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共最高決策層中的任弼時

抗戰時期中共最高決策層中的任弼時

蔡慶新

[摘要] 抗日戰爭時期，任弼時進入中共最高決策層。1938年3月初，他赴莫斯科代表中共向共產國際作報告，使共產國際明確肯定毛澤東及中共抗戰路線，而共產國際的支持成為六屆六中全會確立毛澤東在全黨領袖地位的重要保証。1940年3月，他回國后參加中央書記處工作，協助毛澤東領導延安整風，全面主持中央機構的調整、改革，從組織上確立了毛澤東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中的核心地位。六屆七中全會期間，他主持起草《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工作，精心籌備七大，為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付出了巨大努力。任弼時因此贏得了全黨和毛澤東的信任，這一時期也成為他在中央領導崗位上最輝煌的時期。
[關鍵詞] 抗日戰爭時期﹔任弼時﹔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共產國際﹔延安整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任弼時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他高起點入圍中央，是中共五大中央委員、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共七大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早在大革命時期，他就以共青團總書記身份經常出現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參與決策。土地革命時期，他獨當一面，擔任一個大戰略區的政治委員，堅持湘贛蘇區的斗爭﹔在長征中，他和賀龍等帶出了一支主力紅軍，並於1936年12月進入中國工農紅軍最高領導層，成為中央軍委七人主席團委員之一。抗日戰爭時期，任弼時進入中共最高決策層，為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付出了巨大努力。
本文旨在探討抗日戰爭時期任弼時從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到擔任中央秘書長、書記處書記期間，主要做了哪些有特殊意義的大事，在黨的歷史上和民主革命進程中留下了怎樣的足跡，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形成中起到了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代表中共向共產國際作報告，使共產國際明確肯定毛澤東及中共抗戰路線，而共產國際的支持成為六屆六中全會確立毛澤東在全黨領袖地位的重要保証。
抗日戰爭爆發后，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從蘇維埃革命轉變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這一狀況，曾給予很高評價。但對國共兩黨二度合作后的具體情況和出現的新問題，對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必須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等，並不很了解。1937年11月底，王明回國。行前，共產國際書記處召開專門會議，討論中國抗戰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時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的季米特洛夫認為中國抗戰應該依靠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要運用法國共產黨“一切服從人民戰線”和“一切經過人民戰線”的經驗。在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傳達並闡發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將之神聖化，對如何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提出了比較系統的右傾主張。由於王明說他的報告所傳達的是共產國際的指示，使一部分同志產生了盲目信任，支持他的主張，並把“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寫進了《中央政治局十二月會議的總結與精神》，向下傳達。中共黨內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出現了原則分歧。
由於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要克服王明的右傾錯誤，把全黨思想統一到正確方針上來，必須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1938年3月初，任弼時被派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交涉“軍事、政治、經濟、技術人材”《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頁。等問題。
任弼時到莫斯科后，一邊撰寫給共產國際的書面報告大綱，一邊和接替王明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王稼祥交流情況。4月14日，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將書面報告大綱《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提交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並在5月17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上，就書面報告作了口頭說明和補充。這兩份報告，全面介紹了中國抗戰八個月的發展過程，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行全面抗戰的方針政策，並強調堅持敵后游擊戰爭和中國共產黨對自己武裝絕對領導的重要性。
