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解放思想與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時代意義

在中華民族數千年歷史上，思想的高度解放對推動歷史發展最有影響的，首推春秋戰國時期。當時涌現的諸子百家各種學說為東周諸侯國的分裂局面走向秦漢統一提供了思想武器，當時的“百家爭鳴”可以視為中華民族由奴隸社會進入封建社會這個大的歷史轉變時期的思想解放。能夠與此相提並論的，就數近代中國從鴉片戰爭至新中國成立及至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100多年間發生的接連不斷、規模不等的思想解放潮流了。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又一個重要轉折時期，即從兩千年的封建社會走向人類歷史嶄新的社會主義社會，也是由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狀態走向獨立統一的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和強起來的大的歷史轉變時期。在這一波又一波的思想解放浪潮中，以五四時期(從新文化運動到中國共產黨的創立)的思想解放，達到了第一個大高潮。正是這個大高潮，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迎來了“天火”——馬克思主義，使中華神州發生了開天辟地的大事變，誕生了中國共產黨，揭開了近代中國歷史轉折、也是中華民族歷史發生巨變的新篇章。

“五四運動”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從狹義講，就是1919年五月爆發的學生愛國運動﹔就廣義言，它包括1915年新文化運動和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兩大內涵。筆者持五四運動廣義論，因為1915年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對1919年的五四運動起了啟蒙、覺醒作用，是其重要的思想躁動階段。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新文化運動的思想躁動，就沒有“五四”這樣空前規模的愛國群眾運動，也不可能形成獨特的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我們說五四運動對近現代中國產生了具有偉大影響的三大歷史性事件(即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說五四運動的馬克思主義傳播是創建中國共產黨的理論之源，隻有從五四運動廣義論而言，才能深刻揭示。

1840年鴉片戰爭使中國由封建社會變為更加苦難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為了救國拯民，先進的中國人不斷從西方引入近代文明。1915年興起的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猛烈地批判宣揚封建禮教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道德，打碎了中華民族長期的思想禁錮，實現了近代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思想解放。“五四運動是思想解放運動，一解放，就像大水奔流。”[注]鄧穎超：《五四時期老同志座談會紀錄》，《五四運動回憶錄》(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第10頁。各種西方社會思潮紛至沓來。不斷涌現的新媒體競相宣傳感興趣的思想學說，可謂“百花齊放”“百舸爭流”。即使被作為“社會主義”思想傳播進來的，也是五花八門，名目繁多，異常龐雜。除了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和俄國的布爾什維主義思想之外，還有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工讀互助主義、新村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由於美國哲學家杜威來華講學和陪同他的學生胡適的大力宣傳，美國實用主義也很有市場。

五四時期的思想解放，經歷了認識的轉變或升華。陳獨秀最初創辦《新青年》，為“德先生”和“賽先生”吶喊，不言而喻，既是資產階級文藝復興運動的回響，也打上了向往歐美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烙印。他在那時是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許多先進知識分子的思想大體都是這個狀況。因而，新文化運動高舉的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具有濃厚資產階級思想文化啟蒙的色彩。當然，在那時是進步的。

對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方向產生重大影響的，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它極大地鼓舞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與中國國情有許多相似之處的俄羅斯，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工農大眾推翻沙皇和資產階級政府，建立起新型社會主義國家，成了社會的主人。這使在苦苦求索救國救民真理、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感到失望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茫茫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就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新青年》而言，它由最初的積極宣傳民主與科學一躍而成為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李大釗最早贊頌俄國十月革命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庶民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數篇文章，就是在《新青年》上發表的。其他各種報刊也相繼大量地、比較系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在當時的400多種新刊物中，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達200多篇。這樣集中介紹從國外進來的一種思想理論，在中國近代報刊史上極其少見。

使馬克思主義傳播在先進知識分子中發展成為主流，是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三次論爭”。

