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的同情還是理論的建構

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是學術界長久以來一直關注的問題。在這種持久的關注當中，有一種觀點值得進一步商榷。這種觀點認為馬克思對東方社會的關注是出於一種同情，其理論的立足點建基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東方社會問題撰寫的一系列文章，在這些文章中尤以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中國、印度和俄國的關注為最，因為馬克思在考察東方社會問題時始終以這三個國家為藍本，就像他考察西方社會的發展始終是以英國、法國和德國為藍本一樣。但是，筆者在認真閱讀馬克思和恩格斯於1853年到1862年之間撰寫的有關中國問題和印度問題的十幾篇文章的時候，發現自己的閱讀感受與這種持同情論的觀點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分歧，正是這種分歧成為本文寫作的契機。雖然本文的寫作同樣以馬克思和恩格斯就中國、印度和俄國問題撰寫的一系列文獻為基礎，但是筆者思考這一問題的聚焦點卻是放在馬克思思考東方社會問題時所採用的方法論，正是從方法論這一角度出發，筆者將得出如下思考。其一，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並不僅僅是馬克思晚年才提出的，而是在其早期思想中就有所流露。其二，早期東方社會理論和晚期東方社會理論在理論內容上有所不同，造成這種不同的原因在於早期和晚期使用的方法不同。其三，依據早期和晚期所使用的方法不同，筆者進一步得出無論是早期東方社會理論還是晚期東方社會理論馬克思對東方社會問題的關注均是理論建構大於理解的同情。

一

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並不像有些學者認為的那樣，只是馬克思在晚年才提出來的。我認為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不僅有前期和后期之分而且理論內容本身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前期的東方社會理論在馬克思早年的思想文本中就有所流露，這主要體現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共產黨宣言》等一些相關文獻的論述中。

早期的東方社會理論認為，東方社會在未來的社會發展過程中也像西歐一樣必然要經歷資本主義這個高度發達的階段才能進入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那麼這個時候馬克思為什麼會認為東方社會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一定也像西歐一樣也要經歷資本主義這個必經環節才能進入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這需要從如下幾個方面來思考。

首先，這和馬克思恩格斯如何看待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觀點有關。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取代資本主義的那個社會，是資本主義滅亡之后的那個社會形態，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最獨特的最后的產物。”^[1]也正是在此種意義上，馬克思恩格斯才把自己的社會主義稱作是科學社會主義。但在有些人看來，他們認為科學社會主義這個概念是否具有合法性值得懷疑，因為他們認為科學與社會主義具有不同的指向維度，無法用科學來修飾或限定社會主義。其實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誤解是因為我們沒有理解科學社會主義的科學性究竟是指什麼。關於這個問題，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反杜林論》中就曾經做過說明。我們知道《反杜林論》分為哲學篇、政治經濟學篇和科學社會主義篇這三個重要組成部分，並且恩格斯將《反杜林論》中的第三篇即科學社會主義篇單獨拿出來以題為“社會主義從空想走向科學”予以單獨發表。正是在這裡，恩格斯以非常詳細的手法和優美的語言分析了社會主義從空想走向科學的歷程，並著重強調了為什麼將馬克思和他的社會主義稱為科學社會主義。他指出，這裡的科學性就在於我們為社會主義的誕生找到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那就是資本主義。也正是在認為社會主義的產生必然要經歷資本主義這個環節，而且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勝利決不能局限於狹小的地域，而必須建立在生產力高度發展和人們普遍交往的基礎上才可以。因此，在這個時候，馬克思就特別注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在人類歷史上所起的非常革命的作用。在這一歷史時期，馬克思就曾經說過，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必須建立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的物質前提上，而這種物質前提目前在英國和法國發展的比較充分，因此，共產主義在德國實行起來就比較困難，最容易最快的應該是英國。正是對英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高度關注，使馬克思充分注意到英國資本主義為了尋求資本所能追逐的利潤而進一步關注到了英國的殖民侵略。正是在這個時候，作為英國殖民侵略對象的中國和印度的社會狀況以及在這些侵略中所遭受的一切引起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關注。為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3年到1862年之間，特別是在1856年底至1860年初就集中撰寫了16篇有關於中國問題的文章以及兩篇關於印度問題的文章。

