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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的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現實挑戰與爭論問題
進入21世紀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以來，伴隨社會民主黨政治上的整體下滑趨勢，一場有關社會民主主義的危機、挑戰及其未來的討論在歐洲社會民主主義陣營乃至整個思想領域持續。這些問題的內部分歧顯示，歐洲社會民主黨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面臨一種方向性的選擇：是退回到傳統道路上，還是發掘新的轉型之路?梳理分析這些爭議問題有助於我們厘清社會民主主義的發展方向。
一、關於社會民主主義危機討論的背景和趨向
(一)討論的背景特征
有關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危機的討論往往是由社會民主黨政治上的失利引起的。新的一輪有關社會民主主義危機的討論亦是如此。它是在進入21世紀后社會民主黨在一系列選舉中相繼失利尤其是在金融危機爆發后明顯表現出整體的政治下滑趨勢[1]下進行的。但本次討論的內容和進程明顯受到了以下兩方面因素的制約。
第一，此次有關社會民主主義危機的討論並不是一次全新的討論，而是過去30年的相關討論的歷史延續，隻不過討論的環境和內涵隨社會民主黨政治上的起伏而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目前，有關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危機的討論實際是與從20世紀80年代即已開始的歐洲社會民主黨的歷史轉型密切關聯的，因而它實際也是當時即已開始的那場有關社會民主主義危機的大討論的歷史延續。隻不過，最初作為討論主題的危機中的“社會民主主義”指稱的是戰后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模式，而伴隨這場討論的是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程度不一的改革進程。90年代中后期的“第三條道路”理論和政治實踐是這一討論及改革進程的最重要結果。借助於歐洲社會民主黨在世紀之交政治上的神奇回歸，“第三條道路”強化了一種被稱為社會民主主義“現代化”的轉型趨勢，其主張者也將其標榜為“新世紀的新政治”[2]。但社會民主黨內對“第三條道路”的熱情很快由於一些相關政黨的選舉失利而開始退卻。此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開始在歐洲蔓延，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的政治表現卻不盡如人意，尤其是在2009年歐洲議會選舉中遭受重挫，一種更為緊迫的危機感籠罩了歐洲社會民主主義陣營。在此背景下，新的有關社會民主主義危機的討論實際是圍繞社會民主黨轉型的歷史討論的延續，但它變得更為復雜，既承襲了老的問題，又融入了新的問題。包括作為討論主題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所指也變得不確定了。目前的危機究竟是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問題的延續，或主要是由於“第三條道路”的失敗，抑或是由新舊問題集合而演化為的一種系統性危機?不同的力量試圖作出不同的解釋。
第二，兩種不同意義的危機，即社會民主主義危機和資本主義危機的並存和交織也直接影響了相關討論的內容和進程。2008年以后，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危機是與這一時期的經濟危機相交織的。社會民主黨應對危機的乏力直接導致了民眾對其政治信任的下降及其在一系列選舉中的失利﹔有關社會民主主義未來的討論也更多圍繞著社會民主黨應對危機和后危機時代各種事務的政治綱領和行為能力。但在其中，人們所談論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危機”有些屬於社會民主黨人的理念和政治傳統所固有的問題﹔有些則屬於資本主義時代發展中的普遍性問題，如民粹主義思想和政治運動對包括社會民主黨在內的所有主流政黨的挑戰，實質上是資本主義既有民主制度危機的一種表現。多重危機因素的交織反映在了這一時期人們對社會民主主義危機的理解分歧中。
(二)討論中的一些新趨向
在上述背景之下，2008年以后有關社會民主主義危機的討論出現了一些新的趨向。
第一，“第三條道路”的失敗一時之間成為討論的焦點，但由此而產生的有關社會民主主義危機以及社會民主黨轉型歷史的認識分歧卻更大。如上所述，有關社會民主主義危機的討論是與歐洲社會民主黨歷史轉型密切關聯的。在2008年之前，歐洲社會民主主義陣營內部雖然圍繞社會民主黨歷史轉型的分歧始終存在，但佔主導的力量認同社會民主黨應適應新的時代變化並對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模式進行改革。所以，雖然並非所有的力量和政黨都認同“第三條道路”，但大多數力量並不反對其大的改革方向。
