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列寧對社會主義工會理論的探索及其當代啟示

列寧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不可多得的革命家和理論家。如果說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裡對工會理論的探討主要集中於無產階級革命的范疇的話，那麼在列寧這裡則轉向了對工會在社會主義建設條件下的定位和作用問題的思考。他立足於俄國落后的經濟文化現狀，把馬克思主義工會理論同俄國具體國情相結合，不斷對社會主義工會理論進行新的探索，尤其是提出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開展社會主義工會建設問題的探索中遵循的思想原則，至今仍具有重要意義。

一、列寧對社會主義工會理論的探索軌跡

列寧的社會主義工會理論作為列寧將馬克思主義工會理論與俄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其形成並非其本人主觀的臆想的結果，而是經歷了對社會主義工會理論的長期探索才形成的。列寧對社會主義工會理論的探索可以依據社會主義政策的轉變分為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和新經濟政策時期兩個階段。

1.戰時共產主義時期

與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未來社會主義的構想不同，社會主義沒有首先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而是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俄國建立了政權。在政權建立之初，俄國處在內憂外患的緊急情勢之下，以列寧為核心的布爾什維克黨提出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希望通過集中全國人力物力財力戰勝反革命力量來鞏固和捍衛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由此，俄國進入了“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在此種背景下，列寧開始了對社會主義工會建設的探索。

(1)主張把握工會建設正確方向，反對“中立”傾向

無產階級專政建立后，無產階級成為國家的主人，對工會來講其本身已經發生了性質的轉變，因此如何把握工會建設的正確方向問題成為布爾什維克黨內討論不休的一個熱點問題。當時黨內盛行著一種工會“中立”的觀點並對黨與工會的關系造成惡劣影響，對此，列寧揭露了這種觀點的機會主義本質，提出了嚴厲批評。他指出，“一切關於獨立或一般民主的宣傳，不管打著什麼招牌，都是極大的欺騙”^[1](p431)，都是“對社會主義極大的背叛”。其思想的實質都是“為反革命打掩護，或者是毫無覺悟的表現”^[1](p398)，是一種詆毀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的思想表現。他認為，那些不顧工會長遠發展，蓄意制造工會“中立”的機會主義分子根本就不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並沒有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本質，他指出，“誰這麼想，就說明他在學習政治經濟學理論時對馬克思的《資本論》一頁也沒有讀懂，雖然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者現在無一例外都發誓信仰這部著作”﹔^[1](p427)並提出要堅決同這種“中立”傾向作斗爭，通過黨和工會的團結凝聚工人階級力量。顯然，在列寧看來，反對工會“中立”，堅持工會建設有利於推動工人團結是工會建設的正確方向和基本立足點。

(2)提出在立足現實的前提下努力實現“工會國家化”主張

政權建立之初，為了鞏固新生政權就要贏得人民對政權的擁戴，而實現這一點就離不開社會主義民主的巨大效力。列寧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隻能是有產者的民主，對無產階級而言則意味著專政。那麼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如何才能迅速地實現本階級的民主呢?列寧在馬克思主義關於“直接過渡”思想的影響下，提出了“工會國家化”主張，也即要通過努力發揮工會的群眾組織作用，讓工會通過參加對國家機關管理的方式實現民主。在列寧看來，為了盡快地建立社會主義，提出“工會國家化”是合理的：一方面，工會“現在它在形式上仍然是獨立的組織，它能夠而且應當積極參加蘇維埃政權的工作”^[1](p434)﹔而另一方面，“工會國家化”主張的正確性也已被實踐所証實，通過一年的“工會國家化”的建設實踐，他也發現這種工會發展形式是符合社會主義實踐需要的，並提出，“現在我們僅僅宣布無產階級專政已經不夠了。工會必定要國家化，工會必定要和國家政權機關合並起來，建設大生產的任務必定要完全轉到工會的手裡”^[1](p438)。顯然在列寧看來，“工會國家化”主張已成為具有了可能性和現實性的正確主張。

