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意識形態理論框架和基本思路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意識形態和文化建設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而重塑政治合法性是貫穿其中的一條主線，它也構成了我們把握習近平意識形態思想的重要視角。在此視角下，習近平意識形態思想的基本框架可以被積極呈現出來。

一、政治合法性：意識形態建設要回答的重大問題

任何一個政治共同體（Political community）都需要權力（Power）提供支撐，但對於一個政治共同體或政治秩序而言，僅僅有權力是不夠的，還需要統治者有權威，以及民眾對這個權威的認可。英國學者帕金曾說道：“政權不能僅僅靠強制而存在，而來自下層的某種程度的道德支持，對於任何權力制度的長期存在都是必要的。”^[1]這就涉及到合法性（Legitimacy）主題。《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對“合法性”的闡釋是這樣的：“它是一種特性，這種特性不是來自正式的法律或法令，而是來自於有關規范所判定的、‘下屬’據以（或多或少）給予積極支持的時候認可（或認可的可能性）和‘適當性’”﹔合法性是任何一種社會都會碰到的問題，“即該秩序是否和為什麼應該獲得其成員的忠誠的問題”。^[2]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把握政治合法性內涵：一是統治者角度。合法性是一個統治、以及統治秩序的正當性問題。這意味著，統治者需要通過各種手段論証自我統治的合理性、正義性等。二是被統治者角度。合法性是一個對統治的認同問題。某種統治關系或政治秩序被民眾廣泛接受和認同。

在現代社會，執政者一般從經濟增長績效、法律規則、意識形態等渠道，去獲取政治合法性資源。在社會轉型、特別是利益多樣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通過意識形態去維護或鞏固政治合法性的方式顯得越來越重要。此外，雖然意識形態有著諸多的功能，如經濟功能、文化功能等，但最直接、最重要的還是政治辯護與批判功能。我們黨一貫重視意識形態工作，始終牢牢掌握意識形態領導權，為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堅定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提供了有效支撐。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重申意識形態工作是“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總書記在“8·19”講話中提出了“兩個鞏固”：“宣傳思想工作就是要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3]這實際上指出了，意識形態工作要發揮“合法性”功能：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就是要維護和提升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鞏固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就是要維護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搞改革開放的合法性、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合法性。面對多種社會思潮之間交鋒、各種道路之間的爭奪，習近平堅持問題導向，圍繞旗幟、目標、政治模式、話語權、核心價值觀等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的重要方面進行了闡釋，其根本目的就是進一步維護、塑造乃至重構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中國道路的合法性。

二、基於政治合法性的意識形態的理論闡釋

習近平圍繞重塑政治合法性，進行了一系列的意識形態和文化方面的理論闡釋和實踐探索，基本要點有：

1、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定性

在當代，中國共產黨最直接的意識形態表達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執政黨的意識形態是否具有合法性，關鍵在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夠被民眾認同。黨的意識形態工作最為核心的任務就是正確闡釋好、宣傳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十八大以來，習近平至少從五個方面論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第一，“旗幟”與“道路”的問題。意識形態工作首先“要回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4]。習近平指出，“旗幟”、“道路”問題是第一位的問題，關乎黨的生命。這個旗幟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如何理解這條道路，它有兩個參照系：“封閉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幟的邪路”。十八大報告以及習總書記系列講話中為何要指出這兩個參照系？原因在於，在意識形態領域，各種社會思潮相互較量，我們黨要回應來自“左”和右的兩方面的挑戰。前者是傳統社會主義觀念，計劃經濟和階級斗爭是其理論要點﹔后者是新自由主義，私有化和多黨制是其核心。意識形態建設就是要堅決地回擊它們的挑戰，堅定“三個自信”。

第二，論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合法性。歷史合法性涉及到兩個方面：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中的歷史合理性﹔二是在中國堅持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合法性。習近平主要通過回顧社會主義五百年的發展歷程來說明這兩個問題。他把社會主義發展史分為六個時間段，其理論視角是科學社會主義，所要說明的問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必然，是一種具體的實踐形式，所以它具備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邏輯”。此外，對社會主義探索、改革開放的回顧，習近平所要表達的是：中國人選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不是偶然的，是經過反復比較和總結的結果，它是能解決中國問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原則與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結合的產物，它是符合“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總之，我們要繼續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篇大文章寫下去。