但歐洲金融危機開始后，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的整體表現令人失望。在反思其原因時，眾多的分析將之歸結為“第三條道路”的失敗。人們著重強調了它在兩個方面對社會民主黨的破壞性影響：對新自由主義的妥協導致人們對社會民主黨人的信任缺失，而其中間道路戰略則導致了社會民主黨與其傳統支持隊伍的疏遠。英國學者科林·克勞奇(Colin Crouch)的觀點具有代表性。他認為，布萊爾-施羅德的議程雖然試圖回答后工業社會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問題，但卻未能發展任何不同於新自由主義的議程。“第三條道路”的直接結果是致使人們失去了對社會民主主義現代化綱領的信任。以特定的“中間”選民為基礎的政策導致它與大部分傳統選民疏遠，導致對社會民主黨的政黨認同的下降。更進一步地說，“第三條道路”的改良主義使社會民主黨失去了其“政治外衣”，並摧毀了公眾對它的信任和信心。[3]
應該說，這種分析是客觀的。但基於這種分析所得出的結論以及它們在政治上的反應卻是多樣的甚至是大相徑庭的。基於這種認識，一些社會民主黨有意識地對此前的政策進行了調整，包括強調國家干預政策手段和在政治戰略上向傳統工人隊伍的回歸。但這種政策調整的效果既不明顯，也難以判斷。更重要的是，它引發了一系列有關社會民主主義發展方向的新的問題：這種調整是一種戰略性的方向調整抑或只是一種策略性的政策調整?它是否意味著“現代化”的改革方向錯誤?是否意味著對社會民主主義傳統模式的肯定和回歸?如果不是，新的方向應該指向哪裡?對於這些問題，不同的人在以不同的方式詮釋，而這些不同的詮釋背后顯示的則是社會民主黨內部不同力量的博弈。傳統力量要求社會民主黨恢復其左翼性，但卻無法提供傳統的政府干預模式之外的其他手段。而對於眾多的改革者來說，“第三條道路”的失敗並不意味著社會民主主義傳統模式的可行，人們也並沒有因為對新自由主義的譴責而支持國家的中心作用。其中主張“現代化”者雖然承認“第三條道路”的政策失誤，但並不認為是改革方向的錯誤，更不認同能夠簡單回歸傳統﹔而其他一些改革的主張者則試圖從“第三條道路”的失敗教訓中探尋出新的道路。
正是由於這些因素的交織，一個時期裡，圍繞“第三條道路”失敗的認識分歧只是使相關的討論尤其是有關社會民主主義未來的認識變得更為模糊而不是更為清晰了。一些政黨內部的分裂趨向與這種認識分歧不無關系。
第二，嚴重和持續的經濟危機也進一步引發了人們對整個社會民主主義“成功”歷史的懷疑。在二戰后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它同時也被人認為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的黃金時代——社會民主黨人自認為已經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化方式，成功地將資本主義“野獸”裝進了“籠子”。但此次的危機讓人們——這其中包括一些社會民主主義的長期追隨者——對此產生懷疑。英國學者杰瑞米·吉爾伯特(Jeremy Gilbert)認為，社會民主黨人應該從危機中得到的教訓就是他們總是認為已經使資本主義馴服了，其實不然，資本主義並沒有馴服，甚至也不能被馴服。資本主義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或調整了，但並沒有根本的改變。[4]在對此作進一步的分析時，有人強調了它與社會民主主義作為一種改良主義意識形態內在矛盾的關聯，即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它把自身的命運與其所反對的對象聯系在一起，因此使自己處於一種政治上幾乎注定要失敗的立場之上。基於這種分析，人們對社會民主主義所致力於的目標是否具有現實價值和可能產生了懷疑。按照這種理解，社會民主主義的危機不是局部或暫時的，而是一種長期的系統性危機。
第三，一些新的問題在有關社會民主主義未來的討論中更為突出，其中包括歐盟問題、移民問題等。這些問題在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政治議程中並不那麼重要，但目前已經成為相關討論中不容回避的問題。而它們往往又是與其他一些時代性的問題如全球化問題聯系在一起的。一些學者和政治家明確表示，社會民主黨的危機主要是由於社會民主黨缺乏在歐洲層次上的團結和應對。法國社會黨歐洲議會議員亨利·韋伯(Henry Weber)強調，歐洲是社會民主黨重新回到權力中心的主要戰場，而“社會民主主義的危機來自它無力對全球化的挑戰作出一種歐洲的反應”。英國學者大衛·馬昆德(David Marquand)也認為，這本應是一場社會民主主義的運動。但面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失敗，社會民主主義陣營卻保持沉默。[5]此外，隨著近年來歐洲移民問題的日益突出，社會民主主義者也越來越重視移民問題對社會民主主義的挑戰。早在2006-2007年，由進步主義思想庫進步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和德國艾伯特基金會即組織歐洲近60位智囊人物、政策決策者對移民和一體化問題進行研究，並提出報告。[6]近年來，一些研究者也進一步從歐洲以及各國社會既有相關制度體系的角度探討，移民問題對社會民主主義傳統的社會團結和文化觀的沖擊。[7]
總之，在上述背景下，社會民主黨人的危機感更為強烈，內部的分化(包括黨內的分化和不同國家地區的社會民主黨之間的分化)也更為嚴重。
二、對社會民主主義危機根源的不同解釋