雖然提出了“工會國家化”主張，但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家，列寧卻始終強調這一主張適用的前提，即高度發達的經濟以及較高的工人思想素質。然而，他通過分析俄國落后的基本國情，尤其是人民素質低下、舊社會思想殘余濃厚的客觀現實，認為“工會國家化”的適用前提尚未具備。“工人和舊社會之間從來沒有一道萬裡長城。工人同樣保留著許多資本主義社會的傳統心理。工人在建設新社會，但他還沒有變成新人，沒有清除掉舊世界的污泥，他還站在這種沒膝的污泥裡面”^[2](p393)，在這種條件下如果推行“工會國家化”顯然是不切實際的。他認為，要有效推行這一主張，“把這種污泥清除掉”，這就需要一個過程，“如果以為這可以馬上辦到，就是十足的空想”^[2](p393)，對此，他告誡全黨說：“我們不能一舉實現工會和國家政權機關的合並。這樣做會犯錯誤。事情不能這樣辦”^[1](p439)。可見，在他看來，實現“工會國家化”既要立足實際，又不能一蹴而就，立足實際是建設工會的根本出發點。

(3)在暫時和平時期，努力彰顯工會建設力量的價值

1920年11月，隨著協約國最后一個反革命軍隊的失敗，俄國進入了“暫時和平時期”，蘇維埃政權的工作重心由戰爭轉向了建設。而在這一時期無產階級工會如何定位的問題，也成為社會爭論的重大問題。其中較為典型的有三種思潮：托洛茨基派提出工會要迅速“國家化”，使工會軍事化從而成為國家強制機關，實施對工會的“整刷”，並把那些善於“擰緊螺母”的人放到領導崗位上﹔工人反對派提出了相反的主張，他們打出“國家工會化”的旗號，揚言國家要服從於工會，要產業工會生產者代表大會持有管理國民經濟的權力，將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分割開來，否定黨和無產階級國家對國民經濟的領導作用﹔而民主集中派則主張，允許黨內有派別的自由，取消企業生產中一長制和各種嚴格的紀律，工會應有推選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團的權利等。隨著這種爭論的延續，布哈林開始作為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的“緩沖派”也逐漸轉到了托洛茨基一邊，黨內逐漸出現了派別斗爭並開始對黨的團結構成了威脅。列寧估量到了這種派別斗爭后果的嚴重性，“在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裡，無產階級中間出現的或無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群眾之間出現的分裂不僅是危險的，而且是極端危險的，尤其在無產階級隻佔這個國家人口的很少數的情況下。而工會運動中的分裂，正是意味著無產階級群眾的分裂”^[3](p269)，而群眾的分裂則必然會產生葬送社會主義運動的前途的嚴重惡果。為了維護黨內團結，列寧對以托洛茨基為典型的各種極端的工會思潮進行了嚴厲批評，標志著列寧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直接過渡”思想的突破，由此，也創新了馬克思主義工會理論。

^[1]“學校說”。列寧提出“工會國家化”主張后，通過社會主義實踐的開展發現，廣大工人並沒有完全擺脫資本主義舊思想和觀念的束縛，工人中還存在著濃厚的“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的個人主義思想，集體主義思想淡薄﹔同時，一些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也不斷地加入到工人隊伍中來，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小資產階級偏見﹔此外，大多數工人受教育水平較低，文盲佔了很大比例，大多數工人不會管理生產的情況仍大量存在。基於此，他認為，托洛茨基那種主張工人直接參與管理國家的工作，立即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工會迅速國家化”必然是不現實的。要改變這種狀況隻有充分發揮工會的作用，由此，列寧提出了工會“是一個教育的組織，是吸引和訓練的組織，它是一所學校，是學習管理的學校，是學習主持經濟的學校，是共產主義的學校”^[4](p368)的思想，也即工會的“學校說”。

^[2]“傳動裝置說”。列寧指出，由於無產階級專政不能通過一個包括全體無產階級的組織來實現，因此無產階級專政隻能是一個由若干齒輪組成的復雜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無產階級政黨和工會的地位是不同的。無產階級執政黨由於吸收了無產階級先鋒隊而成為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領導者，工會則是在黨和國家政權之間的，沒有工會作基礎，是無法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和國家職能的，因為工會正是說服人民群眾以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橋梁”。而無產階級專政本質上是勞動人民的專政，同時也作為一個復雜的體系除了有領導者外，如果“沒有一些把先鋒隊和先進階級群眾、把它和勞動群眾聯結起來的‘傳動裝置’，就不能實現專政”^[3](p201)。這裡的“傳動裝置”就是工會。

