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唯物主義視界中的空間政治思想

20世紀70年代以降，隨著羅爾斯《正義論》的出版，政治哲學開始了當代復興的歷程並逐漸成為一門顯學。在此背景下，人們開始討論馬克思政治哲學的合法性及其建構問題。可以說自歷史唯物主義誕生后，幾乎所有重大政治哲學主題的討論都無法越過它，但馬克思政治哲學的傳統長期以來並未得到人們足夠的重視，甚至遭到部分西方學者（如哈貝馬斯等人）的質疑馬克思主義從根本上說是缺乏政治哲學傳統的。這就需要我們回答，馬克思主義是否蘊含著政治哲學？如果是，其主題和特質又是什麼？本文試圖重溫《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以下簡稱為《手稿》），以此文本中的空間政治作為解讀視角，對馬克思政治哲學的邏輯定位進行再探討。

《手稿》表明馬克思政治哲學的出發點是“社會個人”，是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從事物質生產的“現實的個人”。這樣的個人是空間性、歷史性、社會性的存在，其解放必須經歷一個漫長和復雜的空間變遷過程。馬克思的偉大貢獻在於他揭示了交往過程空間變遷背后的深層資本邏輯，在一定意義上開啟了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與激進左派以資本“空間生產”批判為主題的空間化轉向的理論視域。馬克思空間政治哲學內嵌的社會建構論和關系本體論傳統，彰顯著歷史唯物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在空間研究中更為基礎性和總體性的意義，它告訴我們在全球資本主義語境中無論是對資本展開空間批判，還是重新討論階級斗爭、解放政治等政治哲學話語都必須面對現實歷史的空間實踐，而不能走向空間決定論或空間拜物教。

一、《1857-1858年手稿》的政治哲學定位

哲學從來都是關注政治的。作為哲學的一種特殊形態，政治哲學是對政治事物和現象內在本質的哲學思考，是一種人類應當如何開展政治生活實踐的哲學智慧。它對政治事物和現象進行價值判斷，為人類的政治實踐和理想社會秩序的建構提供理念基礎。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地地道道的政治哲學，在確切的意義上，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關於如何通過階級（政治）斗爭最終實現人類解放的政治哲學。但在傳統上人們對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哲學重視得不夠，甚至對於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中是否存在政治哲學的基因，也心存疑慮。在以往的（教科書）體系哲學中，馬克思有關政治問題的哲學思考被簡單地還原為唯物史觀的一個組成部分，因而作為對社會生活進行價值訴求的政治哲學，就失去了獨立的地位與研究價值。早在第二國際時期，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人就圍繞馬克思主義是否是政治哲學展開過爭論，遺憾的是，這些討論並沒有在主流理論體系中延續下去，並且很快被修正主義浪潮所淹沒。直到最近，“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柯亨（G。 A Cohen）、羅默（John E。 Roemer）、胡薩米（Husami）和伍德（Allen W。 Wood）等人將正義、平等與自由等政治哲學話語重新放置到辯論場域的中心，盡管他們論証的過程和結論未盡合理，但是在直接的意義上，這種廣泛的爭論表明在全球資本主義時代探討馬克思政治哲學依然十分重要。

馬克思恩格斯有關政治問題的哲學思考散見於其文本群中。早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就提出了“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政治解放、人類解放、階級斗爭以及“社會革命”等政治哲學話題。此后在《共產黨宣言》以及歷史唯物主義形成與發展過程中也提出了諸多政治哲學理念。值得說明的是，《手稿》在以往的研究中主要是作為經濟學文本，更多地強調其作為《資本論》第一手稿的基礎性意義。事實上，它包含了許多超出經濟學視界的寶貴理念。^[1]張一兵教授指認，這部論著在總體上直接具有哲學和經濟學的雙重性質，並且，這種雙重性不是完全對立、截然分開而恰恰是一體化的，馬克思在這部手稿中的經濟學探索與發現，同時“也是歷史唯物主義建構最重要也是最終的理論邏輯完成”。^[2]我們則主張，《手稿》不是一部脫離社會政治關系而純粹研究經濟學的文本，它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發展史上的重要裡程碑，是馬克思政治哲學出場的標志性文本。因為在其中馬克思淋漓盡致地展現了一個政治哲學家的品格與風范。

