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任弼時對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黨建工作的歷史貢獻

論任弼時對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黨建工作的歷史貢獻

侯先祥　廖建

一、恢復和發展各級黨組織

任弼時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1934年8月，根據中央書記處及中革軍委的指示，命任弼時以黨中央代表和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的身份率領紅六軍團突圍西征，為中共中央及中央紅軍戰略轉移先遣探路。他在率領紅六軍團與賀龍率領的紅三軍（會合后恢復紅二軍團番號）會合后，共同開創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策應了中央紅軍的轉移。①[①蔡慶新：《歷史的選擇——任弼時成為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成員背景初探》，《人民日報》，1999年4月27日，第11版。]他作為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和紅軍黨的最高領導人主持黨建工作期間，從理論和實踐上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經驗，為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建立、鞏固和發展做出了重要的歷史貢獻，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根據地黨建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筆，值得我們認真總結和研究。本文對此試作淺析。
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創建前，紅三軍的黨組織建設正從完全癱瘓狀態初步過渡到恢復期，在與紅六軍團會師后，他們開始創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並且在以任弼時為核心的湘鄂川黔省委領導下，恢復和健全紅二軍團（紅三軍會師后改稱）黨組織的工作完全步入正軌，並立即著手發展和壯大根據地各級地方黨組織，掀開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黨的建設歷史篇章。
1.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創建前的黨組織狀況
從1931年起，夏曦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的身份，來到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執行王明的“左”傾錯誤路線，制定了一套極左方針和政策。在軍隊和地方實行“清黨”和四次“肅反”，解散了黨組織和停止黨的一切活動，結果造成了隻剩下他自己和賀龍、關向應、盧冬生4個黨員①[①賀龍：《回憶紅二方面軍》，《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一切黨的基層組織都陷於解體的局面。因而導致紅三軍在敵人的第四次“圍剿”中失利，被迫從洪湖突圍轉移，喪失了湘鄂西革命根據地。1933年，紅三軍游擊湘鄂川黔邊時，由於不斷的“肅反”，從過去的15000人驟降至3000余人。直到1934年6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貴州楓香溪召開會議，才決定開始恢復紅軍中的黨、團組織和政治機關。
1934年10月賀龍與任弼時率領的紅六軍團會師時，紅二軍團（紅三軍改稱）迫切“希望會師解決路線問題，黨的領導問題”②[②賀龍：《回憶紅二方面軍》，《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因為此時的紅二軍團黨的組織還沒有得到完全恢復，“部隊中的黨團員還不到十分之一，在連隊還沒有黨的支部，有的兩個連成立一個支部，多數支部隻有幾個黨團員，也沒有劃分小組，隻有一個支部書記。……指導員缺少一大部分，政治工作系統還未建立，部隊中肅反的恐懼仍然存在”。③[③《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65頁。]全軍黨員、團員總計隻有213名，遠遠落后於革命形勢的要求。
2.大力恢復和健全紅軍黨組織
