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特色”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5月17日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指出：“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也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具體化到經濟學界，那就是要建立能充分解釋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如何建立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是一件十分復雜和艱難的工作。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必須有一種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理論指導。學界似乎達成了一個共識，即中國經濟充滿難以用現有理論解釋的現象。^[1]但是，“現有理論”無法解釋的究竟是哪些現象呢？我們只是籠統地說不能解釋中國增長奇跡，卻沒有對不能得到解釋的現象給出一種清晰的“典型事實”。^[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正是借助於現有理論無法解釋的中國道路的某些理論問題。它的中心任務，當然要根據6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總結其中的經驗與教訓，從中提煉出帶有規律性的經驗認識，把這些經驗認識上升到理論層面。但是，在這種上升到理論層面的過程中，要立足於中國現實，直面懷疑者的質疑，走在學術之前沿。本文對“中國特色”問題的討論，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側重於提出還需要進一步細致討論的一些理論問題。

一、以動態的觀點看待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是一種永遠值得追求的形態，也是實踐中尚未完型也不可能完型的形態，因為這一形態一直處於不斷優化的過程。在思想觀念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首先是要以動態的觀點看待社會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不同的時代給出的答案是不完全的，且都可能有部分是正確的。在實踐中，社會主義歷史的各個時代有其自身的法則。我們必須遵循經典的教導，以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不斷地進行理論的探索和實踐的發展。

早在社會主義尚未成為一種實踐中的社會形態之前，恩格斯就指出：“所謂‘社會主義’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3]之后，對蘇聯的建設者來說，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嶄新事業，沒有任何現成的方案可資借鑒。因此，十月革命以后，列寧多次強調，一定要以實踐而不是以書本作為認識社會主義的標准。其中，最有名的也許是這樣一句：“對俄國來說，根據書本爭論社會主義綱領的時代也已經過去了，我深信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今天隻能根據經驗來談社會主義。”^[4]的確，正如列寧所言，在實踐中，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形態是在不斷發展的。因此，我們也隻能根據這種實踐的發展來不斷更新我們對社會主義的理解。

第一種典型的社會主義經濟形態是蘇聯模式，即公有制+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蘇維埃政權建立后，它所面臨的壓倒一切的任務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消除經濟、社會和文化的落后狀態。之所以選擇這種經濟制度形態，它的思想基礎是“運用國家力量來擺脫經濟落后狀態，達到社會主義所要求的水平”。^[5]在一定的意義上，這種模式被証明是可行的。到“二戰”前夕，在內憂外患的環境中，蘇聯的社會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擁有較完備的工業體系，達到世界先進國家的水平。^[6]1937年，它的工業總產值已經超過德、英、法三國，躍居歐洲第一，世界第二位﹔在工農業比重中，工業佔到77.4%。“二戰”后，它迅速恢復了受到戰爭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並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到1960年，蘇聯的空間技術、高能物理水平位於世界前列﹔擁有完備的工業體系，在一些傳統重工業如冶煉業、石油及天然氣產業和傳統制造業上保持著世界領先水平，經濟總量達到了美國的60%﹔軍事上擁有強大的核力量和常規力量，能夠和美國抗衡，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超級大國。^[7]

以蘇聯模式對社會主義國家曾經有過的影響力來說，稱之為實踐中的“社會主義經濟經典模式”並不為過。前東歐國家也都不同程度地呈現出了類似蘇聯的經濟發展。根據官方數據，1950-1980年間，東歐國家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如下：羅馬尼亞9%，保加利亞8%，波蘭、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南斯拉夫約為6%，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5%左右。^[8]

但是，歷史証明，這種模式沒有通過長時段的時間檢驗。這種近乎“為生產而生產”的粗放增長模式，讓社會付出了高昂的資源成本從而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此同時人民的生活水平卻沒有獲得預期的那種動態提高。這引發了對體制模式進行改革的不斷努力。這類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以利用某種形式的市場機制來完善計劃經濟的效率，且原則上把市場力量的作用范圍局限於產品市場，把要素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排除在外。但是，這些改革並沒有帶來多少值得稱頌的成績。於是，在20世紀80年代的東歐國家，改革觀念發生了質的變化，漸趨激進，原來“那種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比其對立面資本主義制度優越、至少具有潛在的優越性的信仰，最終失去作用”，代之而起的是認為“社會主義已經走進歷史死胡同”的悲觀主義。^[9]當這些國家走向市場經濟的時候，它們已經放棄了社會主義。^[10]

雖然蘇聯模式由於存在某些根本性的缺陷而在實踐和改革中被揚棄，但我們不能否認它的社會主義性質。那是前無古人的一場偉大社會試驗，雖然其結果帶有悲劇的色彩。在這裡，我想套用普京對前蘇聯的一個評價：^[11]把蘇聯模式說得一無是處，那是沒有良心﹔但是，如果還想回到那種體制，那就是大腦進水了。我們不能否定這種模式帶來的成就，也不能否定這些成就的取得是付出了巨大的各類成本的。

中國也曾經選擇了蘇聯模式。但是，隻有中國，在反思和放棄蘇聯模式的過程中，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清醒和科學的判斷，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基礎上走向市場經濟，形成了新形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市場經濟。這是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制度基礎。這是中國的偉大創舉，也是中國對社會主義形態發展的最重大貢獻。在社會主義的歷史譜系中，我們可以自豪地把它稱之為社會主義在經濟體制上的第二種重要實踐形態。^[12]