哲學家的文本總是隱含著一定的政治生活理想。亞裡士多德將其政治理想表述為：“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3]對於馬克思而言，探討其政治哲學從根本上就是要研究他關於人的解放與全面發展的理論。事實上，從博士論文到《資本論》，馬克思始終關注著人的解放問題，《手稿》自然也不例外。但特殊的是，在此文本中，馬克思以政治哲學的方式去看待經濟現象，通過發掘經濟規律和現象背后的深層政治緣由以指認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工人階級受剝削不僅僅是經濟問題，而是一個典型的政治哲學問題。貨幣、資本和剩余價值等問題不只是經濟現象，都是政治哲學問題，其共同表征的是資本和勞動之間既對抗又互相依賴的社會關系，因而人的解放首先要消解的就是這種對抗性的社會結構與關系。

在《<大綱>：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4]中，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安東尼奧·奈格裡（AntonioNegri）就從政治哲學視角闡發了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對抗性關系，試圖在勞動與資本的辯証法中重構革命主體的對抗邏輯。奈格裡認為《手稿》代表著馬克思政治哲學尤其是社會革命理論的頂峰，文本中的每一個范疇和每一種關系，都與階級斗爭密切相關，都是政治哲學話語，如馬克思有關貨幣與資本的剖析其實就是對權力的批判性分析。對於馬克思政治哲學的傳統長期被忽視的狀態，奈格裡表示了不滿，他說：“依據傳統，政治學及其指令被置於對生產過程分析的末尾，甚至被視為與經濟相異的東西。恰恰相反！在這裡，所有一般政治運行的指令及其假設是基礎性的。？？正如我們將反復看到的那樣，如果世界市場被認為是資本主義霸權的實現，那麼應該在此基礎上對階級關系展開分析，政治學就從這一事實中孕育出來。因此，從貨幣到資本和剩余價值其實是為階級提供武器的政治學途徑。”^[5]奈格裡在其著作中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轉化為一種政治哲學話語分析，為現實的意大利工人自治運動提供元理論的支撐。

我們以為，奈格裡的核心貢獻恰恰不在於在超越經濟學視界的基礎上對《手稿》進行的政治哲學解讀，而是他的解讀路徑彰顯了馬克思從來都沒有抽象地探討諸如正義、平等與自由等政治哲學話語，而是始終將政治哲學思考寓於政治經濟學批判之中，這在真正的意義上使其與資產階級政治哲學劃清了界限。后者將政治當作與經濟學不同的學科，擱置在上層建筑的閣樓裡，就政治而談論政治，是一種非常狹隘的視域。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家們把自由和平等僅僅視為政治問題，認為經濟領域的不平等和差異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必然產物，是一部分人勤勞和節儉而另一部分人笨拙和懶惰的結果。馬克思政治哲學的超越之處在於它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最初生產資料佔有的不平等是導致貧富分化的主要根源，而個人的責任與選擇不是主要問題，確立新的生產關系，消滅資本對人的剝削與統治才是治本之策。

進一步而言，馬克思對政治哲學的貢獻，不僅是將政治哲學從傳統政治領域轉移到經濟學科領域，揭示出資本和財產權的壓迫性與政治對抗性，更在於他“開拓出政治理論的一個全新論域，這就是階級斗爭學說。”^[6]當然，馬克思階級斗爭理論並不聚焦於工人階級反抗的具體方案，而主要是從理論上解蔽現代社會政治對抗性的本質。就是說，“現代政治問題主要產生於經濟領域的壓迫，表現為資本對勞動的統治，因此，作為壓迫和不平等之根源的資本權力的廢除隻能被表征為無產階級的解放。”^[7]可以說，如果脫離了這個根本的社會政治經濟的歷史語境，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就成了無根的、飄浮的“能指”。對於馬克思而言，“放棄了生產關系分析的政治經濟學視角，從抽象的公平與正義演繹出來的政治哲學，其實質是資產階級的庸俗政治哲學。”^[8]在確切的意義上，后馬克思主義的“激進民主政治”、“生命政治”、“友誼政治”和“欲望政治”等都是庸俗政治哲學的不同版本而已，它們所有的理論圖式都蘊含著濃厚的政治壓迫與反抗意圖，但由於遠離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注定了其政治哲學的非理性及“草根”氣質。

