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全球化時代與當代中國的政治認同

20世紀中后期以來，全球化的影響力延及世界每一個角落。在使世界向廣度和深度方向發展變化之時，其亦重構著人們對世界、國家、社會及自我的認知，表現在政治認知領域即是人們的政治認同問題的不斷凸顯，從而使得現實狀況與傳統情形之間出現了巨大的反差。在這樣的情況下，將當代中國的政治認同問題置於全球化視閾來加以剖析和審視，既是時勢之所需，也是夯實和提升我國政治認同之關鍵。

一、全球化的深入推進凸顯我國的政治認同問題

社會是人類存在和發展的基本依托和內在形式，人總要以社會的方式展開活動。在一定的社會之中，人們總是與各種各樣的政治組織或政治單位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聯系，並形成對這些政治組織或政治單位的認知、情感和態度。“每個人，無論你是否喜歡，事實上都不能完全置身於政治之外。……政治是人類生存所無法回避的一個事實。”^[1]這種發生於社會政治生活中的現象便是政治認同，它是“人們對某個或某些政治組織或政治單位的歸屬感”。^[2]政治認同“是任何一個政治共同體得以存續的前提，它在根本上決定著共同體自身的興衰成敗乃至生死存亡”。^[3]在全球化進程中，將“認同”與“政治”結合起來，在政治層面加以探討，便形成了不同的政治認同研究范疇，如民族認同、國家認同、政黨認同、政府認同、政治文化認同等。在這些認同形式中，國家認同具有根本性意義，是最高層次的政治認同。在我國，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具有主導性意義，規定著其他認同形式的深度和廣度。就個人而言，政治認同是個體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種穩定的心理過程，體現為主體對客體的支持、認可、歸宿、責任、熱愛、忠誠、信仰等態度和情感。然而，自人類步入全球化時代以來，這種情形便悄然發生著深刻改變。全球化以其巨大、深厚且廣泛的力量重構著人們的政治認知，從而使得政治認同問題深刻凸顯出來。從一般意義上來看，這種情形的發生與如下因素息息相關：

一是信息化。信息技術的發展構成了全球化的重要支撐點，信息網絡化日益成為全球化時代的基本趨勢。以互聯網、通信技術等為標志的信息化，是成長於當今時代的人們學習、生活、交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對網絡的使用、依賴已深刻融入了人們的各個方面。與傳統的廣播、電視、報紙等媒介相比，網絡的迅猛發展，使得人們更易於獲取知識、聯系他人、加強溝通、表達意願、開闊視野，也因其較少受到約束和規范，網絡上多元、多樣且參差不齊的思想觀點、奇聞軼事異彩紛呈，給人們的思想觀念帶來了巨大影響。

二是市場化。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各種資源、要素在全球范圍的流動成為常態，投資、生產、銷售、競爭與合作等超越一國范圍而成為一個全球性行為，整個世界的聯系愈發密不可分。伴隨經濟全球化的推進，超國家主義、全球行話、世界公民、精英非國籍化等嶄新的思想觀點和新興形態不斷涌現，對人們的國家意識、國民意識和身份意識造成了極大沖擊。

三是民主化。20世紀中期以來，伴隨全球化而至的以西方為標本的民主化浪潮席卷了全世界。為此，亨廷頓總結稱世界民主化進程已步入“第三波”，福山則宣稱這是“歷史的終結”，且至今認為“民主仍然挺立在歷史的終結處”。時至今日，盡管西式民主的諸多弊端已漸次暴露於世人面前，但以票選、普選為核心的西式民主理念、制度和實踐，仍受到不少國家和個人的追捧。就我國而言，較為開放、自由、富足的社會環境，為人們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和向往提供了條件及可能，但由於政治認知、政治辨別能力的有限，其難免會受到西式民主理念、制度和實踐的影響。