^[3]“維權說”。列寧認為，雖然無產階級實現了專政，但是從專政性質上講，“我們的國家實際上不是工人國家，而是工農國家”，工人階級並未成熟到完全主宰一切﹔同時，“我們的國家是帶有官僚主義弊病的工人國家”，因此，工人階級的利益難免會遭受國家政權的侵犯。由此，他主張，工人階級應當保護自己並學會利用工會免除來自國家的侵犯，同時還要注意利用工人組織來保護自己的國家，即工會要有“雙重保護”作用。既要維護工人利益又要維護國家利益，就是列寧工會“維權說”的集中體現。

2.新經濟政策時期

蘇維埃衛國戰爭結束后，長期的戰爭破壞以及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推行給蘇維埃政權帶來了諸多困難，而喀琅施塔得叛亂更是使工農矛盾空前激化，這讓列寧以及布爾什維克黨深感政治危機。為了盡快結束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新經濟政策呼之欲出，由此開始了新經濟政策時期。該政策主張用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允許商品貿易和發展市場，允許私人發展中小企業等，其實質是在無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的前提下，通過市場和商品貨幣關系的恢復來為實現社會主義奠定經濟基礎，“迂回”地進入社會主義。而允許資本主義剝削關系部分存在，同時又強調以無產階級專政為前提是新經濟政策時期的突出特點。在這種社會背景下，面臨著階級剝削和對立的出現，列寧的工會理論也有新的概述。

(1)重申維護工人利益是工會活動的基本原則

列寧認為，雖然新經濟政策的實施是以國家調節為前提，但是即使在國家的調節十分成功的情況下，勞資之間階級利益的對立無疑還是存在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就必然存在著勞資雙方的對立。在這種條件下，“今后工會最主要的任務之一，就是在無產階級同資本作斗爭時從各方面全力維護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5](p366)。他指出，在市場規律作用下，私營企業為了攫取更大利潤則必然對工人利益造成侵害，同私企斗爭維護工人利益則是工會的當然任務﹔即使在國營企業改行商業原則時，一些企業迫於扭轉虧損的局面，急於提高勞動生產率，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本位利益和過於熱衷本位利益的現象，而導致工人群眾和企業管理部門產生對立，在這種情況下，工會“義不容辭應維護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階級利益，使之不受雇用他們的人侵犯”^[5](p367)。同時，為了切實地捍衛工人階級利益不受侵害，他還提出了即使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工會也不能放棄罷工的思想，尤其是在“工業和農業的電氣化還沒有完成”，“小經濟和市場統治的一切根子還沒有因此而被鏟除”的條件下，無產階級國家中還存在官僚主義弊病以及各種資本主義舊殘余依舊濃厚，再加上勞動群眾政治和文化上的落后，而侵犯工人利益的因素依舊存在，階級斗爭不可避免，由此工會罷工就不能被放棄。顯然，在列寧看來，在社會主義允許市場存在的條件下，由於勞資矛盾的不可避免性，維護工人利益是工會活動的基本原則。

(2)提出聯系群眾、服務國家建設是工會活動的基本職責

列寧認為，工會是黨和國家政權之間的“傳送帶”，這種“傳送帶”的最基本作用就是聯系群眾，他認為“聯系群眾，也就是聯系大多數工人以至全體勞動者，這是工會任何一項工作取得成績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條件”^[2](p303)。對於一個獨立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而言，脫離群眾就是“最可怕的危險之一”，而避免脫離群眾的危險就要充分發揮工會的作用，“如果共產黨和群眾之間的傳動裝置——工會位置擺得不正或工作得不正常，那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就必然遭殃”^[5](p372)。而為了更好地聯系群眾，工會組織就應當培養出一批負責任的生活在工人群眾之中、對群眾生活十分熟悉的同志，以便准確地了解群眾心聲，確定群眾覺悟以贏得群眾信任。同時，他還指出，工會在聯系群眾的同時，既要保護專家，調動其積極性，同時還要努力保護工人免受小資產階級等危險思潮的影響，以更好地服務於工人國家建設，顯然，在列寧看來，工會作為工人國家自己的組織，聯系群眾服務國家建設必然是分內之事。