報告引起共產國際執委會的高度重視，產生了強大的說服力，扭轉了他們對中國抗戰中許多問題的認識。1938年6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作出《關於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明確指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在聽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的活動的報告以后，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在復雜和困難條件之下，靈活地轉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之結果，已建立起國共兩黨的新的合作，團結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對日本的侵略。”“共產黨的鞏固，它的獨立性及它的統一，正是繼續向前發展民族統一戰線和繼續同日寇作勝利的斗爭的基本保証。”《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4期。9月初，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通過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決定》，指出：“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任弼時年譜》，第373頁。同時號召開展國際援華，從政治上、道義上及物質上援助中國抗戰。任弼時立即將該《決定》電傳延安，9月8日《新華日報》全文公布，距六屆六中全會召開隻有21天。
《決議案》和《決定》是共產國際對中共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給予的高度評價。1938年8月下旬，王稼祥回到延安。季米特洛夫在王稼祥動身回國前，會見他和任弼時時明確表示：在中共中央內部應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王明缺乏實際工作經驗，不應爭當領袖。“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王稼祥選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頁。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肯定了中國共產黨的路線和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這在中共歷史上是至關重要的大事。數月之前，共產國際派王明回國，要中共照搬別國經驗﹔而今卻明確表態支持毛澤東。這一重大轉變在中央政治局成員中產生很大震動，成為六屆六中全會克服王明右傾錯誤的關鍵。
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批准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再次強調了中國共產黨必須獨立自主地領導人民進行抗日戰爭，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進行了全面的戰略規劃﹔進一步確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和步調。倘若這些問題沒有能夠在抗戰相持階段到來之前得到解決，中國共產黨很難擔當起領導抗日戰爭勝利的艱巨任務。
毛澤東在七大上曾這樣評價六屆六中全會：“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兩個重要關鍵的會議。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會。”“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425頁。雖然遠在莫斯科的任弼時沒能出席這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然而，恰恰由於他在共產國際開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為“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六屆六中全會能夠勝利召開的關鍵一環。
事實上，聽取了任弼時在共產國際的報告后，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報刊對中國共產黨抗戰情況的宣傳明顯地增加了。王稼祥回國時，共產國際還撥30萬美元托其轉交中共中央。任弼時出色地完成了向共產國際交涉“軍事、政治、經濟、技術人材”等問題的重要任務，他的這一作用無人可以替代。
二、負責中央書記處日常工作，協助毛澤東領導延安整風，全面主持中央機構的調整、改革，從組織上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中的核心地位。
1940年3月，任弼時返回延安，開始參加中央書記處工作，分管中央組織部、青委、婦委等部門，並負責籌備七大。同時在毛澤東的提議下主持中央政策委員會工作，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政策，總結經驗，制訂勞動、土地、軍事、文化教育、鋤奸、三三制政權、財政、經濟等各項政策條例。
1941年7月，政治局會議通過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后，中央調查研究局成立，毛澤東任局長，任弼時任副局長兼黨務研究室主任及黨務研究室根據地研究組組長。在這個職任上，任弼時協助毛澤東領導延安整風，成為毛澤東的主要助手。
早在1941年3月19日，在整風運動准備階段的政治局常會上，毛澤東提議由任弼時寫一篇關於增強黨性的文章。數月后，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任弼時在深入研究這一《決定》的基礎上，撰寫了《關於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從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理論及中國共產黨的實踐中，闡述什麼是黨性、增強黨性的必要性及怎樣增強黨性鍛煉。特別是分析了中國共產黨必須加強黨性的社會原因，指出四個特點：（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落后性﹔（二）小資產階級成分——農民和知識分子出身的佔了較大比重﹔（三）無產階級意識不純﹔（四）民族統一戰線的環境。