盡管在這些文章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確實對中國和印度所遭受的資本主義侵略表示了一種同情，他說“從人的感情上來說，親眼看到這無數辛勤經營的宗法制的祥和無害的社會組織一個個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親眼看到它們的每個成員既喪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喪失祖傳的謀生手段，是會感到難過的”。^[2]盡管從這段話中確實可以看出馬克思對印度所遭受的殖民主義侵略表現了一種同情，但我認為這種同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馬克思畢生的追求是實現自由人的聯合體，那麼他對任何人遭受奴役表示同情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就在馬克思對印度所遭受的殖民侵略表示同情的同時，他緊接著又說道，“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看起來怎樣祥和無害，卻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它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范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的作為和歷史首創精神。我們不應該忘記那些不開化的人的利己主義，他們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塊小得可憐的土地上，靜靜地看著一個個帝國的崩潰、各種難以形容的殘暴行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殺，就像觀看自然現象那樣無動於衷﹔至於他們自己，隻要哪個侵略者肯於垂顧他們一下，他們就成為這個侵略者的馴順的獵獲物。我們不應該忘記，這種有損尊嚴的、停滯不前的、單調苟安的生活，這種消極被動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產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縱的破壞力量，甚至使殺生害命在印度斯坦成為一種宗教儀式。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小小的公社帶著種姓劃分和奴隸制度的污痕﹔它們使人屈服於外界環境，而不是把人提高為環境的主宰﹔它們把自動發展的社會狀態變成了一成不變的自然命運，因而造成了對自然的野蠻的崇拜，從身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誠地叩拜這個事實，就可以看出這種崇拜是多麼糟蹋人了。”^[3]從這大段的說明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出馬克思在對中國和印度遭受英國殖民侵略表示了一種同情的同時更是保持了一種理性的思考，所以他最后才會說出這樣的話，“的確，英國在印度斯坦造成社會革命完全是受極卑鄙的利益所驅使，而且謀取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於，如果亞洲的社會狀態沒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實現自己的命運？如果不能，那麼，英國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這個革命畢竟是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4]緊接著他就借歌德的詩句來表達他對英國殖民侵略的看法，他說既然痛苦是快樂的源泉，那麼我們何必因這痛苦而苦惱呢，所以我們應該有權同歌德一起高唱。

對中國和印度遭受資本主義列強侵略所進行的這種分析正好應証了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所說的，“批判不是頭腦的激情，它是激情的頭腦。”^[5]也就是說馬克思在對東方社會所遭受的苦難表示一份道德義憤的同時更多的是保持了一種理性的思考。

這就是馬克思早期關於東方社會理論的思考，即認為東方社會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必定要像西歐那樣經歷資本主義這個必經環節才能進入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東方必定從屬於西方。在這個時期東方社會問題是由於馬克思始終關注西方社會的發展才映入馬克思的眼帘，因為這一時期馬克思思考未來社會發展的立足點始終是西歐，特別是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是馬克思始終關注的重點而且其產生的途徑始終是馬克思所希望的那種資本主義產生的理想類型，也正是出於此種考慮，馬克思才將《資本論》的寫作分析放在英國這個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而馬克思對中國問題和印度問題的關注正是對英國資本主義發展高度關注的副產品或者說從屬物。因為在馬克思看來，目前的東方社會存在著一種特殊的社會制度，即村社制度，“這種制度使每一個這樣的小結合體都成為獨立的組織，過著自己獨特的生活。”^[6]而英國的干涉在馬克思看來破壞了這種半野蠻半文明的公社，摧毀了它們的經濟基礎，從而不久就能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