四是民族主義的泛化。以民族意識和民族情感為基礎的民族主義，曾在爭取國家獨立和統一、建立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但在殖民體系瓦解之后，“人們驀然發現，民族主義已經走向了極端，並表現出弊大於利的偏向”。^[4]尤其，冷戰結束以來，伴隨全球化的趨勢的全面確立和鞏固，“新一輪民族主義思潮，其內容更加深刻，且新的觀點和理論不斷涌現，導致了民族主義的泛化”，^[5]如族際政治、少數人權利、民族文化等領域中的民族主義傾向和表現，以及由此產生的“多元文化主義、差異政治理論、蘊含‘一族一票’訴求的族際政治民主化理論等”，^[6]直接對多民族國家的國家認同構成了挑戰。如是，“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作為民族主義之核心追求的民族國家的意義已經程度不同地被削弱了。在這樣的形勢下，對民族國家的堅定信念也在動搖”。^[7]

五是境外敵對勢力的滲透。作為國家軟實力重要組成部分的政治認同，對國家的穩定和發展具有根本性作用，國家軟實力建設已成為我國既定的國家戰略。為此，長久以來境外敵對勢力針對我國的政治認同為目標的破壞、滲透活動從來就不曾消停、放鬆過。在全球化條件之下，其常常打著各種旗號進行著破壞和滲透活動，如扶貧、發展公益事業、支持教育、資助科研等，對青少年、少數民族精英、科研人員、政府官員等進行拉攏、腐蝕，嚴重侵蝕著人們的政治認知。

今天，人們對全球化的認識更加全面、深刻。全球化無異於一把“雙刃劍”，給人類造成了巨大影響。首先，全球化是一種構建性力量。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們“比較了世界各種理論與實踐，從而對中國的認識更全面、更准確。在比較中，剔除了過去政治認同中盲目的東西、先入為主的東西同時，全面辯証地看到了世界情況，也能排除對西方制度的崇拜”。^[8]換言之，人們從世界各國發展變遷的比較優勢中升華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知，其政治認知更加趨於理性、務實。例如，針對“西方國家二戰后所致力的民主輸出實踐”，人們愈發深刻地認識到，其“許多時候傳播的是西方的民主理念與制度，種下的卻是分裂、沖突與戰爭的種子，無數百姓不得不承受民主所帶來的民不聊生的代價”。^[9]其次，全球化還是一種解構性力量。“不再有什麼是穩定的，不再有什麼被一致接受﹔在任何地方，對一切事物，都存在不同的意見。”^[10]在全球化進程中，伴隨人們生活方式的多樣、差異和多變，也逐漸呈現了政治認知、政治價值、政治行為的多樣、差異和多變。事實上，“全球化並沒有像許多人擔憂的那樣導致世界的一體化（實質上是西方化甚至美國化），相反，它是一個始終伴隨地方化、充滿差異與斷裂的過程”。^[11]由此可知，人們的政治認同在全球化時代不可避免且程度不同地面臨著解構或侵蝕，並遭遇了巨大影響：

一是政治認同的多元化。在全球化時代，各個國家、各種制度、各種文化在全球范圍相互交流、交融、互動，滋生繁衍了多樣化的思想理論和文化思潮，人們的視野和認知不再局限於一國或一隅之內，更不再簡單地追隨、篤信傳統的主流價值形態，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形成了主流與多元並立的格局。在此格局之下，人們的思想認知、理想信念逐漸呈現獨立性、選擇性和差異性，反映到政治文化領域便是政治認知的多元、差異和多樣。

二是政治認同的弱化。多元化的政治認同必然銷蝕著對民族國家及其政治體系的信心、信念和信仰。在我國參與、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不斷加快的情勢之下，各種紛繁復雜、參差不齊的思想觀點、價值主張、文化思潮大量涌入，與我國轉型期的利益分化、利益矛盾及沖突“交相輝映”，傳統的政治文化面臨著沖擊和解構的境遇。如此，則直接導致了人們政治認知的模糊、混亂，政治價值的迷茫、沖突，以及政治信仰的多元或缺失，人們的政治認同於無形之中被削弱了。

三是政治認同的非理性化。受西方民主化思潮、制度和實踐的影響，反觀中國的民主制度及現實，在人們心目之中容易產生對當下中國“不民主”的錯誤認知，進而對現有的政治體制產生懷疑、動搖甚至否定態度。由此，盲目和極端向往、崇拜西方政治制度的輿論、行為和情緒，也常常廣泛地流散於人們的社會生活之中。

