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的一元性本質與多元化探索

自列寧寫了以《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為核心文本的“伯爾尼哲學筆記”，辯証法便成為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心。上世紀30-80年代，辯証法一直是革命政治話語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界顯學。然時過境遷，90年代以來唯物辯証法在理論上遭遇到極大挑戰，面臨被邊緣化甚至被遺忘的命運，不過這卻未必是壞事。當空洞熱鬧的口號與爭論銷聲匿跡之后，人們才可能深入地思考馬克思主義的辯証法，辯証法正是由此走向復興。回顧和反思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百年來起起落落、分分合合的曲折歷史過程及其豐富內涵的變化，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唯一性的、嚴格性的辯証法之核心邏輯，這就是馬克思是通過歷史實踐活動來進行形而上學和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雙重性批判;另一方面，在具體的社會歷史實踐與時代背景下，馬克思主義辯証法又具有不同的形態與現實策略。在當代西方的現實語境中，辯証法以一種“弱義”的策略堅守在文化研究、社會理論研究以及社會抗議活動之中。

　　一、歷史辯証法:唯一的、“單義”的辯証法

所謂“單義”的辯証法，就是指“大寫字母的”辯証法。它源於列寧《哲學筆記》中的一個著名說法:“雖說馬克思沒有遺留下‘邏輯’(大寫字母的)，但他遺留下《資本論》的邏輯，應當充分利用這種邏輯來解決這一問題。在《資本論》中，唯物主義的邏輯、辯証法和認識論﹝不必要三個詞:它們是同一個東西﹞都應用於一門科學，這種唯物主義從黑格爾那裡吸取了全部有價值的東西並發展了這些有價值的東西。”^[1]長期以來，人們傾向於認為馬克思設想過唯一的辯証法原型和體系，隻不過沒有完成，因此試圖以各自的方式來填補馬克思的承諾與設想，但是如何認識和理解“單義”的辯証法，則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1.從“偶然的”設想到“唯一的”體系

1858年1月14日，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流露出如下打算:由於某種偶然原因，他重讀了被擱置多年的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深受啟發，表示“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這類工作的話，我很願意用兩三個印張把黑格爾所發現、但同時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東西闡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夠理解”。^[2]此時，馬克思在寫作《1857-1858年手稿》(《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過程中重新激活了德國古典哲學的精神力量，開始形成自己獨特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語境中的辯証法話語，這才萌生了用純粹的唯物主義改造辯証法邏輯的想法。但遺憾的是，直到現在也沒有証據表明，馬克思真去寫作這“兩三個印張”了;而且隨著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深入推進，馬克思本人也許發現信中的設想是無法兌現的承諾!馬克思甚至不止一次地自我批評說，建構一種抽象體系很有壞處:採用格言式的敘述把全部觀點壓縮在一部著作中，這隻會造成“任意制造體系的外觀”^[3]，“我把已經起草好的一篇總的導言壓下了，因為仔細想來，我覺得預先說出正要証明的結論總是有妨害的，讀者如果真想跟著我走，就要下定決心，從個別上升到一般”^[4]，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構建唯一的辯証法標准體系只是馬克思的思想火花與偶然設想。

恩格斯真誠地相信並努力實現馬克思的設想，全力以赴地探索與完成心目中馬克思唯物主義版的“大寫字母的”研究計劃:“這樣，辯証法就歸結為關於外部世界和人類思維的運動的一般規律的科學……概念的辯証法本身就變成只是現實世界的辯証運動的自覺的反映，從而黑格爾的辯証法就被倒轉過來了，或者寧可說，不是用頭立地而是重新用腳立地了。”^[5]正是這個舉動，引起了后來的許多爭論。后來一些人認為，恩格斯既沒能使馬克思的設想真正落實，也未能把這個原貌含混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核心部分闡釋清楚。恩格斯自己也自謙地說過，《反杜林論》是不得已從事的“啃酸果”工作，而自然辯証法研究乃是自己理論“脫毛”的過程^[6]。然而，那些沒有深刻領悟恩格斯哲學崇高抱負及其思想苦衷的第二國際理論家們，普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持消極厭倦態度。以伯恩斯坦為首的右翼理論家們甚至認為馬克思沒有哲學而隻有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可以與任何一種哲學相結合，直至提出回到康德，對黑格爾哲學百般責備，以致認為馬克思主義作為精確的科學，從斯賓塞的進化論那裡繼承的東西，遠比從黑格爾的否定辯証法那裡繼承的東西多得多^[7]。這些都導致了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者在辯証法問題上的集體失語與短視。

這種狀況在20世紀初發生了重大變化。先是列寧的伯爾尼《哲學筆記》改變了馬克思主義辯証法失落的命運，繼而蘇聯教科書體系的形成，“改變了”辯証法的“模糊”形象。在蘇共中央1938年審定並出版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斯大林親自撰寫了第四章第二節《論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明確地把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界定為“馬克思主義的辯証方法”即“唯物