以上的理論努力界定了馬克思政治哲學的主題及其根本特質。下面我們從一個異質於奈格裡《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的空間哲學解讀視角，充分展示馬克思《手稿》如何在空間維度上呈現出一種政治哲學文本的規范意蘊及其鮮明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路徑。正是把空間納入到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人的存在方式的分析和批判之中，馬克思科學地揭示了空間、資本與人的存在之間的本真關系，從而實現了對以往一切形而上學空間觀的顛覆，並使其成為人類追求自由解放的一個重要維度。

二、從“地域性的個人”到“世界歷史的個人”：人類解放的空間政治之維

早在《論猶太人問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等文本中，馬克思就提出了政治解放、人類解放、社會革命等政治哲學命題，它標志著對黑格爾作為“倫理觀念的現實”的國家政治哲學的超越。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確立了新的哲學世界觀，即人類在能動地改造世界的物質實踐活動中實現自身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其后歷經深入的經濟學、政治學和歷史學研究，《手稿》首次系統地闡述了“社會個人”（現實的個人）的三大社會形態理論並最終確立人的解放及全面發展的政治哲學主題。

在確切的意義上，《手稿》表明馬克思政治哲學的出發點是“社會個人”。^[9]所謂“社會個人”，是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從事物質生產的“現實的個人”。筆者以為，馬克思的“現實的個人”是歷史性、社會性與空間性的存在，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科學內涵：首先，“現實的個人”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這是全部人類歷史的首要前提。“現實的個人”不是純粹虛構的觀念，不是想象中的個人，不是“處在某種虛幻的離群索居和固定不變狀態中”的人。^[10]其次，“現實的個人”總是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的個人。個人是什麼樣子的，是同他們的生產方式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麼相一致，也和他們怎麼生產相一致。總之，個人的屬性取決於“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11]本文要突出的則是第三個層面的含義，即“現實的個人”也是空間性存在的個人。對馬克思而言，“現實的個人”既是開始於18世紀市民社會的歷史性存在的個人，同時也是空間性存在的個人，經由“地域性的個人”向“世界歷史的個人”變遷的空間化過程。

馬克思之前的許多哲學家都討論過人的解放與全面發展問題，但是他們的缺陷在於懸置了人的具體生存發展條件和現實需要，總是以抽象的人性假設作為政治哲學的出發點，把人的自由、發展及其解放等命題詮釋為一種形而上學的思辨。而馬克思恩格斯則把“現實的個人”看成是物質生產活動的產物、歷史的產物、普遍交往（空間）的產物。個人的解放在《手稿》中呈現為一個內涵極為豐富的政治哲學命題。

一般而言，解放最直接的含義就是“粉碎‘枷鎖'，瓦解使人的生存淪於奴役或罪惡狀態的壓迫性或束縛性力量或情境，從而使人的本真存在、自由和善的人性得以’出場‘”。^[12]因此，人類解放就意味著消解人的異化的、壓迫性的生存關系和生存狀態。《手稿》中三大社會形態理論的幾個時段，即“對人的依賴性和自身的非獨立性”階段“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階段個人全面發展基礎上的“自由個性”階段，^[13]在實質上表明人類解放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必須經歷“政治解放”、“經濟社會解放”和“人的自我解放”等階段。首先要擺脫人身依附關系，實現“政治解放”，其次是要擺脫人受物的奴役狀態，實現“經濟社會解放”。馬克思認為“隻有當現實的個人把抽象的公民復歸於自身，並且作為個人，在自己的經驗生活、自己的個體勞動、自己的個體關系中間，成為類存在物的時候，隻有當人認識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會力量，並把這種力量組織起來因而不再把社會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離的時候，隻有到了那個時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14]即在人類進化的第二個歷史階段，個人已獲得了人身關系的獨立，但卻被強大的物的力量所奴役，處於異化狀態，因此必須進行“經濟社會的解放”，讓每個人都能“自由而全面地發展”，才能最終實現人的解放。

這種“經濟社會的解放”，不僅包括社會關系、經濟關系、心理關系、倫理道德關系、審美關系等，也包括被傳統一貫所忽略的空間關系，即“空間解放”。如果說需要的全面滿足是個人解放及全面發展的內因和動力，自由閑暇時間是個人獲得自由全面發展的時間性維度的話，那麼普遍交往與世界歷史的實現則是人類解放不可或缺的空間條件。可以說，空間不僅是事物與人的存在方式，也是彰顯人的生命的內涵、價值和意義的一個棱鏡。