四是政治認同心理的復雜化。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人們傳統的政治認同心理也發生了巨大改變。起初，人們對民族、國家和政黨常常保持著無限的忠誠、熱愛和擔當意識，據此而形成的政治認同也較為簡單、單一和堅定。但隨著人們視野的不斷擴大、認知的不斷發展，對國家和執政黨的認同心理便漸次發生了轉移，並不斷提出了對國家的利益綜合、創造與保障能力、對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績效的要求，進而是人們具體的可加以衡量的安全感、自由感和福利感體驗及需求。

二、全球化進程中我國的政治認同面臨嚴峻挑戰

冷戰結束以來，全球化以更加全面、迅猛的發展速度在世界范圍內擴散開來。中國也越來越融入世界，發展的外部性特征越來越突出。^[12]在這個過程中，當代中國的政治認同問題不斷凸顯，並面臨嚴峻挑戰。

首先，傳統的政治社會化機制面臨挑戰。就個人而言，終其一生都面臨著各種形式的社會化，是一個不斷社會化的過程。個體在政治生活領域中的社會化，便是政治社會化，它是“人們通過學習和接受一定的政治文化而獲得政治屬性、形成政治人格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定的政治文化傳播的過程”。^[13]通過政治社會化，不僅實現了政治文化的傳播、傳遞和傳承，也形塑了人們的政治認知、情感和態度，形成了對政治體系的支持、效忠和信仰。政治社會化，以其對社會政治生活及個人政治認同的巨大作用為世人所重視。但政治社會化要由理論變為現實的社會政治過程，發揮巨大作用，必須經由一定的社會化機制方能實現。“這些在實現政治社會化過程中發揮作用的各個因素的內在作用方式就構成政治社會化的機制”，其表現為三個緊密相連的基本環節，“即政治文化的傳播、個體與傳播政治文化的媒介的互動和個體對政治文化的內化。這三個環節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共同作用，導致政治社會化的最終實現”。^[14]然而，在全球化時代，我國傳統的政治社會化機制面臨嚴峻挑戰。從政治文化的傳播過程來看，面臨著主流政治文化和各種政治亞文化並立存在的挑戰。雖然，社會成員常常接受著較為系統、集中和有意識的主流政治文化教育，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種充斥於網絡、書籍、朋友圈等為基本依托形式的政治亞文化影響。政治亞文化繼主流政治文化之后，已然成為一種具有強大影響力的文化現象，並且與所屬宗教、人種、民族、區域或階層等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深淺不等地由該社會大多數成員所共享”，^[15]對主流政治文化造成了沖擊和削弱。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如何適應各種新興媒介的發展，完善政治社會化的話語宣傳方式，保持和提升人們對主流政治文化的認可和信仰，便成為亟待破解的難題。從政治文化的內化環節來看，國家所倡導的主流政治文化要化為人們內在的知識結構、價值取向、理想信仰和行為准則，常常面臨形式各異的政治亞文化的干擾和侵蝕。

其次，傳統的國家認同面臨挑戰。國家認同具有根本性意義，是最高形式的政治認同。在傳統向現代過渡的全球化時代，“社會和政治機構被弱化了，權威受到銷蝕”。^[16]

一是超國家主義認同傾向銷蝕著傳統的國家認同。全球化在使世界的聯系更加緊密之時，也導致了傳統的民族國家意識弱化。在這樣的情勢之下，跨越國家界限的權力、規則和制度便逐漸形成。同時，由於全球治理的形成和要求，“構建一套具有普世性價值的全球規則和全球倫理的訴求也日漸強烈”。^[17]於是，滋生全球主義、超國家主義等思想觀點的土壤便漸至壘成，傳統的民族國家形態遭遇了全球化的解構，繼之所導致的嚴重后果，將是以全球主義為核心的超國家主義對國家意識及國民身份意識的銷蝕。就現實情況來看，持有這種超國家主義意識的社會精英，因其對全球化的認識、參與、受益程度較一般人更為深入，受全球化的影響也更為深刻，因而，其有可能完全走向國家的對立面，進而成為“背叛者”——“他們放棄對自己國家和同胞承擔的義務，吹噓他們對全人類的認同”。^[18]

