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馬克思恩格斯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和平意蘊
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資產階級政治統治,使無產階級獲得經濟與政治解放,並最終實現每個人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奮斗終生的偉大目標。鑒於當時資產階級為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和政治統治,總是動用暴力鎮壓工人階級的反抗斗爭及對外進行野蠻侵掠擴張,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注重強調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重要性。由此,當時資產階級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當作破壞和顛覆社會民主與和平秩序的暴力論者來看待﹔而后人在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時候,也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主張無產階級革命,而無產階級革命隻能是暴烈的行動,不能講和平,講和平就是調和階級矛盾,就是取消和反對無產階級革命。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是片面的,是不正確的。其實,在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理論中,始終都蘊涵著重要的和平思想。
一、根絕戰爭、實現和平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目標追求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戰爭與和平都是基於一定的利益關系而引起的特定的社會狀態,戰爭作為暴力沖突的最高形式,歸根結底源於在特定生產力條件下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和對抗。生產資料私有制和階級斗爭是戰爭的基本根源。盡管在不同歷史時期,各種戰爭的具體起因和動機不同,但追根溯源,都是私有制度和階級對抗的產物。就此恩格斯明確指出:“隻要有利益相互對立、相互沖突和社會地位不同的階級存在,階級之間的戰爭就不會熄滅”[1]。在資本主義時代,資產階級私有制是戰爭的根源。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本性,決定了它把自己的觸角伸向世界各地,到處搶佔市場和原料產地,進行殖民擴張侵略,由此不可避免地會引發列強爭權奪利的戰爭以及落后國家人民反抗殖民侵掠的戰爭。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資產階級開辟世界市場的過程時指出:“各國間的競爭盡可能通過關稅率、禁令和各種條約來消除,但是歸根結底,競爭的斗爭還是通過戰爭(特別是海戰)來進行和解決的。”[2]基於此,馬克思和恩格斯為各國無產階級確定了反對資產階級戰爭的行動綱領,這就是要以正義戰爭來反抗非正義戰爭,以革命戰爭消除反革命戰爭,摧毀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徹底鏟除滋生戰爭的根源,最終實現普遍的、真正的和平。這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先決條件,也是無產階級革命目標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體現。
無產階級革命所要實現的和平,既與資產階級戰爭相對立,也與資產階級所宣揚的和平有著本質區別。資產階級所謂的和平,是鼓吹階級調和,壓制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企圖讓無產階級逆來順受地領受他們的剝削和壓迫﹔是謀求資本主義列強之間達成某種協作聯盟,共同維護其統治和剝削全世界的既定秩序﹔是資產階級為准備新的掠奪戰爭而施放的煙幕,是資產階級戰爭政策的繼續,是其兩次戰爭中間的間歇階段。對此,無產階級必須進行揭露,而不能作為真正的和平予以接收和維護。無產階級所追求的和平是徹底消滅了階級壓迫和剝削、也徹底消滅了民族壓迫和剝削的和平,是反映各民族和各國人民自由、民主、公平、合作的和平,是體現全人類共同利益的和平。這一和平的理想目標建立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基礎之上,是和共產主義社會實現趨勢相一致的。恩格斯在抨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戰爭危害時曾堅定地表示:“我們用社會和平來反對社會戰爭”。他還對未來的社會和平作了美好的憧憬,他說:“在共產主義的、和平的社會裡,情況還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呵!在利益的共同已經成為基本原則、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已經沒有什麼差別的社會裡,情況還不知要好多少倍呵!??在共產主義的社會裡,誰也不會想到什麼常備軍。要常備軍來做什麼呢?為了維持國內的安寧嗎?我們已經知道,誰也不會想到去破壞國內的安寧。??是為了進行侵略戰爭嗎?共產主義社會十分明白,戰爭隻會使它損失人員和資本,而它取得的至多隻能是幾個怨聲載道、因而也隻會破壞社會秩序的省份,它又怎麼會進行侵略戰爭!”[3]。由此可見,戰爭必將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發展而消亡,共產主義社會必將是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新世界。
爭取人類社會普遍的、真正的和平,與建立共產主義新社會的奮斗目標是一致的,而無產階級革命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根本途徑和必要條件。因此,爭取世界和平與爭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勝利的斗爭應當結合起來,共同推進。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無產階級必須通過革命摧毀至今保護和保障私有財產的一切。“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將使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分隔和對立更快地消失。“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消滅。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系就會隨之消失。”[4]。馬克思還曾經指出:“要使各國真正聯合起來,它們就必須有一致的利益。要使它們利益一致,就必須消滅現存的所有制關系,因為現存的所有制關系是一些國家剝削另一些國家的條件﹔消滅現存的所有制關系隻符合工人階級的利益。也隻有工人階級有辦法做到這一點。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也就是對民族沖突和工業沖突的勝利,這些沖突在目前使各國互相敵視。因此,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同時就是一切被壓迫民族獲得解放的信號。”[5]隨著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將逐漸形成各個人和各民族之間真正平等和睦的交往關系,最終建立起全人類利益一致的“自由人聯合體”,從而實現普遍的、真正的和平。所以,馬克思滿懷信心地說:“全世界工人階級的聯合終究會根絕一切戰爭。”[6]
