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歷史主體觀的辯証旨趣

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哲學界關於歷史主體性問題進行了很多探討，其中有兩大傾向值得注意：一是借馬克思哲學辯証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之名，行機械唯物主義之實，消解歷史主體的實踐創造性，把歷史看做是“無人”的宿命﹔二是借批判辯証唯物主義或高揚主體性之名，行歷史唯心論之實，以觀念論語境中的主體性消解馬克思唯物史觀中的唯物性與辯証法。這兩種傾向都是馬克思恩格斯反對並批判過的舊論調。在歷史主體觀問題上，馬克思立足生活實踐，深刻揭示並詮釋了歷史主體的唯物辯証旨趣。馬克思歷史主體觀的辯証旨趣集中地體現在歷史主體的內在特質及其結構、歷史主體的創造性、主體創造性的限度這三個具有內在關聯的邏輯向度上。研究並闡釋馬克思歷史主體觀的辯証旨趣，不僅對厘清“后教科書時代”我國哲學界在主體性研究問題上存在著的機械唯物論的形而上學偏執、觀念決定論之神秘虛妄，具有重要價值，也可以為我們全面、深刻把握馬克思關於歷史主體的創造性及其邊界，提供文本依據與理論支撐。

一

立足於社會生活實踐，探究並揭示歷史主體的現實本質，是馬克思歷史主體觀的本體論基礎。黑格爾撇開歷史主體賴以生存的物質生產實踐而立足精神實踐，把歷史主體的本質抽象地定格於“自我意識”上，這是對歷史主體現實性的抽空與否定。費爾巴哈力圖從人的自然性上探究其本質，但他站在人的現實生活關系之外，對人進行孤立、靜態的直觀，這當然也不可能揭示歷史主體的實質。青年黑格爾主義者施蒂納將抽象的自我意識作為人的本質規定，他立足觀念論立場，以“虛構”為刀斧，把現實的個人當做可以隨意宰割的“龍蛇和鴕鳥，妖精和夜間的怪物，曠野的走獸和豺狼，鵜鶘和箭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8頁)，這依舊是在主觀唯心論的泥坑裡扑騰。與以上哲學家不同，馬克思的卓越之處在於他將“思想閃電”射入現實生活關系結構的物質性層面，考究人的生成與存在邏輯，從而科學揭示了歷史主體的內在本質。馬克思強調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而且從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還可以描繪出這一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回聲。

在馬克思看來，人作為歷史主體既從事實踐活動，又為實踐活動所規定。隻要歷史主體是歷史的、真實的，而不是抽象的、幻想的，就一刻也不能離開感性的物質生活實踐。從社會本體論來看，馬克思哲學語境下的實踐首先是物質關系性的生活過程。這是可以通過經驗証實和感受到的活生生的感性活動。在此，生活實踐不僅是一般的社會生活，而且是其本體性的物質活動﹔物質生活實踐的交往性關系不是一般的社會關系，而是社會關系結構中的基礎性關系。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在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6頁)這意味著，任何“現實的個人”無不生活在一定社會形態下的“現實的”社會關系中。歷史主體作為社會存在物，不僅不能脫離社會物質生活關系而存在，而且本質上是一種物質能動性的社會歷史存在。

首先，物質生活實踐關系規定了歷史主體的存在特質。離開生活實踐的物質交往關系，人就不能作為實踐主體而存在。實踐主體的結構，進而歷史主體的類型與特質，從根本上說，是由一定條件下的社會物質生活關系之性質與狀況決定的。作為人的現實本質的社會關系是復雜多維的，又是歷史變化的，其中每一時代社會關系系統中的不同結構規定著該社會歷史主體的具體多樣性的存在。大體說來，歷史主體是一個由個體主體、群體主體和人類主體相互聯系組成的生成性開放序列。

