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學“教授治校”的困窘

美國的高校管理模式

高校行政化一直為國內社會各界所詬病，“教授治校”是許多教學科研人員的期許。為什麼美國卻能夠擁有世界頂級、最具活力的大學呢？原因之一就是“教授治校”。國人都艷羨美國的“教授治校”模式，並很容易陷入一個誤區，似乎隻要是美國大學都是教授治校，隻要中國大學像美國大學那樣管理，一切問題便都迎刃而解。

但事實並非如此。美國流傳著這樣一句話：普林斯頓董事掌權、哈佛校長當家、耶魯教授做主，即主要有三種高校管理模式。然而，美國的高校管理制度也並非盡善盡美。一個典型案例是，曾任世界銀行副行長、美國財長的拉裡·薩默斯，在應邀出任哈佛大學校長后，趕走了名教授科爾內爾·韋斯特和安東尼·阿皮亞，兩人轉往普林斯頓大學任職。幾年后，獨斷專行的薩默斯被全體教授聯合趕出哈佛。再如，羅德島藝術學院的140多名全職教授發起投票，82%的教師對校長和教務長投了不信任票，彈劾校長的主要原因是他大刀闊斧地肆意改革，沒有與教師進行足夠的溝通。相對而言，教授治校比其他兩種模式的可行性更大。

“教授治校”的真正實行仍有空間

筆者根據2015-2016年在休斯頓大學（University of Houston）訪學的所見所感，認為“教授治校”理念的真正實行，仍然還有不少值得探究的空間。位於美國南部德克薩斯州的休斯頓大學是一所公立大學，實行教授治校，每個系公推一至二人參加學校的教授委員會（任期兩年），就一些重大事件進行討論。每位教授代表都可以根據程序，通過研究、評估學校事務是否合理，呈上自己的提案，然后由自己所在的有關事務委員會推薦，最后交由教授代表大會投票決定。不過，教授代表大會的決定不能與聯邦和州立法相悖，也不能干預學校管理層的正常運作。

最近，德克薩斯州議會在未咨詢各高校師生的情況下通過了校園持槍法案，規定從2016年8月起該州的大學校園裡都可以合法持槍。由此，使得休斯頓大學“教授治校”的困窘揭開了面紗。私立大學可以自行規定是否允許槍支進入校園，但公立大學必須執行州議會的立法，否則州議會有權對拒不執行的大學削減教育資金。如同樣位於休斯頓市的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屬私立，被譽為美國“南方的哈佛”，堅決不允許學生持槍入校。然而，休斯頓大學的教授們無法對抗州議會。他們對此項法案非常擔心，經討論提出學生不能持槍進教室及教師辦公室的建議，不過未被學校管理層接受，因為執行層面上存在實際困難。

在院系一級的基層管理上，休斯頓大學也有各種教授委員會，對各種內部事務做出決策。比如執行委員會幫助系主任制定年度計劃和書寫報告﹔評審委員會評定教授年度工作進度得分﹔網絡委員會管理系網站網頁﹔圖書委員會協調教授的研究和圖書館的關系等﹔本科生委員會規定學生應選的課程﹔研究生委員會決定研究生的招收、獎助學金以及助教申請等。聘任權完全在教授手中，同時晉升也是由同系教授決定。教授們各司其職，沒有來自行政方面的掣肘。

與此同時，休斯頓大學的行政工作開始出現官僚化的傾向，個別行政人員自認為高人一等，並未搞好后勤服務工作，甚至連本職工作也推給具體辦事教師自己動手解決。另外，對教師的經費管理則更加嚴格，如果是公務出行需要提前一個月左右報告行程，甚至報銷機票時還要求將行程單和登機牌一起出示，少了一個登機牌都不承認此次出差。這些做法引起教授們的集體不滿，並一致提出抗議。

休斯頓大學對教師和行政人員的考核也存在差異。休斯頓大學的教師考核主要分成三個部分：科研、教學、服務。科研最主要看的是公開發表的論著，其次是教學任務，每年必須給學生開出一定量的課程，最后是參加校系各種委員會，為其必盡的職責。三項指標中，科研佔有絕對分量。譬如，當在教學和服務都正常完成的情況下，如果有書稿出版，則可以得滿分5分，發表了文章或拿了國家級研究獎金可以得4分，有正常進行科研、但沒有成果發表的則得3分，多年來休大從未有教師得分低於3分，這意味著教學人員都在努力工作。而對一般行政人員的考核則不太明確，針對這一點，甚至有教授質問，假如他們隻需要上傳下達，為何不讓負責辦公室衛生的清潔人員做呢？起碼態度上應該更加端正一些。教授們似乎有點忍無可忍了。

合理規范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的邊界

很明顯，休斯頓大學教授的管理隻限定在學術領域發揮作用，其實質是“教授治學”。大學作為人才培養和真理探究的學術組織，必須牢固樹立教授治校的辦學理念。教授是大學教育與科研的主力，在教研工作中起主導和決定性作用，是學校的主體。校長則應該率領全體行政人員為教授做好后勤服務工作。因此要合理規范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的邊界，彰顯學術自由，保障學術思維的空間。如果高校像行政機構一樣實行官本位，行政化傾向就會不知不覺地成為制約培養創新人才的最大阻力。雖然教授治校也有各種問題，但總體而言，這種模式最為簡潔有效，學校管理相對民主公正透明。與此同時，自律、監督是教授治校的保障，不排除有個別教授隻爭奪眼前的個人利益，罔顧學校的集體大局。

在中國，近年來，高校行政化不斷加劇。因此，教授治校的呼聲越來越高，被看作是高校去行政化的重要一步。在筆者看來，有以下幾點可供參考：一是在教學科研領域強調專家學者在學校組織結構中的主導地位，保証教師履行教書育人的基本職責，使學生將來能承擔起社會責任﹔二是高校內部行政權力須服從學術權力，建立一支高效的行政服務隊伍，維持校園日常運轉﹔三是加強學術組織內部建設，不以行政職務、而以真才實學為唯一標准，民主選舉產生教授委員會，教授委員會能獨立進行學術管理、決策，真正成為高校的最高學術權力機構。同時，教授治校應與校長負責、行政執行、群眾監督、學生自治、依法治校和民主管理等相結合，共同發揮作用。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