首先是關於“問題與主義”的論爭。胡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倡導者和文學革命的主要發起者，對於推進中國近代歷史的進步起過積極作用，但他的思想一直傾向於“溫和改良”，反對“激進革命”。1919年7月，他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以實驗主義立論，實質上是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反對中國需要通過革命來解決社會問題。一個月后，李大釗撰文《再論問題與主義》，與之商討。李大釗和胡適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角，而且私人關系不錯，但二人經常有“主義”之爭。李大釗在文中明確表示：我是喜歡談布爾什維主義的，它的流行是世界文化的一大變動。他指出，我們的社會運動固然要研究實際問題，同時要“宣傳理想的主義。這是交相為用的，這是並行不悖的”。一方面，“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靠著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這就“必須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因此“談主義”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我們隻要把主義用以為實際的活動，它“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因此，不能說是“空談好聽的‘主義’”。[注] 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每周評論》第35號，1919年8月17日。在這場論爭中，李大釗和各地的年輕馬克思主義者依據當時的認識水平，論証了馬克思主義適合中國的國情需要，闡述了在中國進行徹底社會革命的必要性。

其次是關於“社會主義問題”的論爭。這是由參加過研究系並與梁啟超等成立講學社的張東蓀挑起的。從1920年9月起，他多次發表文章宣稱，救中國隻有一條路，就是增加富力，開發實業﹔其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資本主義。隨后，梁啟超撰文支持，反對中國實行社會主義。他們認為，中國經濟落后，大多數人民無知識，絕對不能建立勞動階級的國家，也不能建立共產黨，必須依靠“紳商階級”來發展資本主義。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紛紛批駁張東蓀和梁啟超的言論。1920年12月，陳獨秀明確指出，要“使中國人‘都’得著人的生活，非廢除資本主義生產制採用社會主義生產制不可”，“此時我們中國不但有講社會主義的可能，而且有急於講社會主義的必要”[注] 陳獨秀：《社會主義批評——在廣州公立法政學校演詞》，《廣東群報》1921年1月19日。。李大釗指出，今日在中國想發展實業，非由純粹生產者組織政府、依社會主義的組織經營實業不可，“中國實業之振興，必在社會主義之實行”[注] 李大釗：《社會主義下之實業》，《曙光》第2卷第2號，1921年3月。。客觀來看，張東蓀和梁啟超的觀點就其在中國要發展資本主義而言，有合理因素，但否定中國需要社會主義是錯誤的。在這場論爭中，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將社會主義流派分為五種，逐一進行比較分析。陳獨秀指出：“隻有俄國的共產黨在名義上，實質上，都真的是馬格斯(馬克思)主義。”這是對各種社會主義思潮的一次清理和總結，對於先進知識分子擺脫形形色色的非馬克思主義之影響，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創造了有利條件。

再次是關於與無政府主義的論爭。無政府主義在被引進的新思潮中影響很大。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人口眾多的國家，大批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反抗舊制度的熱情。無政府主義以革命的面貌出現，很適合他們的口味。在各種思想流派蜂擁而至時，它很吸引青年知識分子的眼球。無政府主義者對於揭露和批判封建專制統治起過積極作用，但它鼓吹個人絕對自由和無政府狀態，反對一切國家和暴力革命，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因而成為擴大馬克思主義傳播的一大障礙。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無政府主義的批判，主要圍繞著革命的形式、國家的本質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等問題展開。他們論述了無產階級國家同剝削階級國家的本質區別，指出中國無產階級在帝國主義和資本家的掠奪之下，早已痛不堪痛，忍不堪忍，隻有通過暴力革命，建立新的國家政權，才能保護勞動者利益。這是資本主義通向共產主義的必由道路。

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上述三次論爭，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影響。馬克思主義就是在同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博弈和斗爭中成長與發展起來的。這三次論爭促進了思想理論傳播向革命實際運動的轉化，推動了初步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先進知識分子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作了必要的思想理論和干部准備。

五四運動成為歷史已經100年了，但它的光芒仍普照神州大地。它那空前地解放思想、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精神至今具有顯著的時代意義。

