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戰略的安全挑戰與中國的選擇

2013年9月和10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問中亞四國和印度尼西亞期間，分別提出了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簡稱“一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路”)的戰略構想。

李克強總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將這一戰略納入全年的重點工作。“一帶一路”對中國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深刻探討實施該戰略所面臨的安全合作現狀與挑戰，對於確保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利益的實現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一帶一路”區域的安全合作現狀

早在2012年十八大召開時，我國就提出了“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的思路，要求統籌雙邊、多邊、區域、次區域，開放合作，推動與周邊國家互聯互通。2013年《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加快同周邊國家和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抓緊制定戰略規劃”、落實“一帶一路”戰略。就范圍而言，“一帶一路”涵蓋亞、歐、非三大洲。根據由近及遠的原則，橫穿整個亞歐大陸的“一帶”，在空間范圍上可分為核心區、擴展區、輻射區三個層次﹔而途經東南亞、南亞、波斯灣、紅海灣及印度洋西岸航線的“一路”，具體分為三段：東南亞航線、南亞及波斯灣航線、紅海灣及印度洋西岸航線。

目前，世界范圍內的地區安全合作呈現出多層次合作格局：既有雙邊合作，也有多邊合作，更有跨地區合作，“一帶一路”區域也不例外。本文論述的安全合作現狀僅限於多邊、跨地區合作所形成的各種安全機制(組織)。

1.1“絲綢之路經濟帶”區域的安全合作成果

(1)核心區(中亞)

2001年，為解決區域邊界爭端及加強邊境軍事信任而建立的上海合作組織(SCO)經過十多年的發展，逐漸形成以反恐為中心，兼顧打擊毒品武器走私、跨國有組織犯罪等多元一體的安全合作體制。近年來，該組織在經貿、人文等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不斷擴大，尤其是在經濟領域，通過區域合作增強了地區整體競爭力。此外，1992年，俄羅斯與中亞國家簽署的《集體安全條約》是中亞地區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安全合作機制。但隨著21世紀美國影響力拓展到中亞地區，這一機制日益呈現利益導向的安全合作方式。

(2)擴展區

擴展區主要包括南亞以及東歐兩個次區域。南亞各國在冷戰后逐漸放棄了獨自尋求安全的模式，走上了以區域主義為主的合作安全道路，通過各國友好交流，初步形成了和平、互信的地區安全環境。2008年，南亞區域合作聯盟(SAAＲC)第15屆首腦會議重點討論了糧食安全、能源危機、恐怖主義威脅等問題並提出了應對措施，推動了地區安全合作的發展。

東歐地區的安全合作是基於獨聯體安全系統圍繞著與俄羅斯的關系展開的，沒有呈現復雜的網絡化互動模式，其中白俄羅斯與亞美尼亞對俄形成較強的安全依賴，通過集體安全條約組織與俄構建了排他性的軍事政治同盟。而烏克蘭、摩爾多瓦與俄羅斯的區域安全戰略存在較大分歧，所以“去俄羅斯”傾向比較強烈，沒有加入集體安全體系，成立了“古阿姆”組織。

(3)輻射區(歐洲)

由於歐洲安全行為體與安全威脅、安全環境長期的歷史互動，形成了歐洲安全合作的三大區域性組織：北約(NATO)———針對歐洲安全環境的變化，其在1991年、1999年和2010年先后提出了新的戰略概念，在干預、解決和參與歐洲安全治理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歐盟(EU)———經過半個多世紀的不懈努力，初步建立安全與防務能力，其在解決地區沖突方面發揮的作用日益增長﹔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其意在阻止和解決沖突，恢復因戰爭造成的破壞。