1942年整風運動普遍展開，毛澤東提出在整頓三風的基礎上改造黨的工作，首先改造黨校、黨報和中央宣傳部。2月28日，政治局會議決定，中央黨校直屬中央書記處，其政治指導由毛澤東負責，組織指導由任弼時負責。7月14日，針對中央黨校學員學習中提出的問題，任弼時作了《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的長篇報告。報告闡明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的中心思想“是強調黨的統一性、集中性和全黨服從中央領導的重要性，強調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都應服從黨的中央”。任弼時還專題談到反對宗派主義，特別強調“黨的組織原則的教育是很重要的”，“在高級干部和軍隊干部中更加重要”。因為鬧宗派、鬧獨立、鬧本位的，多是負責干部。“如果領導干部的思想意識不好，他拿到了槍便鬧宗派、鬧獨立，這對黨對革命事業的危害會是很大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3、255頁。任弼時要求這些黨的高級干部，不僅要“用馬列主義的理論、思想方法來處理政治問題、組織問題和自己的行動”，更要“在理論上有修養”，“掌握馬列主義的思想方法，在遇到反馬列主義思想的時候，能夠起來反對，遇到黨內不正確的思想和傾向的時候，能夠起來斗爭”。《任弼時年譜》，第432頁。任弼時的這次報告，把無產階級的黨性闡述得更加深刻、豐富，對於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都有重要的意義。
1942年4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央書記處決定陝甘寧邊區系統的整風運動由任弼時和高崗負責。同年8月，毛澤東又提議由任弼時代表中央指導中共西北中央局的黨、政、軍工作。1942年10月19日到1943年1月14日，西北中央局高級干部會議在延安召開。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駐會指導，並連續三天向大會作了題為《關於幾個問題的意見》的長篇演講，全面深刻地闡述了黨的一元化領導、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以及黨的歷史教訓與黨性等問題。
關於黨的一元化領導，任弼時指出：中國共產黨是根據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而組織起來的，在黨內關系上，“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黨的各個部分要服從黨委，全黨服從中央，這個集中制是我黨最重要的一個組織原則，無論何時都不允許動搖它的”﹔要肅清部隊中軍閥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對於人民軍隊的優良傳統“起著一種腐蝕和摧毀的作用”，必須“根絕這種不良的傾向”。《任弼時選集》，第258、268、272頁。
對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問題，任弼時指出，抗戰以來邊區從戰爭狀態轉變為相對和平的環境，任務也由參戰變為建設，我們的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必須“來一個大大的轉變”。不能以動員工作的方式代替一切其他的方式，這樣一套老辦法，使老百姓感覺今天的黨政軍民各組織，只是向他們要東西，還不如蘇維埃革命時代打土豪、分田地，黨政軍民各組織直接給了他們許多利益。他尖銳地指出：“如果長此繼續下去，我們就會脫離群眾的。”同時，任弼時鼓勵黨員通過大膽創新來轉變領導方法，建立新的工作作風，指出：“必需富於創造能力，發揚干部和黨員大膽創造事業的精神”，“能夠從群眾的利益出發，兼顧群眾的習慣，大膽並細心地在生產事業中發揮大家的創造性，那就可以逐漸培養出一種新的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任弼時選集》，第278、284、285頁。
遵照中央政治局的意見，任弼時在會上鄭重宣布：“在九一八以后一直到遵義會議這一個時期內，黨中央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在黨的領導中，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是佔了統治地位。那個時候的錯誤路線的性質，是一種‘左’傾機會主義的路線”，“比陳獨秀的機會主義以及李立三的盲動主義所造成的惡果還要更大。如果用數目字來表示，就是蘇區的工作損失了十分之九，白區的工作幾乎損失了十分之十”。《任弼時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00頁。有了這一基本估計，1942年12月12日，中央作出《關於一九三五年陝北（包括陝甘邊及陝北）“肅反”問題重新審查的決定》，委托西北中央局負責向被冤屈的同志解釋，並審查和恢復在“肅反”中死難同志的黨籍，妥善慰問和安置他們的家屬。
歷時四年的延安整風運動，是一場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和思想解放運動。任弼時在組織管理、理論研討和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的過程中，邊學習邊認識邊總結，自始至終從思想上、組織上全力協助毛澤東，對全黨思想最終統一到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抗戰時期中共中央機構的調整與改革，對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具有重大意義。這次調整與改革是1941年7月始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任弼時全面負責調研並提出具體方案的。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任弼時主持“改革中央組織機構委員會”，討論中央各部委之組織編制，交政治局會議通過。經過一年多周密准備，1943年3月16日任弼時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中央機構調整與精簡方案的報告，對中央機構設置及職能提出初步設想方案。