任弼時十分重視在紅二、紅六軍團和地方武裝中加強黨的領導，開展黨的組織建設。他借鑒毛澤東“支部建在連上”的建黨思想，強調在紅軍中“特別要用最大的力量去健全連隊和支部的工作”，“要確立和鞏固政治委員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機關，加強連隊中支部工作的領導，來建立經常的健強的系統的政治工作”，以“建立鞏固的無產階級骨干和加強黨的領導”。①[①《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第245－246頁。]
紅二、紅六軍團會師后，經中央批准，確定以中央代表任弼時為首的黨的領導，兼任紅二軍團政治委員﹔紅二、紅六軍團雖然未建立統一的領導機關，但由於任弼時是中央代表、原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賀龍原是南昌起義的代總指揮、紅二軍團軍團長，在軍內的威望又很高，關向應是六屆中央委員、紅三軍政委，實際上已形成以任弼時、賀龍、關向應為核心的集體領導。雖然此前紅二軍團已開始恢復被湘鄂西中央分局執行“左”傾路線而解散了的黨組織和各級政治機關，但進展較緩慢。為迅速改變這種狀況，任弼時從大局出發，經向中央請示后，決定將原紅六軍團政治部改為紅二軍團政治部，紅六軍團成立新的政治部﹔又從紅六軍團抽調40多名有經驗的政治工作干部，充實紅二軍團師團政治機關，使紅二軍團各級政治機關和各種政治工作制度逐步健全起來。同時，把紅二軍團原來被無端關押的干部解放出來，重新擔任各級軍政干部。經過登記黨員，發展新黨員，建立各級黨的組織，營以上有黨委，連有黨支部，班有黨小組。到1935年1月下旬止，紅二軍團“除十一、十七兩團外，有黨員七百零三名，團員四百一十三名，三個月中增加了四倍。現在各個伙食單位都有了黨的支部組織”。①[①《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92頁。]到1935年12月，僅紅二軍團就有黨員2058人。
任弼時也重視對地方武裝的黨組織建設。他主張在各縣獨立團、營和游擊隊中，必須加派政委，發展黨員，建立黨的支部﹔支部委員會要依照紅軍政治工作條例，建立支部的系統工作。支委每月要向當地上級黨組織與政治機關報告工作。要求各縣、區委和當地紅軍政治機關加強領導，派遣優秀黨員到游擊隊中擔任政委或指導員。各區、鄉游擊隊中普遍建立了黨支部，黨組織和黨員隊伍得到了發展壯大。
3.發展和壯大地方各級黨組織
以永（順）、大（庸）、龍（山）、桑（植）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據地形成后，為了加強黨對根據地的領導，根據中央書記處的電示，1934年11月26日，在大庸縣城永定鎮（今張家界市永定區），成立中共湘鄂川黔邊區臨時省委，作為根據地黨的最高領導機關。中央代表任弼時任省委書記，賀龍、關向應、蕭克、王震、張子意等人為省委委員。根據中革軍委電示，同時成立湘鄂川黔省軍區，司令員賀龍、政委任弼時。省委成員作了內部分工，賀龍、關向應、蕭克等率紅軍主力與敵作戰，任弼時、王震、張子意等負責根據地各項建設，特別是黨的建設工作。
隨著革命斗爭形勢迅猛發展，必須盡快發展黨員，建立縣、區、鄉、村各級地方黨組織，以加強黨在根據地各項工作中的領導。同年12月，任弼時指出：“黨必須以最大的決心，用布爾什維克的工作速度”，去大膽吸引工人、雇農、貧農中的先進分子入黨，並提出“迅速在每個工廠、作坊、街道和每個鄉村、每個武裝部隊的連隊和游擊隊中建立黨的堡壘——支部。”②[②《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第177頁。]把黨的組織建設工作提到十分重要的高度來認識。任弼時在發展黨員的問題上，主張“黨應大開其門，讓志願者來加入隊伍”的原則。同時，要求各級黨組織“要反對任何不相信群眾的右傾觀點與‘左’的關門主義”，對志願者必須“經過詳細審查，嚴格防止地主、富農、投機分子混進到黨內來”。對建立支部的問題，任弼時針對城鎮和農村的實際情況，提出了不同要求，“在永定等大的城市中應成立以產業為原則的支部……在小的城鎮中亦應劃分黨的各小組”﹔在廣大農村“必須隨著發展黨的運動中擴大支部委員會的組織，劃分支分部和小組支委會……並選擇幾個中心鄉建立中心支部與模范支部”。關於黨在新區和游擊區與邊境區的組織形式問題，任弼時考慮到新區革命戰爭的頻繁與新區不穩定的特殊性，新區黨的組織應保持秘密或半秘密的狀態，隻有一定的干部可以完全公開（如支書、鄉蘇工作委員、軍事委員等），以便於轉入秘密環境時能繼續領導斗爭。在游擊區和邊境作戰地區的黨組織，“應遵守秘密黨的條件，小組不能超過五人以上，但游擊隊中黨的支部應完全公開”。①[①《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第188－189頁。]