1.2“海上絲綢之路”區域的安全合作成果

(1)東南亞航線

冷戰后，在東南亞安全形勢劇變，意識形態逐漸淡化，具體周邊安全問題逐漸凸顯的背景下，東盟為彌補各國自身力量相對弱小的不足，力圖在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領域建立以東盟為主導的多層次和多形式的東南亞安全機制，包括東盟地區論壇(AＲF)、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SCAP)等，以提升自己在地區安全事務中的地位與影響力。進入21世紀，東盟積極鞏固和擴展安全合作，打造安全共同體，加強在反恐、打擊毒品等跨國犯罪方面的合作，同時推動建立了國防部長會議機制，以彌補東盟地區論壇在構建地區安全秩序方面行動能力不足的缺陷。此外，區外西方大國主導的安全合作機制力求成為該地區安全合作主導者，這是該地區安全合作的重要特點。

(2)南亞及波斯灣航線

關於南亞地區的安全合作前文已述及，這裡不再贅述。中東波斯灣地區的安全合作主要圍繞海灣六國①安全共同體展開。海灣六國自海合會(GCC)成立以來，就優先考慮軍事安排與防御合作問題。20世紀末，它們一方面在海灣危機與戰爭期間尋求與西方結盟實現自保，另一方面在戰后繼續加強安全合作，彌補不足。進入21世紀，海灣六國安全認同感不斷增強，在常規安全合作的同時，面對伊拉克局勢、伊朗核問題等復雜地區局勢的壓力，加強了溝通與協作，已經能夠發揮一定的地區維穩作用。

(3)印度洋西岸航線

這一區域的安全合作主要聚焦於非洲東海岸的海盜問題。海盜威脅的地域從紅海、亞丁灣向南延伸至肯尼亞、坦桑尼亞、塞舌爾與馬達加斯加及莫桑比克，特別是亞丁灣，世界最繁忙的水域之一，每年至少有2萬艘船舶運載著12%的世界石油。②

為應對海盜威脅，印度洋西岸國家以及國際社會展開了積極合作，形成了一個多層治理的反海盜體系。聯合國安理會先后通過1816、1838、1846、1851和1897號決議採取措施打擊海盜﹔在安理會的授權下，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國海軍執行護航任務﹔各國加強對海盜的審判工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反海盜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

二、“一帶一路”戰略實施所面臨的雙重安全挑戰

在這幅員遼闊的疆域內，“一帶一路”戰略在加深區域內經濟合作的同時，也面臨著巨大的安全風險。本文將其分為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兩個層面。

2.1傳統安全方面

(1)大國地緣政治的博弈

近年來，當今世界主要大國在“一帶一路”區域內紛紛提出各自的地緣戰略，謀求增強地區影響力。

借鑒學者弗雷德裡克·斯塔爾(S．Frederick Starr)2007年主編的《新絲綢之路：大中亞的

交通和貿易》一書，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希拉裡·克林頓(Hillary Clinton)於2011年7月在印度金奈提出“大中亞”思想和“新絲綢之路”構想，主張建設一個連接南亞、中亞和西亞的交通運輸與經濟發展網絡﹔9月，她在聯大會議期間向國際社會進一步描述了“新絲綢之路”計劃：以阿富汗為中心，希望阿富汗鄰國投資出力，維護美國在歐亞大陸腹地發展過程中的主導地位，通過這一計劃，進而削弱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影響中亞國家與中國之間的經濟合作，降低上合組織的凝聚力。美國還持續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積極打造“印—太”(Indo－Pacific)概念，將亞太的邊界延伸到印度次大陸。美國還不斷強化其在亞太的軍力，利用中國周邊海洋領土爭端，極力扶持其盟友及相關爭端當事國，實施離岸戰略“以鄰制華”。

歐盟在2009年提出“新絲綢之路計劃”，通過修建“納布卡天然氣管線”，加強與中亞及周邊國家在能源、商貿、人員、信息等方面的聯系，積極開展投資，在保証自身能源供應安全的同時，增強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此外，歐盟出於自身利益，擔心地區爭端惡化，要求爭議各方在多邊框架內通過對話合作解決爭端。歐盟的介入，一方面有利於平衡美俄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中亞地區局勢更趨於復雜化，不利於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所推進的地區合作。

