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探索路徑

在1960年初讀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后，毛澤東同志指出：“寫出一本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現在說來，還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有英國這樣一個資本主義發展成熟的典型，馬克思才能寫出《資本論》。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至今還不過四十多年，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還不成熟，離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還很遠。現在就要寫出一本成熟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還受到社會實踐的一些限制。”^[1]如今，五十多年過去了，全世界范圍內的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遭受了重大挫折，與此同時，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在曲折中奮勇前進，不僅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建設成果，而且在實踐基礎上開啟了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偉大征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探索，發軔於毛澤東，繼承於鄧小平，在新的歷史時期，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大刀闊斧地推動改革創新，在理論上提煉和總結了大量實踐經驗，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嶄新路徑。2016年7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時強調：“要加強研究和探索，加強對規律性認識的總結，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推進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科建設。”^[2]本文從現有社會主義經濟學教科書和研究專著出發，梳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探索的主要路徑，並提出以“社會有機體”為統攝進行理論體系構建的思路。

一、以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藍本的探索路徑

從全世界范圍來看，蘇聯是第一個進行系統性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的國家。1951年，蘇聯出版了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首次對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的經濟問題進行了理論分析。在此基礎上，1954年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出版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則進行了探討。可以說，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探索，在早期深受蘇聯教科書的影響，其理論主張和實踐做法都大量復制蘇聯經驗。當然，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在極其困難的國內外環境中，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在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政治經濟學理論發展方面進行了不懈探索，這其中，毛澤東於1956年發表的《論十大關系》就是一個光輝代表。

改革開放以來，學界以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藍本，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進行了理論總結。這類理論成果總體上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沿用“蘇聯范式”的“二分法”結構，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看作為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義部分，與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形成並列關系。這一類研究成果的代表作包括宋濤主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程》，劉詩白主編的《政治經濟學》，逄錦聚、洪銀興、林崗、劉偉的《政治經濟學》，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組織專家編寫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概論》等。這類研究成果大都以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滅亡的科學預言為基礎，在邏輯上和史實中論証了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科學性和必然性。在社會主義部分，專門研究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涉及到社會主義發展階段、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等問題，較為全面地介紹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方面。第二類成果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獨立成書，不再強調與資本主義部分的前后聯系，而是突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的特殊性和國別性。在結構上，這類成果對社會主義經濟的不同范疇分列篇章，層次分明，結構完整。在內容上，充分吸收包括西方經濟學在內的最新理論成果，用以分析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具體問題。代表作包括錢連源編寫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林木西、柳欣主編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葉祥鬆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等。

從敘述起點和分析主線上來看，這一類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探索，普遍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起點，以“經濟制度變遷和經濟體制改革”為主線，按照“經濟制度—經濟運行—經濟發展”的整體框架進行理論體系建構。這些探索圍繞著中國經濟改革發展這一主題，全面系統地分析了社會主義本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市場經濟體制，內容涵蓋企業、市場、政府、宏觀管理體制、經濟發展戰略、工業化與信息化、新型城鎮化、農村與農業、對外開放等各個方面。

二、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為主線的探索路徑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最顯著的“中國特色”，就在於致力推動市場經濟與公有制的有機結合，由此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一般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因此，研究和分析如何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便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探索的第二條路徑。這條路徑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為主線，重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打破了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論著的編寫思路和框架，系統地闡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涵、外延和運動規律，建立了較為完整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框架，不僅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本身，同時也有力推動了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創新。從內容上來看，這類成果密切結合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在框架上兼具系統性和開放性，積極反映新的國家政策、理論成果和實踐經驗，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性，對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在規律做出了積極努力。在這條探索路徑上，比較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伍柏麟編寫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教程》，劉詩白主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楊干忠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論》，李豐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王軍旗、白永秀主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鄒東濤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李興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等。

從敘述起點上來看，這一類探索路徑普遍選取“市場經濟一般”作為敘述起點。這種處理方法體現了“從一般到特殊”、“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突出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結合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就一般性來說，市場經濟並不是一種經濟制度，而是一種經濟形式或經濟體制，屬於資源配置方式的范疇，因此，市場經濟可以在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下被採用。就特殊性來說，市場經濟與特定的社會經濟制度相結合，就會在價值取向、利益關系、市場調控等方面體現出“特殊性”。因此，從“市場經濟一般”的邏輯推理出發，為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了一個堅實的理論基礎，也有利於全面系統地總結我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實踐經驗。