(一)解放思想、傳播馬克思主義，在當今就是要有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矢志不移。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各種新思潮充斥媒體，令人眼花繚亂。先進知識分子接受新事物快，對新穎的思想理論都會涉獵一番，並不是一開始就認准馬克思主義的，只是經過推求比較，才最后確定馬克思主義作為信仰的。無論是當時的領軍人物李大釗、陳獨秀還是年輕一代的毛澤東、周恩來等莫不如此，這也是許多人確立信仰、理想帶有規律性的現象。毛澤東談到他確立信仰的情況說，1919年12月到北京，讀到《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書籍，“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1920年夏天，“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這個時候，“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注] 〔美〕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第131、133頁。毛澤東的這一段歷史回憶，反映了那一代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歷程。

在“五四”以來的100年間，中國共產黨已由50多人的秘密小團體，發展成為擁有近9000萬黨員的世界最大的執政黨﹔神州大地當年發生的鮮為人知的開天辟地大事變，經過百年滄桑又發生了為世界各國無不驚嘆的翻天覆地的巨變。這不能不是人類“地球村”的奇跡。之所以能如此，正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解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各種問題。

毫無疑問，解放思想、傳播馬克思主義，仍然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重要歷史責任，但對於我們黨自身來說，更重要的是如何堅守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和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信心。百年來，民族復興的重任還沒有完全實現，“行百裡地”決不能“半九十”。我們黨前進的道路還特別艱辛，執政的環境也非常復雜，繼續面臨著“四大危險”和“四大考驗”，這都需要全黨進一步加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不忘初心，在任何困難面前毫不動搖，勇往直前。五四時期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解放思想、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那種革命精神仍然是我們學習的光輝榜樣。

(二)解放思想、傳播馬克思主義，在當今就是要不斷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堅持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鐘情於俄國十月革命，就在於俄國與中國有許多相似之處，盡管俄國的工業和整體經濟水平比中國發達不少。長期飽受帝國主義欺侮而又在反帝斗爭中屢屢失敗的中國人民，首先是它的先進分子，通過十月革命增強了斗爭的勇氣，看到了光明的前途。毛澤東回顧歷史指出，100年來，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其優秀人物奮斗犧牲，前仆后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可歌可泣，但是直到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最好的武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注]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6頁。。

那個時候，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不可能有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科學理念，但將馬克思主義作為行動指南的思想還是明確的。李大釗指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想“因各地、各時之情形不同，務求其適合者行之，遂發生共性與特性結合的一種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隨時隨地不同者)，故中國將來發生之時，必與英、德、俄……有異”[注]《李大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7頁。。這表明，中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並與陳獨秀相約建黨的締造者，沒有教條主義地對待馬克思主義。這個好傳統被毛澤東、鄧小平等黨的領導人繼承和弘揚了。鄧小平總結中國革命和建設經驗說得很好，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但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隻有結合中國實際的馬克思主義，才是我們所需要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我們堅持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必須是切合中國實際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又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進到新時代的新階段。在當今，繼承和弘揚五四精神，解放思想、傳播馬克思主義，就是要繼續將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始終不渝地堅持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21世紀的中國馬克思主義。

(三)解放思想、傳播馬克思主義，在當今既要不斷強化我們黨執政的階級基礎，還要堅持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相結合的方向，鍛煉出一大批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100年前，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選擇馬克思主義進行廣泛傳播，目的就是要用這個先進的思想理論來改造中國社會，推動革命變革。但是，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本身沒有多大力量，馬克思主義這個先進的思想理論也只是精神武器。誠如馬克思本人所說，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隻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摧毀舊世界、推翻舊制度的物質力量是什麼？就是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工人階級。但是，深受殘酷剝削和壓迫的工人階級，沒有文化，不懂得社會發展規律，不了解自己的歷史使命。這就需要給以教育，開啟其覺悟。那時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是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載體。他們深入勞苦大眾特別是工人群眾中去，就是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讓工人群眾了解自己的歷史使命，將其階級意識的自在性提升到自為性，覺悟到自己是改造中國社會、進行革命變革的領導階級。這也是踐行馬克思講過的另一句話：理論一經掌握群眾，就會變成強大的物質力量。

