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並闡釋馬克思的哲學觀(上)

眾所周知，除了博士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與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外，馬克思沒有撰寫過專門論述其哲學思想的理論著作，他關於哲學的思考或見諸於札記和短論，如《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法的歷史學派的哲學宣言》、《〈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等﹔或見諸於手稿和論戰性著作，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神聖家族》、《哲學的貧困》、《德意志意識形態》(以下簡稱《形態》)等﹔或見諸於經濟學論著，如《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資本論》等﹔或見諸於筆記、提綱和書信，如《民族學筆記》、《歷史學筆記》、《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以下簡稱《提綱》)、《致查蘇利奇的信》等等。

馬克思的哲學思想散見於各種不同的文本中，誠如德國學者柯爾施在《馬克思主義與哲學》一書中所指出的，馬克思在世時，一般被看作是經濟學家、社會活動家，很少有人把他當作哲學家。與馬克思不同，晚年恩格斯寫下了一系列哲學論著和手稿，如《反杜林論》、《自然辯証法》、《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出路》(以下簡稱《出路》)^[1]、《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也在多封書信中闡述了馬克思和他本人的哲學思想。因此，馬克思逝世后，人們主要是通過恩格斯的哲學觀去理解並闡釋馬克思的哲學觀的。

今天，在馬克思的大量遺著、手稿、筆記和通信被發現以后，在以盧卡奇為肇始人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們深入反思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差異的基礎上，我們有條件按照馬克思自己的哲學論述來重新認識他的哲學觀了。

　　恩格斯的知識論和哲學觀

在哲學研究上，如果說馬克思從青年時期起就接受了系統的哲學訓練，並從耶拿大學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那麼，作為柏林大學哲學課堂上的旁聽者，恩格斯是通過自學而進入哲學殿堂的。從恩格斯開始獨立思考起，他的思想就深受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費爾巴哈和倡導實証主義的法國哲學家孔德的影響。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說，恩格斯終其一生都未擺脫這些影響，而這些影響又在他的哲學觀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為了表明這種影響不是偶然的、邊緣性的，我們分別從恩格斯的三部主要著作中摘引出以下三段重要的論述：

第一段論述出現在《反杜林論》的“引論”中。在這裡，恩格斯把馬克思和他自己的思想稱之為“現代唯物主義”，強調這種唯物主義與18世紀的機械唯物主義不同，它在考察人類歷史和自然時，無例外地採取了辯証的方法：“現代唯物主義把歷史看作人類的發展過程，而它的任務就在於發現這個過程的運動規律。……現代唯物主義概括了自然科學新近的進步，從這些進步看來，自然界同樣也有自己的時間上的歷史，天體和在適宜條件下生存在天體上的有機物種一樣是有生有滅的……在這兩種情況下，現代唯物主義本質上都是辯証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駕於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了。一旦對每一門科學都提出要求，要它們弄清它們自己在事物以及關於事物的知識的總聯系中的地位，關於總聯系的任何特殊科學就是多余的了。於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學中仍然獨立存在的，就隻有關於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形式邏輯和辯証法。其他一切都歸到關於自然和歷史的實証科學中去了。”^[2]在這段論述中，恩格斯把人類的知識劃分為以下三種類型。第一種知識是哲學，它原來是“凌駕於其他科學之上”的，現在它隻包括如下的內容，即“關於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形式邏輯和辯証法”。第二種知識是實証科學，說得具體一點，就是“關於自然和歷史的實証科學”。第三種知識介於哲學和實証科學之間，這就是體現在現代唯物主義學說中的辯証的自然觀和歷史觀。恩格斯既沒有肯定這種知識是從屬於哲學的，也沒有肯定它是從屬於實証科學的。然而，從一方面看，當他說以往的哲學現在“隻有關於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時，顯然是以否定的方式排除了第三種知識從屬於哲學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當他把實証科學稱作“關於自然和歷史的實証科學”時，似乎又暗示我們，作為第三種知識的辯証的自然觀和歷史觀與實証科學之間存在著更多的親和性。