圍繞社會民主主義危機的認識分歧也直接反映在對危機根源的理解上。這方面存在許多不同的解釋。有人將關於社會民主主義危機的諸多解釋歸為七個命題，認為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是相互關聯的：(1)“達倫多夫”命題，即認為隨著工業時代的結束，社會民主主義已經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任務，因此已變得多余了。(2)“窄化”命題，即認為政黨光譜中允許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進行綱領性定位的空間已經被狹窄化了。這一方面是因為保守主義政黨已經“軟化”並佔領了政治空間，另一方面是因為民粹主義政黨吸引了那些不滿現狀的民眾。在這兩種趨勢同時存在的國家裡，社會民主黨已被“三明治化”了。(3)“話語支配權”命題，即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已經喪失了在大多數重要的社會議題上的話語支配權。當今佔主導的話語范式是保守主義—自由主義主流話語范式。相反，進步的左翼政治路徑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再能夠得到多數選民的支持。(4)“可信度/政績”命題，即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不再被認為是社會正義的維護者，其他政黨正在與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爭奪這一角色。社會民主黨的近期改革背離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因此，雖然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仍獲得社會的高度贊同，但社會民主黨卻並不代表它們。(5)“疏離化”命題，即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已經與它們原初的勞工階級基礎疏離了。(6)“選民基礎分化”命題，即社會民主黨原本的選民基礎已經分化為支持全球化和反對全球化兩大陣營。那些感到自己在全球化世界中被冷落因而反對全球化的選民認為，社會民主黨未能充分代表或表達他們的意志。而那些支持全球化的選民則認為其他政黨可以更好地代表他們。社會民主黨的核心選民群體因此日益萎縮。(7)“價值變遷”命題，即認為近年來社會—文化議題在歐洲問題階序中的地位正與日俱增。這是“后68年代”伴隨“享樂主義革命”所發生的社會變遷進程以及移民的不斷涌入所導致社會后果的反映。在這種背景下，左翼精英的“世界主義”及文化多元主義與社會民主黨核心選民(勞動隊伍)的價值理念發生沖突，后者要麼轉而支持民粹主義運動，要麼干脆放棄選舉。[8]
粗略地看，這些命題中有一些是人們在20世紀90年代的“第三條道路”討論中就已經耳熟能詳的，但其內容顯然又融入了新的變化因素。如“達倫多夫”命題、“話語支配權”命題、“選民基礎分化”命題和“價值變遷”命題。“達倫多夫”命題本是20世紀80年代中右翼力量用以攻擊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的有力武器，因此在當時立刻引起了社會民主主義陣營的激烈反應，人們可以把“第三條道路”看做是對該命題的一種証偽實踐。但當在新的危機之中人們把矛盾的焦點對准“第三條道路”的失敗之時，它卻似乎成了對該命題的一種新的証言。因此，不只是中右翼力量不斷利用這一命題來打壓社會民主黨，甚至一些悲觀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也把它當成一個魔咒。“話語支配權”命題最初強調的是新自由主義的話語支配權，而在新自由主義受到人們的譴責的背景下，它演化成了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的支配權。“選民基礎分化”論最初強調的是社會結構的變化所導致的社會民主黨傳統選民隊伍(即產業工人)的萎縮和新中間力量發展的挑戰。現在，人們把它集中在全球化的問題上。也就是說，這些命題不過是把最初針對社會民主主義傳統模式的論証邏輯進一步延伸到了針對目前以及后危機時代的社會民主主義。另外一些命題則是著重於對過去30年歐洲社會政治新變化現實的反應。如“窄化”命題著重於過去30年尤其是冷戰結束后歐洲的政黨格局變化對社會民主黨的挑戰，而“可信度/政績”命題和“疏離化”命題則是針對社會民主黨的改革尤其是“第三條道路”的失敗。它們更為強調的是一些具體問題而非整體性問題。
上述命題都有其存在的一定依據，實際是在從不同的角度詮釋危機，這也恰是目前社會民主主義危機的多面性的表現。但這些問題往往也是交織重疊的，很難將危機的根源歸之於某一具體方面。不過，我們可以將有關社會民主主義危機根源的不同解釋歸結為三個方面。
首先是社會經濟的客觀變化的因素，即一系列新的社會經濟變化對社會民主黨的基本價值觀和政治理念的結構性約束。在歷史上每一次有關社會民主主義危機的討論中，這都是一個重要的論題。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討論中，這種論証方式也是人們常見並容易被認可的。其中，人們經常強調以下變化對社會民主主義以及社會民主黨政治基礎的侵蝕：后工業社會的社會結構變化導致社會民主黨傳統支持結構的變化﹔全球化的發展對國家控制權力的侵蝕以及全球競爭的加劇對社會團結的侵蝕﹔社會意識的變化，尤其是個人主義的盛行對社會民主主義的集體主義的挑戰。眾多的分析都指出，全球化的不斷深入發展，福利國家的制度化，自由市場的主要經濟支柱地位的鞏固，人們的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社會異質性的增強，這些大的環境都更有利於保守主義而不是社會民主主義。