辯証法”，是研究自然界現象及其發展過程的方法，具有聯系、發展和量變質變等基本特征。^[8]這個具有最高意識形態權威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綱要的出台，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大寫字母的”辯証法(即唯一的辯証法體系)理解模式的確立。盡管蘇聯有學者在20世紀60年代就已認識到，恩格斯與教科書體系都沒能全面完成馬克思的辯証法構想，便轉而重視列寧的《哲學筆記》以從中尋求新的理論資源與思想因子，但由於深陷預成論和目的論的窠臼，他們始終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均懷有建立完整嚴格的辯証法理論體系的鴻鵠之志^[9]，一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就是逐步接近和完成這個唯一的辯証法體系的探索過程。這實際上是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歷程看成是某一哲學原理和教科書體系的注腳。

2.“體系”與“方法”

馬克思主義並非不能採取教科書體系的形式，但將經典作家偶然的設想絕對化並神化為唯一的科學的邏輯體系，這則難以讓人完全信服。蘇聯教科書體系的硬傷在於，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簡化並硬化為現成存在且不容置疑的理論體系和原理，不過，人們在對此表示質疑時，往往隻對作為辯証法唯一性表述和嘗試的形式與觀點表示懷疑，卻依然認可辯証法有著唯一的嚴格體系。而實際上，正如列寧所言:“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說過，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10]，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對辯証法有過一個理論體系的構想之外，還認為辯証法不是封閉的、自洽的、嚴格的邏輯體系，而是指導實踐與認識的方法論。這也就提示我們，馬克思主義辯証法在源頭上同時存在兩種模式。一種就是純粹的理論意義上的自我解釋邏輯，反映的是德國古典哲學及西方哲學史數千年的傳統———即哲學就是關於世界本質邏輯的學問，是解釋追求作為真理的邏各斯(logos)的思維活動與思維藝術。康德、黑格爾和馬克思更多的是使用“logos”或者“邏輯”而不是用辯証法來表征自己的哲學:康德談了很多辯証法，但沒有使用“辯証法”這個詞而稱之為“先驗邏輯”;黑格爾的書名干脆就叫《邏輯學》;馬克思則將《資本論》看作邏輯學。在這個意義上，辯証法就是邏輯學，就是一種嚴格的邏輯體系，相信世界有一個內在的超驗的邏輯或邏各斯(logos)，哲學的任務就是用理論的方式將這種邏輯再現和描述出來。列寧正是在這個邏格斯傳統的意義上指出，辯証法既是世界的本體論又是歷史認識論也是主觀的語言思維邏輯。與之相對，馬克思恩格斯在理解辯証法的時候，又走向了似乎與邏輯體系相反的方向，即反體系的方法論與實踐論思考。他們不是從理論而是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從實踐對理論的批判角度來理解自己的哲學和辯証法革命的使命。從《〈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論猶太人問題》、《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一直到《資本論》的序言與跋，馬克思都強調應當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理論轉化為實踐的角度來界定辯証法，認為“辯証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1]恩格斯由此便將馬克思的辯証法理解為實踐的方法論，並反復做了說明(不少說明都很精到)，最突出的是他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結尾處宣稱隨著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哲學實際上也整個終結了，剩下的只是邏輯和辯証法。^[12]如此，馬克思的哲學也就成了后哲學，成了學院哲學和體系哲學終結之后，用於各門具體科學研究和指導無產階級革命實踐的方法論。顯然，恩格斯否定了辯証法作為唯一的嚴格的純粹理論邏輯的合法性。但問題也變得更加復雜:如果辯証法不是唯一的理論邏輯體系而是活生生的方法論^[13]，那麼“體系”與“方法”這對明顯矛盾著的兩個方面何以共存於馬克思的辯証法?