歷史主體的群體譜系包括自然群體和由社會分工引起的社會階級、階層等利益集團。自然群體是在生產生命的生產即“種的繁衍”過程中生成的，表現為各種形式的家庭及其婚姻關系，從原始社會的群婚制大家庭直至現代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家庭結構內部以性別為標識的自然分工以及由此而來的利益差異，是其他歷史主體類型乃至成熟的社會政治組織——國家的生成、分化與發展的原型與母體。家庭在人類社會的早期是物質生產唯一的至少是首要的主導性樣態。與此相適應，家庭內部的分工是生產實踐分工的先導並隨著物質生產實踐的發展而發展。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利益的多樣化與異質對峙。馬克思說：“隨著分工的發展也產生了單個人的利益或單個家庭的利益與所有互相交往的個人的共同利益之間的矛盾﹔而且這種共同利益不是僅僅作為一種‘普遍的東西’存在於觀念之中，而首先是作為彼此有了分工的個人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存在於現實之中。正是由於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的這種矛盾，共同利益才採取國家這種與實際的單個利益和全體利益相脫離的獨立形式，同時採取虛幻的共同體的形式，而這始終是在每一個家庭集團或部落集團中現有的骨肉聯系、語言聯系、較大規模的分工聯系以及其他利益的聯系的現實基礎上，特別是在我們以后將要闡明的已經由分工決定的階級的基礎上產生的，這些階級是通過每一個這樣的人群分離開來的，其中一個階級統治著其他一切階級。”(同上，第84頁)

其次，物質生產實踐之歷史圖式規定著歷史主體的存在譜系。在馬克思看來：“我們的生產同樣是反映我們本質的鏡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頁)一定歷史條件下主體活動的物質生活條件的歷史變動性，是歷史主體存在的基礎。“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就是怎樣。因此他們自己是怎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麼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7-68頁)在考察資本主義社會中居於統治地位的歷史主體時，馬克思說：“我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過這裡涉及到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我的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學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0頁)資本家之所以是資本家，地主之所以是地主，在於他們是一定經濟關系的承擔者。可見，物質生活資料生產方式的復雜性是規定歷史個體存在的多樣性的現實基礎。

歷史主體之類型、結構及其演變本質上根源於一定條件下的生活實踐關系，歸根到底決定於他們生活於其中的物質生產結構及其歷史特質。一定歷史形態下的物質生產實踐及其具體圖式，從根本上規定著該階段上現實的個人的生活樣態與總體狀態。這說明，歷史主體結構及其存在譜系總是從一定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物質生產活動的一定的個人，在其感性實踐活動中發生一定的社會關系，從而構成一定的社會關系結構與階級結構譜系。

再次，歷史個體的社會性及其與變革社會關系的內在一致性。歷史個體的社會性就是他們現實活動的社會關系性。個體主體是歷史主體的基本元素與基礎。歷史的主體特別是馬克思哲學語境中的歷史主體，首先是活生生的活動著的現實的個人。人的個體存在是考察歷史主體的歷史起點與邏輯起點。作為歷史主體的個人是現實性、復雜性和發展著的感性的個體。

歷史主體在現實表象上是一個個感性的個人。但是，不是精神、意識發現了和決定著感性的人及其經驗關系，“而是處在現實交往中的現實的人創造了經驗關系，只是在后來，在事后，人們才把這些關系虛構、描繪、想象、肯定、確認為‘人’這一概念的啟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8頁)任何個人無不處在一定社會關系中，隻有從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社會實踐關系總和出發才能真正說明歷史主體的存在特質。馬克思基於主體的現實生活、實踐活動，從多維關系的內在邏輯中洞視人的內在特質，從而超越先驗的、抽象的、孤立的研究人的思維定勢，開啟了立足物質生產實踐考察歷史主體本質的唯物論路徑。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現實的個人“由於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以及他們求得滿足的方式，把他們聯系起來(兩性關系、交換、分工)，所以他們必然要發生相互關系。但由於他們相互間不是作為純粹的我，而是作為處在生產力和需要的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個人而發生交往的，同時由於這種交往又決定著生產和需要，所以正是個人相互間的這種私人的個人的關系、他們作為個人的相互關系，創立了——並且每天都在重新創立著——現存的關系”。(同上，第514-515頁)正是這種與一定生產方式相聯系的社會關系活動，把表面上的一個個單個的個體聯系了起來，並使之成為一定社會關系結構中地位各不相同的群體。

這同時表明，作為歷史主體的人的發展與社會關系的改變是內在一致的。這種一致性既存在於現實生活世界多維關系的互動之中，又是基於歷史性、未來性而關照現實的。由此，要推進人的發展，就必須解決現實生活關系的矛盾，突破並否定束縛人發展的各種關系。而且，既然社會關系是屬人的，那麼，社會關系的變革、社會制度的安排就必須圍繞人的個性成長、權利與尊嚴的維護、自由的發展及價值的訴求而展開，貫徹“人是目的”的理念。

二

歷史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這個創造集中地表現在歷史主體在自己的實踐活動中創造了“人化世界”，創造了自己的歷史，創新了社會制度，創造了精神文化世界。