二、爭取現實和平是無產階級革命順利推進的保障條件
爭取真正的持久和平是一個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和奮斗目標,在這一長遠目標最終實現之前,爭取現實和平環境也是必要的。所謂現實和平,就是在既定歷史條件下所能實現的相對和平。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生活的時代,就是指不發生資本主義國家對外殖民主義侵略戰爭及其相互間的爭霸戰爭。盡管這種和平往往是暫時的和有限的,但是這種現實和平在某種意義上也符合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的利益需要,也有利於無產階級革命的順利推進。各國無產階級也要為爭取這種現實和平而斗爭。
馬克思和恩格斯辯証地指出,盡管資產階級發動的侵掠和爭霸戰爭在一定條件下有可能違背其意願而走向反面,會促使社會階級斗爭激化,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發生和爭取勝利起催化劑的作用,但這種戰爭也有不利於革命力量發展乃至直接摧殘和破壞革命運動的一面,會給正常發展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帶來嚴重危害。資產階級往往將戰爭作為轉移國內政治經濟矛盾和階級斗爭視線、壓制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手段。恩格斯曾就此揭露說:“社會革命的幽靈已經出現在他們面前,而他們隻知道一個解救的辦法戰爭。”[7]在這樣的戰爭爆發前,統治階級往往會進行精心策劃,動用各種輿論工具煽動民族仇恨和強烈的沙文主義情緒,欺騙和強迫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去當炮灰,為他們火中取栗。這樣的戰爭往往能使資產階級政府假借“愛國”之名強化對工人階級革命運動的鎮壓,還會使各國無產階級的團結奮斗遭到破壞,從而使整個無產階級解放事業遭受挫折。1859年2月,在法國聯合撒丁王國(皮蒙特)與奧地利之間的戰爭爆發前不久,馬克思就明確指出:“戰爭自然會引起嚴重的后果,而且最后肯定會引起革命的后果。但是,在最初,它將在法國保持波拿巴主義,在英國和俄國削弱國內的運動,在德國重新喚起極端狹隘的民族熱情,等等,因此,據我看來,它在各方面起初都將起反革命的作用。”[8]1864年3月,面對波拿巴“幾乎不得不又要強使自己的士兵向外販賣‘自由’了”的局勢,馬克思在致萊·菲力浦斯的信中說:“現時最好是保持和平,因為任何戰爭都會推遲法國的革命。”[9]
面對19世紀80年代以后歐洲列強不斷擴軍備戰、世界大戰日益迫近的形勢,恩格斯在1885年11月致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奧古斯都·倍倍爾的信中指出:“歐洲戰爭的威脅嚴重起來了。我們的運動進展得如此之好,情況到處如此有利於運動,最后,我們如此需要再有幾年平靜的發展,以便有可能鞏固起來,以致我們決不能希望發生大的政治災難。”[10]1886年,恩格斯在《歐洲政局》一文中再次強調:“在法國、俄國和德國,種種事件都於我們有利,所以我們目前可以希望僅僅維持stausquo(現狀)。如果革命在俄國爆發,它就會引起最有利條件的聚合。相反,全面戰爭則會把我們拋進一個無法預料的領域。革命在俄國和法國都會推遲﹔我們的黨在德國就會遭到1871年巴黎公社的命運。毫無疑問,事件歸根結底是會有利於我們的,但是,這要失去多少時間,遭到多少犧牲,克服多少新的障礙啊!”[11]因此,無產階級必須反對資產階級蓄意挑起的戰爭,爭取保持和平的環境和條件,隻有這樣,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才能更好地教育和組織訓練無產階級與勞動群眾,不斷促進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
馬克思和恩格斯號召各國無產階級應當把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無產階級革命與反對戰爭、保衛和平的斗爭結合在一起,將革命的工人運動與所有其他熱愛和保衛和平的力量聯結在一起,積極爭取和平環境。1869年5月,針對一些歐洲強國迫不及待地想挑起美國對英國戰爭的形勢,馬克思在《致合眾國全國勞工同盟的公開信》中呼吁美國工人要為和平而斗爭,他指出:“現在輪到你們來阻止戰爭了,因為這個戰爭的直接結果將使大西洋兩岸正在興起的工人運動倒退若干年。難道用一場戰爭來破壞迅速擴展著的國際合作運動,不正是為了我們的壓迫者的普遍利益嗎?”美國工人階級的光榮任務就是“意識到自己的責任,並能在他們的所謂的主人們叫嚷戰爭的地方衛護和平”[12]。面對19世紀末期世界大戰越來越可能爆發的危險,恩格斯堅定地主張:“各國的社會主義者都擁護和平”[13]。他敦促各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要高舉維護和平、反對世界戰爭的旗幟,積極採取措施,“不惜一切代價爭取和平”[14]。而制止戰爭的最好辦法就是無產階級起來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奪取政權,進而妥善解決國家和民族間的矛盾和爭端,避免戰爭的發生。正是在恩格斯的指導下,各國無產階級為爭取和平進行了不懈斗爭,對維護和平、延遲世界大戰的爆發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以和平斗爭方式取得政權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選擇
對於無產階級取得革命勝利的方式,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演化以及資產階級統治形式的調整變換,進行了積極探討。在19世紀中期,他們比較強調暴力革命的重要性,這是基於當時資產階級恣意動用暴力鎮壓無產階級斗爭、凶狂對外進行殖民侵掠而提出來的。《共產黨宣言》在最后的結束語中就明確宣告:“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隻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15]而到19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新變化,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也趨於完善,資產階級為了緩和勞資矛盾,逐步擴大了工人階級經濟政治上的某些權益,使工人階級利用和平方式同資產階級作斗爭、甚至以和平斗爭方式取得政權的可能性增強。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堅持暴力革命道路必要性的前提下,又提醒各國無產階級要注重利用和平斗爭方式來推進自己的解放事業,並認為在有的國家具備了工人階級用和平斗爭手段奪取政權的條件和可能,各國無產階級應根據實際情況選擇適當的斗爭方式。