辯証法在古希臘那裡是人類研究哲學、討論真理問題時的辯論術，也就是修辭和思想的智慧。到了中世紀，辯証法作為神學論戰和論辯中的修辭技術得以延續，其隻不過是神學庇護下的人文學科的修辭手法。在德國古典哲學那裡，辯証法的命運得到了改變，辯証法開始佔據相當重要的地位。德國古典哲學重視辯証法，原因在於辯証法此時是介於近代興起的自然科學的知性思維與基督教神學的邏輯思維之間的理論形態(黑格爾稱之為“理性的思維”)。在古希臘作為世界終極的意義的理性的邏各斯、在中世紀作為神存在的証明的邏各斯，到了德國古典哲學那裡，則變成了調節科學與神學之間矛盾的人的主體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理論話語。德國古典哲學特別是辯証法，正是科學與神學形而上學相互沖突相互交融的產物。換句話說，正是在把近代科學語言上升為哲學語言，把中世紀的神學語言還原為人的科學語言的過程中，才有了德國的唯心主義辯証法。這種辯証法是把經驗世界的客觀知識與神學的形而上學獨斷論的真理二元性對峙加以調和與溝通的中間環節，這個環節通過人的自我意識、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批判哲學或認識論得以體現。在德國古典哲學的語境中，辯証法帶有准神學的超越科學的緊張與崇高感。辯証法作為絕對科學、作為科學的科學，恰恰表明了它具有一種使命感，一方面要替代神學式微、上帝死后空缺的神聖的位置，另一方面則肩負超越經驗實証的、平庸乏味的科學世界之狹隘性，賦予其浪漫的崇高的內涵特征的使命。所以，辯証法有一種超越知性世界、經驗世界矛盾而達到一種絕對的真理與統一的願望，但這種統一是通過人的主體性達到的絕對性，不可避免地帶有鮮明的人的主觀性、歷史性、暫時性的缺陷，辯証法的絕對性因此也就有了永無休止的自我批判、自我反思、自我否定的歷史感與歷史目的論特征。辯証法就其可能性、開放性而言，不會隻有唯一的體系形式，假定馬克思的辯証法有唯一的嚴格的形式和邏輯，恰恰是違背辯証法的。但就其徹底的嚴格的批判精神和理性追求精神而言，辯証法似乎又致力於建立某個心目中絕對的嚴格的體系。這是一種糾結!馬克思主義辯証法脫胎於德國古典哲學，自然有這樣一種糾結與矛盾。一方面就其追求絕對的崇高的真理、理想和徹底的批判精神而言，它不可能放棄這種唯一性和大寫的辯証法的理想，一種徹底的、嚴格的理論總是試圖去解釋、批判、涵蓋一切，辯証法注定不是一般的部門的實証的科學，有一種以有限的主體性追求絕對精神、追求無限的真理的使命，其心目中至少有一個“唯一”規定與方案設想，如果沒有這種精神，辯証法在思想史上就不會有這麼大的影響。德國古典哲學史上的哲學家們，特別是黑格爾《哲學全書》的努力就表明了這樣一種崇高願望;馬克思雖然從來沒有兌現自己的“大邏輯”，但他無疑也有著這樣一種使命感。另一方面，致力於超越理論、批判所有理論並且將理論現實化，致力於通過否定理論從而實現理論改變現實的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哲學，決定了馬克思主義辯証法又是反對任何封閉的體系。所以體系論與方法論的張力與追求，自然就成為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無法回避的歷史遺產。辯証法本質上是反體系的，要沖破理論邏輯的邊界成為改變現實的實踐力量。從這一點上講，馬克思主義辯証法是革命的實踐的辯証方法而不是理論體系。體系論有悖於辯証法的徹底的自我否定的歷史精神，追求“唯一”的絕對辯証法體系論，其缺點並不在於是否關注人與社會歷史，而在於這個設想本身就違背了辯証法。但與此同時，方法論的辯証法則面臨著相對主義的困境，因為既然辯証法是一種方法，而方法總要為一定的目的所服務，離開了目的，方法極易陷入詭辯論、實用主義、機會主義、非本質主義、虛無主義(相對主義)的困境中。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棘手的問題之一就是辯証法經常被各式冠冕堂皇的理由與名義所利用。正是洞悉了這一點，列寧才在《關於黑格〈邏輯學〉一書摘要》及《談談辯証法問題》中強調辯証法要想與詭辯論、相對主義區別開來，就不能沒本體論規定，就不能是“枝節之論”，而是“自在之物”本身。這個“自在之物”就是客觀的辯証法，但這種客觀辯証法其實是一種絕對的邏輯學。^[14]所以，作為嚴格體系的辯証法與作為方法論的辯証法實際上是不能截然分開的。

3.作為“唯一”辯証法的歷史辯証法

前文已提及馬克思最終放棄了“兩三個印張”的設想，其原因是馬克思發現歷史唯物主義無法與德國古典哲學辯証法徹底分道揚鑣，必須內在於對古典哲學和古典經濟學的雙重批判中，他認為辯証法除了作為一種具體的科學與現實批判研究中的方法論(即“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敘述方法)，不可能獨立存在，便轉而致力於闡述一種學院體的作為學科方法論與歷史認識論的辯証法。《資本論》中的辯証法，是馬克思心目中未完成的大寫字母的辯証法構想最重要、最深入、最系統的部分，但畢竟是具體的、局部的兌現與實踐。如果沒有《資本論》及其手稿的辯証法思想實驗，就形成不了馬克思那令人嘆為觀止的現代性資本主義本質批判。正因為如此，很多學者就認為馬克思的辯証法就是對資本主義發展抽象邏輯的辯証批判。正像德國古典哲學是通過批判近代科學抽象的知性范疇而指出現實世界的二律背反，指出現象世界背后的本質世界的矛盾一樣，馬克思是通過批判古典經濟學范疇體系和理論邏輯內在的矛盾，而哲學地批判了范疇中的資本主義現實矛盾。馬克思通過恢復人歷史的具體的實踐活動的根基性地位，將黑格爾的絕對邏輯歷史化，並將這種歷史化“絕對化”。正如盧卡奇所言:馬克思把黑格爾哲學中的歷史概念推到了它的邏輯的頂點，他把無論是社會的還是社會化了的人的一切現象都徹底地變成了歷史問題。馬克思的辯証法堅持不懈地繼續了黑格爾竭力要做而未能具體做到的事情，從而消解了黑格爾辯証法無法突破的非歷史的不徹底的形而上學殘余。^[15]在馬克思看來，嚴格的絕對的唯一的辯証法就是歷史辯証法、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認識論。唯物辯証法與歷史唯物主義是同一個東西。這就是馬克思筆下“嚴格”而“絕對”的、即“大寫字母的”唯一的辯証法!