任弼時高度重視基層黨組織的建設。為了迅速建立地方各級黨組織，任弼時主張組建紅軍工作隊協助地方黨建工作，從紅軍中先后抽調1000多人組成工作隊，分頭到蘇區各縣建立縣、區、鄉黨組織。紅軍工作隊按照先發展黨員，后建鄉黨支部、區委、縣委的步驟進行。1934年11月，十萬坪大捷后，任弼時指示紅軍工作隊首先在永順縣龍家寨鄉發展一批黨員，建立根據地第一個地方黨支部——中共龍家寨鄉黨支部，並物色鐵匠出身的土家族青年田玉祥任黨支部書記。周圍的杉木、新寨、碑立等鄉也陸續建立了黨支部，在此基礎上便建立了龍家寨區委。不久，建立塔臥、顆砂、官壩區委，隨即成立了中共永順縣委，劉亞球任縣委書記。1934年底，省委把永順縣劃為永保（即永順縣的大部和保靖縣的普戎、洛梯等鄉）、郭亮（即永順縣東北部）兩個縣，分別成立兩縣縣委，同時，先后成立了桑植、大庸、龍山、龍桑、慈桑、湖北宣恩等縣縣委。此外，還先后建立過黔東特委，永（順）沅（陵）中心縣委，大庸中心縣委，以及鄂川邊工作委員會等。
各級地方黨組織建立后，著手大力發展黨員，隊伍不斷壯大。“據不完全統計，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下旬至一九三五年三月，桑植縣黨員由五六十名發展到五六百名，永保縣由幾十名發展到三百多名，大庸縣發展了一百多名，郭亮縣也發展了六十多名。”①[①《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64頁。]

二、加強黨的思想建設

在根據地各級黨組織逐步建立健全的同時，任弼時認為，黨的思想建設，應成為黨建工作的中心環節，必須把思想建設擺在首位，致力於解決廣大黨員思想上完全入黨的問題。任弼時之所以把黨的思想建設作為重點，是針對根據地新黨員多、黨內思想復雜的實際情況提出來的。他認為隻有深入開展積極的黨內思想斗爭，糾正“左”的錯誤，明確黨指揮槍的思想，加強黨員隊伍的教育和培訓，才能抓好黨的思想建設，也才能鞏固黨組織和改進黨的作風，使全黨思想認識實現高度統一，制定和實施好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他主要做了以下三個方面的工作。
1.堅持開展積極的黨內思想斗爭原則，統一全黨思想
任弼時在開展黨內思想斗爭問題上，主張揭發批判錯誤從嚴、處理從寬的原則，提倡“耐煩的細心原則的解釋，同志關系的批評”，①[①《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第243頁。]反對一切不經過教育和解釋的懲辦制度，改變了王明路線時期那種“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左”傾錯誤做法。根據這個原則，處理歷史問題，不重個人的責任，而重分析錯誤的原因、環境和改正的辦法，達到既弄清思想根源又團結同志的目的。這和后來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提出的“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基本一致。
任弼時對犯錯誤的新干部，一貫採取批評教育，做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而不是動輒撤職。如大庸游擊支隊的負責同志在土地斗爭中有一些錯誤做法﹔桑植游擊隊的負責同志不積極消滅地主武裝﹔以及其他一些新干部有忽視敵人進攻、放鬆戰爭動員的錯誤傾向等。任弼時和省委其他領導同志通過對他們的批評教育，幫助他們認識並改正錯誤，達到愛護黨的干部，使之更好地為黨工作的目的。
在王明“左”傾錯誤統治時期，任弼時以高度的黨性原則，利用戰爭頻繁的間隙，領導黨和軍隊開展糾正原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夏曦所犯“左”傾錯誤的重大斗爭。紅二、紅六軍團會師后，先后在四川酉陽南腰界、永順天主堂、大庸丁家溶三次開會，批評了夏曦﹔三次會議，逐步深入，對夏曦所犯錯誤的性質、原因、后果作了系統的清理。由於歷史的局限性，不可能在批評“左”傾錯誤的同時擺脫“左”的影響。一方面在實踐上糾正了夏曦的錯誤，比如在紅二軍團中進一步恢復與健全黨組織，解放大批干部，開展黨員、團員的登記工作﹔另一方面在對夏曦的處理上，不免帶有“左”的影響，不恰當地撤銷夏曦的全部領導職務。遵義會議后，黨中央於1935年3月底給任弼時和省委做出了指示，肯定了批評夏曦在實際工作中的錯誤是應該的，強調反傾向斗爭的主要目的是在於教育犯錯誤的同志以及全黨同志。任弼時堅決執行中央的指示，安排夏曦擔任省委委員、省革委會副主席和軍委分會委員，后來又任命他為紅六軍團政治部主任，讓他在實際工作中改正錯誤，這充分體現了任弼時的實事求是精神。
