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馬克思異化勞動理論的人學價值

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自誕生到現在已經170年了。這部《手稿》完成於1844年8月，是一部政治經濟學研究筆記，而在當時，馬克思本人沒有將其正式出版。在它被塵封了80多年被世人知曉后，西方學者驚呼發現了另一個馬克思即“人道主義的馬克思”。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我國理論界曾一度掀起關於異化和人道主義的討論中，《手稿》所闡述的異化勞動理論成為論戰雙方的重要理論資源。而在當代西方關於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哲學思潮中，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又成為重要的支援背景。由此看來，《手稿》被廣泛而持久地關注不是偶然的，其重要原因在於它對資本主義社會或資本社會的價值批判所達到的理論高度是馬克思之后西方各種社會批判理論無法超越的。盡管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具有階段性甚至還有非科學的思想成分，但是瑕不掩瑜，因為它是近代以來解剖資本主義社會乃至人類社會的許多“反常”現象重要的基本工具--這就是《手稿》的魅力和價值所在。而在當代中國，進一步理解馬克思異化勞動理論的人學價值，不只是一個澄明馬克思主義思想和精髓的理論問題，更是一個關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論自信在人學基礎層面上的實踐問題。

一、異化勞動理論揭示的“反常”現象：人的價值貶值

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並不是從純粹抽象的人出發，而是從現實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的人出發。在異化勞動理論中，馬克思強調人的勞動的價值，這裡的人主要指的是工人，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的工廠工人。在《手稿》中，馬克思指出，“我們現在必須弄清楚私有制，貪欲和勞動、資本、地產三者的分離之間，交換和競爭之間，人的價值和人的貶值之間，壟斷和競爭等等之間，這全部異化和貨幣制度之間的本質聯系。”^[1]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將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完全說成是抽象的人本主義理論是不恰當的。馬克思通過反思異化勞動中的“反常”現象，說明了異化勞動中工人價值的貶值、甚至喪失，並進而揭示了“人的價值和人的貶值之間”的矛盾關系。

第一個“反常”現象是工人生產的產品越多，工人價值被生產產品奴役的程度就越深。從應然的角度講，馬克思認為，工人勞動越多，其價值就應該越大，而其所得就應該越多。但是，實際情況卻是相反的。馬克思指出，“這一事實無非是表明：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的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於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2]工人勞動的價值離不開勞動的現實化即勞動的對象化，具體而言，工人勞動的價值是通過產生產品來體現的。而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勞動的現實化卻“反常”地表現為非現實化：“對對象的佔有竟如此表現為異化，以致工人生產的對象越多，他能夠佔有的對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產品即資本的統治。很明顯，工人在勞動中耗費的力量越多，他親手創造出來反對自身的、異己的對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強大，他自身、他的內部世界就越貧乏，歸他所有的東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況也是如此。人奉獻給上帝的越多，他留給自身的就越少。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對象﹔但現在這個生命已不再屬於他而屬於對象了。因此，這種活動越多，工人就越喪失對象。凡是成為他的勞動的產品的東西，就不再是他自身的東西。因此，這個產品越多，他自身的東西就越少。”^[3]然而在國民經濟學家看來，這一反常現象是正常現象，沒有對所謂“正常現象”的反思，就沒有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形成和發展。所以說，馬克思對資本社會的科學分析始終蘊涵著特定的價值立場，也就是說，特定的價值立場是貫穿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一根紅線。

第二個“反常”現象是異化勞動中人的“勞動價值”的喪失。在馬克思看來，勞動在本質上是人的內在需要，但在異化勞動狀態下，勞動卻成為對人的一種外在壓迫力量，工人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馬克思指出，“勞動的異己性完全表現在：隻要肉體的強制或其他強制一停止，人們會像逃避瘟疫那樣逃避勞動。外在的勞動，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勞動，是一種自我犧牲、自我折磨的勞動。最后，對工人來說，勞動的外在性表現在：這種勞動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別人的﹔勞動不屬於他﹔他在勞動中也不屬於他自己，而是屬於別人。”^[4]在馬克思看來，勞動應該是工人的自主、自由、自覺的活動，這種活動是人的本質規定，一旦喪失了自主、自由、自覺的屬性，勞動的真正價值就會喪失，勞動就會變成異化勞動。隻有自主、自由、自覺的勞動才能使人的價值得以實現，而異己性的勞動隻會使人的價值貶值，勞動者自然毫無光榮可言，尊重勞動、尊重勞動群眾自然就無從談起。生產勞動在社會發展和社會生活中的決定性作用，是尊重勞動、尊重群眾的基本依據。尊重勞動是尊重群眾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內容，鄙視勞動、貪圖安逸、沉迷享樂的人不可能做到尊重群眾。