那麼馬克思在早期為什麼會對東方社會的發展道路提出這樣一種看法，其主要原因在於馬克思構建自己的東方社會理論時所運用的方法論基礎，這種方法論主要是受黑格爾影響的辯証法。馬克思不僅把黑格爾看做是“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証法的一般運動形式。”^[7]而且將黑格爾的辯証法從其神秘外殼中解放出來並將其表達為“辯証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証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証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8]《資本論》第一卷中論述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怎樣從封建主義內部產生的一章就是馬克思辯証方法的優秀例証。而馬克思對社會主義怎樣從資本主義內部各要素之間進行相互斗爭的過程中產生出來也是遵循了同樣的辨証方法。正是在這種方法論的指引下，馬克思才能對東方社會遭受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表示一種同情的同時更多的是保持了一種理性的思考，因為這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國家對東方社會的侵略實際上是為東方社會在未來真正走向社會解放奠定強大的物質前提。

二

馬克思在思考東方社會未來的發展道路時始終是以中國、印度和俄國為藍本。中國和印度始終是其早期東方社會理論分析的重點，而晚期東方社會理論則是以俄國作為分析的典型。因此，我們首先需要明白當時在俄國究竟出現了什麼樣的狀況促使馬克思提出了不同於早期的東方社會發展的道路問題。

在爭論關於俄國社會發展的道路問題上，當時在俄國出現了一個名叫米海洛夫斯基的自由民粹主義者，他鼓吹俄國在未來社會的發展道路上應該走資本主義道路，並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將馬克思在早期所探討的西歐式的發展道路運用於一切地方。為此，馬克思就此事說了這樣一段話，他說如果“他一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后都達到在保証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証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9]正是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馬克思分析了俄國當時的社會狀況，這種社會狀況既包括當時俄國的國內情況又包括俄國當時所處的國際大環境。

對俄國國內情況的分析仍然是以當時存在於俄國國內的農村土地公社所有制為基礎，就像他在早期東方社會理論中分析印度的時候也同樣以印度的村社制度為基礎。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這樣一個事實，即馬克思在早期的東方社會理論中分析印度的村社制度的時候看到的是村社制度在未來社會發展過程中造成的阻礙，也就是說看到的是村社制度的落后性，對這種落后性的說明我在前文的引述中已經做了詳細的說明。但是在分析俄國的農村土地公社所有制的時候看到的卻是這種農村土地公社所有制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各種可能性，也就是說看到是這種所有制形式的優越性。

在對俄國國內的具體情況作了分析以后，馬克思還對當時俄國所處的國際大環境也做了分析。他認為俄國一方面保存了較為完整的農村公社土地所有制，另一方面俄國又不是完全孤立的，而是處於與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普遍聯系之中。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俄國完全有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即不便走俄國1861年改革所開始走的道路，而是能夠讓俄國的農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直接成為共產主義的起點，並且能夠享用資本主義的一切積極肯定的成果而不用遭受資本主義的苦難，否則俄國就要走它1861年改革所要走的道路，這樣俄國就會失去當時的歷史給一個民族提供的最好的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所帶來的一切災難性的波折。

正是在對俄國的國內情況和所處的國際環境進行深入分析的情況下，馬克思才提出了俄國在未來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可以跨越資本主義這個“卡夫丁大峽谷”直接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可能性的晚期東方社會理論。

