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與1993年治理經濟過熱

江澤民與1993年治理經濟過熱

尹航

1992年下半年到1993年上半年，我國出現了較為嚴重的經濟過熱形勢，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統一全黨思想認識的基礎上，果斷制定並實施了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一系列措施，同時，積極推進以財稅體制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為中心的宏觀管理體制改革，不僅增強了中央的宏觀調控能力，更從體制上建立起比較有效的約束機制，有利於解決我國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為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一、經濟過熱形勢的出現

1992年下半年，我國經濟生活中出現了“四熱”、“四高”、“四緊”、“一亂”的現象：“四熱”，即開發區熱、房地產熱、股票熱、集資熱﹔“四高”，即高投資規模、高信貸投放、高貨幣發行、高物價上漲﹔“四緊”，即交通運輸緊張、能源緊張、重要原材料緊張、資金緊張﹔“一亂”，即經濟秩序混亂，尤其是金融秩序混亂。

雖然出現了明顯的經濟過熱跡象，但由於各部門各地區所處的位置、掌握的情況、看問題的視角不同，因此對經濟形勢的認識很不一致。當時議論的焦點主要是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經濟是不是過熱。東部地區認為，改革開放的勢頭很好，加快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經濟並不熱﹔中西部地區則感到發展已經滯后了，形勢剛好一點，也還遠未熱起來，是“你熱我不熱”。同時，經濟學界也存在不同看法，有的認為經濟已經明顯過熱﹔有的認為只是局部過熱，有的認為形勢很好，不必擔心。

　第二個問題是要不要採取措施，採取什麼樣的措施。大體上有三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經濟過熱的跡象已經十分明顯﹔主張採取過去使用的老辦法，用行政命令進行整頓，全面壓縮需求，進行“急剎車”﹔第二種意見認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勢頭很好，主張繼續採取擴張性的政策，保持這種好勢頭，防止經濟下滑﹔第三種意見是審時度勢，研究採用新的措施，使經濟逐步降溫，最終實現“軟著陸”。【參見劉國光：《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宏觀調控》，《百年潮》2010年第1期。】

　第三個問題是採取措施后，會不會影響貫徹黨的十四大決議和鄧小平南方談話的精神，使改革開放的勢頭發生逆轉，經濟又掉下去。【參見陳錦華：《國事憶述》，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66頁。】這是人們更為關心也最難把握的一個問題。

二、見微知著，提早預防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很早就注意到了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1992年4月4日，江澤民在出訪日本前夕給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同志寫信，信中著重談了如何貫徹鄧小平關於快速發展的意見。信中指出：“要善於把干部和群眾高漲的勁頭和積極性引導好、保護好、發揮好。”“必須進一步健全宏觀調控體系，提高宏觀管理效能。”“要在深化改革上狠下功夫，避免隻在擴大投資規模上做文章，以防出現新的重復建設和產品積壓。”【《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196頁。】江澤民提請國務院和有關部委，對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加以研究，提出初步方案。從1992年4月開始，黨中央、國務院做了大量調研，並採取了一些調整措施。

　1992年8月，針對經濟形勢不斷趨熱的情況，江澤民特意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加上“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意見。【參見《市場與調控——李鵬經濟日記》（中），新華出版社、中國電力出版社2007年版，第943頁。】江澤民在十四大報告中指出：“要堅持從實際出發，注意量力而行，搞好綜合平衡，不要一講加快發展，就一哄而起，走到過去那種忽視效益，片面追求產值，爭相攀比，盲目上新項目，一味擴大基建規模的老路上去。”【《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225頁。】10月19日，江澤民在十四屆一中全會上再次指出，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如果得不到妥善解決，加快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好勢頭就難以持久”【《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256頁。】。