第二段論述出現在《自然辯証法》中的“[自然科學和哲學]”部分。當恩格斯談到，不管自然科學家們對哲學採取什麼態度，他們的思想實際上總是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受到哲學的支配時指出：“自然科學家滿足於舊形而上學的殘渣，使哲學還得以苟延殘喘。隻有當自然科學和歷史科學接受了辯証法的時候，一切哲學垃圾——除了關於思維的純粹理論——才會成為多余的東西，在實証科學中消失掉。”^[3]毋庸置疑，在這段論述中，恩格斯仍然堅持前面提到的三種知識論，差別隻體現在表達的方式上：其一，在談到第一種知識——哲學時，他把以往的哲學稱作“舊形而上學的殘渣”，而把現在的哲學稱作“關於思維的純粹理論”﹔其二，他認定，當第三種知識——辯証的自然觀和歷史觀被確立起來，並得到自然科學家們的廣泛認可時，“一切哲學垃圾”都會“在實証科學中消失”。盡管恩格斯在這裡仍然沒有明確地闡明第三種知識的歸屬，但一方面，既然他照舊把哲學理解為“關於思維的純粹理論”，而辯証的自然觀和歷史觀又都與現實生活有關，當然是不可能從屬於哲學這一“純粹理論”的﹔另一方面，既然以往的哲學垃圾是在實証科學中消失的，那麼新的辯証的自然觀和歷史觀也就隻能在實証科學中被確立起來。基於上述分析，我們認為，恩格斯實際上把第三種知識定位在實証科學的基礎理論的層面上。要言之，第三種知識從屬於實証科學，但處於實証科學的基礎理論的層面上。

第三段論述出現在《出路》的第四部分中。恩格斯在談到馬克思的辯証的歷史觀時寫道：“這種歷史觀結束了歷史領域內的哲學，正如辯証的自然觀使一切自然哲學都成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樣。現在無論在哪一個領域，都不再要從頭腦中想出聯系，而要從事實中發現聯系了。這樣，對於已經從自然界和歷史中被驅逐出去的哲學來說，要是還留下什麼的話，那就隻留下一個純粹思想的領域：關於思維過程本身的規律的學說，即邏輯和辯証法。”^[4]顯而易見，在這段論述中，恩格斯非但繼續堅持自己的三種知識論，而且明確地告訴我們，作為第三種知識的辯証的自然觀和歷史觀分別是從傳統的自然哲學和歷史哲學中脫胎出來的。最重要的是，恩格斯強調，作為第一種知識的哲學“已經從自然界和歷史中被驅逐出去”，因而“隻留下一個純粹思想的領域”，這就從根本上杜絕了使辯証的自然觀和歷史觀從屬於哲學的任何可能性。恩格斯的上述見解也可以從他在《出路》中寫下的另一句話中得到印証。當他強調黑格爾的絕對真理是任何單個人都無法達到的目標時，曾經強調，應該“沿著實証科學和利用辯証思維對這些科學成果進行概括的途徑去追求可以達到的相對真理”^[5]。這裡提到的“利用辯証思維對這些科學成果進行概括”也就是指第三種知識——辯証的自然觀和歷史觀，而恩格斯把第三種知識與作為實証科學的第二種知識並列在一起，無非是暗示我們，辯証的自然觀和歷史觀隻能從屬於實証科學的基礎理論層面。

通過對恩格斯上面三段論述的分析，我們現在有條件對他的知識論和哲學觀做出明確的概括了。顯然，按照他的觀點，第一種知識是哲學，它的前身是傳統的形而上學，現在隻留下一個純粹思想的領域，即邏輯和辯証法﹔第二種知識是關於自然和歷史的實証科學﹔第三種知識是由恩格斯和馬克思確立的辯証的自然觀和歷史觀，它們顯然不從屬於哲學，因為哲學已經從自然界和歷史中被驅逐出去，也就是說，它們隻可能從屬於實証科學，成為實証科學中的基礎理論層面。至於辯証的自然觀和辯証的歷史觀是怎麼確立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的“三版序言”中做過明確的說明：“馬克思和我，可以說是把自覺的辯証法從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中拯救出來的並用於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歷史觀的唯一的人。”^[6]顯然，按照恩格斯的意思，馬克思創制的是辯証的歷史觀，而恩格斯創制的則是辯証的自然觀。這個意思也可以從恩格斯提到的馬克思的兩個偉大發現(剩余價值學說和唯物主義歷史觀)中得到印証。關於恩格斯這樣表述究竟有何意義，我們在后面還會進行論述。現在我們關心的是，恩格斯上面三段論述究竟在哲學上向我們透露出什麼信息?

第一，恩格斯的知識論和哲學觀充分體現出實証主義思想的痕跡。事實上，孔德早已指出：“我們所有的思辨，無論是個人的或是集體的，都不可避免地先后經歷三個不同的理論階段，通常稱之為神學階段、形而上學階段和實証階段。……第一階段，雖然從各方面來看都是不可缺少的，但今后應始終將其視為純然是臨時性的和預備的階段。第二階段，實際上只是解體性的變化階段，僅僅包含單純的過渡目標，由此便逐步通向第三個階段。最后這一階段才是唯一完全正常的階段，人類理性的定型體制的各個方面均寓於此階段中。”^[7]盡管恩格斯在其上面三段論述中並未提到孔德的名字，但他無疑是按照孔德在《實証哲學教程》中的基本思路來談論傳統哲學或形而上學的解體和實証科學的興起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把實証科學視為自己確立新知識論和哲學觀的根本參照系。他甚至認為，傳統哲學隻留下了一個純粹思想的領域，而一切哲學垃圾都會消失在實証科學中。他對實証科學是如此崇拜，以至於寧可把他自己和馬克思所確立的辯証的自然觀、歷史觀歸屬到實証科學的基礎理論的層面上，也不願讓它們歸屬於哲學。