從晚期的東方社會理論中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是想把俄國農村土地公社所有制的優點即它的公有制的優越性與資本主義的先進性即強大的物質生產力相結合從而構建出晚期的東方社會理論。在這種構建的過程中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講馬克思似乎偏離了構建早期東方社會理論時運用的方法論即受黑格爾影響的辯証法而陷入了一種他曾經在自己的著作《哲學的貧困》中批判過的法國小資產階級蒲魯東的傾向。蒲魯東曾經運用黑格爾的辯証法去分析諸如分工問題，他將分工簡單地看做是由好的一面和壞的一面構成的一個結合體，他把分工的好的一面看做是實現條件上和智能上的平等的方法，分工的壞的一面是它變成了貧困的源泉，那麼該如何去解決這個問題，蒲魯東提出的方法是找尋一種新的結合，以便消除分工的有害方面而保存其有益的作用，最終找尋到的是引入機器來消滅分工壞的一面而保留其有益的一面。馬克思批判蒲魯東在運用黑格爾的辨証法去分析分工問題以及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對黑格爾辯証法的濫用，陷入了一種機械性的傾向。馬克思認為不僅機器的引入無法消滅分工的壞處反而引起了更大規模的分工。而馬克思構建的晚期東方社會理論似乎也出現了這樣的傾向，因為他想讓俄國農村土地公社所有制的公有制與資本主義的有益的一面相結合，從而跨越資本主義這個階段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馬克思這樣做的出發點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從早期東方社會理論到晚期東方社會理論之間，資本主義的發展經歷了各種各樣的變化，特別是其弊端暴露的越來越多。為此，馬克思說如果俄國“一旦倒進資本主義懷抱以后，它就會和塵世間的其他民族一樣地受那些鐵面無情的規律的支配。”^[10]那些鐵面無情的規律就是在享用資本主義帶來的一切先進性的同時也必然要遭受伴隨著資本主義發展的各種苦難。因此，馬克思是想讓俄國既能夠保留農村土地公社公有制又能夠享用資本主義帶來的各種好處而不遭受其帶來的各種苦難。正是這樣的一種構想使得一些學者認為馬克思的晚期東方社會理論同樣是出於一種同情的考慮。但筆者認為未必是這樣，其原因在於馬克思在構建晚期東方社會理論的時候不僅所掌握的有關東方社會的材料更加充分和詳實而且對東方社會的了解較早期也更加深刻，這從馬克思晚年給俄國女革命家查書利奇的復信和他晚年撰寫的人類學筆記中對東方社會的分析中可以明顯的看出他對東方社會的思考是深思熟慮的，此其一。其二，馬克思特別強調了俄國要想實現這樣的跨越必須具備一定的前提條件。這個前提條件是必須在俄國和西歐爆發革命。這在《共產黨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樣講到，“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麼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11]

但是，事實的發展恰恰與馬克思的構想有出入。首先是俄國農村土地公社所有制並沒有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相反卻在整個資本主義的大環境中不斷地遭到破壞和瓦解。特別是克裡木戰爭的失敗使俄國充分認識到隻有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才能使俄國在未來社會的發展中立於不敗之地。另外的一個前提條件即必須爆發革命也沒有實現，一方面是俄國國內沒有爆發革命來挽救已經處於水深火熱中的俄國土地公社所有制，另一方面是西歐自從巴黎公社失敗以后再也沒有爆發過馬克思恩格斯所希望的那種西歐無產階級革命。俄國后來的發展是繼續沿著1861年改革所開辟的道路繼續前進，隻不過發展的程度不及英法而已。