與盧卡奇完全一致，德國著名的馬克思學家伊林·費徹爾也認為:黑格爾與馬克思的辯証法的根本區別表現在歷史觀上:前者是一種抽象觀念支配下的歷史哲學，而后者則是從作為歷史發展暫時結果的現實出發的社會批判理論。二者的對立表現在他們各自核心概念的差別上:馬克思的資本概念是一個暫時的表面的體系、從而是一個必然被瓦解的歷史環節，而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則是一個完全封閉的神秘化的絕對統一體系，前者表現為具有統一性而實際上是對無法克服的現實客觀矛盾進行掩蓋的虛妄性，后者則是絕對精神的自我運動、從而是自由的主體的歷史生成過程^[16]。用馬克思的話來說:“辯証法，在其神秘形式上，……似乎使現存事物顯得光彩”，“我的看法則相反……辯証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証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17]。所以，馬克思是通過歷史實踐活動進行絕對觀念的形而上學與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雙重性批判。這是馬克思唯一性的、嚴格性的辯証法之核心邏輯所在!

二、社會歷史實踐中的辯証法及其“多義”性

所謂“多義”的辯証法，就是指馬克思主義辯証法須臾不能離開社會歷史現實而始終保持未完成性和不確定性。隻有將辯証法運用於現實問題的研究，我們才能深刻理解辯証法。

1．辯証法理論的“多義”之旅

馬克思主義辯証法在理論上的“多義”與現實的實踐緊密聯系，而在實踐中出現的歷史時機與情境是多種多樣的，即便是旨在指導實踐並改造實踐的馬克思主義辯証法，它仍然是許多重大革命實踐的事后反思。馬克思終其一生都沒能遭遇辯証法轉化為成功的革命實踐的歷史契機，

尤其是通過對1848年歐洲革命和巴黎公社兩次重大歷史事件和情境的研究，馬克思逐步認識到作為無產階級哲學與實踐的辯証法是一個需要經過漫長等待才能實現的理論武器，首先能做到的(亦可說退而求其次的)是將辯証法從一種哲學轉變為研究資本主義現實的科學世界觀，轉變為從理論上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學術事業。這一方面使得馬克思主義辯証法具有理論的深邃感和深刻性，但另一方面使得辯証法隻能作為局部的科學理論批判而存在，辯証法因此變成過於理論化甚至非常實証化的思維活動。

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敏銳地發現被第二國際長期束之高閣的辯証法對俄國革命的至關重要性，為此他在《哲學筆記》中做了深入思考，但列寧沒有來得及對十月革命折射出來的辯証法問題進行完整的理論闡述。這個艱巨而光榮的哲學抽象工作倒是被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奠基

人的盧卡奇“部分完成”了:他在《歷史與階級意識———關於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的研究》中用一種浪漫又多少有點誤解的方式極其深刻地闡述了十月革命所表征出來的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的時代精神與理論形態。此書的重要性有三:第一，突破了第二國際反對辯証法的實証主義思維方式，克服了長期存在於其中的理論與實踐相脫節的現象，通過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方式重新恢復辯証法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王位”。第二，盧卡奇以預言的方式批判了蘇聯馬克思主義對辯証法所作的決定論理解，強調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的實質是以無產階級———同時是社會歷史過程的主體和客體———的實踐所體現出來的一種總體性的革命要求和理想。第三，盧卡奇指出20世紀辯証法的重要任務不再是批判以經驗現象方式出現的階級剝削和壓迫，而是揭露以抽象形而上學方式出現的資本主義社會現實對人的全面統治，並進一步指出馬克思主義辯証法是實現主體與客體雙重解放的總體性辯証法。^[18]《歷史與階級意識》當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辯証法構想唯一的絕對的實現形式，但毋庸置疑是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實踐沖擊波影響下的理論顯現與在場。它揭示了十月革命中沒有真正出場但經由革命光芒而照亮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最本質最深刻的現實———物化對人的統治，這是對馬克思《資本論》及其手稿中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現實的重新認識。與此同時，盧卡奇把馬克思的辯証法限定在社會歷史領域、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歷史領域，認為辯証法作為包羅萬象的普遍絕對的科學實際上是不可能的。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研究由此打破了唯一的絕對的無限的真理信條，而具有了轉變為多種多樣具體與有限的理論話語之可能性。

2.實踐沖擊波下的“多義”辯証法

如前所述，辯証法就其追求的神聖的歷史使命而言是單義的，就其實踐的情境與本性而言則是多義的。馬克思主義辯証法在理論上的多義正是與實踐的時機直接聯系在一起的。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真正的生命力在於其實踐的機會，而不是理論的構想。

十月革命一改第二國際理論家們強加在經典馬克思主義形態上的蹩腳的“科學主義”緊身衣，而賦予馬克思主義一種激進的內涵與高度理想主義特征;但緊隨其后的1918年歐洲革命的全面失敗，以及壟斷資本主義長期穩定發展，則給西方馬克思主義帶來一種強烈的現代消極悲觀意識。撇開眾多流派的差異不論，20世紀馬克思主義發展有某種“家族相似”，即均以“背叛”19世紀末第二國際經濟決定論的權力話語結構為開端，葛蘭西早已經明言:十月革命即是“反《資本論》”式的理論—實踐勝利^[19]。當盧卡奇及之后的霍克海姆、阿多諾等人用馬克斯·韋伯的工具合理性概念來闡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關於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顛倒性統治特征的物化和異