第三個“反常”現象是異化勞動中人的價值的類本質喪失。在馬克思看來，人不是孤立的存在物，人的存在是類存在，個體是人類中的一員，人的生活是類生活的體現。在馬克思看來，“生產生活就是類生活，這是產生生命的生活，一個種的全部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於生命活動的性質，而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生活本身僅僅成為生活的手段。動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動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來。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動。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他具有有意識的生命活動。這不是人與之直接融為一體的那種規定性。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正是由於這一點，人才是類存在物。或者說，正因為人是類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識的存在物，就是說，他自己的生活對他來說是對象。僅僅由於這一點，他的活動才是自由的活動。異化勞動把這種關系顛倒過來，以致人正因為是有意識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本質變成僅僅維持自己生存的手段。”^[5]在這裡，馬克思闡述了異化勞動狀態下，人的活動喪失了自主、自由、自覺的特性，而活動的自主、自由、自覺是“人類價值”的核心，奴役同人的價值的類本質是相對立的。同時，從馬克思的論述中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異化勞動狀態下，由於“人類價值”的喪失，人又“重回動物界”，或者說又重新動物化，其表現就是人類處於弱肉強食的狀態。

第四個“反常”現象就是異化勞動中“和諧價值”的喪失。人與人之間存在著目的與手段的關系，由於上述三種“反常”現象的存在，人與人之間完全變成手段和工具關系，工人與資本家之間、工人與工人、工人同非工人之間都處於相對立的狀態。在這種普遍對立的狀態下，人與自身、人與他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關系就很難建立，客觀上造成了“和諧價值”的喪失。“人的類本質同人相異化這一命題，說的是一個人同他人相異化，以及他們中的每個人都同人的本質相異化。”^[6]馬克思看到了異化勞動狀態下，不和諧現象是普遍存在的，如果人對自己的勞動產品即對象化勞動的關系，就是對一個異己的、敵對的、強有力的、不依賴於他的對象的關系，那麼他對這一對象所以發生這種關系就在於有另一個異己的、敵對的、強有力的、不依賴於他的對象的主人。在這種情況下，人與外部世界（即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世界）的關系不和諧，人的內部世界（即人的內心世界）也是不和諧的，人在生產和生活中總是處於矛盾和糾結狀態。

上述四種“反常”現象是勞動異化的基本表現，其本質是資本主義生產勞動過程對人、特別是對工人的異己性。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還揭示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總“閥門”即需要的異己性。需要是人的本質屬性和價值體現，而在異化狀態下，由於需要的無限擴大，致使它成為人的一種異己的統治力量。

二、需要無限擴大的后果：使人成為“非人”

