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出使共產國際對鞏固毛澤東領袖地位的獨特貢獻

任弼時出使共產國際對鞏固毛澤東領袖地位的獨特貢獻

王春明

任弼時在其30年的革命生涯中，為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事業建立了不朽的功勛。特別是1938年3月至1940年2月，任弼時在出使共產國際、擔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期間，為轉變共產國際對中共中央抗戰政策的認識，為宣傳中共中央制定的正確的抗戰路線，為加強和鞏固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袖地位，為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的勝利召開，為開創抗日戰爭的新局面都做出了獨特的貢獻。正如江澤民《在<任弼時傳>、<任弼時年譜>出版發行暨任弼時同志誕辰九十周年紀念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那樣：“當王明以共產國際代表自居，推行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時，任弼時同志受中央委托，到共產國際去系統地介紹中國的實際情況，闡明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路線，取得共產國際的理解和支持。不久，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錯誤，這和任弼時同志進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分不開的。”①[①《緬懷與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頁。]

一、任弼時出使共產國際，肩負著重要的歷史使命

任弼時出使共產國際的背景是：
第一，抗日戰爭初期，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嚴峻的國內、國際形勢。
1937年盧溝橋事變以后，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8月22日至25日召開的洛川會議上，制定了一條與國民黨片面抗戰針鋒相對的全面抗戰的正確路線，並明確強調必須堅持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自主原則﹔強調一定要實行黨對抗戰的領導，依靠人民群眾，實行全面抗戰，反對片面抗戰。規定了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政治綱領、基本任務和各項政策，從而為全黨和全國人民指明了斗爭方向。
但是，由於聯系渠道不暢通和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的不實匯報，當時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抗戰路線缺乏了解，甚至有些誤解。而且，由於在處理西安事變過程中，中共中央沒有完全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辦事，共產國際同中國共產黨在一些重大原則問題上的分歧越來越大，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曾多次開會討論和研究中國的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此時，蘇聯正面臨德國法西斯來自西面嚴重的威脅，而且又十分擔心日本帝國主義來自東面的進攻。為此，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憂慮日益加重。他們過高估計蔣介石和國民黨軍隊的力量，生怕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因關系破裂而導致統一戰線夭折。因此，共產國際在1937年10月10日的會議上，決定派王明回國，並用決議的形式規定了王明等回國的使命。
第二，王明回國后，以“欽差大臣”自居，極力推行右傾錯誤主張。
王明回國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分別同他談了話。11月11日，斯大林在克裡姆林宮會見王明等人時，“要求中國共產黨全力以赴地堅定國民黨蔣介石長期抗戰的決心”①[①《王稼祥傳》，施昌旺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頁。]。季米特洛夫於11月13日在共產國際執委會辦公室為王明等送行時提醒王明說：“你回中國去，要與中國同志關系弄好，你與國內同志不熟悉，就是他們要推你當總書記，你也不要擔任。”②[②《王稼祥年譜》，徐則浩編著，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頁。]
1937年11月29日，王明等人乘坐的蘇聯飛機降落在延安機場。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冒著大雪到機場迎接來自莫斯科的“神仙”。
然而，王明根本沒有把斯大林的指示、季米特洛夫的提醒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厚望當回事。他不顧國內抗戰的具體情況，機械地照搬共產國際的“新指示”，處處以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共領袖自居，把自己凌駕於中共中央之上，對中共中央執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說三道四，指手畫腳。
在王明的強烈要求下，中共中央於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史稱“十二月會議”）。在會上，王明不僅多次不點名地嚴厲指責和批評毛澤東，而且提出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系統的右傾錯誤主張。因為，當時王明擔任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主席團委員和候補書記，並以“國際路線”代表自居，打著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旗號，又加上他熟悉很多馬列主義的詞句，演講時引經據典、口若懸河，所以，他的錯誤主張具有很大的欺騙性、煽動性和蠱惑性，一度模糊了黨內同志對毛澤東正確主張的認識，造成了思想上的很大混亂，使毛澤東幾乎陷入孤立的境地。
對於王明不可一世的表現，毛澤東“一時有點摸不著頭腦，沒有多說話，但還是堅持了他原來的正確主張”①[①《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頁。]，而且對王明的右傾錯誤主張進行了堅決而巧妙的斗爭和抵制。與此同時，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極力排除王明右傾錯誤主張的干擾，仍然按照原來的方針領導八路軍和抗日游擊戰爭。