　雖然黨中央、國務院很早就開始提醒各部門、各地區注意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並採取了一定的措施，但是一些部門和地區對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精神存在片面認識，沒有全面理解黨中央關於“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爭取三五年再上一個新台階”的精神實質，仍然在盲目擴大投資，爭相攀比速度，不斷升溫的經濟形勢沒能得到很好的控制。1992年12月18日，江澤民在全國計劃會議上鄭重提出要防止經濟過熱，加強宏觀調控，指出：“一定要正視好形勢下出現的一些必須解決的問題，扎扎實實地進行工作，防止發生經濟過熱現象，保証國民經濟又好又快地向前發展，力爭搞幾年上一個新台階，不斷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這樣才是真正積極地、正確地貫徹執行黨的十四大和小平同志重要談話的精神。”【《人民日報》1992年12月20日。】12月25日，江澤民又在農業和農村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不顧條件，一哄而起搞開發區、房地產的做法，“是不符合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的重要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精神的，也是不符合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如果不抓緊妥善解決，不僅難以為繼，而且必然會給經濟生活帶來許多不良后果”【《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265頁。】。

　從1992年年底的情況來看，全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4．2%，固定資產投資比上年增長44．4%。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當時預計，1992年全年貨幣發行可能達到1200億元，這是我國貨幣發行首次超過1000億元。到春節前，銀行可能出現缺現鈔的問題。【參見《市場與調控——李鵬經濟日記》（中），第962頁。】這些都表明經濟已經過熱。國務院立即發電給各部委和各省區市人民政府，要求不准提前發1993年2月份的工資﹔企業承包兌現在財務決算之后再發現款﹔企業在春節前，暫時停發獎金，節后再兌現。【參見《市場與調控——李鵬經濟日記》（中），第962頁。】同時，中央決定在1993年元旦期間，請18個省區市負責同志來北京，由中央領導同志與他們直接談話，以進一步引起地方同志的重視。【參見《市場與調控——李鵬經濟日記》（中），第963頁。】1993年1月1日下午和1月2日全天，江澤民、李鵬、朱镕基就春節前的貨幣發行問題，先后分三次與18個省區市負責同志直接談話。江澤民在談話中講：經濟已過熱，要剎車。【參見《市場與調控——李鵬經濟日記》（中），第967頁。】這次談話之后，黨中央、國務院的措施得到了很好的貫徹，春節前貨幣發行問題基本得到解決。

　同時，1993年1月1日，江澤民在新年茶話會上突出強調經濟發展必須加強宏觀調控。【參見《市場與調控——李鵬經濟日記》（中），第967頁。】當天《人民日報》元旦社論也著重提出要防止經濟過熱。這是黨中央對經濟形勢釋放出的一個重要信號。

三、統一思想認識

　造成這一次經濟過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根本上講，是由於經濟體制沒有理順。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中，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沒有完全消除，特別是在投資立項、發展速度等方面，缺乏約束機制和風險責任的相互攀比、過度行政干預依然存在﹔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在發育中，國家宏觀調控體系還很不健全，尚不能發揮有效作用。在新舊體制轉變、兩種體制相互交叉的特殊時期，遏制經濟過熱的形勢，統一各部門各地方的思想認識，轉變舊有的工作思路和方法顯得尤為重要。1992年10月19日，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屆一中全會上就曾指出：“現在已經明確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就要求我們在思想認識、管理制度、領導方法等方面都必須相應地來一個很大的轉變。過去有許多做法和經驗已經不適用了，要根據新的實踐要求，重新學習，不斷創新，與時俱進。”【《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256頁。】但是在實際經濟工作中，很多部門和地方“口頭上說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腦子裡想的和實際做的卻仍然是過去計劃經濟的一套做法”【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頁。】。再有，雖然中央多次提出要加強宏觀調控，但部分干部對宏觀調控還存在錯誤認識，以為搞市場經濟就可以離開國家的宏觀指導和調控，放任自流、自行其是、隨心所欲，這使得宏觀調控的政策和措施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執行，經濟過熱的形勢也沒能得到及時遏制。

　面對這種情況，黨中央做了大量工作，來統一各級領導干部的思想認識。1993年3月7日，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屆二中全會上講話指出，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在新的調控體系尚未確立以前，原有的一些辦法和手段不可能一下子完全廢止，但是必須意識到已經不能完全沿用，而要盡快尋找有效的過渡辦法，既培育市場，又使物價不出現大的波動，盡量減少和避免體制轉換中出現震蕩和混亂”【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36頁。】。4月1日，在“兩會”結束的當天，中央專門把各省區市和各部委負責同志留下來，再次召開了經濟情況通報會，就1993年第一季度投資規模增長過快、金融貨幣發行和信貸規模過多過大、開發區熱等經濟形勢作了情況通報。江澤民在會上指出：要加強宏觀調控，採取有力措施，控制固定資產投資和消費基金的過快增長﹔加強各級領導對投資決策的責任制﹔控制好貨幣和信貸兩個閘門，嚴格管理銀行同業拆借，堵住繞過信貸規模擴大貸款、擴大固定資產投資的漏洞，以保持經濟全局的穩定。