化理論，進而將馬克思筆下作為“人類解放力量”的現代生產力理解為新的壓迫力量時，這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理論視野已經從古典資本主義轉向現代資本主義，馬克思的“主義”也就從廣義變為狹義，從經典馬克思主義轉變為“新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包括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特點是試圖重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基礎與核心范式，主張對生產方式、階級斗爭等馬克思哲學歷史觀的核心概念進行嚴格地批判清理，通過批判經濟決定論而逐漸遠離經濟必然王國，不是在經濟領域和勞動領域而是在其他領域尋求人類解放的希望。當然，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是不自覺、含混與局部的，而在其發展后期，這種趨勢就越來越明顯。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弗洛姆、馬爾庫塞、薩特、列裴伏爾、賴希、哥德曼、梅洛-龐蒂，“東歐的馬克思主義”(如科拉柯夫斯基、沙夫、科西克、赫勒等)乃至南斯拉夫“實踐派”，相繼用新人本主義(如弗洛伊德主義、現象學與存在主義)重建馬克思主義哲學本體論，以取代生產方式理論的核心地位。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進一步用“反人類中心論”(如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的馬克思主義等)式激進話語來批判發達資本主義工業社會。在此過程中，辯証法經歷了從主客體辯証法到人學辯証法，到結構辯証法，再到空間辯証法的多重轉向，既有絕對一元論實踐形態的辯証法追求，也有多元理論形態的辯証法探索與建構，由此導致了20世紀馬克思主義辯証法在東西方世界、在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分裂與分化式的繁榮發展。

3.歷史性與空間性:辯証法的當代歸宿

以歷史辯証法為顯性的、主導性話語的20世紀馬克思主義，其繁榮與僵化、深刻與迷惘，均以相對脫離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則和政治經濟學批判語境為代價。對經典馬克思主義來說，現代社會發展理論、現代社會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革命理論三者是不可分割地重疊交融在一起;而無論是西方馬克思主義還是蘇聯馬克思主義，現代社會批判理論與社會革命理論都是在相對脫離社會發展理論這個歷史唯物主義基礎的情況下，片面地發展起來。特別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俄國革命的西歐理論，是在革命不斷失敗以及發達資本主義社會“超穩定”的情況下，在越來越遠離革命實踐與拒斥現代化現實的語境下抽象發展起來的。形象地說，第二國際后期理論家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誤讀與背離，乃是一次意味深遠地使馬克思主義“向西轉”(即非歷史地面向與無批判地承認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開始，而西方馬克思主義則恰恰是對這種“向西轉”趨勢的一種自我理論批判，是一次理論越來越抽象與深刻也愈來愈遠離現實實踐的“向內轉”(主體向度)思想之旅。十月革命所開辟的世界范圍的社會主義現實運動，則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偉大的“向東轉”(實踐向度)的長征過程。在此境遇下，捍衛馬克思主義合法性言說的權力，確保馬克思主義在各式各樣繁華一時的理論泡沫中不迷失方向，辯証法的歸宿似乎有二:

一是歷史性的重新構成，二是空間性的想象與重構。

歷史性的重新構成，就是回到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當下”客觀現實，重新理解馬克思主義。這裡面臨著兩種抉擇:要麼以徹底瓦解近代啟蒙主義以來一切宏觀歷史邏輯與總體進步理念為“政治快感”———以埋葬烏托邦為己任，並因此患上“恐巨症”的后現代主義，便是對這種后革命歷史語境的一種“零度寫作”;要麼以經典歷史唯物主義為原點重建歷史辯証法，也就是所謂“向歷史唯物主義的回歸”，讓社會批判理論與社會革命理論這兩個本來“次生的”然而是“顯性”辯証法理論形態，向現代社會發展理論這個初始平台上的降落。借用詹姆遜的話來說，伴隨著1980年代以來全球資本主義的“全面勝利”，“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客觀歷史決定論反倒“再度變得真實起來了”，這也許恰好為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危機提供了出路^[20]。放眼歷史，形形色色的馬克思主義危機隻存在於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生產方式發生出人預料的范式變化之時，各式各樣的后馬克思主義(從伯恩施坦修正主義到今天的后馬克思主義)均是在社會主義陷入低潮而資本主義發展具有轉機時刻才出現。相應地，馬克思主義的范式新變化也總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化聯系在一起:19世紀的經典馬克思主義是與以流水線機器為動力、以民族國家為核心的自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呼應的;19世紀末以來以電力和內燃機技術為基礎、以帝國主義的殖民擴張為特征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導致了20世紀世界范圍內的各種馬克思主義;1960年代之后以原子能與電腦技術為支撐、以跨國資本主義體制所主宰的世界體系為舞台的晚期資本主義彈性生產方式，則需要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態與政治實踐主體。^[21]

隨著資本主義進入到更富有制度彈性與技術動力的全球化階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為一種抽象的時間統治機制(即速度)，把時間擴展到了全球，於是超越一切地點與空間的“同時性”發生的時間(極限速度)把自身悖反性地變成了靜止的空間。因此，“我們這裡根據時間性試圖尋求的一切，必然會首先經過一種空間的基質才得以表達。”^[22]所有的歷史都變成了“空間性”，同質化高速擴展的時間對空間與地方的統治二律背反地依賴於或者表現為一種同質性空間對時間的統治。今天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辯証法必須採用空間的辯証法形式，正如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空間化轉向第一人列斐伏爾所言:“空間本身，既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也是資產階級的經濟政治工具，現在這將被視為它所固有的矛盾的體現。於是，曾經在時間中出現的、並通過自身的現實化而表現出來的辯証法，現在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在空間中發揮作用了。空間的矛盾，並沒有取消從歷史時間中產生出來的矛盾，而是把歷史留在身后，並把這些舊的矛盾同時在環球范圍之內提升到一個更高的水平上;其中的一些矛盾被削弱了，另外一些部分則被加劇了，而這個矛盾整體上呈現出一種新的意義，從而標志著‘某些其他物’———另外某種生產方式。”^[23]