不過，強調客觀的社會經濟變化因素本身並不足以得出某種確定的結論，因為在不同論述中，同樣的因素可能被用以導出不同的結論。在有關社會民主主義危機的討論中，這些客觀變化因素可以很容易地導向一種有關社會民主主義宿命論的觀點，即判定面對全球金融危機，社會民主主義失去了革新能力。但對於同樣強調這些因素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改革者來說，強調這些因素只是為了促使人們重新審視戰后的社會民主主義原則，特別是關於經濟和政治權力的性質、國家干預市場以及公民事務的范圍和程度等。[9]
其次是社會民主黨的政治戰略變化所導致的惡果。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社會民主黨新的政治定位，即中間化戰略導致與其傳統核心支持力量工人階級隊伍的疏遠，一個重要表現是與工會之間的尷尬關系：對於許多社會民主黨人來說，工會既是麻煩的制造者，也是戰略伙伴，目前兩者間的合作基礎正在被動搖。[10]但對於奉行實用主義原則並以執政為主要追求的社會民主黨來說，最尷尬的是，由於上述的社會結構變化，即使它能夠維持與工會或工人階級的戰略聯盟關系，也不足以贏得選舉勝利。這也正是目前身處危機中的社會民主黨在戰略選擇方面所面臨的兩難困境。
第三是社會民主黨的政策選擇，這既可以指社會民主黨自身的政策選擇錯誤，也可以指它失去了政策選擇的手段和空間。討論中，人們最為強調的是社會民主黨的“第三條道路”對新自由主義的妥協，導致其失去了自己的政治特色，並因此而遭到選民的拋棄。此外，人們還強調，面對危機以及變化的環境，社會民主黨拿不出替代性的綱領和政策，缺乏新的政策手段，這是其陷入政治危機的主要原因。這包括福利國家改革方面的政策選擇錯誤、缺少能夠替代凱恩斯主義的其他經濟政策手段以及在應對歐盟危機和移民等諸多問題方面缺少建設性主張等。荷蘭著名學者勒內·庫珀魯斯(Rene Kuperus)強調，歐洲社會民主主義面臨生存危機是因為：選民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背棄了它所承諾和代表的美好社會，即平等的公民權利、團結、社會流動性、信任以及共同體意識﹔這一美好社會被精英主義者虛假的泛世的美好社會概念削弱和背棄了，后者主要是圍繞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歐洲的統一、不斷的福利國家改革、不良的移民管理、個人主義的崛起等展開的。[11]
這種論証方式中最典型的適用對象，無疑是曾經高舉“第三條道路”旗幟的英國工黨和“新中間”道路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如有分析強調，截至2007年，德國社會民主黨轉向並奉行的“市場社會民主主義”(market social democracy)是該黨在金融危機后深陷政治危機的原因。這種“市場社會民主主義”意味著在市場、國家與個人之間的一種重新組合。它不只是放棄了傳統的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方式，更嚴重削弱了社會民主主義傳統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哲學的基礎。[12]
另外，2008年后社會民主黨的政治危機很大程度上是與歐盟的危機聯系在一起的，因此也有人強調社會民主黨的歐盟政策因素，認為在德國默克爾政府成為歐洲緊縮政策的代表和領頭人、歐洲的許多中左力量希望德國的社會民主黨能夠在提供一種替代性方案方面發揮建設性作用之際，德國社會民主黨事實上並不能發揮這種作用。[13]
實際上，在解釋目前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危機的根源問題時，上述因素以及人們的多種論証方式是交織重疊的。論証成立與否的關鍵在於確定危機的性質、范圍和程度：目前的社會民主主義危機究竟是屬於一種結構性的整體危機，抑或只是由於社會民主黨的戰略選擇和政策失誤而造成的局部性危機?如果強調社會民主主義面臨的是一種整體性危機，那麼危機的根源就屬於上述三個方面因素綜合性作用的結果。但在對相關的論証方式進行分析時，需要考慮到兩種區別。
一是區別討論的不同參與者所處的地位和視角。總體來看，社會民主主義的研究者們更趨向於從整體性上看待社會民主主義的危機，並從社會民主主義的基本價值觀和政治理念、政治戰略以及政策手段等多方面討論問題，也更為強調社會民主主義面臨的結構性緊張關系問題。而社會民主黨內的政治家和職業人士更易於從實用主義的立場出發，把危機問題簡化為社會民主黨的選舉能力，因而往往更強調具體的政策選擇。二是盡管人們在談論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危機，但戰后的歐洲社會民主主義並不存在一種單一的模式，加之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目前所面對的問題也各不相同。有些面臨的是系統性、結構性的危機(如希臘)，有些則是在既有政治結構中的地位不穩定的問題。不能以簡單劃一的方式來代替具體的分析。
三、面向未來的挑戰
