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倡導在決策工作中要傾聽不同意見和反對意見
樊憲雷
面對復雜問題，能夠根據自己的才識和經驗作出正確判斷並提出決策意見，以利問題的妥善解決，是一位優秀領導干部應該具備的能力。陳雲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時期，都擔負著重要的領導職責，在一些緊要關頭，他所思考並提出的決策建議，往往能起到扭轉局面的作用。“慎重決策”、“多謀善斷”、“處理麻煩問題的能手”，這些都是人們對陳雲的贊賞和評價，毛澤東也曾稱贊其“能”。
科學的決策需要對各種意見進行分析和比較，是辯証綜合的產物。在決策工作中，陳雲十分看重不同的意見和反對的意見，認為有“唱對台戲”的不同意見、反對意見，有這種“反對派”站在面前，對於“慎重決策”、“科學決策”很有好處。
1956年，在我國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出現了一些急躁冒進情緒，影響了私營工商業者的生產積極性。為了糾正這種錯誤傾向，國務院有關部門計劃於5月6日召開工商界座談會，征求意見。5月2日，陳雲特意找來相關部門人員，討論座談會的開法。針對有些人不願同資本家打交道，“一怕右傾，二怕麻煩”的想法，陳雲在會上著重講了為什麼要和資本家打交道，以及如何打交道的問題。他特意引述毛澤東的話並加以發揮：“主席、中央說，今后每項工作中都要有一批人唱對台戲，侯寶林說相聲就是兩個人。矛盾統一，事物才有發展，‘兩個萬歲’。我不知道業務部門的同志是否贊成，有反對派督促我們有好處。蘇聯沒有反對派，什麼事共產黨說了算，結果吃了虧。哪個地方、部門有爭論，哪裡就出真理﹔反之，沒有爭論，大致要出毛病。”陳雲還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來說明聽取反對意見的重要性：“我從1944年起做財經工作，時間不比你們長，缺點不比你們少，主要是隻找自己業務部門開會，偏聽一面，現在証明這是不行了。”正是強調了要聽取“反對派”的意見，后來在工商界座談會上，“中央和地方的各專業公司在各級工商業部門領導下，組織業務改進委員會，吸收資方人員參加”，成為中央採取的五條措施之一。對於吸收資方人員參加企業生產和管理的好處，陳雲在1956年7月21日召開的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商業、農產品採購廳局長和供銷合作社主任會議上作了說明。他認為，這樣做一是把資本家拉進來“唱對台戲”，二是可以利用資本家的長處。
在決策中，為什麼需要“反對派”唱對台戲呢？陳雲解釋說：發現錯誤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找各方面的人來開會。把資本家請來當“反對派”，同我們“抬杠”，越“抬杠”工作就可能做得越好。他還認為，“這些敲鑼打鼓的‘反對派’，世界上是少有的，為什麼我們不要呢？”一個人看問題的眼光總是有局限的，集思廣益，才能尋找出解決問題的最佳辦法。特別是通過不同意見的辯論、交鋒，能使人們對事情和問題的認識比較全面和准確，作出的決策也才能比較科學和有效。因此陳雲認為，對於提出不同意見的人，決不要生氣，“他們的意見，對的或者錯的，都有益處”。
1957年，針對一些部門的領導整日忙於具體的事務性工作，缺乏政治眼光和辯証思維的問題，陳雲以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通過與各種錯誤觀點進行斗爭，吸收其合理成分形成持久戰的思想為例，教育大家說：“人們認識事物，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有一個反復的過程。這裡重要的，是找‘反對派’”。“反對派”的意見，是從另一角度看待問題。這種反對意見，如果是對的，就可以豐富決策的科學性﹔如果是錯的，更突顯所要制定的政策的合理性。
如果沒有“反對派”，怎麼辦呢？陳雲認為，那就“假定一個‘反對派’”。假定一個“反對派”，就是在作決策的時候，要換換角度，從多個角度來考慮考慮，多“找找茬”、“抬抬杠”。陳雲還是舉毛澤東的例子說：在闡述新民主主義思想時，“毛主席自己就假定過許多反對的意見，別人不推翻，自己來推翻，推翻了再來”。這樣，才能全面客觀地認識事物。1987年7月，陳雲再次強調這一點：“要善於聽取不同意見。對於一件事，我有了一個意見之后，可以先放一放，再考慮考慮，聽聽有沒有不同意見。如果有不同意見，就要認真聽取，展開討論，吸收正確的，駁倒錯誤的，使自己的意見更加完整。駁倒錯誤意見的過程，也是使自己的意見更加完整的過程。如果沒有不同意見，自己也要假設一個對立面，讓大家來批駁。”他還說：“有錢難買反對自己意見的人。有了反對意見，可以引起自己思考問題。常常是，有不同意見的人，他不講出來。能夠聽到不同聲音，決不是壞事。”
這些真理性認識，是陳雲熟諳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的結果，也是他長期實踐經驗的結晶。在實際工作中，陳雲是長於決策的能手。以新中國成立后經濟方面的工作來說，平抑物價、統一財經、統購統銷、經濟調整、寶鋼上馬，這些與陳雲相關的重大決策，對於扭轉當時的困難局面，有效地推進經濟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在這些重要決策中，都是注意傾聽不同意見和反面意見的。比如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調整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解決糧食問題的工作中，化肥起著重要作用。陳雲曾設想把發展化肥工業的重點，放在建設一批年產八百噸和年產二千噸合成氨的小型氮肥廠上。但是，經過一年多實踐的檢驗，小型氮肥廠在技術上沒有過關，証明這種設想缺乏充分根據。而與中小型氮肥廠相比，已建成的年產二萬五千噸或五萬噸合成氨的大型氮肥廠，不論建設和生產，在技術上都是成熟的。是繼續在小型氮肥廠上下力氣，還是大力發展大型氮肥廠？必須作出決策。為了全面、准確地了解情況，使決策更科學、合理，1961年3月4日至8日，陳雲連續四次聽取化工部有關負責人的情況匯報。他特意強調“一萬噸合成氨辯論會，要找一些反對派參加，包括化工部以外的反對派，聽聽反面意見。不聽反面意見，一邊倒一定要失敗的。現在有些同志有話不敢講，應當誘導他們大膽地講。一百句話中，隻要有幾句話好的，都可以吸收”。正是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聽取了各方面意見特別是反面的意見，對如何發展化肥工業才有了比較全面的認識，最終正確地作出了發展大型氮肥廠的決策，使我國化肥工業走上了快速發展的道路。
在作決策時要重視不同意見、反對意見，要有一個“反對派”，並不是說要故意制造矛盾，造成決策意見的分裂或對立，更不是要搞西方政治制度中那種“反對黨”，因某些人或某些集團的利益為了反對而反對。陳雲所說的這種“反對派”，是指決策工作中，要展開不同意見、對立意見的爭論和比較，是對唯物辯証法的運用形式。多數情況下，持不同意見、反對意見的人，在黨和人民事業的基本立場、觀點上並不是對立的，而是一致的。只是由於看問題的角度，認識事物的深淺等等不同而形成了不同意見以至反對意見。大家的目的都是為了把決策搞正確，把工作做得更好。正因為如此，所以陳雲反復強調：“作為一個領導干部，經常注意同別人交換意見，尤其是多傾聽反面的意見，隻有好處，沒有壞處。”
﹝作者樊憲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北京 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