俄羅斯在2002年與印度、伊朗共同發起“北南走廊計劃”，提出修建從印度經伊朗、高加索、俄羅斯直達歐洲的國際運輸通道，以保持其傳統區域影響力。近年來，俄羅斯又提出整合中亞地區的倡議，即“歐亞聯盟”的設想，加速推進獨聯體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冷戰后，俄羅斯一直將中亞視為其傳統勢力范圍，盡管普京在2014年5月亞信峰會期間中俄首腦會晤中宣布支持“絲綢之路經濟帶”計劃，但依然對中國存在戒備心理，從而影響中國與中亞國家的全方位合作。

日本早在1997年的橋本龍太郎內閣期間就提出“歐亞大陸外交戰略”，2004年提出建立“中亞+日本”對話機制，2006年提出建立“自由與繁榮之弧”，通過加強日本與中亞國家的經濟合作，在提升中亞各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和國際化水平的同時，增強其在這一地區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利用該區域豐富的油氣資源，保障自身能源供應安全。2013年10月，安倍晉三內閣強化對亞歐地區的關注，他指出：“從東京出發，經過伊斯坦布爾，最終抵達倫敦。日本要做新亞歐絲綢之路的起點、地緣政治的操盤手。”

日本還積極發展太平洋、印度洋沿岸國外交，加強軍事存在。以上都是日本意圖在更大的范圍內構筑“防線”遏制中國的舉措。印度、伊朗和阿富汗共同推進南亞“南方絲綢之路”建設行動，試圖打通“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

印度依據其地理優勢，謀求獨霸印度洋，對外部力量在印度洋的存在都抱有防范之心，尤其將中國所謂的“珍珠鏈戰略”視為戰略包圍。拉賈·莫漢(C.Ｒaja Mohan)懷疑印度是否會容許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通過印度洋來實施，因為地緣政治和安全因素太濃。

這對中國與南亞國家的合作將產生不利影響，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印度強勢的海洋戰略勢必會影響中國的能源通道安全。此外，印度積極推行“東進”戰略，介入南海問題，在經濟、政治、軍事上與中國競爭，增強對亞太事務的輻射影響力，從而加大了中國在東南亞方向的戰略壓力。

(2)領土、島嶼爭端

基於歷史原因，“一帶一路”地區內存在各種領土、島嶼爭端，爭端處理的結果直接影響戰略實施的安全保証。目前存在的爭端主要包括：海洋上，中國與部分東南亞國家存在“南海爭端”：2014年5月，由於“中海油981”號鑽井平台引發的所謂中越“西沙主權”之爭﹔中國與菲律賓、越南之間愈演愈烈的“南沙主權”之爭。另外，中日之間也存在釣魚島以及東海專屬經濟區之爭。周邊海洋爭端的實質在於區域秩序主導者及其追隨者同中國崛起之間的矛盾。短期內，這些爭端難以解決，這不利於深化中國與東盟的全方位合作，進而影響中國在新一輪貿易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

陸地上，“二戰”后印巴之間關於克什米爾地區爭端、中印邊界爭端、巴以領土爭端依然沒有解決。冷戰后，隨著蘇聯解體，“絲綢之路經濟帶”地區涌現了一批主權國家，這些國家之間的邊界劃定工作並未全部完成。吉爾吉斯斯坦境內有塔吉克斯坦的飛地沃魯赫，兩國邊界長911千米，劃定的隻有567千米，爭議地區超過70處。2014年1月11日，吉、塔邊境地區發生武裝沖突。塔吉克斯坦與烏茲別克斯坦有20%的邊界沒有劃定。吉爾吉斯斯坦與烏茲別克斯坦在費爾干納的邊界也未明確劃定，吉爾吉斯斯坦在烏茲別克斯坦有飛地巴拉克村，烏茲別克斯坦在吉爾吉斯斯坦有飛地索赫和沙希馬爾丹。這些飛地與當地居民時常發生沖突。此外，三國在共享水資源問題上劍拔弩張，互不妥協。這些邊界領土、飛地之爭和水資源糾紛已經成為引發地區局勢惡化的重要顯性因素。尤其是中亞地區的爭端，直接影響到未來上海合作組織范圍內的政治互信、安全與經濟合作，不利於維持中國西部地區的穩定。

