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水滸傳》

《水滸傳》是漢語文學中最具史詩特征的作品之一，對中國乃至東亞的敘事文學都有極深遠的影響。毛澤東一生與這部書形影不離，這部從歷史演繹而來的社會傳奇引發了他對中國封建社會的思考和對受壓迫的底層人民的同情與關注。毛澤東在寫文章、會議以及日常談話中常常引用《水滸傳》中通俗易懂的故事，以此啟發干部，說明道理。
　　“造反”的升華
　　毛澤東從小生活在農村，又有機會讀到《水滸傳》這樣的文學作品，對於道統、政治、底層民眾都有了一個逐漸清晰的認識。到了青年時期，毛澤東發現三者之間的關系是脆弱的，底層人民完全可以通過武裝革命佔據那個似乎遙不可及的道統之巔。毛澤東認為，《水滸傳》是有“民主性精華”的古典文學作品，它的故事情節“有著民主含義”。梁山好漢們從行為上復刻了中國底層民眾千百年來造反的史實，也從精神上反映了他們內心快意恩仇、翻身做主的渴望。在梁山泊內的平等精神，擴展到“開倉放糧”，是小生產者最具有革命性的理想，然而它隻重視分配關系的改變﹔毛澤東在實踐中將其升華轉換為發動人民參加革命斗爭的另一種形式——“打土豪，分田地”，則更重視生產關系的變革。
　　共產黨員與打虎英雄
　　在《水滸傳》中，武鬆打虎的故事，最為中國人所津津樂道，並以各種藝術形式廣為傳播，他的打虎精神也被廣為贊頌，幾百年不衰。
　　1954年3月，毛澤東在杭州散步時，和身邊的警衛人員談起了《水滸傳》，他問一名工作人員：武鬆這個人怎麼樣，他是英雄嗎？工作人員答：武鬆是個頂天立地的漢子，武功高強有血性，是個大英雄。毛澤東說：你講得具體一點。工作人員說：武鬆赤手空拳打死猛虎，為人民除了害﹔他查明真相為兄報仇，殺死了西門慶、潘金蓮，提著人頭去縣衙自首。可見，武鬆是一個疾惡如仇、敢做敢當的人。他醉酒痛打蔣門神，顯示了膽識。因此，武鬆是個真正的英雄。毛澤東聽了，說：你答得不錯，給你打90分吧！
　　毛澤東也十分佩服《水滸傳》中的打虎英雄武鬆，他贊賞武鬆大無畏的精神和這個人物的英雄豪舉。但他卻更深入地思考這個故事，把武鬆打虎看作一種敢於斗爭的精神，並經常用這個故事啟示干部。
　　毛澤東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隊，應該有一種武鬆打虎的英雄氣概。在長征路上，毛澤東夸獎戰將許世友“不愧是名副其實的打虎英雄”，敢打“國民黨這隻虎”！他經常稱贊英勇的紅軍戰士，個個都是武鬆那樣的打虎英雄。
　　毛澤東一方面講，共產黨人和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要像武鬆一樣敢於打虎，另一方面，他也對武鬆所打之虎作分析，用來說明：人民與敵人，是水火不容，勢不兩立的，你不消滅敵人，敵人就要消滅你。革命者要放棄幻想，不與反動派妥協。
　　做拼命三郎石秀一樣的革命者
　　毛澤東始終大力提倡干事業的拼命精神。他說：“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個‘拼命’。我們從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種拼命精神。”毛澤東把石秀這種拼命精神，作為共產黨人實現自己人生價值和成就偉大事業必不可少的精神境界。有了這種精神，戰爭年代可以奪取革命勝利，建設時期可以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本來，《水滸傳》中的石秀，並不是梁山好漢中特別突出的人物，但書中在記述石秀時，濃墨重彩地描繪了他在關鍵時刻不怕死，敢於舍命斗爭的形象。毛澤東撥開這部書中較為原始、粗糙、雜亂的描寫，看到本質，將其作為一種精神材料，進行提煉、升華，以此熔鑄共產黨人的革命精神。
　　宋江的調查研究
　　毛澤東在一生的革命實踐中，特別強調共產黨人要注重調查研究，並將其作為共產黨員的一個基本功課來看待。