所謂和平斗爭方式主要是指工人階級利用普選權同資產階級開展議會斗爭。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倡導各國無產階級要利用好和平斗爭方式,並致力於以這種方式來取得政權,是因為他們清醒地認識到,暴力革命是有局限性的,很難避免對生產力和社會文明成果的破壞,還會造成無產階級的流血犧牲,因而它不是革命的唯一的最好的方式,隻有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不得不選擇暴力革命。隻要具備和平斗爭取勝的條件和機會,無產階級就應該盡量爭取運用非暴力的和平方式來達到革命的目的。早在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還特別強調暴力革命重要性的時候,他們也沒有否定通過和平斗爭方式達到無產階級革命目的的必要性。1845年恩格斯在《在愛北斐特的演說》中就講到:“如果社會革命和共產主義的實現是我們的現存關系的必然結果,那末我們首先就得採取措施,使我們能夠在實現社會關系的變革的時候避免使用暴力和流血,要達到這個目的隻有一種辦法,就是和平實現共產主義,或者至少是和平准備共產主義。”[16]
19世紀70年代以后,馬克思和恩格斯便愈加重視普選權和議會斗爭等和平斗爭方式的作用,要求各國工人階級重視並運用好這一新的斗爭武器。1871年7月,馬克思在同《世界報》記者的談話中說道:“工人的組織不可能在一切細枝末節上都是完全一樣的。例如,在英國,工人階級面前就敞開著表現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傳能更快更可靠地達到這一目的的地方,舉行起義就是不明智的。在法國,層出不窮的迫害法令以及階級之間你死我活的對抗,看來將使社會戰爭這種暴力的解決成為不可避免。但是用什麼方式來使其解決,應當由這個國家的工人階級自己選擇。”[17]1872年9月,馬克思又指出:“工人總有一天必須奪取政權,以便建立一個新的勞動組織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斷言,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到處都應該採取同樣的手段。我們知道,必須考慮到各國的制度、風俗和傳統﹔我們也不否認,有些國家,像美國、英國,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18]
到19世紀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恩格斯根據德國社會民主黨開展和平斗爭取得的顯著成就,在一些書信、談話和文章中都明確表達了要積極利用資本主義民主制度、運用和平斗爭方式推動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並特別肯定和積極支持各國無產階級正確利用議會制度和普選權參加政治性的和平斗爭。恩格斯甚至設想過:“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裡、隻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照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裡,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在英國那樣的君主國”[19]。當然,和平斗爭方式的運用也是有條件限制的,即“必須以敵人也在法律范圍內活動為前提。……否則,……起義就成為公民的首要義務”[20]。恩格斯也嚴厲批駁了有些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迷戀於議會斗爭、完全否定暴力革命的錯誤傾向,他要求各國無產階級既要充分利用和平斗爭方式為革命積聚力量,又不要對和平方斗爭方式抱不切實際的幻想,要把暴力革命與和平斗爭結合起來並視條件變化在二者間及時轉換,根據具體情況靈活選取無產階級革命方略。
四、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要奉行和平的國際原則
盡管資產階級初步提出了國家主權、不干涉內政、實行普遍和平與正義等處理國際關系的原則,並通過召開國際會議、締結國際條約等形式在約束戰爭和沖突、和平處理相互間關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這些原則和做法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列強利益和意志的體現,是協調和平衡它們相互關系的原則。而對大多弱小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來說,它們從來沒有真正按這些原則和做法行事。所以,資本主義列強主導下建立的近代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和沖突,不可能真正起到遏制戰爭、維護和平的作用。
馬克思和恩格斯堅決反對不公正不合理的資本主義國際秩序,嚴厲譴責資本主義列強“為追求罪惡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見並在掠奪戰爭中洒流人民鮮血和浪費人民財富的對外政策”[21],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處理民族間、國家間關系的原則應是和平,倡導民族間、國家間和平相處。1870年7月,馬克思在《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關於普法戰爭的第一篇宣言》中,分析了普法戰爭的性質,號召法國工人階級堅決反對路易·波拿巴“以不時進行的對外戰爭來延長其統治”的政策,並對國際工人協會巴黎支部發表的《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書》中,所表達“我們渴望和平、勞動和自由,我們堅決反對那些自己不去流血卻利用社會災難來進行投機的人的黷武叫囂”的立場,予以積極肯定和支持。馬克思滿懷信心地指出:“法國當局和德國當局把兩國推入一場手足相殘的爭斗,而法國的工人和德國的工人卻互通和平和友誼的信息。單是這一件史無前例的偉大事實,就向人們展示出更加光明的未來。這個事實表明,同那個經濟貧困和政治昏聵的舊社會相對立,正在誕生一個新社會,而這個新社會的國際原則將是和平,因為每一個民族都將有同一個統治者勞動!”[22]恩格斯也曾滿懷激情地表達過這種良好的期盼,他認為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者之間的團結和同盟,“將永遠結束政府之間和王朝之間的戰爭”[23]。隨著無產階級勝利的到來,“從而消滅階級對抗和各民族之間的戰爭,並在各文明國家實現和平和幸福”[24]。