通過開展積極的黨內思想斗爭，糾正夏曦的“左”傾錯誤，為我黨正確開展黨內斗爭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其重要的歷史意義在於起到了澄清是非、統一思想、消除顧慮、增強黨內團結的作用﹔也有利於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促進兩軍團的團結，尤其是紅二軍團內部的團結﹔有利於充分調動廣大干部的積極性，推動根據地各項建設，為徹底粉碎敵人的“圍剿”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2.加強黨員教育，提高政治思想覺悟
隨著革命斗爭的不斷深入，根據地各級黨組織吸收了成百上千的先進分子加入到黨內來，以補充新鮮血液。“無數的群眾領袖和積極先進覺悟的分子似潮水一樣的涌進到黨內來，這就加重了我們教育新黨員的任務。”①[①《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第255頁。]他們中的大多數是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必然會把大量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帶進黨內，黨的思想建設面臨重大考驗。任弼時基於這一認識，針對根據地新黨員多、老黨員少的實際情況，集中精力抓黨員教育工作，努力提高他們的思想覺悟。
首先，注重在實際工作中鍛煉培養黨員，要求各級黨組織，“對於加入黨的新黨員應有計劃的進行教育工作。培養大批干部應成為黨當前極端重要的任務之一，這必須大膽吸引積極黨員，參加黨的政權、群眾組織”工作，通過革命斗爭的鍛煉，以達到“從實際工作中來訓練”①[①《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第177頁。]提高的目的。其次，舉辦各種形式的黨員訓練班。縣委、區委成立黨的工作委員會，通過工作委員會來加強黨員的教育工作，並開辦經常性的短期訓練班，對基層支部中的黨員進行培訓。培訓教材為《中央五中全會決議》、《省委創造新區決議》、《新黨員訓練大綱》、《怎樣分析階級》、《蘇維埃的土地法》等。培訓班對黨員進行比較系統的馬列主義基本理論的教育，聯系黨的政治路線和根據地的革命實際，提高黨員的無產階級覺悟，樹立共產主義人生觀。從訓練班畢業的優秀學員回到原支部，負責舉辦支部中的流動訓練班，進行本支部黨員的政治理論教育工作。為此，1935年1月31日，省委宣傳部根據任弼時的指示專門印發了《怎樣開辦支部流動訓練班》的通知，提出“支部流動訓練是支部教育黨員、培養干部最主要的方法”，並具體規定了訓練班的組織領導和學習方法。再次，開辦黨校和紅軍學校，培養黨員干部。1934年12月，在永順塔臥先后創辦了黨校和中國工農紅軍第四分校，為根據地和紅軍培養了上千名優秀黨員。此外，還要求各級黨組織開辦政治常識班，加強列寧室工作的領導，還明確規定了黨員平時政治學習的內容和方法。
採取上述措施，通過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加強對廣大黨員的教育，黨員的馬列主義水平有了明顯提高，大多數黨員能夠用無產階級思想改造和克服形形色色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並聯系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在革命斗爭實踐中不斷提高政治思想覺悟，使他們不僅在組織上入了黨，而且在思想上也真正入了黨。
3.明確黨指揮槍的思想，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任弼時認為在軍隊中進行黨的思想建設，最重要的是必須明確黨指揮槍思想，確立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地位。過去由於受“左”的思想危害較深，部分黨員的思想上淡化了黨對紅軍的領導，在他們頭腦中存在單純軍事觀點，究其根源，是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分子帶入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意識。
要糾正單純軍事觀點，就必須明確黨指揮槍的思想。任弼時主張紅軍隻能絕對服從黨的領導，決不能把黨看作是紅軍的附屬品，要在紅軍黨內進行廣泛的思想教育，認真批判單純軍事觀點，正確處理黨同軍隊的關系，明確黨指揮槍的思想。任弼時一再強調要加強黨對紅軍和地方武裝的領導，“特別注意防止軍事機關超越黨，不把重要問題提到黨的會議上討論，只是通知一下黨，脫離黨的領導的危險傾向”。①[①《任弼時選集》，第91頁。]
闡明了黨對紅軍和地方武裝領導的極端重要性，“如果沒有堅強的黨的領導，便不能發揮其英勇偉大的作用，來擔負其在土地斗爭與革命戰爭中的光榮任務”。並且規定了“游擊隊中黨的工作的主要任務是保障黨和蘇維埃政策的執行，保証游擊隊絕對在黨的領導之下行動”。②[②《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第192－193頁。]從思想上進一步明確了黨指揮槍的原則，他的主張在實踐中証明無疑是正確的。

