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為什麼偉大

原標題:五四運動為什麼偉大
作者:夏遠生    發布時間:2019-04-23    來源:湖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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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19年,是偉大的五四運動100周年。百年過去,五四運動的偉大未減分毫。

一、五四運動為什麼偉大?首先是因為偉人毛澤東所說的兩個“徹底地不妥協地”。“兩個徹底”深刻地揭示了五四運動的革命性質和歷史意義。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五四運動的杰出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

“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五四青年的精神導師陳獨秀,有一句名言:“我們青年人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這種革命的人生態度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

五四運動的湖南青年領袖毛澤東,張揚“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這種斗爭態度,也是“徹底地不妥協地”。

五四運動,旗幟鮮明地喊出“內懲國賊、外爭國權”,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反封建。因此,五四運動的爆發,標志著一場新的偉大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的開始,並引起一場廣泛的深層次的馬克思主義傳播運動,“全部中國史中,五四運動以后二十年的進步,不但賽過了以前的八十年,簡直賽過了以前的幾千年。”

毛澤東對五四運動情有獨鐘,曾給予詳細評述。他說過,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文化革命是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立下了偉大的功勞。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備了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准備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准備了干部。所以,毛澤東在延安時說:“現在定了五月四日為中國青年節,這是很對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正式宣布以五月四日為中國青年節,以紀念這個偉大的日子。

在五四運動百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把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高度評價為“是五四運動以來我國發生的三大歷史性事件,是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裡程碑”。他向廣大中國青年發出號召:廣大青年對五四運動的最好紀念,就是在黨的領導下,勇做走在時代前列的奮進者、開拓者、奉獻者,以執著的信念、優良的品德、豐富的知識、過硬的本領,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擔負起歷史重任,讓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奪目的時代光芒。

二、五四運動為什麼偉大?是因為它創造了影響近現代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五四精神。五四精神彰顯了五四運動的發展意義和百年來社會進步價值。

五四精神的核心內容為“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概括而言,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反封建的愛國精神”。

五四運動把“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引入中國,高舉起民主科學大旗,創造了五四運動的民主科學精神,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受封建主義的迷信和專制壓迫的命運,倡揚民主、反對專制、科學救國、教育救國成為那一代人不懈奮斗的理想和事業。

作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五四運動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為后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奠定了基礎。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成為“五四精神”的主要內涵和永恆價值。愛國主義是五四精神的源泉,民主與科學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於探索、敢於創新、解放思想、積極變革是民主與科學提出和實現的途徑,理性精神、個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與科學的內容。而所有這些,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比起北京、上海,湖南只是一個“偏師”。但是,在民主、科學、文明、自由的時代精神照耀下,湖南的人和事,其文化影響和社會作用,卻遠遠超出湖南一隅,而洞庭湖大潮波及全國,極大地影響到中國人民革命的進程和現代化道路的走向。

當年,青年毛澤東就是啟蒙者、播火者。他高舉起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旗幟,積極傳播真理,傳播馬列主義學說。1919年7月14日主編出版了《湘江評論》,確定“以宣傳最新思潮為主旨”。他撰寫發表長篇檄文《民眾的大聯合》和國內外大事述評、時事雜感等30多篇,闡述對馬克思學說和俄國十月革命初步研究的收獲,宣傳對世界局勢和中國社會革命的認識和主張。《湘江評論》的稿子經常不能按時收齊,毛澤東就夜以繼日,親自撰稿、編輯、排版、校對、上街叫賣。雖然生活異常艱苦,身上穿的灰布長衫和白布褲已經破舊,但是在時代大潮激蕩下,毛澤東忘卻捉襟見肘的窘困,精神極其振奮,創造力空前活躍。第一期印兩千份,當天銷完,又重印兩千份。第二期起每期印五千份,又出了“臨時增刊”第一號。《湘江評論》在湖南、在中國產生了很大影響。任弼時、郭亮、蕭勁光都是通過閱讀《湘江評論》受到革命啟蒙,北京、上海、成都的報刊也都轉載或評論過《湘江評論》發表的那些痛快淋漓的檄文,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也曾經贊賞有加。

在去年紀念五四運動99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北京大學,闡述說:1939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慶賀模范青年大會上說:“中國的青年運動有很好的革命傳統,這個傳統就是‘永久奮斗’。我們共產黨是繼承這個傳統的,現在傳下來了,以后更要繼續傳下去。”每個青年都應該珍惜這個偉大時代,做新時代的奮斗者、五四精神的傳承者。