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通過了《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決定》，規定政治局、書記處等機構之責權及隸屬關系，並作出重要人事安排：（一）中共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整個黨工作的責任，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推舉毛澤東為政治局主席。（二）中共中央書記處：是政治局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構，在政治局決定的方針下，有權處理和決定一切日常性質的問題，組織上服從政治局。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組成，主席為毛澤東。書記處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后決定權。（三）設立宣傳委員會和組織委員會：在政治局和書記處之下，作為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助理機關。毛澤東任宣傳委員會書記﹔劉少奇任組織委員會書記。（四）中央領導地區分工：華北由王稼祥負責﹔華中由劉少奇負責﹔陝甘寧邊區及晉西北由任弼時負責﹔大后方由陳雲負責﹔敵佔區由楊尚昆負責。各地區直接向中央書記處匯報工作，等等。
這次中央領導機構的調整和精簡，具有深遠意義。一是實現了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對全黨工作的一元化領導，增強了領導效能。二是正式從組織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核心地位，是繼六屆六中全會之后組織上的最大成果。三是劉少奇上升為中央領導核心的第二把手，任弼時正式進入書記處，為七大最終形成中共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奠定了初步格局。從這個意義上說，任弼時提出中央機構調整改革方案，正是在全黨經過整風運動，思想上達到統一的基礎上，進一步在組織上實現一元化領導的關鍵一環。這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戰勝利后，團結一致奪取解放戰爭的勝利，創建新中國奠定了穩定的領導體制基礎和組織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中央領導機構的改革和調整，規定書記處會議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后決定權。這是大家對毛澤東的信任和尊敬。這個最后決定權，既要遵循政治局制定的方針，又限於“處理和決定一切日常性質的問題”，這和“擔負領導整個黨工作的責任，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的政治局，應該不是一個概念。
三、主持起草《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工作，精心籌備七大，為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付出巨大努力。
六屆七中全會，是中共為召開七大、迎接抗日戰爭勝利作充分准備的一次重要的會議。時間是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歷時11個月。會議期間設立主席團，由中央書記處三位書記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再加上朱德、周恩來共五人組成，毛澤東為主席團主席，全會期間由主席團處理中央日常工作，書記處與政治局在此期間停止工作。
1944年5月21日，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初步擬定了七大的日程，決定任弼時作黨的歷史問題報告。它是中國共產黨有史以來第一個要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對若干重大歷史問題作出結論的報告，既要反映整風運動的思想成果，又要科學准確地總結歷史經驗，因此中央極為重視。在六屆七中全會舉行之前，5月10日中央書記處會議即決定成立黨的歷史問題決議准備委員會，由任弼時、劉少奇、康生、周恩來、張聞天、彭真、高崗組成，任弼時負責召集，19日又增補博古參加。
為了讓全會盡早地討論歷史決議草案，黨的歷史問題決議准備委員會甫一成立，任弼時立即投入起草工作。六屆七中全會開幕當月任弼時完成了第一稿，即《檢討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定（草案）》，注明時間為1944年5月。這一稿是在毛澤東1941年起草的《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又稱《歷史草案》的基礎上草擬的，共七千多字。之后，任弼時對“草案”進行了兩次修改，把“草案”改成“草案初稿”，並重寫了第六部分。
任弼時起草的初稿和《歷史草案》比較，有三點“新貢獻”。第一，重新評價六屆四中全會。任弼時指出：“四中全會的補選和中央政治局的改組，使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分子能夠在黨的最高領導機關中獲得重要地位，他們與經驗主義相結合，篡奪黨的領導，重犯‘左’傾路線錯誤，使蘇維埃運動和白區斗爭受到重大的損失。”“七大認為四中全會是沒有在黨內起積極作用的，而且有許多的缺點與錯誤，不但沒有表示黨的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且是障礙黨的進步的。因此，七大認為四中全會的決議應加以否定。”第二，強調了以毛澤東為首的正確路線的作用，並對毛澤東正確路線作了初步概括。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在思想上是以歷史的、唯物的、辯証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而不是主觀主義、形式主義地來對待中國革命運動，在政治上是有豐富的革命斗爭經驗而能真正用馬列主義的分析方法來處理中國革命運動過程中每一新發生的事件的，在組織上是採取正確的組織路線，而不是宗派主義的對待干部、打擊干部，在軍事上是照顧中國革命武裝發展的歷史而把武裝斗爭的經驗提高到適應於中國革命武裝斗爭需要的理論原則高度”。第三，指出檢討黨的歷史路線的意義，號召全黨研究和學習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任弼時寫道：“這種總結是為著把黨的歷史問題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以便使全黨能夠正確地了解黨的歷史經驗，同時也便於團結更多的同志為黨工作。”“七大認為教育黨員和干部最好的辦法，就是號召全黨來研究中國革命運動和中國黨的歷史，首先研究和學習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用馬列主義的思想方法去研究和總結中國的各方面斗爭的歷史經驗。隻有用中國革命的理論，用中國革命的實際經驗來教育中國的共產黨員和革命者，才能收到更迅速的和直接的效果，而且一定能夠避免許多歷史上曾經犯過的錯誤，無限地增加黨員和干部斗爭的信心和勇氣。”《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8頁。