作為這一偉大的實踐創舉的重要理論基石，“初級階段理論”讓我們獲得了改革最迫切需要的歷史方位感，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了理論底色。但是，這一實踐創舉也給我們帶來了一些理論上的難題，提出了一個理論發展的內在新要求。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的實踐，未來必然會出現新的形態。不過，政治經濟學的首要任務是討論“初級階段形態”的社會主義。在這裡，我想預先強調一點看法。那就是：“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這兩個概念是有差別的。在我看來，政治經濟學要解決的是指導社會經濟制度和改革的基本理念問題，因而也需要研究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關系的某些具體體制問題﹔而通常所說的經濟學，重點討論的是市場經濟的一般運行，要解決的是具體政策的設計和實施問題。

二、對“中國特色”的中華文明基因之挖掘和理論化問題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中國特色”，除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底色特征之外，還應包括存在於中華文明之中而且仍然對當今有著重大正面影響的思想基因。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本土化”或“中國化”的重要基礎。

君不見，習近平總書記經常引用中國古典名言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嗎？那是在挖掘這類基因！他明確地指出：“中華文明歷史悠久，從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到隋唐佛學、儒釋道合流、宋明理學，經歷了數個學術思想繁榮時期。……中國古代大量鴻篇巨制中包含著豐富的哲學社會科學內容、治國理政智慧，為古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據，也為中華文明提供了重要內容，為人類文明作出了重大貢獻。”^[13]又言：“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國情，注定了中國必然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我們走出了這樣一條道路，並且取得了成功。”^[14]這條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自然也就必須承擔起在中華思想文明庫中挖掘相關優秀基因的工作。這將是經濟學人的時代課題。作為學者，我們在挖掘這類思想基因時，要注意在返本開新的動態過程之中重建這些優秀思想基因，給它們提供一種科學的分析基礎。因為，中華文明的主流思維模式是感性思維(形象思維)。這使中國學者的思維變得較為敏銳，使他們擅長於詞句的雕琢，特別關注文學(詩歌、繪畫)特點的細微差別，在情趣和技巧上都達到很高的境界。但是，這種思維的根本缺陷是：只是粗略地認識思維對象，不追求對感性材料的深層思考和對事物的精確分析，僅滿足於對經驗的總結及對事物粗淺和籠統的描述，對思維的工具性缺乏自覺的認識。

為了說明這一問題，讓我們從“李約瑟之謎”說起，回顧某些歷史。中國古代有過的燦爛輝煌科技成就，除了“四大發明”外，在天文歷法、物理、醫術、算術、農業、地理、建筑等領域，也有大量領先於世界的技術發明和發現。英國著名生物化學家李約瑟提出了一個疑問：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是，為什麼近代之后卻遠遠落后於西方世界？對此，學界有眾多爭論。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是缺乏近代的科學思維方法。西方學界在近代完成了從感性思維到理性思維的質的飛躍，發展出一套以分析歸納為主要內容的求“真”的科學思維方法。正是在這種科學思維方式的引導下，16世紀以來，歐美社會發生了兩次重大的科學革命和三次技術革命，即近代物理學的誕生、蒸汽機和機械革命、電力和運輸革命、相對論和量子論革命、電子和信息革命，走上了科學革命和技術革命相互促進的路徑。與此不同，中國古代創造出的科技成果基本上是基於經驗的積累，至多也就是基於直覺推理。即使是成就極高的中醫，雖然也有“試驗”，但它的解釋卻是建立在道家哲學所謂的“五行”(金、木、水、火、土)之上的。在這種解釋中，人體結構本身就是宇宙的象征，腎臟代表水，胃代表土，肝代表火，肺代表金，心臟代表木。從這種語言模式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學者缺乏近代科學方法的典型痕跡。

因此，我們在中華文明中挖掘有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相關思想基因時，還存在一個如何將它們理論化的問題。在這裡，我將以“國家觀”^[15]案例來說明這種理論化問題。之所以選擇“國家觀”，是因為國家在中國社會經濟中所起到的作用絕然不同於西方社會，且讓西方人士感到不解。

中西方文明對國家的態度是決然不同的。在近代西方文明中(特別是英美模式)，國家被視為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惡”。在英美文化中，所謂的“惡”，是說，作為“合法的暴力”權力的唯一壟斷者，國家本身就不是什麼“善”的存在，因為它會利用手中的這種權力作惡﹔所謂“必不可少”，是因為它是維持社會秩序所必需的。與這種觀念不同，對於中國人來說，國家被賦予了近乎神聖的意義。中華文明至少把國家視為一種必不可少的“善”，並通過“選賢任能”來實現這種“善”治。在中華文明中，所謂的“善”，是說，國家不僅僅是社會秩序的維持者，還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直接組織者、推動者和管理者。

從邏輯上，如果說國家的行為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惡”，自然要把它限制在最小程度內，而推導出來的必然是“守夜者”政府的概念：管理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如果說國家是必不可少的“善”，那麼，雖然對它的活動也應有所限制，但范圍肯定是要超越“最小政府”的概念。