《手稿》提出隨著社會交往的發展，個人的解放必將經歷從狹隘的“地域性的個人”向“世界歷史的個人”的空間變遷過程，從而最終實現為私有財產所分割的個人向自由自覺聯合的個人轉變。人的交往范圍不斷擴大和世界市場的形成，是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現實途徑和重要標志。在世界歷史的大舞台上，人在全球空間層面聯系交往，從而使得人的交往活動高度地豐富、高度地社會化。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三個時段，“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階段。^[15]

在人類早期，人與自然的交往和人與人的交往都局限於狹隘的空間范圍內。資本主義大工業時代的到來使事情出現了根本的改變。馬克思的偉大貢獻在於他揭示了這種交往過程空間變遷背后的深層資本根源。在馬克思看來，資本關系本身就是一種矛盾，既有剝削性和奴役性的一面，也有歷史進步的文明一面。資本文明的一面集中體現在它對舊的生產方式替代和對世界市場的開拓上，即對於人類空間解放的作用：“它創造了這樣一個社會階段，與這個社會階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會階段都隻表現為人類的地方性發展和對自然的崇拜。”^[16]

資本的趨利本性促使著人的交往（空間聯系）范圍不斷地擴大。“資本一方面具有創造越來越多的剩余勞動的趨勢，同樣，它也具有創造越來越多的交換地點的補充趨勢？創造世界市場的趨勢已經直接包含在資本的概念本身中。”^[17]對於資本來講，任何界限都是要被克服的，其積極的結果在於導致了人與人之間的世界性聯系，“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18]可以說，《手稿》確立的“資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19]這樣的寫作順序與研究邏輯，在直接的意義上就是資本生發的歷史與空間邏輯。

《手稿》在闡明資本歷史進步意義的同時，也充分揭露了資本剝削與野蠻的一面。資本的本性是在運動中保存自己並實現自我增值。在流通過程中，“資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毀交往即交換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個地球作為它的市場，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時間去消滅空間，就是說，把商品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所花費的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資本越發展，從而資本借以流通的市場，構成資本流通空間道路的市場越擴大，資本同時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間上更加擴大市場，力求用時間去更多地消滅空間。”^[20]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今天，資本在生產與流通過程中仍然如馬克思當年曾經指出的那樣，盡量降低時間以及消除空間上的障礙以實現最大的增殖空間。西方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戴維·哈維（David Harvey）用“時空壓縮”這個范疇將時空體驗的革命性變革與全球化的本質（資本的流動）聯系起來，表明一種總是尋求摧毀空間障礙和縮短流通時間的資本積累壓力所造成的現象“世界有時顯得是內在地朝著我們崩潰了。”^[21]

資本的趨利本性致使資本條件下“世界歷史的個人”的交往關系對人的解放及全面發展的作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交往更多地表現為受物的力量支配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歸根結底的意義上，個人被物所統治，人的能力簡化為物的能力，或者說人的能力愈全面，卻愈加受到自己本質力量對象化的結果的統治。就是說，盡管資本主義時代的世界歷史創造了人與人交往空間的廣泛性，但是從實質上說，人與人交往的內容卻被極度地窄化了。無論是世界市場還是創造巨大財富的生產力，都呈現為一種外在於人的異己力量。這種異化相對於人身依附當然是一種解放，但它又是新的“物役性”，是社會關系的異己性和對抗性。馬克思認為，個人解放的這些悖論，在資本主義世界歷史時代是無法根除的。要想擺脫人的異化狀態，必須超越資本的邏輯，從自發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歷史走向自覺的共產主義的世界歷史。隻有到了世界歷史的高級階段共產主義，人們才能成為自覺和真正的主人，個人的“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才真正成為現實。

三、馬克思空間政治哲學的歷史原像與當代價值

馬克思政治哲學強調的解放政治及其經濟-階級分析范式，仍是當下社會政治生活的基本主題。在《手稿》中，馬克思將人的解放概括為一個由“片面發展”逐步向“全面發展”的歷史進程，而“空間”在此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即經由“地域性的個人”向“世界歷史的個人”轉變的空間化過程。但在資本為主導的世界歷史情境下，“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22]因此，要實現人的自由解放，就必須超越資本的邏輯。較之於以往的形而上學空間觀，馬克思將空間置於人的本源性生存之中，置於現實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實現了空間闡釋的“現實性回歸”。