馬克思和恩格斯主張,為促進人類和平事業的發展,無產階級在革命勝利前和勝利后都應以和平原則來處理民族間、國家間的關系。為貫徹這一原則,首先應保証各民族、各國的獨立自主和平等權利。恩格斯強調指出:“排除民族壓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發展的基本條件”[25]﹔“要保障國際和平,首先就必須消除一切可以避免的民族摩擦,每個民族都必須獲得獨立,在自己的家裡當家作主”[26]。為此,馬克思主張無產階級要“洞悉國際政治的秘密”,聯合被壓迫民族和國家的人民,積極同資本主義列強的殖民擴張和強權政治作堅決斗爭﹔要“監督本國政府的外交活動,在必要時就用能用的一切辦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這種活動時就團結起來同時揭露它”[27]。貫徹和平原則,還要正確處理民族、國家間的矛盾沖突,和平解決國際爭端。1861年11月英美之間的“特倫特號”事件發生后,針對英國一些報刊和帕麥斯頓政府要求對美國政府採取強硬態度,煽動戰爭狂熱的言論和傾向,英國工人針鋒相對地進行了斗爭,對和平解決該爭端發揮了重大作用。馬克思贊揚說:“在英格蘭、蘇格蘭或愛爾蘭,無論什麼地方召開群眾集會,一律都是抗議報界的戰爭叫囂和政府的邪惡陰謀,主張和平解決爭端”[28]。可見,和平解決爭端必將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奉行和平國際原則的重要內容和體現。
五、馬克思恩格斯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平意蘊的現代啟示
綜上可以看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具有深厚的和平意蘊。馬克思和恩格斯既對踐踏人的生命和財產的剝削階級的暴力統治及對外侵掠戰爭充滿了憎恨,又堅信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將使人類最終根絕一切戰爭,創建一個真正持久和平的新世界。盡管在他們那個時代講和平還不是最主要的現實任務,最主要的是喚起和指導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但他們在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始終都蘊涵著追求和平的精神。這種精神在和平與發展已成為時代主題的當今世界,對於我們爭取對我國建設發展有利的國際和平環境並推進人類和平與發展事業仍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第一,堅定為人類和平目標而奮斗的信念。和平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目標追求與國際原則,無論無產階級革命,還是社會主義建設,都是為著實現和平的偉大目標的。中國近代歷史上曾飽受資本主義列強的侵掠和欺凌,中國人民對戰爭深惡痛絕,對和平熱切向往。毛澤東在講中國抗日戰爭的性質和目的時就說過:“我們的戰爭是神聖的、正義的,是進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國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時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最終爭取建立一個“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29]。時至今日,習近平在闡述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時,又深切表達了我們追求和平的強烈願望和堅定信念,他說:“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消除戰爭,實現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國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願望。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傳承和發展,也是中國人民從近代以后苦難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結論。中國人民對戰爭帶來的苦難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對和平有著孜孜不倦的追求,十分珍惜和平安定的生活。中國人民怕的就是動蕩,求的就是穩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30]為人類和平的理想目標而奮斗,不僅要努力推進實現永久和平的理想目標,還要根據現實情況確立爭取和平的階段性任務。現階段中國爭取和平的階段性任務,就是要努力維護來之不易的良好國際和平環境,並進一步推動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致力於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由此,向著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實現“和平和幸福”的新世界的偉大目標邁進。
第二,始終做爭取和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從本質上說,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所以有人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暴力革命的理論,而不是謀求世界和平的理論。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誤讀。與之相照應,由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主要是武裝斗爭勝利的結果,新中國成立后又在較長時期過分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主張以革命求和平,所以盡管中國一直把謀求世界和平作為國際戰略目標,但是在國際上還是出現了認為中國是“好戰”的說法,不把中國作為和平力量來看待,致使中國在國際關系中處於很孤立、很被動局面。當我國邁入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后,鄧小平多次鄭重強調中國要做維護世界和平的力量,他明確指出:“過去,在國際上有人認為中國是‘好戰’的。對這個問題,不僅我,還有中國其他領導人,包括已故的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都多次聲明,中國最希望和平。”[31]他堅定地表示:“中國的發展是和平力量的發展,是制約戰爭力量的發展。現在樹立我們是一個和平力量、制約戰爭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們實際上也要擔當這個角色。??這就增強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增強了中國在國際問題上的發言權。”[32]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經濟迅速發展,各方面現代化建設取得顯著成就,各種“中國威脅論”在國際上又炒作鼓噪起來。對此,習近平在闡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會給國際社會帶來什麼影響時堅定地說:“實現中國夢給世界帶來的是和平,不是動蕩﹔是機遇,不是威脅。”他還進一步申明:“中國的發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壯大,是傳遞友誼的正能量”。[33]所以,中國應積極展示社會主義中國是和平力量的形象,以熱愛和平、維護和平、促進和平的姿態活躍於國際舞台,始終做世界和平的維護者和促進者。隻有這樣,才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完整准確的理解,才是馬克思主義時代化正確體現。