從分析主線上來看，第二條探索路徑大都選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規律”作為主線。首先從市場經濟一般出發，探討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的結合問題，闡述社會主義市場體系及市場主體，分析市場經濟運行及宏觀調控方式，最后介紹市場經濟的全球化發展。在內容上，主要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實踐的闡釋，涵蓋了所有制結構、企業制度、市場體系、收入分配、對外經濟關系、宏觀調控、經濟增長和發展等方面。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由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本身就是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過程，因此，也有不少研究專門圍繞轉型過程進行理論探索，這類研究成果以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和規律為研究對象，分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和基本特征，結合經濟現實探討了市場發展、政府管控、企業改革等內容，深化了對經濟轉型和中國經濟改革的規律性認識。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張宇的《轉型政治經濟學——中國經濟改革模式的理論闡釋》，谷書堂的《社會主義經濟學通論——中國轉型期經濟問題研究》，洪銀興主編的《轉型經濟學》，景維民、孫景宇編著的《轉型經濟學》，吳光炳主編的《轉型經濟學》等。

三、以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為主線的探索路徑

我國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仍然是發展問題，而且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發展問題，一是從生產力來看，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正從中等收入水平邁向中高收入國家行列，二是從生產關系來看，我國正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邁向社會主義中高級階段^[3]。在“兩個邁向”的時代背景下，大量研究以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為主線展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探索，這條探索路徑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內容。第一，推動發展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化。西方發展經濟學從興起到衰落再到復興，其理論內核始終是新古典經濟學，而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側重於研究成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落后經濟體的分析呈現出內容上的碎片化、方法上的的單一化和范式上的非標准化。因此，必須堅持唯物史觀，合理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系統、全面、深入地研究落后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的發展問題，構建馬克思主義經濟發展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發展經濟學。第二，推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特色化。西方發展經濟學以落后國家經濟追趕作為研究對象，但中國已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很多經濟發展問題已經不再符合西方發展經濟學的分析前提和假設條件。在工業化方面，西方發展經濟學認為，在工業化進程中，國民經濟中的首位產業依次為一產、二產、三產，然而，我國工業尚未真正強大起來，但第三產業中的房地產和金融業迅猛發展，虛擬經濟和經濟泡沫化風險不斷加大。在城鎮化方面，我國城鎮化率遠未達到發達經濟體水平，但同時卻出現了大量進城務工人員向農村回流的現象，由此引發了有關中國是否達到“劉易斯拐點”的激烈爭論。在農業現代化方面，小農生產方式、農業企業化經營和集體合作化等多種生產方式並存，西方發展經濟學鼓吹的現代工業化農業模式在我國農村並未佔據優勢地位。

以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為主線進行理論探索，對於中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進一步提高生產力水平具有重大意義，但是，這條路徑也存在著忽視基本經濟制度和生產關系分析的問題，有可能陷入唯生產力論的誤區。同時，從現有的研究來看，發展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尚未形成能夠與西方發展經濟學和二元結構理論進行對話和交流的理論框架，這條路徑上的理論探索仍然任重道遠^[4]。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探索：以“社會有機體”為統攝

1、經典政治經濟學所面臨的中國特色問題和理論困境

在經典作家對共產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的預言中，未來社會的基本特征包括公有制、計劃調節和按需分配，然而在實踐中，人類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與經典作家的預言存在著較大差異。對於中國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至少在兩個方面體現出“中國特色”，第一，即使中國有望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也並不意味中國的生產力水平達到了經典作家所提出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標准。第二，在生產關系層面，與理論上的標准相比，我國現階段的所有制和分配方式仍然屬於不成熟的社會主義范疇。因此，既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總體上都可以被分為兩類，第一類將“社會形態”作為主要研究對象，集中探討“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社會意識”這個四層結構，第二類進一步壓縮研究范圍，集中探討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結合方式也即“生產方式”，並在此基礎上探討我國社會特有的“經濟的社會形態”。