對於《手稿》馬克思解放政治的空間化闡揚的首要價值在於破除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空間維度缺失的神話，使我們獲得了新的政治哲學批判的理論視角。哈維和索亞（EdwardW。Soja）等新馬克思主義城市學者批評馬克思在考慮時間（歷史）與空間（地理）的問題時，“總是優先考慮前者”。索亞認為，“社會行為的空間偶然性主要被簡化為拜物教化和虛妄的意識，在馬克思那裡從未得到過一種有效的唯物主義解釋。”^[23]哈維則說道：“馬克思經常在自己的作品裡表明空間和位置的重要性？？但是地理的變化始終被視為’不必要的復雜性‘而被排除在外。我的結論是，他沒有在自己的思想裡建立一種具有系統性和明顯地具有地理和空間性的觀點，這因此破壞了他的政治視野和理論。”^[24]那麼，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是否內含著空間維度呢？

事實上，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結構及其物化空間的系統剖析已經蘊含著一種空間視角。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確立了“物質生產作為人類歷史存在的前提和基礎”。在這個經典命題中，生產表現為人對自然的佔有關系與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因此在直接的意義上，人對自然空間的改造過程，也意味著按照特定生產關系的內在要求對物質產品的空間形式進行改造的過程。而《共產黨宣言》闡明的資本在全球空間的布展及其帶來的無產階級全世界聯合的解放契機這種空間維度，在《手稿》中表現得更為明顯。在此文本中，馬克思表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成與布展過程，其實質就是一個空間改造與重組的動態過程。如貨幣作為一種抽象的經濟社會權力的生成與空間布展﹔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勞動位置的變化、勞動在空間上的協調與規劃﹔市場關系對狹隘地域空間的突破及其自身遭遇到的內在空間界限等等，這些都明確地說明了馬克思基於空間視角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與歷史發展的批判性分析。

其次，馬克思的空間政治思想對於我們在當代全球資本主義語境中，對資本展開空間批判以及重新討論階級斗爭與解放政治等政治哲學主題都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手稿》中，馬克思深入地揭示了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內在機制，細致地剖析了資本競爭、普遍交往以及世界市場的重要作用，批判地分析了“世界歷史的個人”的性質狀況，提出人的解放必須消滅“地域性的共產主義”，向自由自覺聯合的個人轉變。在馬克思看來，資本沖破民族國家的界限擴展到全球空間使整個世界連成一體，同時也把資本的固有矛盾和危機擴展到全球空間層面，因此資本的總危機爆發及其解體，就是工人階級的勝利和解放時刻的來臨。資本主義創造世界歷史的進程在馬克思時代沒有結束，直到今天也仍在進行中，馬克思有關資本關系、階級斗爭與解放政治學的空間化理論有著極強的歷史穿透力，在一定意義上開啟了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與激進左派以資本空間生產批判與空間階級斗爭等為主要內容的空間政治哲學轉向的理論視域。

與馬克思當年相比，今日之資本主義物質條件、生產關系生產和再生產的空間性更加明顯了。西方社會批判理論表明，作為傳統幾何學與地理學的空間范疇，在今天陷入了復雜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漩渦中，並為它們所建構。“空間總是社會性的空間”。^[25]它表征著中心與邊緣、不平衡地理發展、空間排斥、空間極化、空間分異與隔離等多種寓意。概言之，空間充滿了政治學寓意。資本主義的空間政治學集中地表現為空間日益成為資本主義維系自身統治及進行意識形態控制的工具，但同時，空間成為了抵抗的武器。在資本主義通過支配空間來鞏固自身統治時，反抗資本主義統治的空間也在不斷擴大。在一定意義上，對空間的規訓與反規訓、控制與反控制成為階級斗爭的重要內容。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差異空間”、哈維的“希望空間”、索亞的“第三空間”以及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作為“他者空間”的“異托邦”等空間模型，都是試圖對后現代社會情境下政治斗爭的可能性提出自己的見解，都是對現實空間的超越和對理想空間關系的敞開和接納。可以說，西方激進左派立足於后福特制時代對資本積累和階級斗爭的歷史地理分析或多或少地延續了馬克思主義解放政治傳統。