首先，歷史主體在物質生產實踐中創造了“人化世界”。一方面，人改造自然，另一方面，人改造人。馬克思指出：“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頁)實踐主體在物質生產實踐中，通過對象化的感性勞動建構起了人與自然和人與人聯系的橋梁。在此，進入實踐領域裡的自然界由原來的“自在”狀態轉變成實踐過程中的“為人”狀態。物質生產實踐過程本質上是一個人化自然的、把自然界改造成屬人世界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人作為實踐的主體成為自然界的有機頭腦，自然界作為實踐的客體則成了人的無機身體。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生成著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從以人為主體的這兩種關系互動的實踐活動中，從個人與家庭的實踐交往關系中，逐漸形成了私有制、階級、國家等所有制關系、利益集團和社會組織構成的“人的世界”。

其次，歷史主體在物質生產實踐中創造了人的歷史。恩格斯說：“無論如何，人們總是通過每一個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覺預期的目的來創造他們的歷史，而這許多按照不同方向活動的願望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各種各樣的合力，就是歷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48頁)歷史不外是以物質生活實踐發展為基礎、以生產工具創造與更新為標志的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以歷史主體的創造性為表征的感性勞動及其內容與形式的歷史更替是人類歷史的物質內容和自然基礎。

這種創造性突出地表現在科學技術、生產工具的創造、發明與更新上。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重視科學技術對人類歷史發展的巨大意義。在馬克思看來，勞動工具的發明創造不僅是人與動物區別的前提性標志，而且是歷史主體之歷史創造性的根本確証。他說：“自然界沒有制造出任何機器，沒有制造出機車、鐵路、電報、走錠精紡機等等。它們是人類勞動的產物，是變成了人類意志駕馭自然的器官或人類在自然界活動的器官的自然物質。它們是人類的手創造出來的人類頭腦的器官”。(《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冊，第219頁)歷史主體創造的生產工具是區分不同社會時代的重要標志。馬克思指出：“動物遺骸的結構對於認識已經絕跡的動物的機體具有重要的意義，勞動資料的遺骸對於判斷已經消亡的社會經濟形態也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於生產，而在於怎樣生產，用什麼勞動資料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也是勞動借以進行的指示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頁)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

再次，歷史主體的創造性以社會制度創新的方式彰顯。歷史主體在物質生產方式的運動中，通過不斷調整、解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不斷創造著新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及其制度形態。當生產關系、社會關系及其制度形態蛻變為歷史進步的障礙的時候，歷史主體之創造性就突出地表現在解構、否定這些關系及其制度化的存在，創造性地建構新的社會關系、社會制度取而代之。馬克思恩格斯強調：“每一代都立足於前一代所達到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前一代的工業和交往，並隨著需要的改變而改變著它的社會制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6頁)這深刻揭示了制度創新是通過一定社會形態中作為新生產力代表的實踐主體所進行的階級斗爭與社會改革來實現的。

最后，歷史主體的創造性表現為其創造的文化世界。文化是人類活動的觀念形態，包括理論形態與非理論形態兩大基本類型。理論形態的文化主要包括反映人與自然關系的自然科學、反映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的社會科學和作為對人類終極關懷的具有超越性的哲學與人文學科等。在此，實踐主體的創造性不僅表現為從人類物質生活世界中創造出具有相對獨立性的、豐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世界，而且表現為能動地把人類的精神力量從文化理論框架轉化為實踐框架，將精神力量轉變為物質力量，以推進歷史的發展。恩格斯說道：“德普勒的最新發現，在於能夠把高壓電流在能量損失較小的情況下通過普通電線運送到迄今連想也想不到的遠距離，並在那一端加以利用——這件事還只是處於萌芽狀態——，這一發現使工業幾乎徹底擺脫地方條件所規定的一切界限，並且使極遙遠的水利的利用成為可能，如果在最初它只是對城市有利，那麼到最后它終將成為消除城鄉對立的強有力的杠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45-446頁)

三

馬克思的歷史主體觀既充分肯定歷史主體的創造性，又反對將這種創造性推向觀念決定論的極端，其內蘊的唯物辯証法旨趣由此得到凸顯。

首先，就歷史主體的類主體而言，其創造歷史的自由自主性不是絕對的。馬克思說：“這裡所說的人，是現實的從事活動的人們，他們受自己的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交往的一定發展——直到交往的最遙遠的形態——所制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2頁)歷史主體的創造性永遠不能超越其賴以存在的物質生產領域：這個領域不僅是實踐主體的創造性不可解構、不可顛覆的必然王國，而且是規定實踐主體的存在及其創造性發揮的客觀前提。這個領域的實際狀況規定了實踐主體的生存及創造性發揮必然受“物的依賴關系”之制約。馬克思指出：“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隘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人的全面發展和他們的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第104頁)