在上述有關社會民主主義危機的討論背景之下，被英國學者安德魯·甘布爾(Andrew Gamble)稱為“懷舊政治”(politics of nostalgia)和“絕望政治”(politics of despair)觀開始在歐洲社會民主主義陣營蔓延。這種觀念認為，從二戰后到1970年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黃金時代”，在此期間，社會民主黨的政治作用達到了頂點。而此后，社會民主主義向新自由主義屈服，並與它沒有區別。“第三條道路”時期是“浪費的”十年。但甘布爾認為，這種觀念夸大了新自由主義在過去30年的成功，正如它也過分估計了二戰后社會民主主義的成就一樣。應該承認，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社會民主主義面臨著一系列新的挑戰，應針對這種變化作出新的調整。[14]英國學者帕特裡克·戴蒙德(Patrick Diamend)也認為，絕望政治和懷舊政治觀的根本弱點在於它強調保持既有的觀念和制度，而不是勇敢面對未來的挑戰。社會民主主義必須改變以適應挑戰，以便容納既有的需求。[15]
面向未來，首先要確定並客觀分析社會民主主義所要面臨的挑戰。2010年前后，有關社會民主主義未來的討論主要是圍繞美好社會的討論展開的。這一討論首先是圍繞社會民主主義以及社會民主黨所面臨的核心挑戰的問題。
挑戰一：歐洲與全球化。強調現代社會民主黨的政策首先應該是在歐洲層次上的，它試圖矯正由單一市場所造成的不平等，並確保歐洲化的失落者能夠在歐盟獲得一種解放的生活和尊嚴。必須尋找到能夠在歐洲單一市場中重建公平和正義的手段。此外，還有學者強調實現社會民主主義的手段還必須要在全球意義上建立，因此要建立多層次的國際主義和人道主義機制。
挑戰二：不平等。近幾十年，不平等在擴大，有時是在社會民主黨的執政之下。有人提出要重新設計社會民主黨的平等政治。首先是要恢復平等觀念的合法性。平等意味著權利的觀點，它應被理解為民主政體下的所有人都有接受公共服務的平等機會。而在“現代化”和“競爭性”的名義下，政府設計和執行的是非自由的政策，以控制貧困者和其他弱勢者的方式威脅公民的自由權利。
挑戰三：可持續性。這涉及綠色經濟、氣候變化。許多人強調，社會民主主義者應堅持生態可持續的社會。氣候變化政策的制定應該被看做是一種可以實現三方共贏的機會：保護環境，促進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
挑戰四：改良資本主義。相關的討論中，人們談到了公平的稅收體制，有學者提出要重新平衡金融資本主義與“實體”經濟的關系。這一討論中涉及有關美好社會討論中金融機構的“社會無意義”活動以及如何在未來處理該事務的問題。
挑戰五：國家的作用。相關的激烈討論主要是圍繞如何更為積極地利用國家干預來服務於進步主義目標的問題。面對嚴重的國家債務問題，一些社會民主黨的政治家對這一前景表示了擔憂。該討論還與有關真實的國際主義以及多層次的全球治理需求有關，它要求社會民主黨應優先關注民族國家與歐盟的關系，應避免從歐盟內部削弱社會歐洲。必須通過新的民主的國家手段來深化歐洲一體化，以保証政治對經濟的優先地位，確保文化的多樣性，並使公民充分意識到自己的潛力。
挑戰六：民主和政黨的組織。相關的討論涉及加強民主與其他進步主義力量如工會和非政府組織的聯系、開放新媒體以及新的政黨組織形式等問題。這其中尤其被經常提到的是傳統工人運動與工會聯盟的沖突的問題。許多學者強調社會民主黨內部許多人低估了黨與工會聯系的意義。這種關系也是社會民主黨在“黃金時代”成功的一個重要方面。許多人士批評這種關系在過去一個時期裡遭到削弱的現實。科林·克勞奇甚至建議要加強西方國家的工會與發展中國家的工會聯合。[16]
不過，對該討論進行研究總結的相關報告也強調，需要注意到無論是在對危機的理解還是在對美好社會的討論中，不同地區和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以及知識分子之間存在理解的差異，社會民主主義並不是一個聲音。不過，從將前所未有的數量和類型的有關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挑戰的討論連接在一起的意義上說，該討論達到了目的。而討論中所顯示的多樣的觀點和認知也為開始新的政治行動提供了基礎。
盡管社會民主黨普遍意識到了社會民主主義面臨的危機和未來挑戰，但迄今為止，社會民主黨的政治反應能力卻令人失望。“現在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既沒有得到普遍認可的領導核心，也沒有形成一種新的范式，因此缺乏一個清晰的綱領性政策導向。”[17]這方面，社會民主黨受到了自身的內部問題以及歐洲新的社會政治環境的制約。社會民主黨的未來政治空間取決於它們如何正視這些問題並作出相應的回應。
(一)社會民主黨自身內部的問題
從社會民主黨自身來看，內部的不統一、缺乏一致的方向以及政策轉化能力下降嚴重制約了社會民主黨的發展。在這方面，“第三條道路”失敗的政治惡果尤其明顯。盡管社會民主黨內部圍繞改革與傳統的矛盾始終存在，但在此之前，改革的觀念和力量無疑佔據了主導地位，20世紀90年代的“第三條道路”無疑也強化了這種改革趨向。但“第三條道路”的失敗所導致的人們對社會民主黨的信任缺失令社會民主黨失去了改革的方向乃至信心。其中的關鍵在於，如何正視改革所伴生的問題，尤其是改革所帶來的不安全和不穩定。正如西班牙學者在相關討論中所強調的，“進步主義的政治運動是與變革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某種情況下也是與‘不穩定’和‘不安全’聯系在一起的。不斷追求進步和促成積極的變化在未來還將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標志性特征，但需與相應的經濟、法律、社會方面的安全結合起來。”[18]這也是人們在反思“第三條道路”歷史教訓時應真正汲取的。