如何把這兩種不同的國家觀念理論化呢？我認為，方法論的主要分界線是整體主義觀點與個人主義觀點相對立的分界線。近代英美文化中的國家觀念是以社會契約論為基礎的。它的方法論是個人主義。它認為，每個人都把一部分權力讓渡給國家﹔國家不過是N個人的集合體。如果說存在“整體或集體的利益”，那麼，衡量這種利益的標准隻能是個人偏好的反映，唯一重要的問題是，賦予每個人的偏好的權重問題(就如功利主義的社會福利形式那樣)。在這種近代英美文化中，國家被視為是個人為了共同的安全和保障而聯合起來的“自足的個人”之創造。與此不同，中華文明把國家(政府)視為所有社會群體的自然、永恆的屬性。它的思想基礎是整體主義。在這種整體主義觀中，國家被視為一個獨立的現實，一個“集體存在者”。它被認為是在追求客觀上可確定的、高於個人偏好且與某個人的特定偏好沒有必然聯系的公共利益。

如果沿著這樣一種思路的論証是正確的，我們就可以把英美的國家觀稱之為“個人主義國家觀”，把中華文明的國家觀稱為“整體主義國家觀”。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用整體主義國家觀來解釋在中國經濟中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如果用西方國家(或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理論框架來解釋中國市場經濟的某些問題，必然會得出似是而非的觀點。

當然，我在這裡所說的中華文明的“整體主義(或有機主義)國家觀”是基於對某些歷史基因的、理論上的“理性的再現”，而不是說我們可以在歷史典籍中直接找到對它的明確表述。^[16]

自然地，在中華文明中尋找“中國特色”的基因時，我們要注意揚棄其中的糟粕。歷史之教訓告訴我們：在封建社會時代，這些優秀的文化基因，通常會被專制政治制度所異化，並最終導致歷史周期率現象的出現。就以前述的國家觀念來說，最根本的缺陷是對國家的權力幾乎沒有明顯的或明確的限制。這就要求生活於當代的中國立法者和政府官員能夠以實現“中國夢”的精神，拒絕無限擴張政府權力的誘惑。

三、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之間的相容性問題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在改革開放之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本質區別似乎是相當清晰的：社會主義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資本主義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今天，面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偉大實踐創舉(即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結合)，我們再也不能用這種粗淺的公式作為分析的基礎了。作為這種實踐創舉的一個重要思想基礎，鄧小平同志指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17]

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鄧小平“南方”講話只是在思想和意識形態上解決了這一問題，並沒有在理論上完全解決問題。在與早期市場社會主義者的爭論中，哈耶克曾經斷言，市場與社會主義的結合必然是一件贗品。米塞斯在《人類行動》也斷言：“一個有市場和有市場價格的社會主義體制這一觀念，如同一個有‘三角的四方形’的觀念一樣是自相矛盾的。”在他們看來，如果市場與社會主義結合在一起，必然的結果是，既無法實現市場的效率，更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對社會公平和正義的追求。雖然我們不同意哈耶克和米塞斯的斷言，但卻必須正視其中可能存在的某些理論難題。如果我們不正視這類理論難題並做出科學的回答，就會給是否存在著通向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道路持懷疑態度的觀點留下了很大的生存空間。

要在理論上解決這類認識上的問題，我們需要特別關注如下兩個具體的理論問題：(1)市場中性論，用此証明，市場只是配置資源的一種有效機制，並不決定一個社會的性質。(2)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形態與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形態之間的本質區別是什麼？

(一)市場中性論

習近平總書記在對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做出的說明中指出：“理論和實踐都証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作為一種資源配置的方式，為什麼市場經濟是一種有效率的機制？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我們可以稱之為“市場中性論”。

第一，市場經濟是一種以個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作為基礎的交換共同體。這種經濟體制的健康運行必然要求以法治為基礎的一組自由選擇權利：經濟契約自由、交換自由、職業選擇自由、遷移自由等等。

第二，作為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價格體系是一種有效率的信息交流和傳遞機制。作為市場交換過程的指南針——價格，一方面反映出生產的機會成本和商品的稀缺程度﹔另一方面反映個人的支付意願，表明需求方對商品的估價。通過這些特性，價格在市場上充當著兩大功能：在商品市場上，引導著市場參與者解決“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如何生產”的方向問題(協調功能)﹔在要素市場上，價格成為對各種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貢獻大小的一種評估，決定著初次收入分配(分配功能)。在每一個市場上，買方和賣方都根據相對價格的變化做出自己的決策。買賣雙方的決策組合決定著價格的結構。價格的變化引導著買賣雙方行為的改變，從而使市場具有了一種走向均衡的趨勢。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就是用這種趨勢來度量的。

第三，作為市場動態效率的一種發動機，競爭可以通過多種渠道提供激勵。其中，最重要的激勵是對創新的激勵。在這種意義上，競爭是一種發現市場的過程。它迫使市場參與者努力尋求與其他生產者差異化的創造性行動，以更低廉的成本進行生產(工藝創新)，或者在已有的價格上改善產品或者開發新產品(產品創新)，從而，一方面成功者將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和盈利空間，另一方面將推動著社會技術的進步。

(二)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形態與資本主義形態之間的本質區別是什麼？

主流的觀點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形態區別於資本主義的制度性特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共同發展。第二，在分配制度上，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第三，在宏觀調控上，國家能夠把人民的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結合起來，更好地發揮政府與市場的相對長處。有學者再加上一條，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