即使在“第三個階段”的自由王國裡，人類獲取生活資料的“物質生產領域”這個必然王國依然是不可超越的。馬克思指出：事實上，自由王國是在必需的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方才開始。按事物本性來說，它存在於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像野蠻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為了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必須與自然進行斗爭一樣，文明人也必須這樣做﹔而且在一切社會形態中，在一切可能的生產方式中，他都必須這樣做。這個自然必然性的王國會隨著人的發展及其需要而擴大。這個領域內的自由隻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把它置於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在靠最小的力量和最適合他們人類的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交換。但是不管怎樣，這個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頁)可見，歷史主體創造性的展開、它的自由永遠不能撇開“物質生活資料生產”這個必然王國，並將始終受其發展狀況的規定與制約。

其次，就歷史主體的個體性而言，歷史主體活動的動機、願望、目的受到活動結果的制約。“一個人的發展取決於和他直接或間接進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發展﹔彼此發生關系的個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聯系的，后代的肉體存在是由他們前代決定的，后代繼承著前代累積起來的生產力和交往形式，這就決定了他們這一代的相互關系。總之我們可以看到，發展不斷進行著，單個人的歷史決不能脫離他以前的或同時代的個人的歷史，而是由這種歷史決定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5頁)同樣，個性的解放、創造力的發展不是任意的，也要以社會歷史發展程度為條件。馬克思指出，每一個單個人的解放程度是與歷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歷史的程度一致的。至於個人的真正的精神財富完全取決於他的現實關系的財富。隻有這樣，單個人才能擺脫種種民族的局限和地域的局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產(也同精神的生產)發生實際的聯系，才能獲得利用全球的這種全面的生產的能力。(《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89頁)

再次，歷史主體的制度創新必然要受到“制度性路徑依賴”的影響。一種社會制度一旦形成，就有一種自然的自我肯定與強化機制，它會持續存在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而產生種種影響。新制度的產生雖然根源於新的物質生活關系，但並不能完全擺脫傳統制度的歷史影子。傳統制度不會隨其自身的崩潰而消失，反而會作為一種歷史傳統，以文化無意識的形式植根於歷史主體的集體無意識層面，影響甚至制約著新制度的生成與建構。馬克思說：“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像剛好在忙於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為他們效勞，借用它們的名字、戰斗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的一幕。”(同上，第585頁)

最后，歷史主體的文化創造性要受到社會物質生活實踐與文化傳統的歷史制約。馬克思指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這些現實的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活動著的。”(同上，第71-72頁)科學實踐主體的創造性及其對象化成果——科學技術，要受到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物質生產狀況的規定。從根本上說，科學是由於社會生產的需要才產生與發展起來的，科學的發展程度與發展水平依賴於一定歷史時期的物質生產實踐。沒有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的實際需要，沒有資產階級開拓世界市場的需求，就不會有資本主義科學技術的產生與發展。

藝術品的創造表面看來仿佛是獨立而自足的，其實這種獨立性也是相對的。藝術的存在狀況與發展水平不僅要受到社會分工與社會繁榮程度、經濟環境、民族特點的制約，而且還要受到自身文化傳統的影響。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施蒂納將繪畫藝術與社會分工之間的聯系割裂開來的觀點時指出：“桑喬認為，拉斐爾的畫跟當時羅馬的分工無關。如果桑喬把拉斐爾與列奧納多·達芬奇和提戚安諾比較一下，他就會發現，拉斐爾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同當時在佛羅倫薩影響下的羅馬繁榮有關，而列奧納多的作品則受到佛羅倫薩的環境的影響很深，提戚安諾的作品則受到全然不同的威尼斯的發展情況的影響很深。和其他任何一個藝術家一樣，拉斐爾也受到他以前的藝術所達到的技術成就、社會組織、當地的分工以及與當地有交往的世界各國的分工等條件的制約。像拉斐爾這樣個人能否順利地發展他的天才，這就完全取決於需要，而這種需要又取決於分工以及由分工產生的人們所受教育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59頁)這裡，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藝術家創造性的歷史限度及其相對獨立性。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1964年、1972年、1974年、1979年、1980年、2001年，人民出版社。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作者單位：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