三、大力推進黨的作風建設

任弼時十分重視黨的作風建設，認為黨的作風好壞與黨的正確路線的制定和執行關系極大，並且直接關系到黨的領導作用能否實現的大問題。在任弼時領導下，根據地的黨風建設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是給我們留下的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
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既是黨的唯物主義思想路線，更是黨的優良傳統作風之一。任弼時曾留學蘇俄，專門研究了幾年馬列主義理論，並系統學習了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他在創建根據地問題上，能夠把馬列主義理論與湘鄂川黔邊區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在建黨、建政、建軍、群眾工作、土地革命等方面形成了有獨到見解的理論，豐富了毛澤東思想理論寶庫。他在指導創建、鞏固和發展根據地的革命斗爭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是根據地理論聯系實際的范例。
他要求根據地各級黨組織要發揚理論聯系實際的工作作風，必須“了解群眾中一些實際問題而給以適當的及時的處置，滿足群眾的要求”。他提出反對官僚主義，認為“黨和政府要經常檢查下面的工作，如果隻管發決議，下命令，不去檢查，這種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對於我們是最有害的”。①[①《任弼時選集》，第90頁。]因此，特別強調要經常檢查下面的工作，總結各地的經驗，以指導並推動今后的工作。
他在領導土地革命中，提出保護中農和工商業者的利益，強調“特別要防止把富裕中農判作富農，弄錯了的要立刻糾正，並賠償他的損失。把富農當地主打，消滅富農的個別錯誤也必須糾正和防止。因為這樣的事情也是可以引起中農動搖的”。②[②《任弼時選集》，第88頁。]這些政策和他在湘贛蘇區時期相比較，更加穩妥，特別是給富農以經濟出路的政策，和一年后中央改變對富農政策的決定基本精神是一致的。③[③《任弼時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69頁。]
在任弼時的正確領導和影響下，省委和軍委分會的負責人賀龍、蕭克、關向應、王震等能夠正確理解中革軍委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在決戰防御的總方針指導下，領導紅二、紅六軍團採用運動戰術，靈活機動地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先后取得了陳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園、芭蕉坨等重大戰役的勝利，粉碎了敵人兩次重兵“圍剿”的陰謀。這是湘鄂川黔根據地在革命戰爭中，理論聯系實際的又一典范。
2.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
任弼時十分注意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他認為黨的宗旨是為人民謀利益，而這也是黨的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他強調“黨必須反對以少數工作人員代替廣大群眾斗爭的包辦主義，反對脫離群眾的命令主義與委派制度”。要求廣大黨員尤其是黨的領導干部，要密切聯系群眾，做“艱苦的深入群眾的宣傳鼓動工作與組織工作，徹底的解決群眾切身問題，使群眾得到實際利益”。“黨必須傾聽大多數群眾的呼聲，征求大多數群眾的意見，到群眾中去學習一切新的偉大的革命事業。”在工作作風上要求“少說空話，多做實際工作，少空談，多做些改善群眾生活的日常事業，應當在實際工作中執行起來”。①[①《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第191頁。]
在實際工作中，他是密切聯系群眾的表率。1934年12月，他在領導關系廣大群眾切身利益的土地革命中，經常下到永順縣的塔臥、龍家寨等區、鄉檢查指導工作，發現問題及時處理，總結基層工作經驗，以指導土地革命全面開展。在既是雷厲風行又是嚴格注意政策的分田突擊運動中，湘鄂川黔蘇區迅速完成了分田工作，廣大的貧雇農獲得土地，中農和工商戶情緒穩定。②[②《任弼時傳》（修訂本），第369頁。]
3.艱苦奮斗的作風