我認為，上述主流觀點並沒有真正說清楚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形態與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形態的根本差別。特別是“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的說辭，依然是在沿襲計劃經濟時代的理論邏輯。例如，“公有制為主體”如何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形態區別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形態的標志呢？主流觀點的解釋是，公有制使得生產資料與生產者直接相結合，消滅了剝削，消除了人的異化等等。但是，作為公有制的最重要實現形式，國有企業是否實現了生產資料與生產者直接相結合？且不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有企業，即使是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對這一問題也是有爭議的，最典型的爭論發生在社會主義時代的南斯拉夫。^[18]再說“按勞分配為主體”，也是含義模糊的，是說在分配中勞動擁有獲取收入的優先權嗎？如果說這種優先權確實存在於計劃經濟時代，那麼，它現在還存在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中嗎？這些問題都是有待進一步分析和証明的。

我認為，要說明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形態和資本主義形態之間的差異，需要另辟蹊徑。正如前所述，市場中性論隻需假定市場僅僅是資源配置的一種工具(以工具理性來判斷市場的價值和意義)。更深入的觀察，我們就很容易發現，市場的發展有著遠遠比它的資源配置功能更為廣泛得多的復雜影響。在這種復雜的影響中，公平交易背后隱藏著深層次的社會經濟關系的特殊性，經濟的不平等很容易轉化為社會的不平等和政治的不平等。這正是政治經濟學要重點研究的問題。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形態和資本主義形態之間的關鍵差異，必須在這一層次上來尋找答案。

正是在這些方面，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可以給我們提供明確的指導。例如，在剝離了資本所有者與勞動者之間在勞動市場上自由交換的“市場中性”的層面之后，我們在“資本雇佣勞動”背后看到的將是資本對勞動的統治權力。這種眼界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遠勝於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精髓所在。讓我們來溫習一下馬克思是如何在市場自由交換表象的公平之中發現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形態的真相。在市場交易中，每個人隻需承認對方是所有者，就可以進行平等自由的交換，每個人的家庭出身、受教育程度、機會等等方面的差別似乎都失去了存在的現實基礎。於是乎，資產階級國家高舉“自由平等”的旗幟，告訴它的人民：“如果一個人變窮了，另一個人變富了，那麼這是他們的自由意志，而絕不是由經濟關系即他們彼此發生的經濟聯系本身所造成的。甚至遺產繼承以及使由此引起的不平等永久化的類似的法律關系，都絲毫無損於這種天然的自由和平等。”然而，“在現存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總體上，商品表現為價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只是表面的過程，而在這一過程的背后，在深處，進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外一些過程，在這些過程中個人之間表面上的平等與自由就消失了？”^[19]

這“另外一些過程”是什麼呢？我們必須從“資本雇佣勞動”這一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命題出發來探討馬克思所說的“另外一些過程”。隻有從這一命題出發，我們才能重新發現市場中性論中消匿不見的資本之權力。僅僅是出於理解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我們把資本視為一種生產要素即可。但是，要理解由此而帶來的不平等，我們就需要把資本理解為一種社會關系。

在馬克思的分析中，資本主義社會是一種以資本制度為核心的社會。作為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形態，其核心結構是建立在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相分離基礎上的“資本雇佣勞動”。在這種社會中，資本以各種渠道統治著社會。資本的本質就是其對勞動的統治。“資本雇佣勞動”至少授予資本行使了下述兩種類型的權力。

資本所有者及其代表所行使的第一類權力是組織生產本身的權力。在這種權力的行使中，雖然我們看不到赤裸裸的脅迫和勒索，但資本所有者所行使的仍然是一種特權。對此，《資本論》有精彩的分析：“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裡佔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自由！因為商品例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隻取決於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們是作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締結契約的。契約是他們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現的最后結果。平等！因為他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所有者發生關系，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他們都隻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隻顧自己。使他們連在一起並發生關系的唯一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他們的特殊利益，是他們的私人利益。正因為人人隻顧自己，誰也不管別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預定的和諧下，或者說，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著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體有利的事業。”但是，一旦離開了這一簡單的交換領域，“我們的劇中人物的面貌已經起了某些變化。原來的貨幣佔有者作為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佔有者作為他的工人，尾隨於后。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隻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20]

在這裡，“讓人家來鞣”，指的就是資本組織生產過程的特權。這種特權使生產的過程和工人的安排都將完全服從於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利益。誠如塞繆爾·鮑爾斯和赫伯特·金蒂斯所說的：“資本主義甚至在其最純粹的形式上也不簡單地是一種交換體系﹔它始終也是一種雇佣體系。資本主義與簡單的商品生產或一般的市場經濟相反，包含著這樣一種企業的存在，在這些企業裡，生產是根據工資—勞動關系進行的。在這個基礎上，資本主義始終不渝地賦予特定的少數(資本擁有者及其代表)以一種有效的控制形式，以用於滿足他們的私人目的。”^[21]或者說，資本主義企業恰恰是作為市場體系內部的權威體系而存在的。在這種權威體系中，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交換關系，不能簡化為一種純粹的商品交換關系。在這種交換關系中，雇主對工人的權力大於店主對顧客的權力，或者說，買方的權力大於賣方的權力。資本的這種權力源於生產資料與勞動的分離，以及工人無法與他所提供的服務分離開來。於是乎，企業不僅把為雇主提供的勞動服務，而且也把提供這種服務的勞動者本身置於社會互動作用過程之中。