如果說馬克思主義是摧毀舊世界、推翻舊制度的先進精神武器，那麼覺醒了的工人階級開展的工人運動，就是摧毀舊世界、推翻舊制度的先進物質力量。摧毀舊世界、推翻舊制度，隻有先進的精神武器是不夠的，一定要有掌握先進精神武器的先進物質力量，即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工人階級。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與工人運動的結合，就是先進的精神武器與先進的物質力量相結合。李大釗指出：“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裡面，非把知識分子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我甚望我們中國的青年，認清這個道理。”[注] 《李大釗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7頁。李大釗的這段話已充分表達了這個思想。應當說，那時初步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實際上實現了雙向飛躍。這就是，一方面，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通過“結合”開始實現自己的思想飛躍，成為中國第一批共產主義者﹔另一方面，通過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初步了解歷史使命的工人階級，開始實現由自在階級到自為階級的飛躍，使創建馬克思主義政黨有了先進階級基礎。

如果說100年前，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與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奠定了階級基礎和思想理論基礎，練就了一批具有共產主義思想進行革命斗爭的中堅骨干﹔那麼在今天，它的一個重要時代意義，就是使已執政70年、擁有9000萬黨員的大黨進一步鞏固其執政基礎，進而為繼續實現民族復興的歷史重任而奮斗。同時，亦如李大釗所說的“非把知識分子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即堅持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相結合道路，從在社會底層經過艱苦磨煉、深刻了解中國具體國情、掌握現代科學文化知識的干部中選拔並培養一大批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使我們這個黨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不斷探索時代發展提出的新課題，回應在前進道路上面臨的許多具有新的歷史特點偉大斗爭的新挑戰。這是紀念五四百年解放思想，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又一個時代意義。

(四)解放思想、傳播馬克思主義，在當今就是要與時俱進、與世俱進，不斷豐富和發展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五四時期的先進知識分子是與時俱進、與世俱進的。新文化運動之初，無論陳獨秀還是李大釗，都是以法蘭西革命為標杆，希望積貧積弱的中國建立一個像法國革命后那樣一個以自由、平等為基礎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所以，《新青年》高喊的口號是“德先生”和“賽先生”，宣揚的理念是個性解放，為建立像法蘭西革命那樣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掃除思想和文化障礙。只是有了俄國十月革命才使他們的思想發生了巨大飛躍。1919年12月，陳獨秀在《告北京勞動界》一文中指出，18世紀以來的民主是資產階級向封建階級作斗爭的旗幟，20世紀的民主是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斗爭的旗幟。這既是自我批判，也是思想飛躍。毛澤東回顧那段歷史寫道，俄國人舉行了十月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過去蘊藏在地下為外國人所看不見的偉大的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精力，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了，中國人和全人類對俄國人都另眼相看了，“這時，也只是在這時，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注]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0頁。。所以，解放思想的內涵包括與時俱進、與世俱進。若無此，就不可能傳播馬克思主義，也就不可能有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解放思想、與時俱進、與世俱進，是否不時興了呢？非也！隻要堅持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就必須解放思想、與時俱進、與世俱進，不斷進行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這是黨的思想路線之使然，是黨的生命力之所在。實踐沒有止境，解放思想、與時俱進、與世俱進沒有窮期。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有一段很好的講話。他說，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我們黨堅持把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同中國具體實際、歷史文化傳統、時代要求緊密結合起來，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總結，才把藍圖變為美好現實，“理論的生命力在於不斷創新，推動馬克思主義不斷發展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神聖職責。我們要堅持用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解讀時代、引領時代，用鮮活豐富的當代中國實踐來推動馬克思主義發展，用寬廣視野吸收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堅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斷超越自己，在開放中博採眾長、不斷完善自己，不斷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不斷開辟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新境界！”[注]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5月5日。這段話，可以視為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繼續解放思想、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時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