　1992年下半年至1993年5月，黨中央、國務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規定。在農業方面陸續發出13個文件，要求始終把農業穩定增長放在首要位置。在金融方面發出6個文件，要求制止高利率亂集資，整頓金融秩序，切實把好貨幣和信貸兩個閘門。在加強和改進固定資產投資管理、穩定財政和嚴格財經紀律、引導開發區建設、規范証券市場、促進對外貿易、加強外匯管理、穩定市場和物價等方面，都制定了相應的政策和措施。1993年4月、5月，國務院連續發出《關於堅決制止亂集資和加強債券發行管理的通知》和《關於嚴格審批和認真清理各類開發區的通知》。這些政策和措施對遏制經濟秩序混亂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相當一部分地區和部門還存在急於求成或片面追求地方和部門利益的思想，導致宏觀調控政策和措施貫徹、執行不力，經濟生活中的某些混亂現象沒能有效制止，有的還更加嚴重。

　有鑒於此，中央決定分片召開經濟工作座談會，繼續統一思想認識。1993年5月、6月，江澤民先后到上海和西安召開了華東六省一市和西北五省區經濟工作座談會，就經濟過熱的形勢、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和矛盾作了闡述和說明，要求各級領導干部高度重視，積極貫徹中央加強宏觀調控的要求。5月11日，江澤民在華東六省一市經濟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今天我們講抓住機遇時，不能再沿用過去的思路和方法處理問題，而必須在處理好發展與改革關系的基礎上，探尋新的辦法把經濟工作做好。我們不能把工作的精力僅僅放在擴大建設規模上，隻搞‘硬件’、爭上項目，更重要的是抓好改革，搞好‘軟件’建設，努力掌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規律，制定和完善市場經濟的法律、法規，建立健全市場經濟機制。”6月14日，江澤民在西北五省區經濟工作座談會上，突出地強調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宏觀調控的重要作用，對部分干部思想中存在的錯誤認識進行了指正。他指出：“為了更有效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減少和克服市場的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必須十分重視宏觀調控。加快建立國家宏觀調控體系，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也是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在當前新舊經濟體制轉換的過程中，為保証整個國民經濟穩定協調發展，盡量減少可能出現的不協調甚至混亂現象，必須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同時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強宏觀調控。那種以為搞市場經濟就可以離開國家的宏觀指導和調控，放任自流、自行其是、隨心所欲，完全是一種誤解。市場經濟不僅不排斥宏觀調控，而且必須有完備的有力的宏觀調控體系的支持。”【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90頁。】

　通過黨中央不斷做統一思想認識的工作，各部門、各地區對經濟形勢有了比較全面和清醒的認識，對加強宏觀調控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也加深了理解。

四、制定和實施加強宏觀調控的一攬子措施

　在統一思想認識的同時，黨中央迅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遏制經濟過熱。1993年5月19日夜，江澤民寫信給國務院領導同志，強調對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要抓緊時機解決。否則，解決問題的重要時機就會稍縱即逝。倘若問題積累，勢必釀成大禍。【參見《人民日報》1997年3月23日。】隨后，5月下旬至6月初，國務院緊急部署，反復開會討論，研究加強宏觀經濟調控、解決經濟發展中突出問題的政策措施。