(3)區域內個別國家政局動蕩

“一帶一路”區域內的國家多為發展中國家，受國內社會階級矛盾、民族宗教問題等復雜因素影響，這些國家一般實行政黨政治，但部分國家由於朝野斗爭，政局存在脆弱性和不確定性，缺乏共同歸屬感，導致重要的內政外交政策缺乏延續性。例如，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國內政治發展進程波折重重，尤其是吉爾吉斯斯坦南北矛盾依舊尖銳，季節性抗議出現常態化趨勢。

吉爾吉斯斯坦一方面宣布積極參與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另一方面又於2013年12月宣布退出中—吉—烏鐵路的建設，增加了項目的協調難度。此外，印度洋沿岸的索馬裡、也門等日益成為潛在的危險國家或地區。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中國未來勢必在區域內加大投資力度，擴大進出口，促進人員交流，這些國家的動蕩將會提升經濟投入成本並降低合作效率，進而影響中國的海外利益。

2.2非傳統安全方面

(1)恐怖主義的威脅

以恐怖主義為核心的地區“三股勢力”(恐怖主義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的破壞活動是威脅“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重要因素，日益成為區域內最大的非傳統安全威脅。盡管當前各極端組織之間的政治目的、組織形態、人員構成、活動能力存在差異，但其共同點均為反對世俗化政權，主張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受國際反恐局勢和地區安全局勢變化的影響，區域內的各極端組織出現人員互相交叉、指導思想相互融合、活動分散化、組織碎片化等特點，同時與國際恐怖組織之間的聯系也有所加強。特別是美國2014年年底從阿富汗撤軍后，很可能導致該國境內的沖突升級，伊斯蘭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可能“溢出”，影響地區穩定。此外，近幾年中國境內外的“東突”暴恐勢力相互勾結，以中國為目標不時制造襲擊，嚴重威脅中國公民的人身與財產安全。

(2)海上航道的安全風險

維護通行安全是“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重要考慮，這種考慮將基於通道的“打通”或“切斷”而展開。全球商業貿易的90%和石油總量的65%要通過海洋運輸，其中印度洋提供了全球一半的集裝箱運輸，70%的石油產品運輸需要通過印度洋由中東運往太平洋地區。印度洋航線分布著諸如曼德海峽、霍爾木茲海峽和馬六甲海峽等對全球貿易有著重大影響的戰略要道，其中40%的全球貿易運輸經過馬六甲海峽，40%的原油貿易要通過霍爾木茲海峽。

中國的遠洋生命線大部分集中在經馬六甲海峽、印度洋到中東、北非這一航線上，如果說石油是工業的血液，那麼從中東連接印度洋，並且途經馬六甲海峽的航道，實際上已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大動脈。

因此，維護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馬六甲海峽、霍爾木茲海峽以及曼德海峽三處節點的通道安全至關重要。具體而言，馬六甲海峽節點的挑戰主要來自美國對於此海峽的控制，霍爾木茲海峽節點的挑戰主要來自地區內部安全局勢的惡化，而曼德海峽節點的挑戰主要來自於海盜威脅。根據國際海事局(IMB)發布的2013年全球海盜情況報告，雖然索馬裡沿岸海盜襲擊次數下降明顯，已經從2011年的237起下降到2013年的15起，但襲擊威脅仍然存在，特別是在索馬裡沿海和亞丁灣。