另外，缺乏將思想觀念轉化為政治行為的能力也是目前歐洲社會民主黨面臨的突出問題。從目前的討論中不難發現，盡管社會民主黨人意識到了全球化新發展對社會民主主義的挑戰，也非常清楚全球化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還對全球化時代的社會民主的意義不乏信心，但問題是，社會民主黨似乎缺少將觀念轉化為政治行為和政策的能力和手段。在凱恩斯主義不再靈驗的背景下，社會民主黨迄今尚未找到能夠真正像過去的凱恩斯主義政策那樣有效服務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理念的經濟政策手段。在應對經濟危機的過程中，社會民主黨所主張或採取的一些手段(如反緊縮)往往是局部性的，難以與其他政策目標兼容。除經濟政策外，在其他的問題上也是如此。如在歐盟的問題上，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在2013年的大選中明顯糾結於其德國與歐洲立場：他們想要“親歐洲”，但卻找不到一種能夠向德國選民兜售其主張的方法，也就是說他們無法表達一種不同於“默克爾方案”的替代性主張。[19]從長遠來看，這始終將是制約社會民主主義未來的一個問題。
(二)“進步”保守主義和民粹主義的雙重擠壓
經濟危機爆發后，在新自由主義遭到人們一致譴責的背景下，社會民主黨人令人失望的政治表現既是由於自身的問題(即此前對新自由主義的過多妥協)，也是由於歐洲的政治環境變化，即它受到了“進步”保守主義和民粹主義的雙重擠壓。
中右政治力量奉行的“進步”保守主義擠壓了社會民主黨的政治空間。在世紀之交的社會民主黨政治上的神奇回歸之勢沖擊之下，歐洲一些國家的中右翼政治力量也調整了政治策略，一個重要的趨向是通過一種相對溫和的保守主義對中右政治議程進行了重塑，其主要代表是英國卡梅倫領導下的保守黨、默克爾領導下的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以及賴因費爾特領導下的瑞典溫和黨。這種路線被人稱為“進步”保守主義(“progressive” conservative)或“具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在減少開支和緊縮等政策方面，這種方式運用了新自由主義的手段，但在其他政策如福利、就業等政策方面，它並沒有簡單地以削減方式來實現政策目標。如瑞典溫和黨接受了瑞典的福利模式，同時運用了“工作第一政策”，它把對中低收入的減稅政策與削減失業和疾病救濟金結合起來了。[20]但社會民主黨最初未能對這種趨向予以足夠的重視，他們常常也簡單地將其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方式。而危機以來中右翼政黨的政治表現說明，這種相對溫和的保守主義方式實際上在擠壓社會民主黨人的政策空間的同時，也分化了其一部分傳統的支持力量。
社會民主黨同時也受到了來自民粹主義的思想和政治運動的壓力。歐洲社會的多樣化和碎片化已經反映在了歐洲社會政治思潮的一些新變化中，其中最突出的是民粹主義思想和政治運動的蔓延。歐洲持續的經濟危機和圍繞歐元危機及緊縮政策的一系列沖突激化了社會矛盾，民粹主義得以借機滋生和迅速發展。民粹主義思想和政治主張的核心是突出民眾與精英的對立。它對主流政黨包括社會民主黨形成了強烈的沖擊，因為其主要社會基礎是那些在全球化和一體化進程中的失落者，其中相當部分來自傳統的社會民主黨支持隊伍。這種趨向在最近兩次的歐洲議會選舉以及近年來歐洲各國的一系列國內選舉中顯示出來。這種現象在南歐表現得更為突出，已經動搖了社會民主黨的政治地位，在其他地方如法國、英國，也開始對社會民主黨形成威脅。不僅如此，民粹主義還進一步影響到了一些社會民主黨的內部趨向。如金融危機爆發后，在如何應對挑戰問題上，時任荷蘭政府聯合政府內閣財政部長、荷蘭工黨領袖沃特·博斯(Wouter Bos)提出，社會民主黨人必須變得“少一些學院氣而多一些民粹氣”[21]。
(三)歐洲新的政黨結構限制了社會民主黨的發展空間
歐洲大多數國家實行多黨制，但由於大黨與小黨的力量懸殊，大多數國家能夠實際長期保持兩黨輪流執政格局，即由來自左翼和右翼的兩個主流政黨加一兩個小黨組成政府。但過去30年，這種格局逐漸改變。一方面，一些小黨的力量在增長，而大黨的力量在不斷削弱﹔另一方面，一些新黨崛起，其中最突出的是綠黨的崛起和站在社會民主黨左邊的激進左翼政黨的力量發展。
這樣，許多國家形成了一種人們所稱的“五黨格局”，即站在中間的社會民主黨和一個中右翼政黨、站在社會民主黨左側的綠黨和激進左翼和站在中右翼主流政黨右邊的一個自由/保守主義政黨或極右翼政黨。這種格局對於社會民主黨來說挑戰意義更大，因為過去許多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在左翼陣營中是一黨獨大的，而現在，綠黨和激進左翼的力量大多來自傳統的社會民主黨支持隊伍。實際上，社會民主黨傳統支持結構一分為三了。所以，社會民主黨要取得執政地位，越來越取決於其與綠黨和激進左翼政黨的關系。但由於歐洲大多數激進左翼政黨有過共產主義的背景，社會民主黨一直對其心存芥蒂，因此在一些國家綠黨似乎成了社會民主黨的天然聯合對象。
在一個可預見的將來，這種格局難以有大的改變，因此最近一個時期，社會民主黨內的一些力量呼吁加強與左翼的大聯合。但在一些國家，如德國，一些歷史和現實的因素制約了這種聯合進程的可能性。