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一些原本不屬於經典政治經濟學研究范疇的問題迫切需要政治經濟學做出回答。譬如，伴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工業智能化和機器人技術的飛速發展，使得工業生產過程的系統化、自動化、智能化水平得到很大幅度提高，工人已經不再被局限在某一個特定生產工序和勞動部門，而是作為“整體工人”控制生產過程，這實際上已經呈現出經典作家預言中人類發展“第三個歷史階段”的某些特點。相對於第一個階段“人的相互依賴”和第二個階段“物的相互依賴”，“第三個歷史發展階段”的社會物質生產條件達到了這樣的程度：“這裡已經不再是工人把改變了形態的自然物作為中間環節放在自己和對象之間，而是工人把由他改變為工業過程的自然過程作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無機自然界之間。工人不再是生產過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產過程的旁邊。”^[5]這就是表明，在第三個歷史發展階段，工人將不僅僅是運用生產工具來作用於生產對象，而是對整體生產過程進行控制，將自然過程改變為工業過程。與此同時，由於個人能力得到極大提高，工人能夠在不同工作崗位和部門之間自由流動，強加在工人身上的分工枷鎖開始鬆動。工業智能化和機器人技術屬於生產力范疇，從傳統認識上來看，政治經濟學並不研究生產力本身，但是，從現時代生產力發展來看，政治經濟學必須研究生產力各要素之間的關系，才能准確把握現時代生產過程的特點，進而對由這種技術進步引發的生產關系變革、上層建筑演進甚至社會意識形態變化做出判斷分析。

除了生產力本身，關於人的行為決策、社會道德品質等問題原本也不屬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疇，但現實中，大量道德問題並不能直接從人的“本性”中推導出答案，而是必須結合生產力發展和生產關系變革進行剖析。譬如，亞當.斯密承認“人性生來自私”，並提出市場經濟是一隻“看不見的手”的觀點，人們在利益驅使下提供各類商品和服務，極大地滿足了全體人的需要，同時也提高了社會福利。然而，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某些食品廠商明知其提供的產品不符合衛生標准，但為追逐利潤仍然要鋌而走險。盡管我們可以從道德上對這些行為進行批判，鞭笞人性的自私，但如果深入思考就會發現：食品安全問題遠非道德淪喪這樣簡單的命題，也不是頒布和執行法律就能夠達到監管效果。實際上，食品安全問題甚至已經摧毀了“人性自私”這一前提假設，事實上違法廠商都知道，如果大家都這樣無視食品安全，那最終他們自己消費的食品也是不安全的，人性中保護自身健康安全這一最基本的“自私”概念在利潤的沖擊下都已經蕩然無存了。因為，要更為准確地理解市場經濟中的道德問題，就不能不溯源而上，在生產關系、生產力、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些范疇中尋找答案。

2、社會形態、經濟的社會形態與社會有機體

政治經濟學在理論發展和學科建設過程中的“失聲”和邊緣化，與經典政治經濟學在研究指導思想上的偏誤不無關系，長期以來，我們始終囿於“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社會意識”這一四層結構，甚至局限在“生產方式及其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一范疇中進行理論上的自我封閉。殊不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探索過程中遭到重重阻礙，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政治經濟學學者始終不能包容地對待經濟學發展洪流中的科學成分，對於西方社會科學和中華傳統文化，始終不能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將其整合到政治經濟學框架中來，即使有很多學者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質疑的聲音總是不絕於耳。

從根本上扭轉政治經濟學研究指導思想上的偏誤，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前提就是厘清社會形態、經濟的社會形態和社會有機體三者之間區別和聯系。這三個概念是經典作家在不同歷史提出的概念，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已經制定了“社會形態”這一概念，在強調劃分社會形態的標准時，突出的是以所有制關系，即以“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和“現代私有制”來劃分社會形態。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又制定了“經濟的社會形態”這一概念，並以此為標准劃分不同時代。馬克思指出:“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兒個時代”^[6]，“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7] 從區別上來看，社會形態是一個較廣的概念，至少包括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和社會意識形態等四個方面內容，而經濟的社會形態主要是指社會形態中的生產方式。馬克思認為：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隻在可能性上是生產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就必須使它們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因而，經濟的社會形態是作為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即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在生產、交換、分配領域內的特殊結合方式。

然而，經典作家對於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探索，並不是到此就終結了，在《資本論》序言中，馬克思指出：“現在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並且經常處於變化過程中的機體”。^[8]“有機體”一詞本是生物學術語，是指具有生命的個體的統稱，后來用以泛指類似生命體那樣能夠自我生存、自我發展的事物。這些事物的各組成部分存在著內在的、不可分割的聯系，它們互為手段與目的，每一部分都不能獨立存在，從而形成一個內部高度分化而又服從於一個根本原則的統一體。馬克思借用這一術語旨在表明：社會是由人和全部社會生活條件、要素構成並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發展著的有機整體。社會有機體范疇的提出，為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整體結構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論，它蘊涵了以往一切研究成果，充分展現這些成果的總體性，是我們把握馬克思主義理論豐富性、系統性、辯証性的思想基石。