(3)主張正確處理工會和企業、工會和黨的關系

在工會和企業關系問題上，列寧指出，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最主要的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時就應該把全部權力交由工廠管理機構手中，而工會參與對工業管理的直接管理是決不允許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工會不能參與管理。“實地訓練工人和勞動者管理全國的國民經濟”則是工會作為“學習管理的學校”的應盡職責﹔在工會和黨的關系上，他認為，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黨與工會合作也是蘇維埃生存與發展的基本條件，兩者對國家政權不可或缺。“假如黨與工會發生分裂，黨是有過錯的，其結果一定會使蘇維埃政權滅亡”^[3](p248)，同時，他認為，工會和黨雖具有相同的階級基礎但其分工和地位是不同的，“國家政權的一切政治經濟工作都由工人階級中覺悟的先鋒隊共產黨領導，工會應當是國家政權最親密的和不可缺少的合作者”。^[6](p353)顯然，在列寧看來，黨是國家政權的領導者，而工會則是合作者，黨對工會是有著領導作用的﹔而同時，列寧還特別強調國家政權具有官僚主義弊病的缺陷，工會隻有保持獨立性才能糾正黨和國家政權的政策錯誤。顯然，列寧是肯定工會形式上的獨立性的，也就是說工會雖接受黨的領導但仍是具有獨立性的組織。

二、列寧對社會主義工會理論探索的當代啟示

列寧對社會主義工會理論的探索有著鮮明的特色。總體看來，致力於社會主義實踐的需要來及時調整工會職能和建設方向是列寧對工會理論的探索的基本立足點﹔而堅持工會的階級立場，積極維護工人利益，兼顧工人自身的利益和工人國家利益，是其工會探索的基本立場﹔在敢於立足客觀現實打破教條束縛，並致力於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積極對新問題和新情況作出新的闡釋是其工會理論探索的基本原則。

雖然列寧的工會理論作為俄國特殊的國情和時代條件下形成的產物，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但他對社會主義工會的建設作了原則性的探索，尤其是在新經濟政策時期階級對立重新出現的社會背景下，善於立足實際及時調整工會發展策略的思想原則對於正確把握馬克思主義理論實質以及推動社會主義國家的工會建設都具有重要意義。可以看出，列寧在截然不同的階級關系背景下對工會理論的探索是有共同之處的，而這些共同之處無疑是列寧對工會理論探索過程中所遵循的思想原則，既反映了列寧對社會主義工會理論探索的基本規律，同時也是我們今天研究列寧對社會主義工會理論的探索的著力點，對當代社會主義工會建設與改革無疑具有啟示意義。

1.工會工作要服務並服從於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

工會工作要服務於黨和國家政權的中心任務是列寧社會主義工會理論的一個顯著特征。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鞏固新生政權成為黨和國家政權的中心任務。為了鞏固新生政權，列寧對工會的建設和職能作了一系列的調整。起初，他提出了希望通過工會與國家機關合並，即通過“工會國家化”方式迅速實現工人對國家的管理，以社會主義民主方式積聚力量，與破壞國家政權的力量作斗爭挽救蘇維埃政權。然而當他立足俄國社會實際發現工人階級並未成熟到可以直接管理國家的程度時，便及時地調整了自己的工會發展策略，提出了工會的“教育”職能，從而改變了傳統工會的單純經濟職能的格局。除此之外，他還強調通過發揮工會的連帶作用加強黨與群眾之間的聯系，把全國力量統一起來挽救政權的主張，賦予工會以“紐帶”職能。而當他發現社會主義條件下存在著官僚主義對工人和工人國家的侵害時，他提出了工會的“雙重維護”職能，以調動群眾生產積極性，捍衛政權。在新經濟政策時期，面臨著存在資本主義剝削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的中心任務，列寧則更加強調工會的“維護”職能，甚至不惜採取罷工方式維護工人利益以調動其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尤其在處理工會與管理部門的關系時，列寧提出，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管理經濟的權力都交由企業管理部門來把控，工會參與管理但不直接參與管理以免給經濟建設帶來危害。可見，無論在無產階級專政的何種社會政策背景下，列寧總能根據黨和國家政權建設的實踐需要及時調整工會發展策略，使工會的職能和建設方向服務並服從於黨和國家建設的大局和中心任務，因此那種隻認為工會應當職能獨立，堅持狹隘的行會觀念，蓄意制造黨和工會原則對立的觀點則必然是有悖於列寧工會理論探索的思想原則的。