在十二月會議和以后的一段時間裡，王明的右傾主張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佔了上風，對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形成了嚴重挑戰。毛澤東曾氣憤地對前去看望他的李維漢說：“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②[②《回憶與思考》（上），李維漢著，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頁。]后來，在延安整風中，毛澤東談到這次會議時說，十二月會議上有老實人受欺騙，作了自我批評，以為自己錯了。而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隻有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又說：“遵義會議以后，中央的領導路線是正確的，但中間也遭過波折。抗戰初期，十二月會議就是一次波折……”③[③《毛澤東傳（1893－1949）》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508－509頁。]
根據上述情況，在1938年召開的三月會議上，中共中央決定派任弼時出使共產國際，向共產國際全面匯報中國共產黨的正確主張和工作情況。
當時，隨著國民黨中右翼勢力反共活動的抬頭、反共事件的增多，王明的右傾主張到處碰壁。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即三月會議），討論抗日戰爭形勢和黨的工作問題。會上，王明繼續堅持和發揮自己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的錯誤主張。毛澤東還是採取了同十二月會議基本相同的策略，對王明的錯誤主張進行了抵制和斗爭。就是在這次會議上，王明提議任弼時出使共產國際。要想把中共全黨思想統一到正確的路線方針上來，克服王明的右傾錯誤，必須派人到共產國際說明與宣傳，以爭取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抗戰的軍事戰略方針的理解與支持。為此，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接受了王明的提議，任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任弼時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出使莫斯科，向共產國際交涉“軍事、政治、經濟、技術人材”①[①《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69頁。]等問題。
歷史說明，任弼時出使共產國際是中共中央的正確選擇。任弼時出使共產國際，雖然是王明提議的，但是這一提議得到了毛澤東和黨中央的贊同。應該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個選擇是合適的、正確的。后來的事實也充分証明了這一點。
首先，任弼時同共產國際有較為密切的關系。任弼時1921年7月至1924年7月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期間就同共產國際建立了關系。“在國內工作時，他與共產國際駐華人員有聯系，如1927年3月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勝利后，領導起義的特委就決定任弼時每天與國際代表‘接談一次’。……1928年共產國際決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時，指名要任弼時同周恩來、瞿秋白等一起去莫斯科籌備‘六大’，並要任弼時在會上作關於共青團的報告。”②[②力平：《重視實際大智大勇——簡述任弼時與共產國際》，《緬懷與研究》，第299－300頁。]“任弼時本人，與國際有較深的歷史淵源，為國際了解和信任。這樣，有利於糾正共產國際原來的一些設想以及王明按照國際構想回國后推行的錯誤做法。”①[①《緬懷與研究》，第307頁。]這些其他人無法比擬的客觀優勢，為任弼時出使共產國際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其次，任弼時雖然受到共產國際的信任，但他與那些教條主義者有很大區別。他不是“左”傾路線的代表人物。盡管他接受過三年的蘇俄式教育，可他“在革命的初期，就是不滿意教條式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他是注重實際情況、要求理論聯系實際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②[②力平：《重視實際大智大勇——簡述任弼時與共產國際》，《緬懷與研究》，第300頁。]后來，任弼時雖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過共產國際“左”傾錯誤的影響，也曾在1930年5月的贛南會議上不點名地批評毛澤東“狹隘經驗論”，但他卻也是王明“左”傾機會主義排斥的對象。任弼時在延安整風時曾說，在中央蘇區時，自己雖然執行了“左”傾路線，但“不是極端的‘左’，極左的往往感覺我是右的”。而且他還因為批評臨時中央推行的“單純軍事進攻路線”，被作為“擁毛干部”，受到極左路線的打擊和排擠。因此，他對臨時中央和共產國際顧問的“左”傾錯誤有較為清醒的認識，並在實際工作中自覺地加以抵制。1934年8月以后，作為黨中央代表和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的任弼時曾抵制李德要他率領紅六軍團到湘桂邊和廣西打仗的命令，而是率領部隊轉往貴州，與賀龍領導的紅二軍團會合，避免了被敵軍全部消滅的危險。紅六軍團同紅二軍團會合后，李德又命令紅二、紅六軍團分開，任弼時還是沒有執行。
第三，任弼時具有深厚的馬列主義理論素養，具有很強的原則性。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掌握了高超的領導藝術。特別是抗日戰爭爆發以來，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任弼時在洛川會議上提出“兩黨的合作是代表不同階級”的合作，“且在斗爭著”，要爭到“兩黨的合作”還要經過斗爭①[①《任弼時年譜》，第345頁。]等正確主張。從1937年9月下旬作為紅軍主要領導人隨朱德開赴山西抗日前線到回延安參加三月會議，任弼時親身經歷了殘酷的抗日斗爭，對國民黨蔣介石的抗日政策有了清醒的認識，對全國的抗日形勢有了較為全面的了解，從而更加深了對毛澤東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原則的理解。就在這次三月會議上，任弼時還不指名地批評了王明的右傾錯誤主張。這些無疑增強了毛澤東等同志對任弼時的高度信任。