資本所行使的第二種權力是，通過對國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施加的影響，讓國家屈從於資本的意志。對於“資本雇佣勞動”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的這種影響，馬克思深刻地指出：“國家不外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採取的一種組織形式。”“資產者不允許國家干預他們的私人利益，資產者賦予國家的權力的多少隻限於為保証他們自身的安全和維持競爭所必需的范圍之內﹔因為資產者一般以國家公民的姿態出現隻限於他們的私人利益要他們這樣做的范圍之內。”^[22]

我認為，資本行使的第二種權力是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形態與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形態之間的最重要區別。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屈從於資本的意志。作為一個具體的例証，我們可以援引一個分析：“在美國，雖然錢多不一定就能當總統，但資本的意志卻真的在決定、主導美國的一切。美國政權要符合資本及大資本家的利益，甚至為它們(他們)服務，這並非政治宣傳。”^[23]也許，正是在這類意義上，在討論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形態與資本主義形態時，習近平同志指出：“高度資本化的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24]

“資本雇佣勞動”是市場經濟中的一種必然現象。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雖然在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資本的第一種權力，但是，資本的第二權力卻受到了嚴格的控制。正是在這裡，某種形式的“公有制為主體”，才能最充分地突顯出其保障市場經濟形態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功能。因為，至少在我們的理論認識上，“公有制為主體”是作為保障社會整體利益的基礎而存在的，使得資本不可能迫使國家屈從於其意志。例如，“公有制為主體”的制度安排，使得國家得以擺脫資本的逐利本性的制約，動員相當一部分資源，從長遠和整體的角度，謀劃社會經濟的發展，通過有意識的努力，發展社會基礎設施，縮小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等，正是我們在實踐中正在進行的努力。

因此，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形態與資本主義形態之間的關鍵性差異，就在於國家與資本之間的關系。以市場為基礎發展的資本主義的特征，不是由資本布局來決定的，而是由國家與資本之間的關系來決定的。社會主義社會不允許資本把其利益以社會利益的名義強加於社會。在這裡，“公有制為主體”為國家擺脫資本對社會的全面統治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制度基礎。資本的存在無疑是市場經濟的核心要素之一。但是，除非國家以資本利益作為所有重大制度的出發點，否則，這種市場經濟仍然是非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在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還將通過不斷完善人民民主制度來保障。社會主義利用市場經濟體制，僅僅只是把它作為一種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手段，最終要讓它服從於社會主義的價值追求。那就是，在社會公平的基礎上，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四、所有制結構問題

“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典型的制度特征。把它定義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是基於國情的正確選擇，是反思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必然結果，是具體靈活地運用馬克思在下述經典論斷精神的具體體現：

“無論哪一種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隻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隻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隻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25]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跨越了“卡夫丁峽谷”后，重新改革經濟體制，將市場經濟和非公有制引入社會主義制度框架的思想基礎。

對於這一基本經濟制度，我們已經提供了一些理論上的解釋，核心是用“三個有利於”來評判所有制的改革。不過，這些理論更多的是對所有制的實踐發展提供一種合理性的解釋。因此，我們還需要一種綜合性的所有制理論。這種理論，必須基於市場經濟體制的語境，一方面對傳統的公有制理論進行改造，使之能對公有制形態的嶄新發展做出系統化的解釋﹔另一方面還要承認和吸納私有制理論的合理部分，從而對“非公有制”提供更好的理論說明。

第一，這種基本經濟制度的價值基礎是什麼呢？

所有制關系是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所決定的，絕不取決於人們好惡的主觀選擇。“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包括私有制經濟)，旨在充分利用各種所有制形態的優勢，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基本經濟制度的工具價值。而“公有制為主體”意在保証市場經濟發展方向的社會主義性質，更多的是體現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在價值——對社會公平的追求。當然，“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也具有內在的價值，那就是為個人的自由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公有制為主體”也具有工具價值，主要體現在宏觀調控效率方面。

計劃經濟時代的公有制理論認為，社會主義的道德和經濟優越性植根於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公有制向每一位社會成員提供同等的權利，用以決定生產資料的使用方式和生產成果的分配方式。特別地，生產資料的公有制，通過生產資料與勞動的直接結合，把勞動轉化為“直接社會性的勞動”(即以直接的方式滿足社會需要)，一方面結束了私有制所固有的那種人對人的壓迫和剝削，確立了人際間平等的社會經濟關系﹔另一方面為合理組織社會化的大生產開辟了道路。顯然，我們不能死板地套用這種觀點來說明公有制的內在價值了。因為，在市場體制中，在勞動力和生產要素的使用與社會需要的滿足之間楔入了盈利的考慮。

我們也不能用“市場失靈”理論來論証這一問題。歐洲社會曾經存在相當數量的國有企業形態的公有制經濟。但是，在它們那裡，這種公有制經濟形態基本上是一種彌補市場失靈的工具，隻具有工具理性的價值。例如，歐洲社會民主黨在闡述它們的社會主義思想、公有制生產方式和分配制度時，這些東西隻具有工具性價值。在它們看來，在這些制度的背后還有更深層的價值，那就是對福利、社會公正和自由的追求﹔如果私人所有權能夠比國有化或集體化更好地服務於這些內在價值，那麼未必一定要消滅私有制。按照這種邏輯，公有制經濟的生存空間勢必會被大幅度壓縮。^[26]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公有制經濟不僅僅具有工具價值(即發展社會生產力和彌補市場失靈)，而且還具有不完全等同於計劃經濟時代的內在價值，即在市場體制下，建設一種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關系，保障國家能夠擺脫資本統治的意志，實現對社會公平和整體利益的追求。