二是對他國的盲目崇拜、追捧弱化著傳統的國家認同。在冷戰結束以來形成的“一超多強”世界格局之下，以美國為代表的歐美發達國家構成了全球化的引領者，其承載、宣示國家力量的文化、制度等常常成為人們“膜拜”、追捧的對象。例如，具有深刻文化意義的歐美發達國家的飲食習慣、服飾裝扮、電影節目、消遣娛樂、傳統習俗等遍及全球，成為人們爭相模仿、積極追逐的對象。於是，追捧、迷信西方發達國家，盲目妄自菲薄的悲觀情緒和社會心理便得以產生並逐漸彌散開來。這種大眾認知心理和社會情緒投射到政治認知層面，實質上便是對他國的認同高於對本國的認同。在“中國夢”的現實語境之下，更有甚者把日益成為凝聚民族力量、激發國民斗志的中國夢，極端地宣稱為“美國夢”，認為每個人心中的中國夢實質上就是“美國夢”！

三是多樣化的認同形式消解著堅定的國家認同意識構建。對個人或群體而言，認同是自我認知和自我意識的產物，它是構建起來的，具有特殊意義。“人們是在程度不同的壓力、誘因或自由選擇的情況下，決定自己的identity。……identities包括歸屬性的、地域性的、經濟的、文化的、政治的、社會的以及國別的。隨著時間和情況變化，這些identities的各自輕重分量也會變化，它們有時是相輔相成，有時會彼此沖突。”^[19]隨著全球化的深入推進，人們在社會生活中逐漸形成了各種認同形式，如身份認同、職業認同、區域認同、政黨認同、意識形態認同、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全球認同等等。這些認同形式通過不斷地交融、交叉，較為矛盾地集中呈現於個人身上，並處於不斷的發展變化之中，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國家的認同危機。就我國的現實情況來看，人們的思想較為開放、視野較為開闊、思維較為活躍，有著多樣化的生活方式、思想理論、理想價值可供選擇。由是，人們多樣、獨立、差異的認同形式便由可能成為現實，傳統與現代、本土與世界、自我與國家等認同形式的矛盾和沖突便成為常態，而“人們一旦感到處於兩個世界之間，感到在社會上處於無根的狀態，他們就不可能具有建立一個穩定、現代的民族國家所必需的那種堅定的認同了”。^[20]

再次，核心價值認同面臨挑戰。當今世界日益呈現出價值多元化的特征，價值的分化、分歧、差異、矛盾和沖突逐漸構成了人們的生活常態，人們的核心價值認同面臨來自各方面的因素的挑戰。

一是普世價值的影響。誠然，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為核心的價值理念及其制度和實踐，在歷史上為推動西方國家從傳統走向現代注入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因此成就了西方國家在近現代以來對世界的主導地位。這些成就為后來者不斷“膜拜”、向往和效仿。與此同時，造就“西方神話”的這些價值理念，也逐漸演變為所謂的“普世價值”而散布於世界各個角落，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客觀而言，這些價值理念無疑是人類社會政治發展的基本價值目標及追求，也構成了我國核心價值的重要內容。面對普世價值，如有學者分析的：“批判普世價值的人士所反對的，不是普世價值這個概念，甚至也不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權這些價值理念﹔他們所反對的，是根據這些價值理念來設計和建設的制度。他們反對按照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理念來改革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這才是問題的本質所在。”^[21]然而，現實情況卻是，由於政治社會化機制的不完善及普通社會成員的政治認知和政治辨別能力的有限，對西方國家倡導的這些“普世價值”及其制度和實踐抱有幻想的社會心理和輿論深刻地充斥於社會生活之中，侵蝕著對我國核心價值的認同。其實，這些價值理念的實現方式及實踐路徑是不同的，需要結合具體的社會歷史、文化傳統和社會實際來加以構建、設計和運行。