二、任弼時出使共產國際期間的獨特貢獻

第一，為贏得共產國際、斯大林對毛澤東領袖地位的認可和支持，為六屆六中全會的勝利召開，做出了卓越貢獻。
1.實事求是地向共產國際匯報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行全面、持久抗戰的正確方針。
任弼時是1938年3月底到達莫斯科的。4月14日，任弼時在出席共產國際執委會時，代表中共中央向主席團提交了題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的長達1.5萬字的書面報告大綱。5月17日，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上，任弼時又將4月14日的書面報告大綱作了更為全面更為詳細的口頭說明和補充。
從收入《任弼時選集》中這個報告大綱的口頭說明和補充可以看出，任弼時主要匯報了四個方面的情況：關於中國的抗日戰爭，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狀況，八路軍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及其最近狀況，群眾運動的發展和中國共產黨的狀況。任弼時在匯報中，雖然沒有直接說毛澤東怎麼高明、怎麼正確，甚至連毛澤東的名字也隻提到過一次，但從字裡行間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匯報始終貫穿著毛澤東的思想，全面反映了毛澤東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任弼時在匯報中熱情洋溢地向各國共產黨代表宣傳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基本路線、方針和政策，詳細介紹了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和八路軍發展壯大的情況、中國的抗日戰爭形勢和國共合作的狀況。他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作用是國民黨或其他政黨根本無法替代的﹔統一戰線的獨立自主問題，實際上就是爭取領導權的問題，中心內容是壯大自己力量的問題﹔游擊戰是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的基本作戰方針，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發揮著模范先進作用，它們絕對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導是正確的，毛澤東善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中國共產黨正是執行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制定的一系列正確路線，中國革命才得以鞏固和發展……
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對任弼時的匯報非常重視，經過認真討論后，於6月11日通過了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於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內部的）和《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決定》（公開的）。《決議案》指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在聽了中國共產黨的活動的報告以后，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在復雜和困難條件之下，靈活地轉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之結果，已建立起國共兩黨的新的合作，團結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對日本的侵略。”①[①《任弼時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531頁。]《決議案》表示贊同中共繼續大力開展敵后游擊運動，堅持統一戰線中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
2.堅定地支持毛澤東的正確領導，客觀公正地向共產國際反映王明同中央爭權的真實情況。
共產國際對由於王明回國后引起的中共黨內矛盾也略知一些。任弼時在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時，共產國際領導人曼努伊爾斯基首先向任弼時提出有關王明的三個問題：王明是否有企圖把自己的意見當作中央意見的傾向？王明是否總是習慣於拉攏一部分人在自己周圍？王明與毛澤東是否處不好關系？在此情況下，具有堅強黨性和高度原則性的任弼時不得不將王明回國后的表現，特別是向中央爭權及鬧意見分歧的真實情況向共產國際領導人作了較為詳細的匯報。季米特洛夫聽了任弼時的介紹后，明確說他對王明印象一直不好，“這個人總有些滑頭的樣子”。他還將王明在共產國際工作時的表現和其他工作人員對他的看法告訴了任弼時，說王明在一些地方不很誠實，總好出風頭，喜歡別人把他說成是中國領袖。①[①參見楊奎鬆：《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78頁。]
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根據任弼時的介紹和他們掌握的情況，經過慎重考慮，對中共領袖的人選問題表示了明確意見。7月初，王稼祥啟程回國前夕，季米特洛夫在同王稼祥、任弼時談話時明確指出：“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斗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告訴王明，不要爭了吧！”“中共團結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國，抗日統一戰線是中國人民抗日的關鍵，而中共的團結又是統一戰線的關鍵。統一戰線的勝利是靠黨的一致與領導者間的團結。”②[②參見《任弼時年譜》，第372頁。]
任弼時向共產國際客觀地准確地匯報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如果說，共產國際執委會對同蔣介石血戰十年的中國共產黨能否正確實行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曾經有所懷疑，對中共中央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又缺乏基本認識的話，那麼，任弼時的報告溝通了情況，闡明了團結斗爭的真實狀況，很大程度上扭轉了原有的認識。如果說，六月十一日執委會主席團的決議案從政治上肯定和支持了中共中央，那麼，執委會主席季米特洛夫和王稼祥、任弼時的重要談話，則從組織上支持了毛澤東。”①[①《任弼時傳》，第532頁。]