需要的實現方式和滿足程度，是衡量人的價值的重要尺度。在異化勞動狀態下，“人的需要的豐富性”被片面性所取代，需要則成為壓制人的異己力量，它導致了人的價值的異化。而“在社會主義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豐富性，從而某種新的生產方式和某種新的生產對象具有何等的意義：人的本質力量的新的証明和人的本質的新的充實。在私有制范圍內，這一切卻具有相反的意義。每個人都千方百計在別人身上喚起某種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犧牲，使他處於一種新的依賴地位，誘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從而陷入經濟上的破產。每個人都力圖創造出一種支配他人的、異己的本質力量，以便從這裡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滿足。因此，隨著對象的數量的增長，壓制人的異己本質的王國也在擴展，而每一個新產品都是產生相互欺騙和相互掠奪的新的潛在力量。”^[7]“壓制人的異己本質的王國”的擴大，導致工人作為人越來越貧窮，他為了佔有敵對的本質越來越需要貨幣，而他的貨幣的力量恰恰同產品數量成反比，也就是說，他的貧窮隨著貨幣的權力的增加而日益增長。這樣，貨幣的數量越來越成為它的唯一強有力的屬性﹔正像貨幣把任何本質都歸結為它的抽象一樣，貨幣也在它自身的運動中把自身歸結為數量的本質，無限制和無節制成了貨幣的真正尺度。產品和需要的范圍的擴大，使人成為非人的、過分精致的、非自然的和臆想出來的欲望的機敏的和總是精打細算的奴隸。馬克思指出，私有制的理想主義“不過是幻想、奇想、怪想﹔沒有一個宦官不是下賤地向自己的君主獻媚，並力圖用卑鄙的手段來刺激君主的麻痺了的享樂能力，以騙取君主的恩寵﹔工業的宦官即生產者則更下賤地用更卑鄙的手段來騙取銀幣，從自己的按基督教教義說來應該愛的鄰人的口袋裡誘取黃金鳥。”^[8]而“每一個產品都是人們想用來誘騙他人的本質，他的貨幣的誘餌﹔每一個現實的或可能的需要都是把蒼蠅誘向粘竿的弱點﹔對社會的、人的本質的普遍剝削，正像人的每一個缺陷一樣，是同天國聯結的一個紐帶，是使僧侶能夠接近人的心的途徑﹔每一個急難都是一個機會，使人能夠擺出一副格外殷勤的面孔來接近自己的鄰人”^[9]並且向他實施“敲詐”。所以，對貨幣的需要是一種普遍的需要，在《手稿》中馬克思揭示了這種需要的顛倒性質，他認為，貨幣是個性的普遍顛倒，貨幣是作為這種顛倒黑白的力量出現的，“它把堅貞變成背叛，把愛變成恨，把恨變成愛，把德行變成惡行，把惡行變成德行，把奴隸變成主人，把主人變成奴隸，把愚蠢變成明智，把明智變成愚蠢。因為貨幣作為現存的和起作用的價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和替換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換，從而是顛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性質和人的性質的混淆和替換。誰能買到勇氣，誰就是勇敢的，即使他是膽小鬼。因為貨幣所交換的不是特定的性質，不是特定的事物或特定的人的本質力量，而是人的、自然的整個對象世界，所以，從貨幣持有者的觀點看來，貨幣能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對象同其他任何即使與它相矛盾的特性或對象相交換，貨幣能使冰炭化為膠漆，能迫使仇敵互相親吻。”^[10]這樣，資本對人的意義主要在於不斷激起人的病態欲望，從而導致需要和滿足需要的精致化，同時也產生著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蠻化和粗糙化。

對於工人來說，他們不僅失去了人的需要，甚至失去了動物的需要。馬克思指出，關於需要和滿足需要的資料的增長如何造成需要的喪失和滿足需要的資料的喪失這一問題，國民經濟學家和資本家是這樣論証的：第一，他們把工人的需要歸結為維持最必需的、最可憐的肉體生活，並把工人的活動歸結為最抽象的機械運動﹔於是他們說，人無論在活動方面還是在享受方面再沒有別的需要了﹔因為他甚至把這樣的生活都宣布為人的生活和人的存在。第二，他們把盡可能貧乏的生活（生存）當作計算的標准，而且是普遍的標准--說普遍的標准，是因為它適用於大多數人。國民經濟學家把工人變成了沒有感覺和沒有需要的存在物，正像他們把工人的活動變成抽去一切活動的純粹抽象一樣。所以，工人的任何奢侈在他們看來都是不可饒恕的，而一切超出最抽象的需要的東西--無論是消極的享受或積極的活動表現--在他看來都是奢侈。因此，國民經濟學這門關於財富的科學，同時又是關於克制、窮困和節約的科學，而實際上它甚至要人們把對新鮮空氣或身體運動的需要都節省下來。這門關於“勤勞”的科學，同時又是關於禁欲主義的科學，而它的真正理想是禁欲的但進行重利盤剝的吝嗇鬼和禁欲的但進行生產的奴隸。所以，馬克思諷刺說，“國民經濟學盡管它具有世俗的和縱欲的外表，卻是真正道德的科學，最最道德的科學﹔它的基本教條是：自我克制，對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克制。你越少吃，少喝，少買書，少上劇院、舞會和餐館，越少想，少愛，少談理論，少唱，少畫，少擊劍等等，你就越能積攢，你的既不會被虫蛀也不會被賊盜的寶藏，即你的資本，也就會越大﹔你的存在越微不足道，你表現你的生命越少，你的財產就越多，你的外化的生命就越大，你的異化本質也積累得越多。”^[11]然而對於財富的擁有者來說，需要的異化又是另外一種情況，僅僅供享樂的、不活動的和揮霍的財富的規定在於：享受這種財富的人，一方面，僅僅作為短暫的、恣意放縱的個人而行動，並且把別人的奴隸勞動、人的血汗看作自己的貪欲的虜獲物，因而把人本身--因而也把他本身--看作毫無價值的犧牲品。而且，對人的蔑視，部分地表現為對那可以維持成百人生活的東西的恣意揮霍，部分地表現為一種卑鄙的幻想，即仿佛他的無節制的揮霍浪費和放縱無度的非生產性消費決定著別人的勞動，從而決定著別人的生存﹔他把人的本質力量的實現，僅僅看作自己放縱的欲望、古怪的癖好和離奇的念頭的實現。