　 6月24日，黨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出《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標志著加強宏觀調控的全面啟動。文件規定了16條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措施：嚴格控制貨幣發行，穩定金融形勢﹔堅決糾正違章拆借資金﹔靈活運用利率杠杆，大力增加儲蓄存款﹔堅決制止各種亂集資﹔嚴格控制信貸總規模﹔專業銀行要保証對儲蓄存款的支付﹔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強化中央銀行的金融宏觀調控能力﹔投資體制改革要與金融體制改革相結合﹔限期完成國庫券發行任務﹔進一步完善有價証券發行和規范市場管理﹔改進外匯管理辦法，穩定外匯市場價格﹔加強房地產市場的宏觀管理，促進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強化稅收征管，堵住減免稅漏洞﹔對在建項目進行審核排隊，嚴格控制新開工項目﹔積極穩妥地推進物價改革，抑制物價總水平過快上漲﹔嚴格控制社會集團購買力的過快增長。這16條措施中有13條是經濟手段，這是我國主要利用經濟手段進行宏觀調控的一次重要嘗試。文件還提出了解決問題時要注意把握的三點指導性原則：一是統一思想認識﹔二是著眼於加快改革步伐﹔三是主要運用經濟方法，也要採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組織措施。

　為保証上述16條措施能得到有效的貫徹實施，1993年7月初，國務院召開了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朱镕基代表中央提出了金融系統的“約法三章”，即：立即停止和認真清理一切違章拆借，已違章拆出的資金要限期收回﹔任何金融機構不得擅自或變相提高存貸款利率﹔立即停止向銀行自己興辦的各種經濟實體注入信貸資金，銀行要與自己興辦的各種經濟實體徹底脫鉤。【參見《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50—351頁。】7月下旬，國務院又召開全國財稅工作會議，提出了財稅系統的“約法三章”，即：嚴格控制稅收減免﹔嚴格控制財政赤字，停止銀行挂賬﹔財稅部門及所屬機構，未經人民銀行批准，一律不准涉足商業性金融業務，所辦公司要限期與財稅部門脫鉤。【參見《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358—360頁。】同時，國務院組織了7個工作組，每組到兩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督促各地認真落實中央提出的加強宏觀調控的各項措施。這些舉措方法得當，力度到位，使中央出台的16條調控措施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執行。

　但是，對加強宏觀調控，一些地方阻力較大，個別地方領導“思想不完全通，主要負責人還有點抵觸情緒”【陳錦華：《國事憶述》，第273頁。】。對此，中央決定繼續分片召開經濟工作座談會，促進16條措施能夠得到全面、有效地貫徹。1993年8月、9月，江澤民先后趕赴大連和廣州，分別主持召開了華北、東北八省區市和中南、西南十省區經濟工作座談會，對實施宏觀調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作了進一步說明，並提醒各地特別要引起注意和提高警惕，“不能把資金用來搞泡沫經濟，這在國外是有教訓、吃過苦頭的”【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116—117頁。】。8月27日，江澤民在華北、東北八省區市經濟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在體制轉換過程中，必須加強和改善國家宏觀調控。“中央強調和改善宏觀調控，決不意味著恢復過去那種單一計劃經濟體制採用的指令性老辦法，這次的宏觀調控措施，主要是運用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做到該發展的繼續發展，該壓縮的堅決壓縮。絕不是全面緊縮，也不是搞一刀切。”【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118—119頁。】座談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各省區市的主要負責同志都表了態，擁護中央出台的16條調控措施，並提出了具體的落實措施。【參見陳錦華：《國事憶述》，第272頁。】

　在黨中央、國務院和各地區、各部門的共同努力下，調控措施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實施，並很快取得了成效。到1993年10月后，經濟過熱的趨勢得到有效遏制，宏觀經濟環境明顯改善。

五、深化宏觀管理體制改革，探索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宏觀調控體系

　中央出台的16條調控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隻能說是暫時遏制了經濟過熱的趨勢，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還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從根本上遏制經濟過熱，必須加快體制轉換，深化宏觀管理體制改革，探索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新的宏觀調控體系，從體制上加強對各地、各部門盲目投資、重復建設行為的約束。

　1993年3月7日，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屆二中全會上講話指出：“我們要積極探索如何綜合地、協同地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新的宏觀調控體系。”“要進一步改革計劃體制、財政體制、金融體制和投資體制，提高宏觀調控的能力和水平，從體制上促使國民經濟協調持續地發展。”【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36—37頁。】這次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調整“八五”計劃若干指標的建議》，提出“八五”后三年，要加快財政體制改革和發展的步伐，加快利稅分流和分稅制的試點﹔繼續推進金融體制改革，逐步建立新的金融機制。此后，關於金融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等多項宏觀管理體制的改革進程明顯加快。