第二，恩格斯的哲學觀也充分體現出黑格爾哲學，尤其是其邏輯學思想的深刻影響。因為他把哲學理解並闡釋為“一個純粹思想的領域”、“關於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或“邏輯和辯証法”，這就等於把哲學置換成黑格爾意義上的邏輯學。實際上，黑格爾早已告訴我們：“邏輯學是研究思維、思維的規定和規律的科學”，正是邏輯學“能夠回溯到純粹思想，緊緊抓住純粹思想，並活動於純粹思想之中”。^[8]顯而易見，在恩格斯看來，作為第二種知識的實証科學是研究具體事物的，而作為第三種知識的辯証的自然觀和歷史觀是研究具體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系的。隻要有了這兩種知識，全部現實問題就都可以得到解決了。也就是說，根本無需哲學再來承擔研究現實問題的重任。於是，按照恩格斯的設想，哲學就理所當然地退回到純粹思想的領域中，像黑格爾的邏輯學一樣，滿足於以思維規律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了。總之，在恩格斯那裡，哲學與一切現實斗爭失去了聯系，它完全躲進了象牙塔，把思維規律和概念辯証法作為自娛自樂的對象。我們完全有理由追問：假如哲學真的像恩格斯所希望的那樣，萎縮成一個純粹思想的領域，那麼馬克思關於實踐、異化、人道主義、歷史規律、階級斗爭、國家和意識形態理論、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人類的解放、必然王國和自由王國等學說，豈不統統都被逐出了哲學的范圍?

第三，既然恩格斯認定，哲學已經從自然界和歷史中被驅逐出去，他和馬克思所確立的辯証的自然觀、歷史觀也就隻好到實証科學的基礎理論層面上去尋找自己的存身之所了。然而，必須指出，由於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沒有在純粹思想的領域中撰寫過關於邏輯學或辯証法的專著，而按照恩格斯本人的說法，他們各自確立的辯証的歷史觀和自然觀又都不從屬於哲學，而從屬於實証科學，也就等於說，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沒有哲學思想，而隻有實証科學基礎理論層面上的一些想法。其實，蘊含在上述三段論述中的結論與恩格斯自己在《反杜林論》、《出路》等著作中談論他和馬克思的哲學思想的做法，在邏輯上是矛盾的。如果哲學已從自然界和歷史中被驅逐出去，它只是一個關於邏輯規律的純粹思想的領域，那麼可以說，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哲學著作﹔反之，如果恩格斯能夠在自己的著作中談論他和馬克思的哲學思想，那麼他就不得不放棄他在上面三段論述中所堅持的知識論和哲學觀。

如前所述，恩格斯的知識論和哲學觀主要是在黑格爾哲學和孔德的實証主義的影響下形成並發展起來的。在后面的論述中我們還會揭示出他的哲學觀的另一個隱蔽的來源，即費爾巴哈的一般唯物主義的影響。總之，按照恩格斯的哲學觀，既然他和馬克思確立的辯証的自然觀和歷史觀都不屬於純粹思想的領域，那就隻能歸屬於實証科學的基礎理論層面了。

　　恩格斯對馬克思哲學觀的定位

對馬克思哲學觀的定位主要涉及如下的問題：第一，誰給馬克思哲學觀定位?如果撇開馬克思本人對自己的哲學觀的定位，那我們就不得不承認，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另一位創始人，恩格斯無疑是給馬克思哲學觀進行定位的最權威的人物。因此，隻要涉及對馬克思哲學觀的定位問題，我們必須首先考察恩格斯的相關見解。第二，恩格斯對馬克思哲學觀的定位與他對自己的哲學觀的定位是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在某種意義上，恩格斯對馬克思哲學貢獻范圍的劃定，同時也是對他自己哲學貢獻范圍的闡明。因此，這兩方面的定位應該關聯起來加以考察。第三，恩格斯對馬克思哲學觀的定位不僅影響了以后馬克思主義的正統闡釋家們，而且也規定了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編纂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的定位方式。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恩格斯是如何給馬克思哲學觀定位的。在《反杜林論》的“引論”中，當恩格斯批評杜林在學術上搞自我炒作時，曾明確地指出：“這兩個偉大的發現——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通過剩余價值揭開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都應當歸功於馬克思。”^[9]如果撇開剩余價值這個經濟學上的貢獻不論，那麼，不言而喻，馬克思在哲學上的偉大貢獻就是發現唯物主義歷史觀了。不用說，恩格斯在這裡提到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也就是他前面所說的辯証的歷史觀。在某些場合下，恩格斯也使用過“歷史唯物主義”這一表達式。比如，在1893年2月7日致弗·雅·施穆伊洛夫的信中，恩格斯這樣寫道：“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起源，在我看來，您在我的《費爾巴哈》中就可以找到足夠的東西——馬克思的附錄其實就是它的起源!其次，在《宣言》(1892年柏林新版)的序言和《揭露共產黨人案件》的序言中也可以找到。”^[10]