三、五四運動為什麼偉大?更是因為它代表了青年運動的方向。中國青年運動的方向,代表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程。

100年前,偉大的五四運動如同暗夜中的一道閃電照亮了中國歷史的星空。偉大的五四運動,標志著中國青年成為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斗爭的急先鋒。毛澤東指出,在五四時期,“英勇地出現於運動先頭的則有數十萬的學生。這是五四運動比較辛亥革命進了一步的地方。”

在五四愛國運動中,涌現出一批為追求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而積極探求救國救民真理的新的先進分子。數十萬學生英勇地走在運動的前頭,成為運動的先鋒。這一運動的著名領袖人物,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很快成為中國共產黨組織的發起人。

毛澤東說過,五四運動,開始只是覺悟的、先進的學生參加,發展到“六三”時,在上海已經不只是學生,而且有廣大的工人、商界參加,后來,漢口、長沙、長江流域、珠江流域都卷進這個潮流裡去了。五四運動有中國最覺悟的分子參加,當時的覺悟分子有陳獨秀、李大釗等。

可以說,20世紀初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女、社會各界的風雲人物,大多卷入了這場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民主運動。中國共產黨正式建黨之前的50多名早期黨員,包括陳獨秀、董必武、何叔衡、賀民范等前清秀才都參加了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毛澤東、李達、鄧中夏、蔡和森、張太雷、惲代英、周恩來、羅亦農、羅章龍、趙世炎、張聞天、沈澤民,中國近代文化名人魯迅、胡適、蔡元培、梁啟超、林長民、邵飄萍、錢玄同、梁漱溟、傅斯年、羅家倫、許德珩、孫伏園,均積極參加了五四運動。

回想一下,百年之前,青年毛澤東和他的志同道合的湖南學友們,是怎樣一種文化覺醒,獲得了終身的使命感和不渝的信仰,讓他們自覺放棄了升學、就業、出國、從政等等“優則仕”的“躍龍門”機會,而義無反顧地投身於擁抱新思想新文化,致力於傳播馬克思主義、動員青年和群眾覺悟起來進行斗爭,那樣一種近似苦行僧、儼然布道者的生涯和事業中去呢?而湖南各縣的青年學子之中,竟然有那麼多人群起響應、生死與共呢?比如夏明翰,官僚家庭出身的少爺,就在一個夜裡逃出家門,跟著青年導師毛澤東到長沙去了,加入青年團、加入共產黨、成為湖南自修大學的第一名學員,最后成為“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的著名英烈。還有黃克誠、張際春、曾希聖、張平化、張經武等人,就在省立第三師范學校的風雨操場上聽了毛澤東的一番講演,受到革命的啟蒙,日后考黃埔、搞農運、上井岡,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奮斗終身,至死無悔。

五四愛國運動中,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台。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由此開始深入工人群眾,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從組織上和思想上作了准備。

在五四運動中,廣大青年學生親眼看到工人階級表現出來的偉大力量。一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往民間去”,到工人中去開辦學校、組織工會。這些人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骨干。

毛澤東在湖南建黨建團時,就開始摸索知識青年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途徑。1921年10月,毛澤東與夏明翰一道去衡陽,向第三師范進步教師和學生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告誡青年運動要在先進階級的組織和領導下進行,才能有所成就。要求黨團員要帶領知識青年積極分子深入工礦、農村。工人革命性最強,建黨要與工人結合起來。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衡陽地方黨組織先后指派蔣先雲、唐朝英、黃靜源、韋漢等中共黨員到水口山礦進行革命宣傳,同時使自己也得到了實踐的鍛煉和考驗,從而成長起來。

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中指出:中國的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一定要到工農群眾中去,把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沒有工農這個主力軍,單靠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這支軍隊,要達到反帝反封建的勝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國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一定要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和他們變成一體,才能形成一支強有力的軍隊。

五四運動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備,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樹立了一座豐碑。這場偉大的愛國救亡運動,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和奮起。這次偉大的新文化運動,極大地促進了思想解放和文化自覺。一百年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青年學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感召下,心系民族命運,心系國家發展,心系人民福祉,用青春和熱血書寫了中國青年運動、中國人民革命、建設、改革、發展事業的壯麗篇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作者系湖南省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會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