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我軍干部工作的經驗

原標題:抗日戰爭時期我軍干部工作的經驗
作者:邱雷    發布時間:2019-03-04    來源: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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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戰期間,人民軍隊繼承和發揚紅軍的優良傳統,始終堅持黨管干部原則,確立了正確的干部路線與干部政策,干部工作得到全面發展並走向成熟,干部隊伍不斷發展壯大,整體素質不斷提高,經受住了歷史性戰略轉變和復雜多變形勢的巨大考驗,不僅為奪取抗日戰爭勝利提供了組織保証,也為解放戰爭作了組織上的准備。
  任人唯賢是發展壯大干部隊伍的有力保証
  1938年9月,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在這個使用干部的問題上,我們民族歷史中從來就有兩個對立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賢’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親’的路線。前者是正派的路線,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線。共產黨的干部政策,應是以能否堅決地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和群眾有密切的聯系,有獨立的工作能力,積極肯干,不謀私利為標准,這就是‘任人唯賢’的路線。”毛澤東辯証分析歷代用人方面的歷史教訓,結合我黨干部工作實踐經驗,對黨員干部的“賢”進行了全新的高度概括,進而上升為使用干部的政策路線,為我軍干部工作發展指明了方向。
  隨著抗日戰爭形勢的發展,我軍對干部的需求越來越大。毛澤東敏銳地指出:“現有的骨干還不足以支撐斗爭的大廈,還須廣大地培養人才﹔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因此,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們的戰斗任務。”在任人唯賢的干部路線指引下,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和八路軍、新四軍制定頒發了指示、訓令、規定、決定等一系列干部政策方面的文件,涉及干部任免、培訓、調配、交流、審查、獎懲、檔案、保健、撫恤、優待、知識分子政策、技術專家政策、被俘歸隊干部政策、傷殘干部安置、干部退伍辦法等等,極大地增強了干部隊伍的吸引力凝聚力,干部數量得到迅速提升,保証了抗日戰爭形勢發展對干部的需求。到1940年,八路軍、新四軍的排以上干部由1937年的1.1萬余人迅速發展到5.1萬余人,新增干部4萬之多。抗戰期間,僅抗日軍政大學就培養干部10萬多人。
  德才兼備是選拔任用干部的根本原則
  抗日戰爭時期,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不斷吸取經驗教訓,積極探討和摸索干部考察、任用之道,提出了德才兼備的干部選拔任用標准,並積極付諸實施。正是按照德才兼備的標准,有效克服了“小山頭”“小團體”“小圈子”等不正常現象,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優秀人才,保証了抗日戰爭勝利。
  1937年8月,總政治部明確規定,選拔干部的標准應從政治條件和工作能力兩方面出發,而以政治條件更為重要。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斗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德兼備的領導干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他在這裡雖然把“才”放在前面,但並不是要以才為先,“德”在其次,強調的仍然是“兼備”。1940年11月,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雲提出提拔干部的原則:“德才並重,以德為主。反對隻顧才不顧德,也反對隻顧德不顧才。才和德應該是統一的。才,不是空才﹔德,也不是空德。考察一個干部的才和德,主要應看完成任務中的表現。”他還提出了使用干部的原則:“按照才干,按照需要,同時兼顧。量才為主,應急也不可免。”1941年9月,中央軍委《對軍隊老干部工作的指示》提出:“今后提拔干部,必須以德(對革命忠實)、才(工作能力)、資(資望與斗爭歷史)兼顧,不以斗爭歷史為唯一的或第一的標准。”1942年11月,第十八集團軍野戰政治部《關於部隊組織工作的指示》明確,“提拔干部必須掌握德才資的原則,不能單從資格出發而忽視其他條件”,顯示了德才兼備的選拔任用干部原則在部隊中的貫徹落實。
  吸收知識型人才是快速提升干部隊伍整體素質的有效辦法
  全面抗戰開始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制訂實行了一系列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政策,大批革命的知識青年滿懷抗日熱情奔向延安,奔向抗日前線。先進知識分子這股“新鮮血液”的補充,極大地改善了干部隊伍素質結構,干部隊伍整體素質明顯提升,部隊戰斗力迅速提高,其中很多知識分子成為我軍干部隊伍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不少人成為我軍的高中級將領。
  1939年12月1日,毛澤東親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指出:“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1940年10月12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給新四軍指示,要求“大批收容知識分子,隻須稍有革命積極性者,不問其社會出身如何,來者不拒,一概收留”。軍隊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概括為四個字:“容”“化”“用”“優”。“容”就是大量爭取知識分子參加我們軍隊,能夠容納他們,使他們成為優秀干部﹔“化”就是轉變知識分子的小資產階級意識,使他們革命化、無產階級化﹔“用”就是正確分配知識分子的工作,使他們有適當的發展前途﹔“優”就是物質上要給他們以優待,鼓勵他們為軍隊服務。各部隊堅決貫徹中央關於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徹底糾正一切排斥與拒絕知識分子參加我們軍隊的傾向,就地盡一切努力吸收知識分子加入我們軍隊。到1940年,八路軍、新四軍中的知識分子干部約增加到1萬人左右。重視吸納知識分子並注重發揮他們的作用,是我軍抗戰時期干部工作一大特色,極大地促進了干部隊伍的質量建設。
  純潔隊伍是加強思想作風建設的重要保障
  這一時期,人民軍隊始終重視干部隊伍思想作風建設,採取許多切實有效措施,取得了比較顯著的成效。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中,紅軍換裝不換心、更名不變色,不僅以聽黨指揮、能打勝仗名震四方,更以作風優良著稱於世,成為區別於其他軍隊的一個鮮明標志。
  一是開展整風運動,強化堅定的政治信念。各部隊經常開展多種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別是延安整風運動,通過思想教育、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極大地提高了干部隊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和政治思想覺悟,把部隊的思想作風建設推升到了一個新的水平,為抗戰的全面勝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礎。二是開展審查干部運動,純潔鞏固干部隊伍。部隊各級不僅從社會出身、工作歷史審查干部,更從各種現象特別是暴露出來的問題,考察干部的政治品質,全面了解干部的優缺點,深入進行階級教育,真正清查了一批特務分子,發現培養了一批有能力的好干部,提高了干部隊伍的組織純潔度和政治忠誠度。三是開展大生產運動,培養艱苦奮斗的作風。日本侵略者的重點進攻和國民黨的包圍封鎖,使陝甘寧邊區物資供應嚴重匱乏。國民黨公開叫嚷,要將解放區軍民困死、餓死。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帶頭住土窯洞,和大家一道開荒種地、背筐拾糞、紡線織布,各部隊積極開展大生產運動,渡過了空前嚴重的困難時期。《南泥灣》歌曲唱到:“如今的南泥灣,與往年不一般,又戰斗來又生產,三五九旅是模范……”熱情歌頌了開荒生產的八路軍戰士進行大生產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