在馬克思對俄國問題進行思考的同時恩格斯也在關注這一問題。1875年恩格斯撰寫了題為“論俄國的社會問題”一文，在此文中恩格斯批判的對象已經不是馬克思曾經批判的自由民粹主義者米海洛夫斯基而是另外一個名叫特卡喬夫的人。特卡喬夫認為俄國農村公社和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共產主義在某些地方非常相似，甚至認為俄國的農民就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天然選民，俄國完全有可能在此基礎上實現過渡。為此，恩格斯專門就這種觀點進行了批判，他說：“現代社會主義力圖實現的變革，簡言之就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以及通過消滅一切階級差別來建立新的社會組織。為此不但需要有能實現這個變革的無產階級，而且還需要有使社會生產力發展到能夠徹底消滅階級差別的資產階級。野蠻人和半野蠻人通常也沒有任何階級差別，每個民族都經歷了這種狀態。我們決不會想到要重新恢復這種狀態，至少因為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這種狀態中必然要產生階級差別。隻有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發展到甚至對我們現代條件來說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產提高到這樣的水平，以致使得階級差別的消除成為真正的進步，使得這種消除可以持續下去，並且不致在社會的生產方式中引起停滯或甚至倒退。但是生產力隻有在資產階級手中才達到了這樣的發展程度。可見，就是從這一方面說來，資產階級正如無產階級本身一樣，也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必要的先決條件。因此，誰竟然斷言在一個雖然沒有無產階級然而也沒有資產階級的國家裡更容易進行這種革命，那就隻不過証明，他還需要學一學關於社會主義的初步知識。”^[12]從恩格斯的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俄國由農村土地公社所有制直接向高級階段的過渡表示懷疑。當然在這篇文章中恩格斯並沒有把話說死，即俄國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不可能實現直接過渡，而是認為如果要實現直接過渡必須要有前提條件，這個前提條件他和馬克思在1882年《共產黨宣言》的俄文版中曾經提到過。這個前提條件我在上文的分析中已經談到，在此不再贅述。所以從1875年到1882年之間恩格斯對俄國能不能直接實現過渡始終沒有馬克思那麼肯定。更讓我們能夠確定恩格斯對待這一問題的態度的是在馬克思逝世將近11年的時間，即1894年恩格斯又撰寫了題為“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一文，此文的主要內容與1875年撰寫的“論俄國的社會問題”一文在思想內容上基本保持一致，但又更注重從俄國當時所處的社會現實來分析俄國問題。這個社會現實就是在馬克思逝世11年后，資本主義在這期間經歷了各種變化，逐步由自由競爭階段向壟斷階段過渡。對於俄國而言最大的現實就是克裡木戰爭的失敗使俄國認識到必須發展資本主義工業才能使俄國立於不敗之地。而發展資本主義工業就需要解放農民，隨著農民的解放，俄國進入了資本主義時代，從而也進入了土地公有制迅速滅亡的時代。所以這個時候恩格斯這樣說“這種公社是否還能得到挽救，以致在一定的時刻，像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希望的那樣，它能夠同西歐的轉變相配合而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這個問題我不能予以回答。”^[13]如果說恩格斯對俄國能否實現直接過渡一直不是那麼確定，那麼1894年的這篇文章可以說恩格斯的態度已經明確了，即不能實現直接過渡，同時修正了他和馬克思之前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所以恩格斯在1894年再次談論俄國社會問題時又回到了馬克思運用辯証法思考的早年東方社會理論的道路上來了。也就是在恩格斯看來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建立的物質前提。

盡管有些學者認為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是馬克思晚期東方社會理論的成功實踐。但事實並非如此，一方面是馬克思晚期的東方社會理論在列寧領導俄國社會革命的時候並沒有受到重視，另一方面是列寧領導俄國革命的時候，俄國已然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隻不過資本主義發展的水平不及英法而已。更重要的是列寧領導俄國革命成功以后，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實行了國家資本主義政策來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這不能不說是在彌補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水平不足這一環節。這種在資本主義發展水平比較薄弱的基礎上建成的蘇聯社會主義在現實發展中經歷的各種狀況曾經讓湯因比作出這樣的預言，“我們看見今天在俄羅斯正在舉行拔河，一頭是列寧的理想，另一頭是福特的辦法，我們認為將來很可能是西方文明逐步戰勝俄羅斯文明的怪論。”^[14]蘇聯社會主義的歷史命運不幸被湯因比言中了，俄羅斯重新返回去繼續走1861年改革所開辟的道路。蘇聯社會主義的解體以及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以及改革中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似乎也從實踐中進一步証明馬克思晚年的東方社會理論似乎不如其早期的東方社會理論更能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在我看來早期的東方社會理論之所以更具有說服力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馬克思思考問題時運用的方法，這種方法就是辯証法，而晚期馬克思在思考東方社會問題時似乎偏離了這一方法出現了一種機械性的傾向，正是這種機械性的傾向使得晚期東方社會理論表現出了極強的理論建構性。盡管馬克思認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15]但在思考東方社會問題時還是打上了他看待德國哲學的烙印，即“哲學，尤其是德國哲學，愛好寧靜孤寂，追求體系的完滿，喜歡冷靜的自我審視”。^[16]

注釋：

[1][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2、450頁。

[2][3][4][5][6][11][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765-766、766、4、764、251、61頁。

[7][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頁。

[9][10][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342、341、272-273頁。

[14]湯因比：《歷史研究》（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8頁。

[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頁。

（作者單位：浙江傳媒學院社會科學教學部思想與傳播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