三、當代社會批判理論視域中的“弱義”辯証法

毋庸諱言，由於西方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暫時處於低潮和資本主義穩定發展，辯証法在西方已不再可能成為宏大的歷史過程和歷史實踐，強勢的一元性的辯証法體系與多元化的辯証法探索不得不讓位於一種潛伏與徘徊的弱勢辯証法策略^[24]。辯証法一方面要與新自由主義、后形而上學時代的實証主義作抗爭，始終保持一種哲學的批判能力和傳統;另一方面則要同否定一切宏觀歷史期盼的后現代思潮區分開來，於是不得不以一種冷靜的姿態和堅守的方式存在於文化研究、社會理論研究以及社會抗議活動之中。

1.后現代激進思潮與辯証法的“弱義”策略

在“后形而上學”與“后革命”的兩路夾擊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形態集中表現為融合於當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實踐中的歷史辯証法。但這種方法論式的馬克思主義，既可以是回到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基本精神基礎之上的科學理論話語或者社會批判話語，也可能是脫離馬克思主義基本宗旨而被“過度詮釋”的理論工具;也可能變為面目全非的理論(信仰)的虛無主義。后馬克思主義便是這樣一種主義“之后”(“之外”)的方法論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本是體系與方法統一的哲學，而后馬克思主義則是一種沒有馬克思“主義”而隻有馬克思“方法”的后哲學。在后馬克思主義那裡，隻有反體系的方法(如阿多諾的“否定的辯証法”)，反邏輯連續性的、無主體的歷史(如福柯的“知識考古學”與“權力譜系學”)，無本質的“當下”的生存現象與體驗(如鮑德裡亞的“符號—影像消費”與“欲望主體”、利奧塔的“力比多經濟學”)，無理想的“不在場”(如德裡達的“異延”與“撒播”、“蹤跡”乃至“幽靈”)，無本質統一的、異質性的非辯証統一的結構性“分裂”(如德勒茲與加塔利的“反俄狄甫斯”式的“精神分裂”、“莖塊思維”與“游牧式自我”)，無歷史連續性與繼承性的“歷史終結”，無中心甚至無自我的“他者”世界(如女權主義與“差異政治”)。在西方，馬克思主義辯証法不再是一覽無余的總體性把握與解決社會矛盾的話語和實踐，而越來越成為一種對自身、對理論的批判，極易被無限否定的懷疑論和失敗主義、悲觀主義所感染而變得歧義叢生且弱勢。后現代式的激進思潮作為辯証法的派生物而登場也就在所難免。

后現代主義激進思想在某種意義上正是辯証法批判精神的延續與回光返照，辯証法懷疑的精神、批判的精神、否定的精神正是后現代思潮否定一切、重估一切、顛覆一切的思想溫床。但二者的根本區別不容混淆，辯証法始終認為事物有本質與現象的區別、有主體與客體的差別，堅信可以把握和認識世界本質並通過實踐獲得人的自由解放;而后現代激進思想則一味強調本質對人的壓迫性，聲稱要摧毀對事物本質的信仰和服從，進入一個差異的多元世界以宣布人類的自由解放。而實際上，多元價值差異視角下的平面化世界是一個失去了批判能力與否定能力的世界，沒有了實踐的根基和階級的支撐，無論多麼激進的話語都會很快畸變為花哨的、時髦的學術商品而被資本的邏輯所消解與收編。后現代主義最終也沒能逃脫與資本主義現實同謀的命運。不過吊詭的是，激進話語往往又在自覺不自覺、顯性或隱性地繼承並吸收馬克思批判否定資本主義社會同一性統治的辯証話語，從而積聚形成自己的批判能量。在相對主義、虛無主義的“理論肥料”中，我們仍然可以提煉出辯証法的真諦。“弱義”的辯証法正是以這樣一種局部的不自覺的甚至反辯証法的方式而存在。