(3)區域經濟一體化壓力

中國推行“一帶一路”戰略的目的在於建立中國與東南亞、中亞、中東、歐洲更加緊密的經貿聯系，尋求更加深入的合作與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通過輸出資金、技術推動區域內國家發展與繁榮，帶動中國經濟的升級與再平衡。而美國提出構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TP)，以阻礙東亞區域一體化進程，對亞太地區逐步形成的由東盟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ＲCEP)起到分化作用。同時，歐美聯合構建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推行更加自由化的國際經貿規則，從歐洲大陸方面阻礙亞洲與歐洲的經貿合作進程。TTP和TTIP構筑了西方自身的利益網，從而阻滯了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目標的實現。

(4)跨國有組織犯罪

中國推進“一帶一路”戰略密切區域內各國經貿關系的同時，也會受到跨國有組織犯罪問題的影響。被聯合國大會列為“世界三大犯罪災難”之一的跨國有組織犯罪日益猖獗，嚴重影響了各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當前跨國有組織犯罪的類型包括：毒品走私。阿富汗生產的鴉片危害擴大至全球，特別是“毒品經濟”與中亞宗教極端勢力相結合，沖擊了中國西部安全﹔偷越國境。中國勞務外派和境外就業的同時，各種涉外勞務犯罪活動隨之產生﹔③跨國經濟犯罪，如洗錢、電信詐騙等。

三、中國在“一帶一路”安全問題上的選擇

中國通過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可以形成沿海、內陸、沿邊全方位開放新格局，提升開放水平，提高西部內陸地區的經濟總量和經濟份額，保証海上運輸安全，加強政治互信。為了實現“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未來在應對“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安全風險時，中國除了加強建設自身力量外，還需要做到“三個重視”。

3.1重視合作中提供安全公共產品

“一帶一路”區域內的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互交織，涉及的主權國家眾多，任何國家都無法獨自面對並加以解決。因此，中國隻有樹立更加開放合作的理念，才能調動區域內各方積極參與這一戰略實施，最終實現互利共贏。事實上，中國一直在這一區域秉持安全領域的合作。截止2014年8月，中國已經連續、常態化地派出了17批次編隊執行護航任務，為5670余艘中外船舶實施了安全護航，成功解救、接護和救助了六十余艘中外船舶。

阿富汗喀布爾前市長阿卜杜勒·薩希比(Abudul Sahibi)認為，中國出於能源效益和安全的考慮，非常重視絲綢之路的發展，早在2000年就提出了絲綢之路的倡議，並在中亞地區重新提出了多邊倡議。

未來，中國在安全領域內僅僅提出安全的理念是不夠的，還需要進一步落實到具體實踐中去。中國需要了解區域內國家需求，積極提供區域安全治理的公共產品。盡管目前中國在傳統安全領域的力量有限，以中國當前的海上軍力，相對美國而言，隻不過是一支建設中的“反干涉”力量而已。

然而，中國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優勢明顯。此外，隨著經濟實力增強，中國可以根據“經濟讓利原則”倡導建立各種維護區域安全基金，為國家安全合作提供經濟保障，實現“命運共同體”。當然，對於公共安全產品，一經提出，措施和方案應當及時跟進，而且要有關懷度和細膩心。

2011年以來，中國在多個場合多次提出，為促進南海海上安全秩序和生態保護行動而設立的30億元“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但東盟依然不明確如何申請和使用。

3.2重視區域內各國尤其是大國的利益關切

中國“一帶一路”戰略面臨的安全議題主要源於區域內相關國家，領土、島嶼爭端多基於歷史原因，政局動蕩多基於現實問題。對此，中國應重視區域內相關國家的利益關切，具體而言，中國作為領土、島嶼爭端當事國，應繼續堅持“主權歸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照顧其他爭端當事國的經濟利益，積極通過爭取雙邊磋商來加以解決﹔中國在面對區域內相關國家政治動蕩時，應堅持“不干涉內政”的原則，積極發揮建設性作用，推動相關各方以和平方式解決，維護區域穩定。