二是西方敵對勢力的價值滲透。在價值認同成為國家軟實力重要構成的情況下，侵蝕、削弱我國的核心價值認同便成為了西方敵對勢力的主要目標。在我國改革開放的現實條件下，緊隨西方國家文化擴張而來的價值滲透活動，對人們的核心價值認同造成了深遠影響。誠如有學者所言，“新帝國主義文化除了以其資本、軍事力量和科學知識進行全球統治外，也將會把其語言以及思考、信仰、消遣和夢想方式強加給其他民族”。^[22]其具體形式有：第一，以文化商品為載體的價值輸出，如好萊塢大片、麥當勞、聖誕節等，極富隱蔽性、迷惑性﹔第二，在教育和學術領域以文化交流、研究資助為幌子，對青年學子、科研人員、行業精英進行滲透、拉攏和利用﹔第三，更加突出以互聯網為主要攻勢的文化宣傳的地位。“這樣的滲透不顯山不露水，卻會在潛移默化中發揮作用”，並於不知不覺中就淡化了對社會核心價值的認同，“一旦問題顯露出來就會發現，冰凍三尺已非一日之寒”。^[23]

三是我國轉型期多元價值取向及價值沖突的影響。當前，我國正處於轉型期，人們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已發生了深刻變化。一方面，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的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多種所有制的並存、階級階層的變化和利益的分化導致利益主體的多元化，人們關心和維護自己所屬社會群體的利益，關注和重視個體的利益和感受，並以此作為價值評判尺度，好壞優劣皆依主體自身加以判斷。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的多元不可避免”。^[24]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的相互交織，使價值的分化、差異、分歧和沖突不斷加大，現實社會尤其是互聯網上不同價值的激蕩和交鋒日趨激烈”。^[25]面對各種文化思潮的大量涌入，在促成人們文化價值的獨立性、選擇性、差異性和多變性的同時，也造成了人們面對多元價值選擇的無所適從，以及價值取向的迷茫、模糊和混亂，客觀上削弱了主流價值的引領作用，淡化了對主流價值的認同。

最后，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出現偏差。我國是多民族國家，“從久遠的歷史中走來的各個傳統民族仍然相當完整，仍然具有相當大的獨立性，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它們都仍然是完整的民族”。^[26]在這樣的條件下，如果某個民族群體的民族意識過於旺盛，則會削弱著已有的國家認同，進而使國家認同面臨著多樣性的民族認同的制約，少數民族成員糾纏、徘徊於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情況將難以避免。

一是民族意識與國家意識的沖突。民族意識是對“自我”和“他者”之間的自我意識和分界意識，即“對自己歸屬於某個民族共同體的認識”，^[27]尤其是對涉及“本民族生存、發展、權利、榮辱、得失、安危等的認識、關切和維護”。^[28]國家意識是對自己歸屬於某個國家而不是其他國家的國民的認識。在民族意識強於國家意識的情況下，必然會引發國家認同問題。一方面，在少數民族的民族利益不斷增強的條件下，“各個民族群體會為了爭取、實現和維護自身的利益而與國家展開博弈，並在此過程中將民族群體與國家的關系放在自身利益的角度進行審視和調整”。^[29]由此，民族成員與國家的關系便成為一種利益對等或利益交換關系，國家意識則被消解於無形之中。另一方面，在民族間的分界不斷被強化的情況下，“族際間的界限會趨於固化，某些民族群體會努力挖掘和整理自己的歷史，創造自身的文化，而這一切反過來又進一步增強民族意識。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統一的文化、價值、意識形態和國族文化就難以建立，甚至會被消解於無形，漸趨虛擬化”。^[30]

二是民族身份與國民身份的沖突。民族身份內涵於民族的種族屬性之中，體現為民族的體貌特征、民族性格、民族傳統、民族風俗習慣等。“對於民族的具體成員來說，他的民族身份是取決於父母的民族身份，具有先天的性質，甚至是與生俱來的。”^[31]具備這種先天民族身份的民族成員，往往自覺不自覺地在內心中呼喚著對民族的認可。與此不同，國民身份則是后天賦予的，國家常常賦予國民各種身份並享受各種權利。由於歷史、文化和現實因素的制約，二者之間可能存在不一致、不協調的地方。誠如亨廷頓所述：“現代化、經濟發展、城市化和全球化使得人們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從較狹隘、較親近、較社群的角度重新界定身份和特性。國民層次以下的文化身份和地區身份比廣泛的國民身份更受關注。人們認同於那些最像他們自己的人，那些被認為有著共同的民族屬性、宗教信仰和傳統以及傳說的共同祖先和共同歷史的人。”^[32]在這種情況之下，民族身份便得以突顯，並高於國民身份，程度不一的銷蝕著國家認同。