2.“弱義”辯証法的生命力

關於辯証法的實質向來有積極進取的強勢理解與消極謹慎的弱勢理解兩種姿態，二者的區別表現為前者堅持在矛盾雙方的對立中把握事物的統一轉化與發展，后者則僅指出人類知性一旦超出此岸現象世界而面向彼岸的自在之物時必然無能為力而陷入二律背反，德國古典哲學的偉大與悲壯皆在於它無情、坦誠地道出了哲學的使命和辯証法的生命力就是揭露現實的二律背反性。在今天，任何一種試圖以單一性話語或實踐統一現實的做法，都有可能演變為資本的同謀和化身;任何一種試圖通過拒絕、回避總體在場的現實從而尋求另外一種可能或者作為無限差異游戲的不在場的他者的哲學努力，卻往往走向暗示現實內在矛盾不可解決的二元論。馬克思早已言明:“世界被二重化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這一事實……隻能用這個世俗基礎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來說明”^[25]。無論是一元論的普世主義還是多元論的相對主義，都回避了社會歷史的本質問題與矛盾，要麼認為現實世界一切都是自然狀態，可以通過理性知識技術手段來解決;要麼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真正意義的、“怎麼都行”的價值多元時代。雙方實際上都否定了現實的矛盾本質以及超越的可能性，從而無法把握現代社會整體本質和矛盾現實。雖然辯証法在今天已不再可能因襲照搬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應然論(主體性)的總體性辯証法批判立場，但是面對資本主義社會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的隱蔽而流動著的抽象統治力量時，辯証法是唯一能夠超越直觀經驗和實証分析、超出專業狹隘知識框架的想象力和總體性的認識能力，它不局限於對世界和事物片面的、實証的、對象的肯定認識，而是強調發現與揭露世界不可解決的本質矛盾，從而指明超越這種矛盾的可能。用阿爾都塞式的語言來說，辯証法是對主體與其真實生存關系的想象性再現，即把充滿著分裂、矛盾的現實作為一個缺席的總體性來想象、感知與圖繪。沒有總體性的辯証法概念及其批判改造現實社會制度的實踐潛能，就不可有社會主義的正義政治。

以辯証法的視角來看，正如法蘭克福學派批判法西斯主義是資本主義工具理性統治導致的自然反抗怪物一樣，后現代主義及其后馬克思主義變種作為現代性反抗現象，實際上是對完全失去神聖魅力的高度理性化、科學技術化的物質生活世界的大拒絕，這正是由於資本主義社會不可克服的二元矛盾所引起的文化症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延續過程中的新的表現形式而已。正如哈維所言:后現代狀況絕不是從資本主義走向另外一個時代的開始，而恰恰是資本主義從目前階段向未來不確定階段轉變過渡的形態，是資本主義內在危機轉移和緩解的文化總症候。后現代主義是資本主義過度積累的歷史地理學的一種神秘化的空間與時間體驗，即時空壓縮的歷史地理景觀的一種主觀文化症狀。由於沒有歷史地反思資本主義變化的階段性特征及其相應的經濟政治與文化之間無意識的本質的同構性，后現代主義表面上作為一種激進的突破資本主義物化統治的文化策略，作為反權威主義和反偶像崇拜的思想方式，堅持他者聲音之本真性的思想方式，一種贊美差異、非中心化和趣味民主化的思想方式，一種贊賞想象戰勝物質性之力量的思想方式，實際上是一種非批判的實証主義，因為它喪失了歷史方向感與總體的社會本質批判能力。^[26]

而后馬克思主義則把辯証法總體性批判現實的觀念與方法作為極權主義政治同義詞、暴力敘述邏輯的象征來加以攻擊、解構，其結果當然不可能消解資本主義與極權主義抽象統治的現實，而是取消了辯証法，導致一種陳舊保守的本質主義復活，從而取消了馬克思主義規劃設計新社會制度的實踐能力。

當一個社會尚未找到解決不可克服的矛盾的實踐途徑時，哲學的理論批判與想象往往就有了用武之地。馬克思主義辯証法在20世紀的歷程表明，當社會還缺乏解決重大現實問題的實踐能力時，辯証法就已用理論的思辨方式來表現自己了。馬克思的創造性就在於不再將感性和現象形態的社會現實作為唯物主義的客觀本質，而是將以顛倒、神秘方式存在著的統治人的資本力量和資本邏輯作為社會最深刻的現實，通過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辯証方法，提供了一種顛倒、摧毀資本主義世界的辯証想象。辯証法迄今為止仍然是最嚴格、最能把握社會本質的科學。這正是“弱義”辯証法的生命力和合法性之所在。

3.“弱義”辯証法的使命

辯証法能否有所作為，關鍵在於能否堅守自覺反思的內在主體性，保持對現實的批判張力。辯証法的意義在於指出，我們面對的世界不是一個已經完成了的、一個統一了的、一個歷史終結的世界，也不是一個本質已經消失、價值已經多元的、可以放縱的多元世界，而仍然是一個沖突的、充滿壓迫的因而需要新的自由實踐的世界。盧卡奇曾深刻地指出:“由於不能把形式與內容