最后，加強馬克思空間政治思想的研究有利於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當代出場一種歷史唯物主義空間政治理論的系統建構與闡揚。客觀地講，雖然馬克思當年已認識到空間或空間規劃在資本生產和流通過程中會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坦率地講，空間線索沒有得到充分的闡明，或者說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中的空間維度還只是一種“弱表達”。因此，有必要根據唯物史觀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原則系統地清理這一隱性的邏輯並給予“強表達”，這就需要我們構建一種基於歷史唯物主義的空間政治哲學。當然，在這麼做的時候，我們要警惕對空間採取過度的理論詮釋而有意無意地淡化了馬克思理論中更為根本的歷史科學內涵。對空間問題所有的現實分析或理論探討都必須深入到資本關系矛盾運動的歷史進程中展開，不能以所謂的“空間生產”范式取代、消解更為本質的物質生產范式。晚年的列斐伏爾就在空間的生產辯証法與生產的歷史辯証法之間左右搖擺，以至於哈維與卡斯特爾（Manuel Castells）都指責他有空間決定論的傾向。

在馬克思看來，空間的生成和發展具有社會歷史性。“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變更舊的環境。”^[26]而社會空間對立和隔絕的根源則是私有財產權，因此所謂城鄉之空間對立，“隻有在私有制的范圍內才能存在”，^[27]城市和鄉村的空間分離，“可以看做是資本和地產的分離”。^[28]恩格斯告訴我們，唯有如此才能接觸到問題的核心。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的住宅問題，“隻有當社會已經得到充分改造，從而可能著手消滅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裡已達到極其尖銳程度的城鄉對立時，才能獲得解決。資本主義社會不能消滅這種對立，相反，它必然使這種對立日益尖銳化。”^[29]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馬克思恩格斯堅定地認為隻有現實社會關系的變革才是個人解放的真實路徑，雖然人的解放需要經過一個空間化實踐的過程加以實現，但與空間維度相比，通過階級斗爭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實現歷史的解放才是根本的道路。

綜上所述，馬克思空間政治哲學內嵌的社會建構論與關系本體論傳統，給我們審視當代空間問題提供了基本的理論視閾。在資本主義全球規模擴張的進程中，空間承載了更多的內涵，它不僅是我們生產與生活的條件和場所，更與社會、資本、權力復雜地揉和起來，對此，我們應在本體論、方法論意義上，關注空間政治在社會結構和地區之間的差異性，以及空間生產過程中的空間控制與抗爭、分割與操作、規訓與控制、沖突與抗爭等現象。但對於空間維度的強調和關注不能走向一種空間決定論或空間拜物教，必須面對現實歷史的空間實踐。歷史唯物主義表明社會存在始終是一種歷史地變化著的現實，具有歷史性和暫時性，因此任何空間形式作為一種歷史的產物最終都要被替代。以馬克思恩格斯當年所指認的居住空間非正義現象與當代中國高居不下的房價為例，兩者都從空間的維度昭示著社會的階層差異，刻錄著社會不均等的痕跡。但事實上，住宅問題的解決必須與整個社會的變革、生產關系的調整、整個空間戰略的改變以及“個人的解放”有機結合起來。

注釋：　　

[1]馬克思賦予這部手稿以重要意義：“1。它是十五年的、即我一生的黃金時代的研究成果。2。這部著作第一次科學地表述了對社會關系具有重大意義的觀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6頁。

[2]張一兵：《歷史唯物主義、歷史認識論與歷史批判理論》，載於《哲學研究》1999年第10期。

[3][希臘]亞裡士多德：《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7頁。

[4][意]奈格裡：《<大綱>：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張梧等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頁。

[5]Antonio Negr，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Massachusetts： Bergin%26 Garvey publishers，1984，pp。60-61。

[6][7]孫麾：《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闡釋與創新》，載於《天津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

[8]王浩斌：《政治哲學的方法論自覺》，載於《天津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

[9][13][15][16][17][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07-108、107-108、390、388、538頁。

[10][11][18][22][26][27][2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67-68、276、287、88、104、105頁。

[12]楊楹：《論馬克思解放理論的倫理旨趣》，載於《哲學研究》2005年第8期。

[1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頁。

[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1頁。

[21][美]戴維·哈維：《后現代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300頁。

[23][美]愛德華·W·蘇賈：《后現代地理學-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192頁。

[24] David Harvey， The Geopolitics of Capitalism， in Gregory and Urry （eds），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Structures，London：Mac-millian，1985，pp.141-143。

[25][英]丹尼·卡瓦拉羅：《文化理論關鍵詞》，張衛東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頁。

[2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頁。

（作者單位：江蘇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