毋庸置疑，在恩格斯的語境中，辯証的歷史觀、唯物主義歷史觀和歷史唯物主義是一而三、三而一的概念。然而，稍加分析就會發現，恩格斯關於“兩個偉大的發現”的說法既是對馬克思理論貢獻的肯定，又是對其貢獻范圍的限定。它的潛台詞無非是：辯証的自然觀並不是馬克思發現的，而是恩格斯本人發現的。事實上，在《反杜林論》的“三版序言”中，恩格斯已經把這層意思說得非常清楚了：“可是要確立辯証的同時又是唯物主義的自然觀，需要具備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知識。馬克思是精通數學的，可是對於自然科學，我們隻能作零星的、時停時續的、片斷的研究。因此，當我退出商界並移居倫敦，從而獲得了研究時間的時候，我盡可能地使自己在數學和自然科學方面來一次徹底的——像李比希所說的——‘脫毛’，八年當中，我把大部分時間用在這上面。”^[11]盡管恩格斯在這裡談到了共同研究的主體——“我們”，也肯定了馬克思是精通數學的，但實際上暗示我們，數學和自然科學主要是他恩格斯在研究，所以辯証的自然觀主要是由他確立起來的。

在《出路》中寫下的一個著名的注中，恩格斯進一步闡明了他自己與馬克思在理論上的關系：“我不能否認，我和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這以前和這個期間，我在一定程度上獨立地參加了這一理論的創立，特別是對這一理論的闡發。但是，絕大部分基本指導思想(特別是在經濟和歷史領域內)，尤其是對這些指導思想的最后的明確的表述，都是屬於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馬克思沒有我也能做到，至多有幾個專門的領域除外。至於馬克思所做到的，我卻做不到。馬克思比我們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遠些，觀察得多些和快些。馬克思是天才，我們至多是能手。沒有馬克思，我們的理論遠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所以，這個理論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當然的。”^[12]乍看起來，恩格斯的這段話說得非常謙虛，但如果我們運用阿爾都塞所倡導的“根據症候閱讀法”(symptomatic reading)，關注字裡行間的某些空白、省略或語焉不詳的地方，立即就會發現，這段話在肯定馬克思是“天才”的同時，也嚴格地限定了馬克思做出的理論貢獻的范圍：

其一，當恩格斯肯定，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絕大部分基本指導思想是由馬克思提出來時，又以不經意的方式提到“特別是在經濟和歷史領域內”，從而暗示我們，馬克思的理論貢獻主要限於這兩個領域。

其二，當恩格斯表示，“馬克思沒有我也能做到，至多有幾個專門的領域除外”時，盡管他沒有闡明是哪些專門的領域，但可以推測，至少數學和自然科學的領域是被包含在裡面的。也就是說，至少在這些專門的領域內，做出理論貢獻的是恩格斯，而不是馬克思。

其三，當恩格斯強調自己“在一定程度上獨立地參加了這一理論的創立，特別是對這一理論的闡發”時，這裡涉及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不明晰的，即恩格斯究竟在何種程度上獨立地參加了這一理論的創立?換言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究竟哪些基本原理是由恩格斯創立的?他並沒有明確地闡述這一點。第二層意思倒是明確的，即他的主要工作是闡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然而，問題的關鍵恰恰在於，恩格斯是否准確地闡發了以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這種理論?這實際上仍然是一個有待於探索的問題。

現在，讓我們先回到正在討論的主題上來。我們發現，在《出路》中，恩格斯在替馬克思的哲學觀進行定位時，也替自己的哲學觀確定了相應的位置。他這樣寫道：“值得注意的是，不僅我們發現了這個多年來已成為我們最好的工具和最銳利的武器的唯物主義辯証法(die materialistische Dialektik)，而且德國工人約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們，甚至不依靠黑格爾也發現了它。”^[13]在這段論述中，恩格斯提出了一個新的術語“唯物主義辯証法”。其實，這個新術語無非是他前面提出的“辯証的自然觀”的又一種表達形式罷了。盡管恩格斯在這個句子中又使用了含混的主語“我們”，似乎是他和馬克思一起發現了唯物主義辯証法，實際上他想表達的真正意思是：馬克思發現的是辯証的歷史觀，即唯物主義歷史觀或歷史唯物主義，而他發現的則是辯証的自然觀，即唯物主義辯証法。