艱苦奮斗是黨的優良作風。任弼時和省委其他領導同志生活一樣，與普通群眾同吃一鍋飯，同穿一種衣。他的穿著朴素，總是上身穿制服，下身穿短褲，腳穿草鞋，與普通戰士一樣﹔他十分注意節儉，一個信封翻來覆去要用四次。
任弼時注意對新干部進行艱苦朴素的教育。新擔任永保縣蘇維埃政府主席的貧苦農民田玉祥，把打土豪得來的皮大衣穿在身上，來塔臥參加省委召開的五縣蘇維埃負責人的聯席會議。開會期間他專門看望了任弼時。任弼時見他這副模樣，向他進行了艱苦朴素的教育，希望他作為一名黨員領導干部要密切聯系群眾，始終保持勞動人民的本色。還給田玉祥兩本書，希望他多讀書，多懂點革命道理，田玉祥深受教育。再次來開會時，他恢復了湘西農民的穿戴。
由於發揚艱苦奮斗的作風，絕大多數黨員和干部能克勤克儉，經受住了艱苦歲月的考驗。正如任弼時總結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壯大，與紅軍指戰員不怕艱苦、英勇奮斗的犧牲精神是分不開的，有時“因為遇到糧食的絕大困難，在作戰中每天隻能得到一二餐稀飯，個別的部隊甚至兩天隻吃一餐飯，還是不疲倦地同敵人頑強作戰”。①[①《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第299頁。]
4.加強黨紀教育，開展反貪污腐敗斗爭
任弼時在維護黨的紀律，提高黨的戰斗力的問題上，注意加強黨紀教育，嚴格執行黨的紀律。他要求各級黨組織“主要的是依靠於黨的教育工作的加強，使每個黨團員從政治上自覺遵守黨的紀律”。強調“對於革命紀律和蘇維埃的法律，‘黨員比非黨員的工農更要嚴格的負責’”。所以對於違犯黨紀的同志，首先予以批評教育，促其改正錯誤，但是，“對於經過黨的斗爭教育批評還不改正的錯誤的分子，必須執行黨的紀律”①[①《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第190頁。]，問題嚴重的則繩之以法，毫不留情。
任弼時主張在黨內開展反貪污腐敗斗爭，通過懲治貪污腐敗分子，教育廣大黨員。並親自派專人查處了郭亮縣龍家寨區的重大貪污案。龍家寨區委書記蕭恢先利用職權，貪污勝利果實價值450銀元，並和土豪劣紳王卜山的女兒姘居，造成極壞影響。省委在塔臥召開各縣、區、鄉代表參加的公審公判大會，蕭恢先被判處死刑，極大地震懾了貪污腐敗分子。此后，在各縣、區、鄉廣泛開展了反貪污腐敗斗爭，一些罪惡嚴重的貪污腐敗分子紛紛伏法。通過反貪污腐敗斗爭，清除了黨內的一些貪污腐敗分子，嚴肅了黨紀和蘇維埃法律，加強了黨風廉政建設，贏得了根據地人民的熱烈擁護。
綜上所述，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之所以能在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之時，在經濟文化極其落后的、被敵人四面圍困的艱難環境中不斷發展和壯大，孕育了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之一的紅二方面軍，與任弼時對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黨建工作的歷史貢獻是分不開的。任弼時在這一時期開展黨建工作的經驗，為豐富和發展毛澤東建黨思想做出了貢獻。總結任弼時對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黨建工作的歷史貢獻，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必須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保持和發揚黨的優良作風。湘鄂西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實踐反復証明，如果削弱黨的領導，破壞黨的建設，就會導致革命事業失敗﹔隻有加強黨的領導和建設，保持和發揚黨的優良作風，革命事業才會蓬勃發展。從這一點來講，任弼時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開展黨建工作的經驗，仍然有很強的現實借鑒意義。總之，我們必須堅持“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續積極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作不懈的努力。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委黨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員、湖南省吉首大學圖書館副研究館員）

（來源：《任弼時百周年紀念——全國任弼時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