3.共產國際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的明確表態，對於六屆六中全會的勝利召開、對於鞏固毛澤東在黨內的領袖地位，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1938年9月14日，不久前從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共產國際《關於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和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指示。王稼祥在傳達共產國際指示時首先說明：“我的報告是根據弼時在國際的報告、在國際的討論的主要內容。”②[②《王稼祥選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頁。]。
王稼祥傳達的共產國際的指示極為重要：首先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其次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這就從根本上剝奪了王明以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自居，不斷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說三道四的資本，為黨的六中全會的勝利召開掃除了障礙。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於1938年9月至11月在延安召開了六屆六中全會。王稼祥在會上再次詳細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決議案》和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指示，這對全會克服王明的右傾錯誤主張起了決定性作用。全會通過的《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指出：“全會聽了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央政治局自五中全會到六中全會之間的工作以及關於目前抗戰形勢及中華民族當前緊急任務的報告以后，完全同意政治局在這一時期的政治路線和具體工作。”①[①《任弼時年譜》，第374頁。]全會克服了王明右傾錯誤主張的干擾，充分肯定了獨立自主、放手發動人民抗日武裝的方針，從而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和步調，鞏固了毛澤東在全黨和紅軍中的領袖地位。
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是繼遵義會議之后，我們黨歷史上的又一個轉折點。遵義會議上確立了在中共中央和紅軍中領導地位的毛澤東，經過三年多革命戰爭實踐的歷練和考驗，不僅得到了全黨的公認和愛戴，而且贏得了共產國際的信任和支持。經過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袖地位終於得到鞏固和加強。從此，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堅強領導下，開始從勝利走向更大勝利。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曾高度評價六屆六中全會：“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②[②《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31頁。]
第二，為使共產國際、各國的兄弟黨和蘇聯人民更全面地了解中國的抗日戰爭形勢，任弼時在同共產國際各國共產黨的代表建立廣泛聯系、不斷加強溝通和交流的同時，還經常以撰寫文章和作報告、講演以及會晤等方式，廣泛深入地宣傳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和毛澤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
在遠離延安的日子裡，任弼時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既是中共中央派駐共產國際的宣傳員，又是中共中央了解世界政治風雲的前哨員和參謀長。
首先，任弼時同在共產國際任執委會委員和書記處書記的各國共產黨的負責人建立了良好的關系。這些同志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的哥特瓦爾德、西班牙的伊巴露麗、德國的皮克、芬蘭的庫西寧、意大利的陶裡亞蒂、法國的馬爾梯、蘇聯的曼奴伊爾斯基。特別是同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季米特洛夫和秘書長哥特瓦爾德等來往較多，關系自然更密切一些。這些良好的人際關系，為任弼時開展各項工作創造了必要的外部環境。
其次，任弼時經常撰寫文章宣傳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和毛澤東的思想。從1938年5月開始，任弼時先后在《真理報》、《共產國際》等報刊上發表《中國人民的衛國戰爭》、《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其發展》、《中國持久戰口號的意義》、《民族解放斗爭中的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民族解放戰爭中的中國共產黨》等文章。同時，任弼時還親自翻譯或組織翻譯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和毛澤東的《論新階段》、《關於國際新形勢對新華日報記者的談話》等重要著作和文章。這些都起到了非常明顯的宣傳作用。①[①《任弼時年譜》，第371－378頁。]