這就是恩格斯用含混的、羞答答的方式表達出來的、對馬克思和他自己的哲學觀的歷史定位。然而，吊詭的是，按照恩格斯前面提出的哲學觀，如果哲學已從自然界和歷史中被驅逐出去，從而隻留下了一個純粹思想的領域，那麼，無論是馬克思所確立的辯証的歷史觀，還是恩格斯所確立的辯証的自然觀，至多只是實証科學中的基礎理論，而不可能是哲學思想。但令人費解的是，恩格斯有時又把它們當作哲學思想加以談論。這表明他的哲學觀始終處於自我矛盾的狀態中。有趣的是，恩格斯之后的正統的闡釋家們對恩格斯的哲學觀似乎都患了“集體遺忘症”。在他們看來，辯証的自然觀和歷史觀之作為哲學思想，似乎是天經地義的，既無可置疑，也無需論証。

接下去，讓我們再來看看，恩格斯之后的正統的闡釋家們又是如何給馬克思哲學觀進行定位的。顯然，在這些闡釋家中間，如果撇開與這裡的論題關系不大的拉法格、梅林和拉布裡奧拉，首先應該提到的無疑是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曾多次拜訪晚年的恩格斯，並得到后者的高度賞識。普列漢諾夫不僅翻譯了恩格斯的《出路》，而且在俄譯本第二版的譯者序言中對馬克思的哲學觀做出了自己的定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不僅是唯物主義哲學，而且是辯証唯物主義。”^[14]在《卡爾·馬克思和列夫·托爾斯泰》一文中，普列漢諾夫以更明確的口吻寫道：“馬克思的世界觀是辯証唯物主義。”^[15]從普列漢諾夫的上述論述可以看出：

第一，從他有時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做主語，有時又用“馬克思”做主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他從未自覺地意識到並反思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學觀上存在的差異。

第二，正如恩格斯在自己的表述中用“歷史唯物主義”取代了“唯物主義歷史觀”一樣，他也在自己的表述中用“辯証唯物主義”取代了恩格斯提出的“唯物主義辯証法”。也就是說，自他以來，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這兩個具有親和性和對稱性的概念逐漸成了稱謂馬克思和恩格斯哲學觀的專門用語。

第三，他把辯証唯物主義理解並闡釋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哲學思想的基礎和核心。這已經蘊含著這樣的思想萌芽，即歷史唯物主義不過是把辯証唯物主義推廣並應用到社會歷史領域中去的結果。比較起來，辯証唯物主義是“世界觀”，而歷史唯物主義則不過是這一世界觀在社會歷史領域裡的實証性的應用。

在深受普列漢諾夫思想影響的列寧那裡，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兩個用語作為權威性的理論用語而被確定下來了。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列寧開宗明義地指出：“所有這些人都不會不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幾十次地把自己的哲學觀點叫作辯証唯物主義。”^[16]顯然，列寧在這裡的表述具有論戰性的、夸張的味道，因為文獻學的研究表明，無論是馬克思，還是恩格斯，都從未使用過辯証唯物主義這個概念。如前所述，即使是恩格斯，也隻使用過“唯物主義辯証法”的概念。當然，如果列寧說的是辯証唯物主義這個用語的精神實質，似乎也無大錯。然而，這充其量只是列寧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觀的籠統的表述罷了。在《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一文中，列寧的論述似乎變得更細致了，他告訴我們：“馬克思加深和發展了哲學唯物主義，而且把它貫徹到底，把它對自然界的認識推廣到對人類社會的認識。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思想中的最大成果。”^[17]這段論述之所以重要，因為它是后來興起的所謂“推廣論”的雛形。其實，迄今為止，研究推廣論的學者都沒有注意到，推廣論具有兩種不同的方式：

一種是綜合性的方式，即肯定馬克思和恩格斯先研究了自然界，確立了辯証唯物主義，再把辯証唯物主義推廣到人類社會領域，從而確立了歷史唯物主義。在這種綜合性的推廣論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被提到了。也就是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學思想上的差異還沒有成為反思的對象。換言之，研究者們不自覺地預設了這樣的前提，即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觀是完全一致的。

另一種是分析性的方式，即肯定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學研究上是有分工的，至少側重點是不同的。主要是恩格斯，通過對自然界的研究確立了辯証唯物主義，而馬克思則把作為恩格斯的研究成果的辯証唯物主義推廣並應用到社會歷史領域，從而確立了歷史唯物主義。毋庸置疑，在這種分析性的推廣論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貢獻被區分開來了，各自被確定了相應的歷史地位。盡管列寧后一段論述中的主語是“馬克思”，乍看起來，他似乎想把馬克思與恩格斯的不同的理論貢獻區分開來，但隻要深入閱讀列寧的著作，就會發現，列寧從未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的思想差異做過自覺的反思，因而這裡出現的“馬克思”實際上仍然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代名詞。換言之，列寧的推廣論本質上還是綜合性的推廣論。

