出之后，為推進我國科技進步和創新，中央作出建設國家創新體系的重大決策。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並以此“作為面向未來的重大戰略”。從科教興國、建設國家創新體系，到建設創新型國家，核心是增強我國各方面自主創新能力，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這是我國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是我們應對經濟全球化、提高綜合國力、增強國際競爭力、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的關鍵。
實踐証明，我們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堅持維護我國的獨立自主﹔同時，我們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參與經濟全球化，把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這是我們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法寶。
（本文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舉辦的“紀念新中國成立60周年理論研討會”獲獎論文）
〔作者陳揚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北京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