第三，對“特色”的正確理解。社會上一些人片面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色”，有些人理解為與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相區別、甚至相對立﹔還有些人理解為與世界文明相區別、甚至相對立。習近平反對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反對停留在抽象概念層面的理解方法。他提醒人們要從中國實踐、中國發展戰略去把握“特色”，從總體框架和內在關系去理解它。他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就特在其道理、理論體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實現途徑、行動指南、根本保障的內在聯系上，特就特在這三者統一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上。

第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性質。國內外有些人提出中國現在搞的究竟還是不是社會主義的疑問，有人說是“國家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這些都是完全錯誤的。習近平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麼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5]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所以其根本性質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因此，“在當代中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6]

第五，“兩個不能否定”。我們在下文稍加展開。

2、關於中國夢的目標設定

一個執政集團能否獲得民眾廣泛認同並追隨其后，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該集團是否有凝聚人心的目標或理想。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習近平意識形態工作的一種重要環節就是提出一個“富有感召力的奮斗目標”^[7]。這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夢是習近平關於意識形態合法性建構的顯著成果之一。作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話語，中國夢是如何進行合法性建構的呢？第一，佔據價值制高點。把握中國夢的目標內涵或價值屬性要堅持“內外有別”的原則。在國內，中國夢展現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價值追求，以中國夢這一“最大公約數”來凝聚人心，匯聚正能量﹔在國際，中國夢主要被詮釋為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夢。國際上總有一些人宣揚“中國威脅”論，認為，中國堅持“國強必霸”的邏輯，甚至一些美國政治家用“修昔底德陷阱”來說明中美未來走向。強化中國夢的和平發展的屬性，就是回擊抹黑中國的錯誤認識，增強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認同度。總書記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上說道：“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但這是一隻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8]第二，打牢理性的支撐點。一種意識形態要具有合法性，不僅需要價值吸引力，還需要科學性。缺乏科學理性的烏托邦是無法真正牽引民眾的。中國夢的科學性在於它正確反映了社會發展趨勢，符合人民利益，它具有反映中國人自近代以來追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邏輯”﹔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邏輯”。第三，找准政治辯護的轉化點。習近平通過“實現什麼樣的理想，怎樣實現理想”這一基本問題，將“目標”與“路徑”有機結合起來：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必須弘揚中國精神，必須凝聚中國力量。中國夢的合法性功能得到有效發揮：對當代中國的發展道路和國家制度的論証與辯護。第四，抓住大眾宣傳的特點。中國夢擺脫了“曲高和寡”的概念化形式，採用了老百姓喜聞樂見的、通俗易懂的語言表達形式，這樣的話語貼近百姓的生活世界和日常需求，很容易被傳播、被接受。

3、關於黨的歷史的論述

對歷史的認識和解釋，歷來是各種政治力量、利益集團較量的重要戰場。通過對歷史的解釋，爭奪合法性是一個普遍社會現象。古人講：“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總書記指出：“以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對待黨的歷史，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實現黨的執政使命的必然要求，是應對意識形態領域挑戰，抵制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圖謀的必然要求，是開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新局面的必然要求，關系黨和國家長治久安，關系我國社會主義前途命運。”^[9]習近平通過論述黨的歷史，鞏固執政合法性，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理解：

一是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堅持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科學對待黨的歷史：准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正確對待黨在前進道路上的失誤和曲折。

二是堅決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往往借助於“反思歷史”、“學術研究”，詆毀革命的合法性，指責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誤入歧路”。近些年，一些人通過渲染毛澤東晚年的失誤，來徹底否定毛澤東，進而達到否定共產黨領導的合法性。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的大會上，提出正確評價毛澤東的科學方法，毛澤東的豐功偉績不容抹殺。總書記指出，歷史虛無主義的要害，是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否定黨的領導，我們要旗幟鮮明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