任弼時及時地將初稿提交委員會，作為討論和修改的基礎。“弼時同志的這些好思想和好思路在后來的改稿都注意吸收了。”胡喬木 以任弼時的稿子為基礎又重新起草一稿。任弼時修改了三次。最重要的修改是講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結合時，加寫了近500字的一長段話。他寫道：“教條主義宗派的左傾路線是獲得黨內經驗主義者的支持與合作的。在黨內，特別是在大革命失敗后，許多干部從事秘密工作和分散的游擊戰爭，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固然是實事求是的艱苦奮斗，成為正確路線的擁護者和執行者，然而其中有不少的經過長期斗爭而且在黨內負有相當重要責任的同志，因為缺乏馬列主義的修養，不能總結革命斗爭的經驗，沒有能力把經驗提高到理論高度去加以靈活的運用，不善於分析具體情況，缺乏遠見，因此就在黨內形成一種經驗主義的思想，以至經驗主義的宗派傾向。四中全會及其以后的教條主義者他們受過把理論與實際互相脫節的德波林學派的教育，不但有馬列主義的豐富詞句，而且打了共產國際的招牌，這就使與黨內教條主義者的思想方法相同，難於區別真假馬列主義的經驗主義者，容易無保留的接受教條主義者的綱領，而與教條主義者互相結合和補充，並供給他們以龐大的組織陣地，這就使黨內小資產階級的非馬列主義的勢力，達到空前的高漲，成為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列主義思想發展的障礙。”《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08、309—310頁。
此外，對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任弼時集中了中央政治局和黨的歷史問題決議准備委員會的討論意見，從形式上對其作了進一步概括，寫了七條提綱式的意見：第一，不了解中國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關系﹔不了解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了解城市與鄉村的特殊關系。因此，不了解革命可以不在一省幾省而在一片幾片首先勝利。又在形勢估計、武裝斗爭與政治斗爭的策略上發生錯誤。第二，國情決定反帝反封建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左”傾混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革命，提出一省數省勝利開始即社會主義革命開始，不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內容。第三，動力上，不承認任何其他階級有成為同盟者的可能，就不可能產生抗日反蔣的統一戰線。第四，對階級關系新變化無分析，認為是固定不變的，敵我力量對比總是我大於敵人，故對長期性無認識。第五，不了解國情，故不能了解農村武裝斗爭的重要意義及戰略戰術：城市工作中心論﹔以北伐經驗及蘇紅軍教條否定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不了解革命根據地的重要，因之不知道愛護它。第六，政治斗爭策略錯誤：不知利用敵人內部矛盾，打倒一切﹔不知團結多數打擊少數﹔不知如何配合進攻、防衛與退卻﹔不知利用原有民族斗爭的形式與組織形式，超先進與蘇聯的形式。第七，為貫徹其路線發展宗派主義：反羅明斗爭，打擊不同意見者以提高威信，毛澤東受打擊﹔組織上宗派主義。參見《任弼時年譜》，第467頁。上述七點提綱式的意見，在后來張聞天的改稿中得到展開論述，形成較嚴密的文字，提交毛澤東修改。
最后，毛澤東親自動手修改或主持修改七八次后，印發給代表們討論，題為《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為了使七大能夠集中精力討論建國方針，准備提交七大討論通過的《決議》由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七大閉幕后，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再次討論《決議》，決定繼續由任弼時為首組織修改，“這一稿的修改，使歷史決議稿無論在內容分析上和文字表述上，從總體看，都達到了更加嚴謹、細密、准確和完善的地步”《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72頁。。
1945年8月9日，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全體一致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三天后正式印成黨內文件，任弼時終於完成了黨的又一個重托。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舉行。七大從最初意向舉行到勝利召開歷時八九年，任弼時作為毛澤東的助手，是組織籌備的主力，與七大的關系非同一般。
在長征途中，任弼時就曾將黨內歷史問題的解決希冀於七大。1936年7月紅二、四方面軍會合后，在與張國燾分裂主義作斗爭的過程中，任弼時致力於黨和紅軍的團結，致電林育英、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博古、鄧發和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建議一、二、四方面軍靠攏時，召開中央擴大會，總結五次反“圍剿”斗爭的經驗教訓和討論黨當時的緊張任務，並產生黨內外統一集權的最高領導機關。萬一在這次會議上得不到最后結論，“則這一問題由七次大會或國際去解決”《任弼時傳》（修訂本），第440頁。。