　　1937年8月，毛澤東在他所寫的《矛盾論》中寫上了這樣一段話：孫子論軍事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他說的是作戰的雙方。唐朝人魏征說過：“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對。可是我們的同志看問題，往往帶片面性，這樣的人就往往碰釘子。《水滸傳》上宋江三打祝家庄，兩次都因情況不明、方法不對，打了敗仗。后來改變方法，從調查情形入手，於是熟悉了盤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聯盟，並且布置了藏在敵人營盤裡的伏兵，用了和外國故事中所說木馬計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勝仗。《水滸傳》上有很多唯物辯証法的事例，這個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個。
　　毛澤東以這個故事為例，告訴共產黨員，要從調查研究入手才能解決問題。三打祝家庄最終能夠勝利，還是得益於宋江最終能夠採取正確的方法。
　　“不當李逵式的官長”
　　《水滸傳》中的李逵，是個性鮮明的人物。他有拼命精神，朴實、豪爽，疾惡如仇，對革命事業比宋江更忠誠，但他頭腦簡單，性情過於魯莽，殺人過多。毛澤東對於李逵亂殺人是持批評態度的。江西革命根據地時期，他針對亂整人的痼疾曾批判說：“那些李逵式的官長，看見弟兄們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亂處置一頓。結果，犯事人不服，鬧出許多糾紛，領導者的威信也喪失干淨……”
　　毛澤東在這裡講述這樣的道理：共產黨人，對於形勢要冷靜分析，要有頭腦，不能亂闖亂撞。要從實際情況出發去辦事、指導工作。對於犯錯誤的同志，也要調查研究，分清情況，區別處理，不能見自己的同志犯了錯誤，就亂打一氣。那樣做，隻能傷害同志，拋棄政策，放棄原則，對革命是不利的。
　　毛澤東將紅軍中“懵懵懂懂”處事的干部比做“李逵式的官長”，是批評他們工作方法簡單粗暴，但用李逵這樣一個中國人喜愛的人物作比喻，也肯定了這些人對革命事業的忠誠，因而使被批評者心悅誠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水滸英雄的階級特點
　　《水滸傳》中有我國自宋元和明初的許多民間語言、社會文化、風俗習慣，抒寫了那個時代各階層尤其是中下層民眾的生活、心態和行為。它記下了當時社會的百余種職業行當。但是，毛澤東敏銳地發現，這部巨著中缺乏對農民的描寫。
　　《水滸傳》中所重筆描寫的梁山群英，社會成分較為復雜，宋江本是朝廷的下級官吏，其他好漢，有的是舊軍官，有的是受到排擠的富裕大戶，有的是開店的，有的是賣藝的，有的是游手好閑的鄉村流浪漢，有的是小偷……五行八作，什麼人都有。連晁蓋也是鄉村富戶，並非普通勞動者。《水滸傳》中描寫的絕大多數人，很難說是真正的農民或者城市雇工。隻有漁民出身的阮氏三兄弟和砍柴出身的李逵屬於農民的范疇。青年時代的毛澤東十分注重階級分析，他在讀《水滸傳》時對這一現象非常重視。
　　轉戰陝北期間，毛澤東與周恩來等談話說：“我小時候讀《水滸傳》中梁山英雄好漢的故事，讀得入神。可是，有一次我忽然想到，這部小說中有一件事很特別，就是裡面沒有種田的農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將、文官、書生，從來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我納悶了兩年，種田的為什麼就沒有誰去贊頌呢？后來我想通了，寫書的人都不是種田的人！所以我在想，在封建社會裡，統治階級思想是統治思想，被統治的農民的思想是不能佔統治地位的。在那個時代，是不可能產生真正的歌頌農民英雄的作品的，《水滸傳》能用這種方式歌頌一些非農民出身的英雄好漢，已經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