三是正確看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即“兩個不能否定”的重要論斷。習近平指出，這兩個歷史時期“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10]。否定了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就是否定了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合法性﹔否定了改革開放后三十年，就是否定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合法性。

4、重塑改革話語

在利益固化的今天，是否還有改革的動力﹔在思想分化的今天，是否還有改革的共識。針對社會上的一系列疑問甚至“雜音”，習近平重塑改革話語，統一思想，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識，形成改革合力。第一，改革開放的重要性。習近平用“關鍵一招”、“強大動力”、“活力之源”、“重要法寶”等話語來說明改革開放的重要意義。我們所取得的成就是改革開放帶來的，隻有改革開放能夠“發展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蓬勃生命力是改革開放帶來的，隻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確，我們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出現了諸多問題，一些問題還特別嚴重，但這些問題不能成為我們放棄改革開放的“理由”，恰恰相反，它們是推動我們全面深化改革的動力。因為，“改革開放中的矛盾隻能用改革開放的辦法來解決”^[11]，“改革開放隻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第二，改革開放的方向性。習近平說：“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12]意識形態的任務就是對改革開放的“方向性”給出明確的闡釋，並獲得民眾的政治認同。一些人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則就是不改革。總書記指出，這是“別有用心”的。“我們的方向就是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而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改弦易張。”^[13]總書記有針對性地指出：“有些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14]哪些不能改呢？最核心的是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能改。第三，改革開放的革命性。意識形態話語既需要根據時代不斷更新，又要保持自身的連續性。習近平在主流意識形態上，將“改革”話語與“革命”話語有機結合起來，甚至借助於革命話語系統論証改革的正當性。“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領導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15]“新的偉大革命”、“偉大斗爭”等傳統意識形態話語被用來描述改革開放，減少了意識形態變革的成本。

5、政治發展道路的意識形態闡釋

政治發展道路和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最為緊密。意識形態要發揮自身的功能，需要對政治發展道路和政治制度做出解釋。習近平在這方面的顯著貢獻有兩個方面：一是更加突出協商民主的“范式”意義。西方國家在民主話語權上佔據主導，它們常常將西方的“選舉民主”視為唯一的民主模式，並力圖引入到所有國家之中。但是，一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政治模式，是由這個國家的國情和性質決定的。根據我們自身的特點，習近平更為強調協商民主在民主政治建設中的重要性。“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16]二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特別維護憲法權威。馬克斯·韋伯把合法性類型歸結為傳統的、卡裡斯瑪和法理三種類型。現代社會是法理型，合法性越來越建立在法律的基礎上。當今中國同樣需要法理型的合法性模式。習近平特別強調憲法和法律的權威。“維護憲法權威，就是維護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權威。捍衛憲法尊嚴，就是捍衛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嚴。”^[17]“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18]執政黨一方面要用憲法和法律規范自身的權力，另一方面要用憲法和法律為黨的執政提供堅實的合法性基礎。

6、核心價值觀的建構

從內在結構來看，意識形態包括價值信仰、理論學說和策略政策三個層面，其中價值信仰是意識形態最核心的要素。意識形態是否具有合法性，就在於它是否具有被民眾接受、認同的道德原則和價值觀。可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和話語權取決於其價值觀是否具有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當代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價值信仰系統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它體現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要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的“價值表達”，它有四個方面的特征：體現了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繼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體現了時代精神。這四個方面也指出了核心價值觀的四個基本來源。習近平從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戰略高度，把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凝魂聚氣、強基固本”的基礎工程，它有四個方面的具體路徑：教育引導﹔融入社會生活﹔突出道德價值的作用﹔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習近平特別強調中華傳統優秀文化在核心價值觀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在革命思維和革命型意識形態裡，共產黨人基本上對傳統文化持徹底否定的態度，這跟五四新文化精神是一致的。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對傳統文化的立場和態度不斷改變，十八大以來，這一點尤為明顯。習近平實際上變革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傳統文化觀。第一，習近平對傳統文化的高度評價前所未有。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是我們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於隔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第二，習近平對傳統文化的現代性轉化的重視前所未有。在延續過去的相關提法（“批判地繼承”）之外，習近平強調要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7、國家文化軟實力和國際話語權的闡釋