這種公有制的內在價值，賦予了公有制不同於私有制的含義，那就是實現社會均衡的制度基礎。這種含義在由公有制企業提供的公共物品領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即“公平優先，兼顧效率”。以公用事業性產業領域為案例來看，它具有兩個內在的特性，即公共物品的屬性和自然壟斷的規模經濟效應。如果讓一家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私人企業來壟斷經營，那麼，在它所選擇產量和價格最優組合中，價格必將高於邊際成本(因為在自然壟斷情形中平均總成本總是高於邊際成本)，產量則低於社會最優水平。因此，這種產量和價格組合並不是社會的最優組合。在這種案例中，隻有不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公有制企業，才可能根據社會的要求，把價格維持在邊際成本上(以實現效率)且使產量等於社會最優產量。雖然由此而可能產生的虧損將由社會用財政收入來彌補，但是，對社會來說，這種公有制企業的選擇，至少已經是在公平與效率之間的一種最優權衡。

第二，是否存在一種基於中國國情的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之間的最適度結構？

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是我國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之間數量比重轉換的分水嶺，此后，非公有制經濟在重要經濟指標上超過了公有制經濟(公有資產指標除外)。與此同時，這兩種所有制經濟在主要經濟領域中基本上形成了一種分工協作、優勢互補、卻也存在著競爭關系的包容性格局。如果對近年的數據進行綜合性的判斷，兩類所有制經濟在主要經濟指標的相對比重方面已呈現出了相對穩定的趨勢或跡象。^[27]從另一方面，從效率與公平之間權衡的角度來看，我們也需要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之間保持一種合理的比例關系。因此，從理論上看，就存在一個求解最適度所有制結構的問題，雖然這一結構會依據經濟發展而處於動態調整過程中。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所有制結構的動態演變，取決於這兩類所有制經濟在市場中互相競爭的過程。影響這種競爭的因素包括相對經濟效率、競爭的公平程度、社會的意識形態(包括對社會公平的追求)、與某一經濟發展階段適應的國家發展戰略等一系列復雜的因素。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指導精神，我們可以預期，效率因素將會在未來一段時期內成為影響所有制結構調整方向的最重要因素。但是，我們也必須重視意識形態的因素。從我們的估算^[28]可知，目前階段公有制經濟主要指標(就業、產出以及稅收等綜合情況)佔國民經濟25%—30%是比較恰當的。^[29]

另外，在這種調整過程中，我們還要特別注意對作為公有制經濟的最重要實現形式——國有企業的改革，使之能夠充分實現對公平與效率的追求的某種均衡。這種改革要解決的問題包括企業治理結構中的委托—代理問題(如何促使代理人致力於提高效率，真正為委托人負責)、國企行為是否符合其代表全民和國家利益的形象、國有企業經營成果如何讓全民共享等問題。這類問題最終歸結為能否真正體現公有制的優越性問題。

第三，在理論上應當從什麼樣的角度承認現實中存在的私有制經濟？

這在政策和思想層面本來已經沒有什麼問題了。黨和國家一再強調“兩個堅定不移”，認可非公有制對“中國奇跡”的重大意義，並強調“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在思想上實現了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價值轉換”，即對它所帶來的社會經濟發展的充分肯定。但是，我們在理論上還沒有完成對這種“價值轉換”提供一種學理基礎的工作。具體的表現是：“多種所有制經濟”包含著私有制經濟，但是，在政策層面和討論中上，我們仍然在使用“民營企業”、“非公有制經濟”這類的概念，回避使用“私有制”這一概念，對私有制理論持批判態度。我猜想，我們之所以回避使用“私有制”這一概念，是因為我們還沒有搞清楚馬克思在《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中，哪些是針對私有制本身，哪些是針對市場經濟可能帶來的不良后果。進一步地，我們還沒有對如下的問題做出一種很好的判斷：在現實的市場經濟中，哪些類型的不公平是私有制度帶來的，哪些又是市場機制的必然產物。這些都是有待我們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如果“非公有制經濟”在制度上既不是公有制，也不是私有制，那是一種什麼性質的所有制形態呢？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或者承認非公有制經濟就是私有制經濟，並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吸收私有制理論的合理部分﹔或者就是力証“非公有制經濟”在性質上就是不同於私有制。這是建立一種綜合性所有制理論所必然面對的問題。在學術界，似乎主流的觀點是：非公有制經濟雖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但並不屬於社會主義經濟，因為隻有公有制經濟才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另有一種不同的聲音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非公有制經濟也屬於社會主義經濟。這種觀點通常引用的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的下述論點：“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支配著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支配著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隱沒其中，它使它們的特點變了樣。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裡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30]有學者以此為據，認為，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形態中，公有制經濟的普照之光必然會使非公有制經濟也帶有了社會主義的性質，至少是“初級階段”形態的社會主義性質。