異化使人的價值喪失，它存在於現代社會的多重矛盾之中。在1856年4月14日，馬克思被邀請作為倫敦的外國流亡革命人士的正式代表，出席為紀念憲章派報紙《人民報》創刊四周年而舉行的宴會。在這個宴會上，馬克思作了關於無產階級的世界歷史使命的演說。馬克思沒有因歐洲革命處於低潮而喪失對未來的信心，他指出了現代資本社會異化的普遍性，指出了人類走出異化的現實道路。馬克思指出，有一件可以作為19世紀特征的偉大事實，一件任何政黨都不敢否認的事實：一方面產生了以往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都不能想象的工業和科學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卻顯露出衰頹的征兆，這種衰頹遠遠超過羅馬帝國末期那一切載諸史冊的可怕情景。這個“可怕情景”就是，“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們看到，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飢餓和過度的疲勞。財富的新源泉，由於某種奇怪的、不可思議的魔力而變成貧困的源泉。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輝仿佛也隻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現代工業和科學為一方與現代貧困和衰頹為另一方的這種對抗，我們時代的生產力與社會關系之間的這種對抗，是顯而易見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爭辯的事實。有些黨派可能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黨派可能為了要擺脫現代沖突而希望拋開現代技術﹔還有一些黨派可能以為工業上如此巨大的進步要以政治上同樣巨大的倒退來補充。可是我們不會認錯那個經常在這一切矛盾中出現的狡獪的精靈。我們知道，要使社會的新生力量很好地發揮作用，就隻能由新生的人來掌握它們，而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12]在這裡，馬克思揭示了現代社會的多重矛盾，包括機器與人、財富與貧困、科學與道德、人與自然、進步與落后之間的深刻矛盾。這些矛盾的存在說明，克服異化是人類的一項艱巨任務，其基本路徑是對私有財產即私有制的揚棄，而人類的希望就蘊含在矛盾和解決矛盾的實踐中。

三、異化勞動理論的價值訴求：揚棄異化從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既然異化使人的價值喪失，那麼應該如何找回人的價值呢？在《手稿》中，馬克思指出，“私有制使我們變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個對象，隻有當它為我們擁有的時候，也就是說，當它對我們說來作為資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們直接佔有，被我們吃、喝、穿、住等等的時候，總之，在它被我們使用的時候，才是我們的。”^[13]馬克思提出，揚棄私有財產，是人的一切感覺和特性徹底解放的前提。而人的感覺和特性的徹底解放意味著人的需要和享受失去了利己主義的性質。隻有這樣，才能超越勞動異化，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也就是說，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是馬克思主義全部理論的價值訴求，異化勞動理論是馬克思自身思想變革的重要環節，它揭示了資本主義條件下人的片面發展和人的價值貶值的多種表現和內在根源，為我們理解現代社會的本質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參照。