哈佛大學約瑟夫·奈教授首次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的概念，它指文化和意識形態吸引力所體現出來的力量。文化軟實力對於一個國家或政治共同體意義極其重要，它可以為其政治合法性提供牢固的價值觀和道義辯護與論証。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有四個方面的路徑：一是努力夯實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根基﹔二是努力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三是努力展示中華文化獨特魅力﹔四是努力提高國際話語權。

其中，提高國際話語權在當下尤為緊迫，總書記在“8·19”講話中將其作為一個重要內容加以闡釋。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曾提出“意識形態領導權”概念。“一個社會集團的霸權地位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即‘統治’和‘智識與道德的領導權’。”^[19]后者就是意識形態領導權。提高國際話語權實際上就是在全球意識形態領域中爭奪話語權和領導權。在國際上，爭奪意識形態話語權，關鍵是精心構建對外話語體系。一是要加強話語體系的自主性和原創性。理論界一些人還是習慣用西方概念和話語解釋中國實踐，把中國當作西方話語的試驗場，在現實中常常削中國實踐之足，適西方理論之履。二是要加強話語表達方式的有效性。現有一些表達方式“假大空”，完全脫離國際社會表達習慣。在國際上，我們要遵循國際上通用的表達方式，要堅持中國立場、國際表達。

8、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功能闡釋

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闡釋上，習近平堅持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並重。前者以問題為導向，突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方法論功能﹔后者突出理想信念維度，強化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價值引領功能。

習近平反對“左”右之間的無謂爭論，堅持問題導向，強調馬克思主義作為“實踐唯物主義”的理論特征：切中社會現實，解決現實問題。“我們一定要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著眼於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於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20]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能否被民眾所認同，首先在於它是否具有對社會現實的“解釋力”和對現實問題的“解決力”，即有效性問題。2013年12月，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指出，領導干部要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自己的看家本領。掌握“看家本領”，就是要學習和掌握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法、物質生產觀點、人民群眾觀點等。總書記強調，要用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指導我們的改革，用這些“看家本領”推進我們的工作。

此外，為了抵制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功利化和庸俗化理解，習近平特別突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價值內核”。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強化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維度及其現實意義。對於全體社會成員而言，堅持社會主義，就是要堅守其“本質要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於共產黨員而言，要堅守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追求，始終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21]二是強調以人為本、實現人的解放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主題。總書記強調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在宣傳思想工作中要堅持人民性。“堅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以民為本、以人為本。”^[22]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中，堅守以人為本的價值原則，要更加注重公平正義話語的建構與實踐。習近平所說的“為人民服務、擔當起該擔當的責任”是以人為本的價值主題的最鮮明的表達。

三、簡單的結語

從理論層面來看，政治合法性是意識形態基本功能，立足政治合法性分析

習近平意識形態理論框架是符合意識形態一般原理的。從實踐層面來看，鞏固黨的指導思想一元化、維護黨領導國家的政治秩序是意識形態工作的根本目標和基本遵循。當然，政治合法性只是一種嘗試性的解釋框架，還需要不斷發展，這樣才能全面准確地把握習近平意識形態思想及其實踐策略。

注釋：

[1][英]弗蘭克· 帕金：《馬克斯·韋伯》，劉東等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75頁。

[2][英]戴維·米勒、韋農·波格丹諾：《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39頁。

[3]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頁。

[4]習近平：《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7頁。

[5]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9頁。

[6]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9頁。

[7]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頁。

[8]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頁。

[9]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學習習近平同志關於黨的歷史的重要論述》，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6頁。

[10]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頁。

[11]習近平：《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4頁。

[12]習近平：《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頁。

[13]習近平：《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頁。

[14]習近平：《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頁。

[15]習近平：《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頁。

[16]習近平：《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頁。

[17]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37頁。

[18]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頁。

[19][意]葛蘭西：《獄中札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頁。

[20]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9頁。

[21]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頁。

[22]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頁。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