五、中國式經濟治理問題

經濟治理是治國理政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其中所涉及的一個議題是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問題。關於這一問題，經濟學似乎有了共識。那就是政府隻能進行市場無法有效承擔的經濟活動。至於市場無法承擔的是哪些活動的問題，是借助於“市場失靈”的概念來回答的，而且，在這種回答中，以帕累托最優定義的效率是唯一的衡量標准。在這種分析框架中，每當市場出現“失靈”時，政府干涉就有了合理性。但是，它的假設是：國家能夠通過這種干涉實現一種完全競爭市場狀態下的帕累托最優。因此，這種分析框架讓我們確定一個政府干涉的最低門檻。其實，在這一系列的推理環節中，還存在著不少措詞模糊的地方，從而為政府和市場的行為邊界留下了很大的伸縮空間。具體地說，要確定政府行為和市場的最優混合程度，就意味著必須背離福利經濟學的理想化定理，並承認這樣一種邏輯：如果說市場失靈可以論証政府干涉的合理性，那麼，政府失靈則可以用來說明保持競爭性市場的必要性(即便市場機制是不完全的)。最終，是選擇政府還是市場，或者是二者的某種組合，將取決於每種行為的成本和優勢的比較。在這裡，我們不想討論這些一般理論問題，隻想討論在中國語境中(即“條條塊塊”)的兩個相關的問題。隻有在這種語境中，我們才能更有效地理解和討論中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

第一，中央—地方政府結構與市場之間的關系。

至少從秦漢以來，中國一直是典型的單一制國家，地方政府的權力來源於中央政府的授權，因而，中央與地方關系構成經濟社會發展的一般政治框架。因此，在中國語境中，討論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不能純粹套用有關方面的一般理論，而是要進一步深入中國政府結構的特色。那就是不能撇開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系結構來泛泛地討論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隻有在這種中央-地方的政府結構中，在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利益博弈中，我們才能更好地解釋和解決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

科學地總結和分析當代中國的中央與地方關系，是政治經濟學“中國特色”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化體制的改革中，這種關系始終在進行著動態的調整，總體的趨勢是中央向地方的分權，在經濟方面，主要表現為國有資產和資源控制權地方化、財政收支責任地方化、固定資產投資主導的地方化。在這種分權化改革中，地方政府(特別是縣級政府)利用縱向分權所獲得的資源支配權，在橫向上彼此之間展開的“增長競爭”。正是這種競爭，成為了創造中國增長奇跡的一種重要機制。這種競爭之所以得以展開，在體制上源於不同層級的政府在分權化改革中獲得的自主權，既有制定具體政策的自主權，又有執行政策的自由裁量權，從而使地方政府在某種程度上享有很大的改革空間，進行不同的嘗試。這是中國社會經濟治理最突出的特征。

但是，在這一過程中，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也變成了一把“雙刃劍”。這種競爭和地方與中央之間的博弈交織在一起，在對推動經濟高速增長做出顯著貢獻的同時，也帶來一些嚴重的副作用和后遺症，既有放縱市場的某些行為，也有對市場干涉過多的問題。例如，地方政府對投資的過分依賴，使得它們在招商引資中形成一種過分“親資本”的傾向，放縱企業大規模消耗資源、污染環境，甚至在勞資發生利益沖突時偏袒資方，造成一系列社會矛盾。在這種競爭過程中，地方政府逐漸形成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並與中央政府展開博弈，有違中央分權的初衷，甚至出現“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現象。近年來，中央與地方的利益沖突和政策博弈已經愈演愈烈，甚至在保護耕地、調整房市、規范招商引資等一系列事關國家經濟安全的重大問題上，因地方政府的抵觸，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陷入失靈的尷尬境地。不僅如此，在這種博弈中，地方政府隻承擔有限責任、中央政府卻承擔著無限責任。^[31]

這些問題影響著政府權力的運作和價值取向。要走出這種利益博弈的困局，必須從制度建設著眼，構建激勵和約束地方政府競爭行為的新機制，清晰地界定中央和地方在權、責、利三個方面的關系，從而形成制度化的、利益博弈的相對均衡。但是，不論如何調整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中央政府的“中性”是至關重要的。隻有中央政府保持“中性”，國家才有能力抵御來自各種利益集團的壓力，以國家的整體利益為標准來制定政策，從而消除地方政府放縱或過度干涉市場的行為傾向。

第二，官商之間關系問題。

這裡所說的“官商關系”特指公務員(特別是官員)與商人(企業家)之間的關系。雖然這種關系與政企關系、政府與市場(商界)關系等存在交集和共振關系，但卻是不同的問題。在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改革過程中，商人開始扮演著一種前所未有的角色﹔政府官員在這種經濟轉型中的角色也遠比歐美社會重要得多。有兩類因素影響著官員的角色。一類因素涉及官僚體制因素，官員(代表政府機構)控制著大量的經濟和行政資源，本身就處於擁有權力的有利位置，是商人找官員辦事，而不是相反。另一類因素涉及制度轉軌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官員手中握有指揮權、控制權、決策權和政策執行的自由裁量權。這種意義上，官商關系映射的是權力和資本之間的關系。

社會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各級官員的決策與引導，也離不開廣大商人的積極參與。因此，官商之間存在密切的互動關系，在中國，是必然的現象。但是，如果制度安排出問題，那麼，官商勾結現象的出現也是必然的。總體而言，官商關系的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官商關系的局部異化問題，主要表現為官員以權逐“利”，商人以利圍“權”，雙方利用這些權力獲得商機和利益，從而出現官商勾結現象。