如前所述，倒是恩格斯在《出路》中強調馬克思的主要工作是“在經濟和歷史領域內”時，他竭力想表達出來的，正是這種類似於分析性的推廣論所想表達的思想。每一個不存偏見的人都會發現，這種“先自然后人類社會”的推廣論的敘事方式在恩格斯的著作中早見端倪。比如，在《反杜林論》的哲學篇中，恩格斯把討論自然界的自然哲學置於討論社會歷史的道德和法之前。又如在《出路》中，恩格斯也是先討論費爾巴哈的自然哲學，再討論他的倫理和宗教哲學。而且，在討論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關系時，恩格斯很明確地闡明了自己的看法：“適用於自然界的，同樣適用於社會歷史的一切部門和研究人類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學。”^[18]毋庸諱言，在恩格斯看來，人類社會與自然界完全是同質性的，因而完全可以把自然研究中引申出來的規律性的東西不加分析地推廣並應用到社會歷史領域中去。這不正是推廣論的雛形嗎?

事實上，正是在恩格斯、普列漢諾夫和列寧的敘事方式的影響下，斯大林在《論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對推廣論做出了經典性的表述：“辯証唯物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它所以叫做辯証唯物主義，是因為它對自然界現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現象的方法、它認識這些現象的方法是辯証的，而它對自然界現象的解釋、它對自然界現象的了解、它的理解是唯物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就是把辯証唯物主義的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把辯証唯物主義的原理應用於社會生活現象，應用於研究社會，應用於研究社會歷史。”^[19]至此，我們發現，推廣論在斯大林那裡獲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然而，斯大林的推廣論仍然屬於綜合性的推廣論，因為他的思想和列寧一樣，從未達到自覺地反思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差異的層面上。

倒是當代學者波亨斯基(I. M. Bochenski)在《當代歐洲哲學》一書中不自覺地道出了恩格斯想說而又沒有說出來的意思：“馬克思本人主要是一個政治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社會哲學家。他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奠基人，而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哲學基礎則是辯証唯物主義體系，它本質上是恩格斯研究的結果。”^[20]正是在波亨斯基的論述中，恩格斯生前的隱蔽的願望(這個願望總是被無限謙虛的、意義含混的語言包裝起來)終於被清清楚楚地陳述出來了。這個願望就是：正是我恩格斯通過對自然界的研究，確立了辯証唯物主義，而馬克思則把我確立起來的辯証唯物主義推廣並應用到社會歷史領域，從而確立了歷史唯物主義。辯証唯物主義作為世界觀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和出發點，而歷史唯物主義只是應用性的、實証性的研究成果。要言之，不是馬克思，而是恩格斯，才是以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哲學觀的真正奠基人，而馬克思的全部哲學貢獻只是在經濟和歷史這些實証的領域中。

最后，讓我們再來看看，蘇聯、東歐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又是如何給馬克思哲學觀定位的。眾所周知，我們上面提到的斯大林的《論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同時也是《聯共(布)黨簡明教程》第四章第二節的內容，作為權威性的教科書，它對蘇聯、東歐和中國理論界的影響是無與倫比的。比如，我們很容易在蘇聯理論權威康斯坦丁諾夫主編的《歷史唯物主義》一書中找到類似的段落：“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辯証唯物主義的原理推廣去認識社會，應用這些原理研究社會生活，說明社會歷史，從而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21]我們也很容易在中國理論界權威艾思奇主編的《辯証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一書中找到類似的表述：“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辯証唯物主義推廣到對人類社會的認識，從而把唯心主義從社會歷史觀中驅逐出去，建立了完備的、徹底的唯物主義哲學。”^[22]盡管前東德理論界權威弗朗克·菲德勒等著的教科書《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沒有使用“推廣”這個用語，但文中的意思並沒有實質性的差異：“‘歷史唯物主義’這個名稱所涉及的是唯物史觀即對社會及其歷史的辯証唯物主義的哲學分析。就這個意義而言，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關系，有如一般與特殊的關系。其中辯証唯物主義本身同時就包含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23]我們發現，無論是蘇聯、東歐抑或中國的理論界，它們認同的都是綜合性的推廣論，即既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作是辯証唯物主義的確立者，又把他們看作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確立者。這充分表明，蘇聯、東歐和中國理論界還始終沒有上升到自覺地反思馬克思和恩格斯哲學觀差異的層面上。

由上可知，無論是綜合性的推廣論，還是分析性的推廣論，都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哲學觀的錯誤定位。比較起來，分析性的推廣論走得更遠，因為它把恩格斯確立的辯証唯物主義理解並闡釋為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基礎和出發點，而把馬克思確立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解並闡釋為辯証唯物主義在社會歷史領域中的應用性的、實証性的研究成果。正是這種源自恩格斯和其他正統的闡釋家們的主導性的闡釋結果導致了恩格斯哲學觀在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中的基礎化和核心化，同時也導致了馬克思哲學觀的邊緣化和應用化。^[24]