三、積極順應全球化發展趨勢努力推進當代中國的政治認同水平建設

每一個國家都需要一定的政治認同支持，這是國家強大的社會心理基礎。在全球化時代，政治認同建設對於我國這樣一個民族構成復雜的多民族國家來說，意義極為重大。

首先，完善和推進政治社會化過程。政治社會化及其機制，是一種能夠有效構建起支撐國家統一和穩定所必需的政治認同的重要方式，對於形塑人們的政治認知、情感和態度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政治社會化的完善和推進不是一蹴而就、一勞永逸的，它是一個長期的連續不斷的過程。亨廷頓曾警醒地告誡世人：“即便是最成功的社會，也會在某個時候遇到內部分解和衰落的威脅。”^[33]因而，“完善的政治體系都必須完善和推進政治社會化過程。……當代各政治體系，均十分注重通過政治社會化來維持社會化的主導政治文化”。^[34]

其次，完善核心價值教育體系，積極推進核心價值教育。作為觀念形態存在的核心價值，其深遠意義可從法國19世紀思想家勒龐充滿詩意的敘述中窺見一斑：“當觀念通過不同的方式，終於深入到群體的頭腦之中並且產生了一系列效果時，和它對抗是徒勞的。引發法國大革命的那些哲學觀念，花了將近一個世紀才深入群眾的心中。一旦它們變得根深蒂固，其不可抗拒的威力盡人皆知。整個民族為了社會平等、為了實現抽象的權利和理想主義自由而做的不懈追求，使所有的王室都搖搖欲墜，使西方世界陷入深刻的動蕩之中。”^[35]由此可見，任何國家都必須構建、凝練自己的核心價值，都需要不斷加強核心價值教育，進而為統治合法性確立道義基礎，為凝聚共識、推動發展筑牢社會心理基石。加強價值教育，是“核心價值從理論形態走向實踐形態不可或缺的環節，是實現核心價值傳播與培育的重要方式”。^[36]

再次，維持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平衡，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我國的國家認同是56個民族群體對國家的認同，以及由此形成的國家意識和中華民族意識。民族認同是民族成員對自己所屬民族的認同，以及由此形成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情感。維持二者之間的平衡，是實現多民族國家國家認同的關鍵。這個目標的達成和實現，關鍵在於維持民族意識與國家意識之間的平衡，不斷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最后，必須把國家認同建設置於國家核心價值建設層面進行謀劃。國家認同是最高層次的政治認同，居於核心地位，對其他認同形式具有統攝性、整合性。20世紀60年代以來，國家認同問題受到極富遠見的政治學者關注，如阿爾蒙德將其表述為“國家的認同意識”問題，並把它界定為“對政治共同體的支持問題”﹔^[37]魯恂·W.派伊從認同危機的視角來闡述該問題，並提出在政治發展中的六大危機問題，其中“第一個也是最根本的一個危機是由認同感的獲得引發的”﹔^[38]亨廷頓在《誰是美國人？——美國國民特性面臨的挑戰》一書中，專門從國家認同的視角，系統闡述了美國國家認同面臨的挑戰、威脅，以及未來美國能否存續的問題。^[39]就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令人覺得遺憾的是，國家認同問題既沒有被納入國家意識形態的范疇，也沒有進入國家核心價值的層面，實際上是沒有把鞏固和提升國家認同作為國家的最高利益來考慮，由此帶來的結果是，中國至今沒有統攝性的關於國家認同建設的國家戰略”。^[40]為此，必須把國家認同建設納入國家核心價值層面來加以謀劃，積極推進國家認同的鞏固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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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學研究》，馮克利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第46頁。

[36]駱郁廷：《論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馬克思主義研究》2014年第8期。

[37][美]加布裡埃爾·A.阿爾蒙德，小G.賓厄姆·鮑威爾：《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年，第35頁。

[38][美]魯恂·W.派伊：《政治發展面面觀》，任曉等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1頁。

[39]參見周平《民族政治學二十三講》，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第145∼146頁。

[40]周平：《民族政治學二十三講》，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第231頁。

　　（作者單位：雲南大學民族政治與邊疆治理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