隨著政府職能轉變以及全面依法治國戰略布局的深入推進，重塑透明、公平、公正的新型政商關系漸漸成為政府、社會和公眾的基本共識。

以習近平總書記的話來說，正常的新型官商關系就在於要在“清”和“親”之間建立起一種良性的互動關系。何為“親”？雖然各司其職，雙方要彼此尊重對方。何為“清”？所有的交往都以制度為基礎。這二者之間能否建立起良性的互動關系，關鍵就在於我們如何建立一種“清”的制度：在簡政放權的同時，不斷健全“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與“負面清單”制度，充分厘清政府行為和企業行為的邊界。這是劃定行為邊界的制度保障。

六、結束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在沿著這條道路前進的過程中，需要我們在實踐和理論兩個方面的不斷探索。在實踐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目的，是要創造一種既超越傳統社會主義又超越發達資本主義，集人類社會一切文明成果於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在理論上，這就要求我們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不斷發展和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一“中國化”的理論成果。

在理論上，如何檢視這種“中國化”？第一，要找到“中國特色”的理論參照系，且這種參照系會因為討論的具體問題不同而存在差異。這就要求我們通過細微的邏輯修飾來進行辯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中華文明基因是“中國特色”的底色。要理性地看待“中國特色”實踐中的各類制度安排，思考其中哪些是具有過渡性質的，哪些是具有長期性質的，不能簡單地用政策思路來替代對這些問題的理論思考。第二，以開放的心態，走在學術的前沿。強調中國特色，並不意味著市場經濟學的一般原理不適用於中國，不能把相同的經濟學原理與不同的政策處方混為一談。改革沒有完成式。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也沒有完成式，必須保持一種包容性和開放性的態度。在這一方面，我們要吸取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教訓。雖然它很好地總結了指導蘇聯模式的經濟思想，但是，卻缺乏對這種體制存在的矛盾和問題的深入檢討，以至於沒有能夠對體制的改革提供前瞻性的指導。第三，要以理論自信的精神，直面懷疑者的批評。對其中不合理的論點的反批評，我們要注重現實邏輯和理論邏輯的一致性。隻有這樣，我們的反批評才能體現出對“道路自信”和“理論自信”的統一，避免陷入被自己的批判邏輯反批判的地步。不合邏輯的事情是可能發生的。但是，無論早晚，總會出現另一條路，引導它回到邏輯的起點，被邏輯負反饋。

注釋：

[1]《中國經濟學如何走向世界》，《光明日報》2016年3月2日。

[2]本文的主要任務不在於此。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43頁。

[4]《列寧全集》(第34卷)，中央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6頁。

[5]W.布魯斯、K.拉斯基：《從馬克思到市場：社會主義對經濟體制的求索》，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第30頁。

[6]在外部，遭到十四個資本主義國家武裝干涉，西方列強長期對其存有敵意，必欲滅之而后快，處在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和封鎖中﹔在內部，動亂長期存在，先是各種暴動(包括無條件強迫加入“集體農庄”引起的暴動)，后是肅反和肅反擴大化帶來的混亂等。

[7]丘吉爾曾這樣評價斯大林：“他接過的是一個扶木犁的窮國，他留下的是一個有核武器的強國。”這是對蘇聯模式的一個很好注解。

[8]W.布魯斯、K.拉斯基：《從馬克思到市場：社會主義對經濟體制的求索》，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第37頁。

[9]貝爾納·夏旺斯：《東方的經濟改革——從50年代到90年代》，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頁至第133頁。

[10]雖然有些國家自認為在實行的是民主社會主義。

[11]普京說：“誰要是不為蘇聯的解體感到遺憾，他就是沒有良心﹔而誰要是希望恢復蘇聯，他就是沒有頭腦。”

[12]越南、古巴等國的經濟改革也帶有這種形態特征。

[13]習近平2016年5月17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14]習近平2014年4月1日在比利時布魯日歐洲學院發表的重要演講。

[15]本部分的國家和政府是同義語。

[16]我們至少可以從“父母官”之類的說法中看到它的影子。

[17]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頁。

[18]參閱愛德華·卡德爾：《公有制在當代社會主義實踐中的矛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

[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3頁、第200頁。

[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200頁。

[21]塞繆爾·鮑爾斯和赫伯特·金蒂斯，2003：《民主與資本主義》，商務印書館，第95頁。

[2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8頁、第412頁。

[23]《美國大選富豪決斗凸顯“資本”主義》，《環球時報》2016年1月25日。

[24]習近平，1998：《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與完善》，《經濟學動態》第7期。

[2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43頁。

[26]參閱裴長洪、楊春學、楊新銘，2015：《中國基本經濟制度——基於量化分析的視角》第二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7]楊春學、楊新銘，2015：《關於“國進民退”的思考》，《經濟縱橫》第10期。

[28]楊新銘、楊春學，2012：《對中國經濟所有制結構現狀的一種定量估算》，《經濟學動態》第10期。

[29]在歐洲(西歐)國有企業發展的鼎盛時期，國有企業佔比最高的國家為法國，其就業、產出和資本佔比的平均值為24%(1985年)。參見Pier Angelo Toninelli,2000,The Rise and Fall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in the Western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21。

[3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9頁。

[31]溫鐵軍、計晗、張俊娜，2015：《中央風險與地方競爭》，《國家行政學院學報》第7期。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