總之，恩格斯和其他正統的闡釋家們對馬克思哲學觀所做的這種歷史定位，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從根本上遮蔽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學觀上的重大差異，從而抹殺了馬克思發動的劃時代的哲學革命的偉大意義之所在。

　　回到馬克思原初的哲學觀

要了解恩格斯和其他正統的闡釋者們對馬克思哲學觀的理解、闡釋和定位到底錯在哪裡，隻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返回到馬克思原初的哲學觀上去。通過比較和分析，闡明歷史的真相。

首先，馬克思從青年時期起就十分重視哲學這門學科。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明確地告訴我們：“我學的專業本來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學和歷史之次當作輔助學科來研究。”^[25]為什麼馬克思那麼重視哲學?他在1837年11月致父親的信中闡明了這麼做的原因：當時他打算撰寫一部關於法的著作，但在構思時卻遇到了困難，“這又一次使我明白了，沒有哲學我就不能前進”^[26]。顯然，青年馬克思已經認識到，哲學上的學養對創造性思維的重要性。所以，他甚至在患病期間，重又系統地閱讀了黑格爾和他的大部分弟子的著作，並積極地參與了柏林的“博士俱樂部”的理論探討活動。我們知道，正因為認識到了哲學的重要性，馬克思不但自覺地接受了哲學方面的訓練，並以原創性的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從耶拿大學哲學系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

其次，馬克思提出了哲學的人民性、時代性和世界性的問題。在《第179號“科倫日報”社論》中，馬克思闡述了哲學和人民之間的親緣關系及哲學家成長之不易：“哲學家的成長並不像雨后的春筍，他們是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人民的產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貴和看不見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學思想裡。”^[27]在馬克思看來，真正的哲學既不是玄妙自我的思辨之深化，也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因為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所以必然會出現這樣的時代：那時哲學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並相互作用。……各種外部表現証明哲學已獲得了這樣的意義：它是文明的活的靈魂，哲學已成為世界的哲學，而世界也成為哲學的世界，——這樣的外部表現在所有的時代都是相同的”。^[28]真正的哲學不僅包含著人民思想中最精致的部分，不僅顯現為時代精神的精華，而且也匯聚著世界性的意識，搏動著文明的活的靈魂。在這裡，馬克思對哲學作出了多麼高的評價。我們發現，馬克思從未把哲學理解並闡釋為哲學家們的專利，他總是使自己的哲學思想緊貼人民、時代、世界和文明，從而使它充滿了生命的活力。

再次，馬克思主張，哲學是人類(尤其是無產階級)尋求解放的思想武器。在1843年9月至盧格的信中，馬克思滿懷激情地寫道：“到目前為止，一切謎語的答案都在哲學家們的寫字台裡，愚昧的凡俗世界隻需張開嘴來接受科學的烤鬆雞就得了。現在哲學已經變為世俗的東西了，最確實的証明就是哲學意識本身，不但表面上，而且骨子裡都卷入了斗爭的旋渦。”^[29]在這裡，馬克思啟示我們，哲學既不是象牙塔裡的迷思，也不是哲學家們寫字台中存放著的現成的答案，而是現實斗爭中的思想武器。馬克思激烈地抨擊了麻木的理論中立主義的錯誤傾向，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公開宣布：“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地，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30]與此同時，馬克思也宣布，德國人解放的頭腦是哲學，心臟則是無產階級。這就深刻地啟示我們，馬克思從來沒有把哲學視作與現實世界(包括階級斗爭)相分離的、隻涉及邏輯思維及其規律的學問，相反，他一直把它理解為革命階級，尤其是無產階級手中的重要思想武器。

最后，馬克思強調，哲學的根本使命是改變世界。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寫下了最能體現其哲學觀特色的第十一條提綱：“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31]眾所周知，馬克思逝世后，這句名言也被鐫刻在他的墓碑上，它突出地表明了，馬克思的哲學觀始終把改變世界的實踐活動視為自己的根本使命。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在《形態》的“費爾巴哈”章中寫下了另一句名言：

[……]實際上，而且對實踐唯物主義者(den praktischen Materialisten)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於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和改變現存的事物。^[32]

毋庸置疑，馬克思在這裡使用的“實踐唯物主義者”的概念同時蘊含著他對“實踐唯物主義”理論的認可。道理很簡單，沒有實踐唯物主義，又何來實踐唯物主義者?這就深刻地啟示我們，馬克思哲學觀的根本使命就是通過實踐的方式，使現存世界革命化。

通過對馬克思哲學觀的概要論述及與前面提到的恩格斯哲學觀的粗略的比較，很容易發現，馬克思的哲學觀與恩格斯的哲學觀至少在以下四個方面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差異：