第三,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盡力爭取以和平方式推進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要奉行和平的國際原則的思想,當代中國應堅持以和平發展道路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馬克思主義和平觀為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確立提供了理論基礎。“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應有之義。它符合中華民族愛好和平的歷史文化傳統,符合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一貫堅持的對外大政方針,符合人類進步的時代潮流,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戰略抉擇,是對優化當代國際關系、推進世界和平與發展進程的重大貢獻。”[34]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就是要堅持和平的發展、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共贏的發展,通過爭取和平國際環境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發展維護和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中國將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全面發展同各國的友好合作﹔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不干涉別國內政,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中國將堅持把中國人民利益同各國人民共同利益結合起來,根據國際事務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策,秉持公道,伸張正義,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積極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及國際救援行動。中國將始終不渝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通過深化合作促進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繼續為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顯而易見,中國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就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和平意蘊的最好秉承、靈活運用與發揚光大。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9頁。
[2][4][5][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283、291、308、307頁。
[3][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08-609、625頁。
[6][2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9頁。
[7][11][2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3、363、463頁。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8頁。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48-649頁。
[10][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81、553頁。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01和403頁。
[13][20][23][2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98、91、101、519頁。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90頁。
[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9頁。
[1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1頁。
[21][2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7、607頁。
[2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61頁。
[2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63頁。
[29]《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5-476頁。
[30][33]《習近平關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論述摘編》,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5、70、73頁。
[31][32]《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28頁。
[34] 李愛華:《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專題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3頁。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