四、社會民主主義的未來：方向與道路選擇
金融危機以來，歐洲各國的社會民主黨在不同程度上作了一些政策調整。但更多的調整只是為了應對選舉的壓力，且主要表現為向后的退卻而非向前的進一步改革。可對於知識界的眾多的社會民主主義的信仰者以及黨內的改革力量來說，社會民主主義的出路隻能是向前看。由此可言，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正處在一個面臨方向性選擇的十字路口。但改革的主張者本身又是形形色色的。迄今為止，仍沒有清晰的方向和路線。
具體分析這些不同的主張，有兩條道路是相對明確且對立的。一條是回歸傳統，另一條則是“現代化”者的激進改革。前者要求回到傳統的左翼政治道路上，作為工人階級的政黨發揮作用﹔而后者主張激進的面向全球化的改革，堅持以中間力量為主導的政治聯盟。但這兩種道路目前都難以有實質性的進展。回歸傳統雖然在目前的經濟危機狀態下有一定的社會基礎，但從長遠來看不合時宜，並可能導致中間隊伍的分離。而在“第三條道路”失敗陰影之下，目前“現代化”力量明顯受挫。而且從思想特征來看，這兩支力量都拒絕對傳統的中左政治進行根本性的反思。
作為對這種傾向的一種糾正，近年來改革的主張者中出現了兩股新的力量。他們各有其傾向性。一派被稱之為新修正主義，以德國學者托馬斯·邁爾等人為代表。新修正主義並不是一種一致的學說或替代性綱領，而是一種對中左思想的重新思考，即尋求理解社會民主主義的綱領手段與目標宗旨之間的關系。它根植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形式，但意欲抓住一些新的問題，如認同和國家身份這些歷史上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回避的問題。新修正主義的核心立場是中左政黨已經疏遠了其傳統的工人階級支持基礎，既沒有保護選區使其免受快速的經濟和技術變化的影響，也沒有找到民族國家的認同和歸屬感。他們強調以階級為基礎的“多數人的”(majoritarian)社會民主主義。為此，他們試圖突出一些在過去的改革中被忽視的一些問題，包括強調其核心的選民的經濟安全和擔憂，強調社會民主黨人必須認識到歐盟作為一種政治和經濟合作體的局限性，對教育改革促進平等主義的潛力表示懷疑，承認在后物質主義的西方社會所存在的向社會保守主義價值觀和信仰轉向的趨勢，強調中左力量還必須處理大規模的移民和勞動市場流動性的融合問題挑戰。[22]總之，新修正主義者廣泛認同歐洲社會民主黨普遍面臨的這種結構性困境，他們試圖在立足於傳統中左政治的核心精神基礎上，考慮和面對一些新的問題，強調面對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和結構性變化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事務，承認移民導致了西方社會結構中的扭曲和緊張關系。
但對於以奧拉夫·克拉姆(Olaf Cramme)和帕特裡克·戴蒙德(Patrick Diamond)為代表的另一派改革主張者來說，新修正主義的言論不過是喚起了懷舊政治，而不是直接參與到面對全球化和國內政治變化現實的改變中。[23]他們強調，社會民主主義沒有一個確定的未來，隻有根據變化的環境作出的戰略選擇。他們特別強調了三個密切相關的問題。
首先是關於全球資本主義的性質。從歷史發展來看，社會民主主義已經發展為與資本主義體制本身結合了。中左政黨已經形成了對資本主義的“結構性依賴”。由於社會民主黨的目標並不在於用一種新的經濟制度取代資本主義，而只是對其本性進行一些改良，資本主義依然是政治行為的可行性的界定性因素。因此，本質上中左政黨要理解資本主義的變化背景，這是它們獲取權力的背景和前提。
其次是國家的變化性質和形式。社會民主主義歷史性地依賴於特定的國家權力形式，而在當代的背景下這變得越來越成問題了。國家權力的規模和復雜性使人們越來越難以理解究竟是誰在作出抉擇。抉擇權越來越集中在專家的手中，這進一步抑制了現代代議和參與民主自由的形式。如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國家概念受到眾多壓力，危機將加速老齡化社會和人口結構的變化這些長期變化趨勢的影響，並對當代福利國家的可承受性形成壓力。
第三是關於新的文化沖突，它們削弱了歐洲的中左政黨。這包括日益增加的種族非同質性、勞動的自由流動和開放的移民體制。社會民主主義的一些傳統的認同、團結和共同體概念日益受到侵蝕。基於這種分析，在這種世界變化背景下，如欲保持政治行為能力和影響力，每一代的社會民主主義必須自我更新。迫切需要在各層級的治理以及有關國家的新的方法、能力和手段。[24]總之，這一派的改革者主張社會民主主義不應立足於舊的政治議程，而應在不斷審視新的時代變化的基礎上發掘新的方法。所以他們強調，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未來在於面對挑戰的選擇。“左翼並沒有一個注定的未來，有的只是面對全球經濟和國內政治的深刻巨變的一系列的選項和戰略選擇。”[25]這種模糊性和偶然性是社會民主主義選擇未來戰略的前提條件。
雖然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結論，但從社會民主主義長遠發展的角度來看，立足於變化了的世界的改革才是出路。當然，這些主要還是停留於理論的層面。從實踐的層面看，迫切需要的是處理好變革進程中的一系列關系平衡，包括平衡不同的思想觀念、平衡黨的不同構成和利益集團的訴求，以及在政治戰略中平衡變革與傳統的關系。
注釋：