特別是1939年8月23日，蘇聯和德國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后，國際輿論、甚至共產國際的許多工作人員都不理解。任弼時立即向中共中央報告。不久，毛澤東以同新華日報記者談話的形式就《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重要意義談了自己的看法：“這個協定打破了張伯倫、達拉第等國際反動資產階級挑動蘇德戰爭的陰謀，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團對蘇聯的包圍，鞏固了蘇德兩國間的和平，保障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在東方，則打擊了日本，援助了中國，增強了中國抗戰派的地位，打擊了中國的投降派。在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爭取自由解放的基礎。這就是蘇德互不侵犯協定的全部政治意義。”①[①《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580頁。]
1939年12月，周恩來到莫斯科治傷時，把毛澤東的這個談話帶到了共產國際。任弼時立即交給秘書師哲譯成俄文，並由共產國際再譯成德文、法文等各種文字后，在共產國際廣泛傳閱。毛澤東的談話震動了共產國際，許多歐洲共產黨人敬佩毛澤東的真知灼見。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書記安東尼斯庫曾贊嘆說：“毛澤東比我們高明很多。我們在莫斯科對條約都不能理解，毛澤東遠在延安，卻理解得這樣透徹。”②[②參見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頁。]
1939年底，周恩來傷愈出院開始工作后，任弼時以極大的熱情和精力協助周恩來工作。1940年1月，周恩來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作了關於中國抗戰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的報告。這個報告經壓縮后曾以《中國抗戰的嚴重時機和目前任務》為題發表在1940年4月出版的《共產國際》雜志上。共產國際和斯大林非常重視周恩來的報告，專門作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於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
周恩來還向季米特洛夫匯報了中共內部和領導層的團結問題。聽到周恩來匯報說“甚至有一個時期，王明跑到武漢，企圖另外組織自己的班底”時，季米特洛夫氣憤地說：“王明回國前，我們曾再三告誡他，不要以為自己是國際執行委員，又是書記之一，就可以翹尾巴，不聽話，把自己凌駕於中央、毛澤東之上。須知，毛澤東是在人民群眾中、在實際斗爭中成長起來的。所以他才是中國人民、中國革命和黨的真正領袖，而不是別人……”①[①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141－142頁。]“季米特洛夫還向周恩來表示：希望王明放下架子，服從黨的統一領導。”②[②《任弼時傳》，第546－547頁。]
季米特洛夫的這些重要談話，在任弼時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41年10月，中國共產黨面臨國內處於抗日戰爭的非常困難境地、國民黨蔣介石因蘇聯戰局吃緊而猖狂反共，國際上共產國際和蘇聯方面又對中共施加強大壓力等嚴重局面時，別有用心的王明便乘機提出許多原則問題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發難，企圖推翻六屆六中全會不點名地批判他右傾錯誤路線的結論。針對王明的反攻倒算，忍無可忍的任弼時在10月8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義正詞嚴地駁斥王明：“我與恩來在莫時，季米特洛夫與我們談話說到王明一些缺點，要我們告訴毛澤東幫助王明改正，我們回來隻對毛說過，對王明也沒有說，因為感覺不好對他說。……今天書記處會上我不得不把季米特洛夫對我說的問題談出來，幫助王明來了解問題。”③[③《任弼時傳》，第580－581頁。]於是，任弼時又將共產國際領導季米特洛夫等人對王明的看法和批評作了詳細的介紹。這對王明無疑是沉重一擊，也在關鍵時刻旗幟鮮明地捍衛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
第三，任弼時以對黨的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自覺維護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堅決抵制和糾正王明在共產國際工作期間的“左”傾錯誤。
當時，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裡存在兩種奇怪的現象，“一是許多場合竟懸挂著王明的像……康生到處鼓吹王明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甚至串聯一些人上書共產國際執委會，要求批准王明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二是竭力奉行宗派主義的干部路線，利用清黨、‘肅托’的機會，排除異己，殘酷斗爭和無情打擊對他不滿的干部，對一些同志既不讓回國，又不安排工作，長期把他們放到基層進行勞動懲罰。……”①[①《任弼時傳》（修訂本），第537頁。]任弼時透過這些現象看到了問題本質的嚴重性。他經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並征得共產國際的同意，果斷採取措施，很快便把挂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辦公室裡的王明的畫像換成了毛澤東的畫像。同時，任弼時經過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和多方努力，為長期遭受王明一伙打擊、迫害的陳郁、師哲、吉合等同志平反了冤假錯案，為黨保護了一批優秀的領導干部。這在當時復雜的歷史條件下、在遠離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莫斯科，任弼時的這些舉動，既充分說明了他具有堅強的黨性原則，又表現出他堅決維護毛澤東領袖地位的坦蕩襟懷。
1940年3月，根據中共中央安排，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使者，任弼時結束了在共產國際工作的歲月，隨周恩來回到闊別兩年的延安，並立即投身到更加波瀾壯闊的民族解放戰爭之中。
任弼時出使共產國際的時光雖然是短暫的，但他為鞏固毛澤東的領袖地位、為中國革命所建立的功勛卻是彪炳千秋、永載史冊的。

（作者系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編審）

（來源：《任弼時百周年紀念——全國任弼時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