　3月17日，江澤民在中央財經工作領導小組會議上再次提出，要抓緊研究財政、稅收、投資和金融等體制改革。對於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他著重提出了四點要求：第一，要進一步理順銀行的領導體制和管理體制，建立權威的中央銀行宏觀調控體系，加強中央銀行對專業銀行的領導﹔第二，要進一步深化銀行內部改革，轉換經營機制，建立銀行風險機制和約束機制，從根本上改變專業銀行吃中央銀行“大鍋飯”、企業吃銀行“大鍋飯”的狀況﹔第三，要進一步強化金融的宏觀調控能力，特別是要下大氣力改進和完善間接調控手段﹔第四，要進一步健全和完善稽核審計制度，建立健全各項金融法規，使各類金融機構依法行事、各司其職，在法制化、規范化的軌道上活動。【參見《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298—299頁。】

　同時，財稅體制改革的進程也明顯加快。1993年4月下旬，江澤民多次主持中央財經工作領導小組會議，聽取了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的匯報，研究財稅改革工作。4月29日，江澤民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上講話提出，對於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問題，要發揮稅收的調節作用，實行分稅制，增強中央的宏觀調控能力。【參見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58、60頁。】7月22日，國務院總理辦公會議決定，為了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要加快實施財稅體制改革的步伐，將原定分步實施的改革設想改為一步到位，並於1994年1月起施行。

　像財稅體制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這樣重大的改革，涉及到巨大的利益關系調整，將會使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格局發生變化，是存在一定難度和阻力的。為推進這些改革，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下了很大的決心，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為取得各地方的支持和配合，從1993年9月9日至11月21日，朱镕基受江澤民和李鵬之托，帶領由體改委、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有關部門組成的60多人的隊伍，趕赴17個省區市，與地方黨政負責人協商，闡明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同時就改革的具體方案聽取意見。

　同時，江澤民也在分片召開的經濟工作座談會中，就實施分稅制改革的問題做了很多解釋和說明工作。1993年9月29日，江澤民在中南、西南十省區經濟工作座談會上講話指出：“要在明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事權的基礎上，確定中央稅、地方稅、共享稅的稅種、稅率，實行分稅制，合理劃定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收支范圍，理順中央和地方的分配關系。既要改變中央財政無力調控的狀況，適當集中一點財力，又要充分考慮地方現有的實際利益，調動地方發展經濟、增收節支的積極性。”“中央多集中一些財力，並不意味著中央要包攬更多的事務，而是根據實際情況實行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幫助和支持地方解決發展中的問題。在調整這個關系時，必然會影響一些地方的利益，各地要有全局觀念，統一認識，顧全大局，保証改革的順利進行。”【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135—136頁。】

　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舉行。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該《決定》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了總體規劃，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明確提出要轉變政府職能，建立健全宏觀調控體系，積極推進財稅、金融、投資和計劃體制改革，建立計劃、金融、財政之間相互配合和制約的機制，加強對經濟運行的綜合協調。此后，1993年12月15日、25日，1994年1月11日，國務院分別作出《關於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關於進一步深化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的決定》，這標志著涉及財稅、金融、外貿等領域的宏觀管理體制改革進入全面實施階段。分稅制改革，合理劃分了中央和地方的事權財權，既增加了中央的財力，改變了中央財政無力調控的狀況，又充分調動了地方發展經濟、增收節支的積極性。金融體制改革，實現了政策性銀行與商業銀行的分離，確立了中國人民銀行作為獨立執行貨幣政策的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體系。這些改革的全面推行，逐步建立起國家計劃與財政稅收政策、貨幣金融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觀調控體系，不僅增強了中央的宏觀調控能力，而且形成了對地方的約束和調控機制，有利於解決我國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1993年，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領導治理經濟過熱的過程中，將統一思想認識、加強宏觀調控和深化體制改革三者相結合，不僅有效遏制了經濟過熱的形勢，而且初步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宏觀調控體系的基本框架，為解決我國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體制性矛盾和問題、防范經濟過熱風險提供了保障。在1993年成功實踐的基礎上，1994年、1995年，中央實行了適度從緊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逐步抑制了通貨膨脹。到1996年，我國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

（作者尹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北京 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