馬克思視野下的社會有機體是指由人和全部社會生活條件、要素構成並相互依存與相互作用的活動和發展著的社會有機整體，這個社會有機體具有整體性、開放性、自組織性和再生性的特點。在“社會有機體”這一概念的統攝下，抽象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譬如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等等，就獲得一個從原理到現實的理論中介^[9]。本來，這些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已經從宏觀上揭示了社會和人本身發展的規律，但是在微觀上，在既定的生產力、經濟基礎和社會存在的背景下，社會關系中的個人如何進行行為決策、如何建構生產關系、如何形成上層建筑、如何匯聚社會意識，這些都是不甚明晰的。譬如，歷史唯物主義將資本家看作是資本的人格化，執行資本的經濟職能，具有無限制追逐利潤的行為動機，但是，不同資本家作為個體，其管理能力、行為特點、思想意識都具有極大的差異性，如果不能從“社會有機體”的視角來認識資本家群體，就無法對資本家的企業管理勞動以及創新活動形成准確的理解，而會機械地將資本家理解為企業機器上的零部件，充其量也只是重要的零部件。因此，“社會有機體”正是扮演了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滲透到現實社會中的中介和橋梁，這就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整體方法在宏觀和微觀上的統一。這一方面不同於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個體還原論，另一方面也不同於機械唯物主義的單純生產力決定論，而是一個基於“實踐”的有機唯物主義。

3、以“社會有機體”為統攝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以“社會有機體”為統攝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著力處理好這樣幾個問題。第一，需要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敘述起點和分析主線。可以考慮將生產力的現時代發展作為敘述起點，著重探討科學技術進步引發生產力提升的各種效應，特別是要對人工智能、3D打印、機器人、“互聯網+”和新能源等對生產關系產生重大影響的生產力變遷進行研究。需要注意的是，這裡對生產力的分析，不是對生產力本身的研究，而是要從社會層面上研究生產力各要素之間的關系。在分析主線上，應突破“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這一分析框架，考慮以“社會結構—人的發展—人的活動—社會再生產”為線索，邏輯性地探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工業化、城鎮化、國際化、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的勞動者行為特征，社會主義“人的再生產”，社會主義收入分配等內容。

第二，需要厘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來源。“社會有機體”理論並不是經典作家的獨創，而是馬克思、恩格斯根據聖西門、孔德等的“社會有機論”進一步探索得到的。與此相類似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來源也應該是多樣化的，至少包括這樣五個方面內容：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遺產、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文明成果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成果^[10]。

第三，需要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科框架。以“社會有機體”為統攝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拓展其學科框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學科體系上至少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從社會學、哲學、歷史學的視角重新審視“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社會存在-社會意識”的政治經濟學框架。二是應包括與生產力發展緊密相關的經濟學科，如技術經濟學、工程經濟學、管理經濟學，這些學科的特點是科學技術與經濟學的交叉融合。三是應包括以研究人類行為決策的學科，如行為經濟學、演化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神經經濟學等等，這些學科的特點是心理學、生物學與經濟學的交叉融合。

結語和展望

與既有研究的認識有所不同，本文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不是單一的學科體系，而是適應當代學科精細化要求的“中心基礎理論+應用分支學科”的多學科體系。在這個多學科體系中，可以使用“社會有機體”作為理論硬核，並在這個理論硬核的引領下，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來源從馬恩經典著作、新古典經濟學和蘇聯東歐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三方來源”，拓展至包括西方馬克思主義、不發達政治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等流派的“多方來源”。同時，將經濟史、經濟倫理和經濟哲學的研究文獻納入考察范圍，全面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探索過程中的文獻視角，最大限度充實文獻資源。

以“社會有機體”作為統攝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探索，不是要直接完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構建的巨大工程，而是探索體系構建的哲學、歷史、文明和實踐基礎﹔不是直接拿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而是勾勒出這個體系的大體輪廓，細化體系構建需要克服的方法論難題，為后續的具體問題研究探明路徑。總之，鑒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構建工作的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可以借鑒經典作家構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批判方法，為如何構建這個體系探索科學可行的“路線規范”，並在這個規范的指引下，依托我國經濟實踐，不斷開創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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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pp.137.

[2] 堅定信心增強定力 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N].人民日報,2016-07-09(1).

[3] 洪銀興.以創新的理論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J].經濟研究.2016(4).

[4] 周紹東、錢書法、王昌盛.分工與創新：發展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復興[M].經濟科學出版社.2015.

[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pp.100.

[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3頁.

[7] 同上.

[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84頁.

[9] 陳志良、楊耕.論馬克思的社會有機體理論[J].哲學研究.1990（1）.

[10] 王立勝、郭冠清.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來源[J].經濟學動態.2016（5）.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