第一，恩格斯的哲學觀深受黑格爾、孔德和費爾巴哈的影響，他以為自己確立了新的哲學理論，並把這種理論稱之為“辯証的自然觀”、“唯物主義辯証法”或“自然辯証法”，然而，由於他視為哲學的基礎和出發點的“自然”或“物質”始終是與人的實踐活動相分離的抽象的自然或物質，所以，實際上他仍然停留在舊哲學的懷抱中。我們在后面的論述中還會對這一點進行更詳盡的論証。然而，與恩格斯不同，馬克思的哲學觀始終把實踐視為哲學的基礎和出發點，正是“實踐”概念摒棄了物質與意識、自然界與精神之間的抽象對立，從而使馬克思完全超越了舊哲學的狹隘眼界，確立起實踐唯物主義這一新的哲學地平線。^[33]實踐唯物主義才是馬克思在哲學領域裡實行的劃時代革命的真正成果。

第二，恩格斯的哲學觀，主張傳統哲學或形而上學的大部分領地已經讓渡給實証科學，因而哲學隻留下了一個純粹思想的領域。顯然，在一個純粹思想的領域裡耕耘，就等於在象牙塔裡沉思，根本就沒有必要把哲學與現實斗爭，尤其是無產階級爭取解放的斗爭聯系起來。然而，與恩格斯不同，馬克思的哲學觀始終強調哲學與現實世界的密切聯系，馬克思還自覺地把哲學理解並闡釋為無產階級的精神武器。

第三，按照恩格斯的哲學觀，既然哲學已從自然和社會歷史中被驅逐出去，那麼他和馬克思各自確立的辯証的自然觀和歷史觀就隻能歸屬到實証科學的基礎理論的層面上去了。然而，在馬克思看來，哲學始終是現實世界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哲學非但沒有從自然和社會歷史中被驅逐出去，反而通過自己的實踐品格，始終處於改造社會(包括自然)的漩渦之中。

第四，恩格斯哲學觀的核心關切是邏輯思維及其規律，而馬克思哲學觀的核心關切則是對現存世界的革命性改造。

當然，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學觀上的差異僅僅訴諸觀念上的籠統的、對列式的比較是不夠的，我們還須更深入地來探討他們在一些具體的哲學問題上存在的差異。

注釋：

[1]恩格斯這部著作書名中的Der Ausgang應該譯為“出路”，而不是“終結”，參閱拙文《論馬克思對德國古典哲學遺產的揚棄》，《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2期。

[2][6][9][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349、366、349頁。

[3]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87∼188頁。

[4][5][10][12][13][1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220、721∼722、242、243、246頁。

[7]奧古斯丁·孔德：《論實証精神》，黃建華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2頁。

[8]黑格爾：《小邏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63頁。而恩格斯在《自然辯証法》中也明確表示：“形式邏輯本身自亞裡士多德以來直到現在仍是激烈爭辯的領域。而辯証法直到今天也隻有兩位思想家曾作過較仔細的研究，這就是亞裡士多德和黑格爾。”參閱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7∼28頁。

[14]《普列漢諾夫著作選集》第3卷，三聯書店1959年版，第79頁。

[15]《普列漢諾夫著作選集》第5卷，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737頁。

[16][17]《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11頁。

[19]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29頁。

[20]I. M. Bochenski, Contemporary European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7, p. 62.

[21]康斯坦丁諾夫主編：《歷史唯物主義》，劉丕坤等譯，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頁。

[22]艾思奇主編：《辯証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5頁。

[23]弗朗克·菲德勒等：《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鄭伊倩等譯，求實出版社1985年版，第68頁。

[24]張奎良教授甚至認為：“實際上，恩格斯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締造者和闡發者，而且馬克思主義的重中之重——歷史唯物主義就是在沒有馬克思參與的情況下，恩格斯獨自確立起來的。”毋庸置疑，“唯物主義歷史觀”和“歷史唯物主義”這兩個概念都是恩格斯率先提出來的，但並不等於說，這兩個概念所指稱的那種理論是由恩格斯確立的。確立一種理論與命名一種理論是性質不同的兩回事。參閱張奎良《恩格斯與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動態》2012年第11期。

[2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頁。

[2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頁。

[27][28][29][30][3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121、416、467、57頁。

[3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頁。Sehn K. Marx F. Engels: Werke(Band 3), Berlin: Dietz Verlag, 1969, s. 42.中央編譯局的譯者把原文den praktischen Materialisten譯為“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其中的“的”字既為贅詞，又會影響人們對整個短語的含義的理解，茲改譯為“實踐唯物主義者”。

[33]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第一條提綱中，馬克思對自己的哲學與舊唯物主義的哲學之間的根本性差異做了經典性的論述。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