[1]這種趨向最初(2008年以前)表現為一些重要的社會民主黨在各自國內選舉政治中的相繼失利，如法國社會黨在2002年和2007年的兩次大選中、德國社會民主黨在2005年的大選中，以及曾經的“政治常青樹”瑞典社會民主黨在2006年大選中的失利。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后，歐洲社會民主黨出現了整體的政治下滑趨向，2009年歐洲議會選舉，社會黨遭受重挫。接下來德國社會民主黨相繼在2009年和2013年兩次大選中失利(其中2009年大選創該黨戰后以來的最低得票率)，英國工黨相繼在2010年和2015年兩次大選中失利，瑞典社會民主黨在2010年大選中再次失利並創該黨在瑞典實現普選權以來的最低得票率。最為慘淡的是，曾經的希臘第一大黨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因為應對危機乏力失去政權后，政治上急劇衰落，並淪為目前希臘議會中的最小黨。這期間社會民主黨為數不多的亮點是法國社會黨在2012年大選中贏得了總統和議會選舉，瑞典社會民主黨在2014年大選中通過與綠黨合作組成了少數政府，勉強執政。
[2]它是1998年布萊爾的著名小冊子《第三條道路》的副標題。
[3][4][5][11][16]Henning Meyer and Karl-Heinz Spiegel,“What Next for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The Good Society Debate and Beyond”,in Renewal,Vol.18,No.1/2,2010.
[6]“Rethinking Im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a New Centre-Left Agenda”,see from http://119.90.25.19/www.policy-network.net/uploadedFiles/Publications/Publications/Immigration％20and％20Integration％20final.pdf.
[7]Rene Cuperus and Mark Elchardus,“Social Cohesion，Culture Politics and the Impact of Migration”,see Olaf Cramme and Patrick Diamond(eds.),After the Third Way:the Future of Social Democracy in Europe,I.B.Tauris %26 CoLtd,2012,pp.125-142.
[8][10][17][18][德]弗裡德裡希·艾伯特基金會編《社會民主主義的未來》重慶出版社2014年版第33-35頁，第51頁，第33頁，第79頁。
[9][15]Patrick Diamond,“From Fatalism to Fraternity:Governing Purpose and the Good Society”,see from Olaf Cramme and Patrick Diamond(eds.),After the Third Way:the Future of Social Democracy in Europe,I.B.Tauris %26 CoLtd,2012,pp.1-2,p.3.
[12]Oliver Nachtwey,“Market Social Democracy: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D up to 2007”,in German Politics,Vol.22,No.3,September 2013.
[13][19]Hans Kundnani,“Can Germany's Social Democrats Offer an Alternative?”,in Dissent,Fall 2013.
[14]Andrew Gamble,“The Future of Social Democracy”,in Social Europe,2010.1.11,see from https://www.socialeurope.eu/2010/01/the-future-of-social-democracy-2/.
[20]Patrick Diamond,“The New‘Progressive’Conservatism in Europe”,see from http://www.policy-network.net/pno_detail.aspx?ID=3985%26title=The+new+ ％22progressive％22+conservatism+in+Europe+.
[21]Robert Taylor,“Does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Have a Future?”,in Dissent,Summer 2008.
[22][23][24][25]Olaf Cramme and Patrick Diamond(eds.),After the Third Way:The Future of Social Democracy in Europe,I.B.Tauris %26 Co Ltd,2012,pp.12-14,p.16，pp.252-254,p.xiv.
(作者單位：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