全面抗戰爆發后，1937年12月王明回國后不久，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召開七大的決定，並成立了包括任弼時在內的25人的准備委員會。因日軍猛烈進攻和王明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干擾，大會准備工作拖了下來。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再次作出決議並進行准備工作，各根據地選舉出席大會的代表，又因國民黨頑固派反共摩擦迭起，形勢惡化，大會再次延期。直到1940年任弼時卸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回國之時，中共自六大以來，經過十年內戰和近三年的抗日戰爭，革命斗爭已從蘇維埃運動轉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深入人心，並獲得共產國際的肯定。但是，全黨還沒有系統地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新的歷史時期也需制定新的政策和工作方法，因此召開七大的迫切性越來越強。任弼時返抵延安不久，中共中央即決定由他協助黨中央和毛澤東籌備七大。
為此，任弼時從1940年5月開始集中精力開展籌備工作。關於會場，任弼時和李富春親自勘查選擇，先后去安塞的真武洞、延安棗園的后溝，最后選定在楊家嶺修建禮堂。1942年，一座長36米、寬34米、高11米的大禮堂在楊家嶺落成。同時，審查代表資格和責成中央各部及地方的負責同志分別准備大會所需文件和材料。審查代表資格是一項極為嚴肅審慎又頗具難度的工作。十幾年沒有召開黨的代表大會，斗爭形勢變化錯綜復雜，代表來自抗日根據地、敵佔區、國統區，且不說政治環境、個人經歷千差萬別，僅就根據地的分散、受日軍和國民黨軍包圍封鎖的條件，即大大增加了審查工作的難度。本著堅持原則、對黨負責、對代表本人負責的慎重態度，從1940年5月29日任弼時主持召開第一次審查工作會議，到1941年4月，每隔一二周召開一次，共計20多次會議，初步審查了252名正式或候補代表資格。至今，保留下來的他的工作筆記本上，還可以清楚地看到審查代表的詳細記錄。
准備工作緊鑼密鼓，但會期再遇后推。因皖南事變后黨內外有許多急於處理的事情，各地代表奔赴延安要經過數道封鎖線，需相當長時間﹔更重要的是毛澤東要作充分的思想准備——全黨進行整風學習，使全黨馬列主義水平提高一步，正確總結黨的歷史，真正達到全黨認識的一致。最終，經過兩年多的整風運動和歷時11個月的六屆七中全會，召開七大水到渠成。
1945年4月23日，任弼時主持七大的開幕式，並發表了簡短的演說，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給予了很高評價。他說：“中國人民在實際生活斗爭中，體驗到我黨自成立以來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張，也就是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義方向，以及各項具體政策，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我們的艱苦奮斗是為了人民的解放，為了民族的解放。中國人民深深地感覺到，隻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把他們從痛苦中拯救出來。他們把我們黨看成洪濤險浪中的舵手。”“在二十四年的奮斗過程中，我們黨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已經掌握了中國廣大的人民群眾，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
作為大會秘書長的任弼時工作繁重，但他忙裡抽暇撰寫發言稿，主要談四個問題：（一）在抗戰勝利中究竟要達到什麼目標﹔（二）發展力量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決定因素﹔（三）建設事業的重要﹔（四）關於黨的領導。他指出：中國共產黨“在自己的斗爭過程中生長了中國化的馬列主義，有了自己的領袖，奠定了今后不會犯大錯誤和取得勝利的基礎”。“這次歷史問題決議的重大意義，就是對過去黨內的錯誤從社會根源和思想方法上加以清算，同時承認毛澤東同志的思想路線的一貫正確性，這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黨是要起重大作用的。”“學習中國黨史，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作風，還是一個重大的任務。”《任弼時選集》，第382、383、392、393頁。
6月9日，大會選舉中央委員。任弼時以全票當選，是44名當選委員中四名獲全票者之一。6月19日，中共中央舉行七屆一中全會。在毛澤東的提議下，任弼時擔任會議臨時主席。會議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雲、康生、高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張聞天、彭德懷等13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政治局主席﹔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毛澤東為書記處主席。推舉任弼時兼任中共中央秘書長。
七大是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召開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代表大會。大會選舉產生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使全黨在組織上達到空前的團結。它以“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而載入中國共產黨的史冊。年僅41歲的任弼時成為全黨愛戴的五位書記之一，應當說是眾望所歸。
抗日戰爭時期，任弼時在中共中央所做的這幾件大事，不論是在共產國際宣傳毛澤東，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還是在延安作為毛澤東的助手﹔也不論是協助毛澤東領導整風運動、總結黨的歷史經驗，還是執掌中央機構改革、精心籌備七大，每一項工作都是黨的事業關節點上的大事。任弼時因此贏得了全黨的信任，贏得了毛澤東的信任，為中共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這也成為任弼時在中共中央領導崗位上最輝煌的時期。

〔作者蔡慶新，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審，北京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