的聯系理解為、‘創造為’具體的聯系，而且不僅僅是純形式估計的基礎，這就陷入了自由與自然、唯意志論與宿命論的不可克服的兩難困境之中。自然過程的永恆的、鐵的規律性和個體道德實踐的純內在的自由，在《實踐理性批判》的結尾處表現為人的存在的兩個永遠相互分離的、但在這種分離中又是同樣不能消除的基礎”。康德哲學的偉大就在於，他並沒獨斷論地決定非此即彼的選擇或掩蓋問題的不可解決性，而是坦誠地突出問題的不可解決性^[27]，這就是最深刻的辯証法，也是辯証法明智的現實策略:或許真的無法解決矛盾但真的希望矛盾會解決。與其採取籠統的、膚淺的一元論或者多元論的回避，倒不如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現實存在著各種各樣無法解決的矛盾，從而把希望寄托在未來解決的時機上。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即將結束處曾以令人費解的方式強調，人類的自由王國並不是歷史必然王國的直接發展與延續，而是存在於現實歷史的彼岸^[28]。這恰恰說明了馬克思在某種程度上也採取了“弱義”的辯証法:人類的自由並不是建立在揚棄知性矛盾的基礎之上，而恰恰建立在對現象世界矛盾不可解決的辯証想象基礎之上。馬克思的歷史辯証法不僅是科學地解釋、再現社會矛盾發生和發展的辯証過程，而且是通過理論方式獲得人的自由的可能和自由的追求，包含存在論、價值論、實踐論在內的哲學活動。從必然王國抵達自由王國的過程，就是重新獲得人的主體性，擺脫類似形而上學的資本邏輯統治，從抽象的客觀性所支配下的片面的抽象的主觀的個人，變成具有社會豐富性規定、社會發展能力的人，實現個人與類的重新統一。誠如詹姆遜所言:我們有保留地贊成烏托邦想象，辯証法是最后的烏托邦視閾。辯証法作為一種持久性的政治策略，它既不是先驗的方法，也不是普遍的科學，而是對一種尚未到來的集體的邏輯上的現實和人類爭取解放的斗爭所帶來的無階級社會的預測。解決辯証法危機的問題出路“唯有進行一種新的烏托邦式的思考，在歷史時間的另一個終點，在超越了階級組織、商品市場、異化勞動以及那種非人性所能支配的歷史邏輯決定論的社會秩序中對主體的位置進行新的創造性思辨”。^[29]當然，這仍然是一種意識形態而不是現實實踐，從這個意義上說，辯証法仍然是“弱義”的。

注釋：

[1]列寧:《黑格爾辯証法(邏輯學)的綱要》，《列寧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0頁。

[2]馬克思:《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月14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0頁。

[3]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9頁。

[4]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頁。

[5]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3頁。

[6]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44、349頁。

[7]愛德華·伯恩施坦:《辯証法和發展———答考茨基的〈伯恩施坦和辯証法〉一文》，《伯恩施坦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61頁。

[8]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15-146頁。

[9]蘇聯學者鮑裡法季·米哈伊洛維奇·凱德洛夫認為，馬克思的辯証法有三個偉大構想:第一個構想是馬克思本人的偉大構想，馬克思雖然沒有專門去寫純粹的辯証法著作，但《資本論》實際上就是以特殊的具體的方法論形式展示馬克思對唯物辯証法的理解;第二個構想是恩格斯繼承並補充完善了馬克思的辯証法構想，表現在馬克思研究的是社會歷史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歷史的辯証法、認識資本主義社會歷史發展的思維的理論的從抽象到具體的辯証法，而恩格斯則研究了自然界的運動發展的辯証法，不過恩格斯並沒有完成;第三個構想是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閱讀黑格爾的《邏輯學》時形成的辯証法思想，列寧通過讀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看到了他們對辯証法的設想，列寧當時還看不到《自然辯証法》，就想自己寫，但苦於沒有時間只是草草留下了十六條和一兩篇文章(B·B·凱德洛夫:《論辯証法的敘述方法:三個偉大的構想》，北京:求實出版社，1988年，第22-49、195-210、383-397頁)。

[10]列寧:《在莫斯科黨工作人員大會上關於無產階級對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態度的報告》，《列寧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9頁。

[1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2頁。

[12]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57-258頁。

[13]關於這一點，國內學界在上世紀90年代有過著名的爭論。南京大學孫伯鍨教授強調晚年恩格斯對辯証法的理解與說明;北京大學黃楠森教授則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主要不是體系，但必須有一個完整的理論說明和內在體系，這個體系不是思辨的體系而是表述問題、宣傳馬克思主義一種必要的方法，沒有體系，我們就不可能完整准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孫伯鍨教授進一步指出，我們沒有必要為了反體系而反對體系，必須看到馬克思在研究具體現實問題和資本主義經濟過程中運用和發展了辯証法，馬克思主義辯証法主要是革命的方法論而不是體系，研究馬克思主義辯証法不能從純粹的哲學史和哲學的邏輯出發，而應該從馬克思研究社會現實以指導工人階級現實實踐的過程中來研究馬克思的辯証法。

[14]列寧:《列寧全集》第55卷，第190、305頁。

[15]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69-70頁。

[16]伊林·費徹爾:《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從經濟學批判到世界觀》，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6頁。

[17]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12頁。

[18]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300、311頁。

[19]安東尼奧·葛蘭西:《反〈資本論〉的革命》，《葛蘭西文選(1916-1935)》，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13頁。

[20]弗裡德裡克·詹姆遜:《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394-395頁。

[21]弗裡德裡克·詹姆遜:《新馬克思主義》，《詹姆遜文集》第1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10頁。

[22]弗雷德裡克·詹姆遜:《文化轉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61頁。

[23]HenriLefebvre，TheProductionofSpace，OxfordUK:BlackwellLtd，1991，p．129．

[24]詹姆遜在近期力作《辯証法的化合價》一書中提出辯証法“一體而三名”(thethreenamesoftheDialectic)，即“大寫的”(TheDialectic)、“多樣的”(ManyDialectics)與“形容語的”(theadjectivedialectica)l，“弱義”的辯証法指的是作為“形容語的”辯証法(FredricJameson，ValencesoftheDialectic，LondonUK＆NewYorkUSA:Verso，2009，pp．3-5)。

[25]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頁。

[26]戴維·哈維:《后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438頁。

[27]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第208頁。

[28]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8-929頁。

[29]弗裡德裡克·詹姆遜:《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第258頁。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