此外，區域內的安全議題都存在著大國因素，大國競爭在“一帶一路”區域將呈現常態化趨勢，其實質在於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力量之間的此消彼長。因此，中國應對區域內安全風險時，必須將大國視為“利益攸關方”，加強彼此合作，妥善協調關系。在大國因素中，美俄因素至關重要，美國作為霸權國家，在區域內有著廣泛的利益存在，而俄羅斯作為區域傳統強國，對區域內各種安全議題依然保持一定的影響力。

當前，中美俄三方可以充分利用現有的雙邊及多邊合作機制，採用靈活多樣的合作形式，在不同層面推進合作，加強政治信任，尋找共同利益的契合點。較之於美俄而言，中俄更容易接近，雙方都面臨民族復興的使命，中國應與“歐亞聯盟”在某種程度上“對接”，共同維護“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安全。而目前，中美之間在傳統安全領域存在著結構性的“安全困境”，中國的發展被美國認為是“零和”的，中俄協調很容易被視為“排美”，但區域內的領土與島嶼爭端、個別國家政局動蕩等背后都具有強烈的美國因素。因此，中美安全合作更多應從反恐、反海盜、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等非傳統領域著手，利用現有中美之間的各種對話交流機制，逐步建立信任，共同應對挑戰。

3.3重視巴基斯坦的“支點”作用

在地域分布上，南北兩個方向的“一帶一路”戰略的安全保証有賴於“一帶”與“一路”的有效互動。雖然此前提出的“中緬孟印經濟走廊”和“中巴經濟走廊”等戰略構想可將之連為一體，但“兩廊”的連接過於寬泛，對於應對“一帶一路”所面臨的安全挑戰的作用不是很明顯，真正有效的互動還在於發揮“支點”國家的作用。處在“一帶”與“一路”重合區域的國家主要是印巴等南亞國家，鑒於中印之間還存在久拖未決的領土爭端，所以中國必須重視巴基斯坦的“支點”作用，而且中巴“全天候”關系可以保証這一作用得以充分發揮。

在“一帶”區域內，中國可以利用巴基斯坦對阿富汗的影響力以及自身地緣條件，打擊包括“疆獨”勢力在內的中亞地區各個恐怖組織，保証中國西部的安全﹔可以利用美巴傳統關系的“橋梁”，加強中美的安全合作﹔利用印巴矛盾牽制印度，減輕中國西南方向上的安全壓力。在“一路”區域內，“大國爭霸，猶如下棋，不同的棋局用的是同一個棋譜，這個棋譜圍繞的隻有一個目標，那就是控制印度洋”。

中國不是印度洋沿岸國，而且受到海軍力量的限制，但中國可以利用巴基斯坦這一媒介參與印度洋事務，保証海上航道安全。盡管中國多次強調不在海外設立軍事基地，但這並不影響中國合理使用巴基斯坦的瓜達爾(Gwadar)港，其地理位置對於打擊印度洋西岸海盜物資補給以及保証海灣地區的能源安全都具有重要意義。

四、結語

“一帶一路”戰略要求未來中國全面開放型經濟應該海陸兼顧、齊頭並進、平衡發展。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戰略卻更多表現出“一帶”的優先地位，政府以帶動高鐵等裝備制造業“走出去”為契機，積極推進陸上互聯互通建設，強調陸上物流的時間優勢。但筆者認為，未來依然需要優先利用海洋資源，盡管國內已先后開通“渝新歐”、“鄭新歐”以及“義新歐”鐵路國際運輸，但傳統的海上運輸貿易還將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處於主導地位。陸上運輸的時間優勢還會受到各種安全風險干擾，前文提到的“一帶一路”戰略所面臨的安全挑戰，其中陸地安全挑戰佔絕大部分，而且經過國際社會共同努力打擊海盜犯罪，加強管控海洋、島嶼爭端，近年來，海上航道安全的風險已經大大降低。

未來，中國將與區域內各國攜手努力，積極應對各種安全風險與挑戰，成功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最終將中國與各國打造成為“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這將有助於維護中國包括安全在內的國家利益，樹立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增強中國的軟實力，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