2.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要正確處理黨與工會的關系

列寧歷來非常重視工會對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意義。正如其在批評黨內出現的左派幼稚病現象時指出，如果沒有工會的熱烈支持以及在經濟和軍事建設方面的極大幫助，“那麼別說我們能管理國家和實行專政兩年半，就是兩個半月也不成”^[7](p28)。甚至還提出，“如果對待工會的態度不正確，就會使蘇維埃政權滅亡，使無產階級專政滅亡”^[3](p279)。顯然，列寧已經把黨對工會的態度問題與黨和無產階級的命運聯系在一起了。這告訴我們，推動工會建設就必須正確處理黨與工會之間的關系。一方面，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復雜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既要有黨的作用又要有工會的作用，並且隻有兩者之間形成良好的互動才能良好地運轉。但是黨和工會在這個體系中的地位是不一樣的，雖然都代表著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但是他們各有分工，職能上有著巨大差別。黨由於吸收了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這個體系中發揮對一切國家經濟政治工作的領導作用，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領導者”，而工會則是站在黨和國家政權之間扮演著黨聯系群眾具有雙向互動特點的“傳送帶”，是黨領導無產階級專政“最親密的合作者”，黨隻有與工會親密合作才能完成自身任務，否則就會導致社會主義政權遭受挫敗。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黨作為無產階級利益最集中的代表也是國家政權領導者，而工會則是國家政權的合作者，黨與工會之間自然是一種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而同時列寧指出，兩者都對於社會主義國家政權不可或缺，職能和地位又有不同，在具體事務的處理上兩者分屬不同的活動領域，因此，列寧雖承認黨對工會的領導，但並不否定工會職能和地位的獨立性。也就是說，工會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仍是獨立的群眾組織，在形式上和職能上具有自主權，它既不屬於黨和國家的一個機構更不能作為黨和國家機構的代理人。對工會而言，配合並輔助黨對國家經濟政治工作的領導才是自己的職責所在。可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那種宣稱工會價值中立，崇尚工會運動與完全獨立，反對黨對工會的領導，主張走西方化工會發展道路的工會建設主張從根本上是與列寧工會思想對立的，也是社會主義工會建設所應反對的。可以說，堅持黨與工會親密合作，黨領導工會但不包辦工會，劃清兩者的職能范圍並推動“權責清晰，分工明確”的黨與工會關系形成也是列寧對社會主義工會理論的探索對當代工會建設的重要啟示。

3.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工會要以維護工人利益為工作主線，但要兼顧國家利益

在列寧的工會理論中，工會的維權思想十分明晰。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列寧並沒有被當時黨內所盛行的那種“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剝削階級已被消除，工人無需工會保護”的主張所迷惑，他認真分析當時的社會實際，提出了工會有保護工人的必要性的主張。在他看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雖然工人階級掌握了國家政權，但是在社會生產力水平還不夠高，“我們的國家是帶有官僚主義弊病的工人國家”的條件下，國家的官僚主義嚴重侵蝕著工人和工人國家的利益是一個事實。因此，為了保護工人和工人國家的利益，工會就要肩負起“雙重保護”的職能。而如果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尤其是在國家發展市場和商品經濟的社會政策背景下，國家為了發展社會生產力允許一部分資本主義剝削關系存在，那麼就勢必會帶來勞資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因此，工會就要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甚至不惜利用罷工的方式維護工人利益免受資本的侵害。即使是在國家管理的企業中，由於商業原則的引入而導致企業管理部門與工人出現摩擦時，國營企業的工會也有維護工人利益的義務。在列寧的思想中，工會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仍有發揮作用的必要性和價值，維權仍是工會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基本職能。但是從列寧在指出國營企業中由於商業原則的引入而帶來工人與企業管理者之間的摩擦時，工會要站在工人的立場上為工人說話的觀點出發，可以得出，國家利益和工人利益雖然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但是在現實條件下是有區別的，工會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要以維護工人利益為主線，同時還要兼顧國家利益，但不是把維護工人利益和維護國家利益對立起來，或是以維護國家利益代替維護工人利益。過去那種認為工會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已經失去了發揮作用的必要性並賦予工會黨政的職能或是以為維護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就等於維護了工人的利益的思想，以及隻維護國家利益而忽視工人具體利益的做法是有違列寧工會思想本意的。因此，工會改革的推進就要重視工會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維權的重要意義，還要善於把維護工人具體利益放在主線位置，同時兼顧國家利益。

參考文獻：

[1]列寧.列寧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列寧.列寧專題文集：論社會主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列寧.列寧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列寧.列寧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列寧.列寧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列寧.列寧專題文集：論無產階級政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列寧.列寧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作者單位：賀敬壘，武漢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