異化勞動理論充分體現了馬克思對勞動和勞動者的價值關懷，它是人的全面發展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隻有克服異化，人才會變成真正“富有的人”。所謂真正“富有的人”就是需要有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現的人即全面發展的人，在這樣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實現表現為內在的必然性、表現為需要。同時，真正“富有的人”還是真正獨立的人、真正創造的人。馬克思指出，“任何一個存在物隻有當它用自己的雙腳站立的時候，才認為自己是獨立的，而且隻有當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時候，它才是用自己的雙腳站立的。靠別人恩典為生的人，把自己看成一個從屬的存在物。但是，如果我不僅靠別人維持我的生活，而且別人還創造了我的生活，別人還是我的生活的泉源，那麼，我就完全靠別人的恩典為生﹔如果我的生活不是我自己的創造，那麼，我的生活就必定在我之外有這樣一個根源。所以，創造是一個很難從人民意識中排除的觀念。”^[14]所以，克服異化的實質在於實現人的解放。從更為具體的意義上說，人的解放主要是勞動的解放即勞動者的解放。在異化狀態下，勞動者實際上處於非人的狀態，很多時候這勞動者不感覺到自己是人，而“那些不感到自己是人的人，就像繁殖出來的奴隸或馬匹一樣，完全成了他們主人的附屬品。世襲的主人就是這個社會的一切。這個世界是屬於他們的。他們認為這個世界就是它現在這個樣子，就是它本身所感觸到的那個樣子。他們認為自己就是他們所知道的那個樣子。他們騎在那些隻知道做主人的‘忠臣良民，並隨時准備效勞’而不知道別的使命的政治動物的脖子上。”^[15]

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就是為我們揭示了“這個世界”對人的壓迫即“非人”世界的狀況，並指出了建立人的世界的實踐指向。馬克思從來沒有向“這個世界”屈服，他對“這個世界”的批判是“改變世界”的重要因素。我們常常指望能從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解決一切問題的答案，實際上這種指望本身是非常錯誤的，沿著他批判世界的方向不斷探索前進就是我們應有的態度，“如果我們的任務不是推斷未來和宣布一些適合將來任何時候的一勞永逸的決定，那末我們便會更明確地知道，我們現在應該做些什麼，我指的就是要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所謂無情，意義有二，即這種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結論，臨到觸犯當權者時也不退縮。所以我不主張我們豎起任何教條主義的旗幟。”^[16]倘若喪失這種“無情”的批判精神，激進的革命者也會變得保守與自閉。因而，馬克思從人學角度揭示了共產主義對人的全面發展的意義，認為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佔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於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証、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17]馬克思認為，解決這些矛盾意味著歷史之謎的解答。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的全部運動，既是共產主義的現實的產生活動，同時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認識到的生成運動。即使在今天，人類依然被“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所困擾。這就是歷史的“狡獪”，悲觀主義者永遠都不能看清歷史的真相，在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面前，他們要麼驚慌失措，要麼隨波逐流。因而，一些庸俗的思想家在這個殘酷事實面前停下了腳步，他們認為世界隻能如此，這種“普遍存在”，就是“永恆存在”，要改變這種存在是徒勞的，這就是歷史的終結點。在這些思想家看來，一切面向未來的理論主張都是“烏托邦”。然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來都不把“現存”當做永恆的東西，他們不斷揭示歷史前景與現實運動的內在關系，不斷用歷史辯証法同形而上學進行斗爭﹔他們認為，人類是在不斷超越“現存”的歷史運動中得以不斷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強加給人的奴役都是可以超越的，沒有這一點，就談不上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發展。“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個人都得到解放，社會也不能得到解放”，隻有當“生產勞動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18]的時候，生產勞動才能從一種負擔變成一種快樂。

所以，馬克思指出，勞動異化是歷史發展進程中的暫時現象，它的產生往往源於“資本的限制”，而消除“資本的限制”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資本的限制”主要表現為：生產力、一般財富、知識等等的創造，表現為從事勞動的個人本身的異化﹔他不是把他自己創造出來的東西當作他自己的財富的條件，而是當作他人財富和自己貧困的條件。馬克思認為，這種對立的形式本身是暫時的，它產生出消滅它自身的現實條件，結果就是：“生產力或一般財富從趨勢和可能性來看的普遍發展成了基礎，同樣，交往的普遍性，從而世界市場成了基礎。這種基礎是個人全面發展的可能性，而個人從這個基礎出發的實際發展是對這一發展的限制的不斷消滅，這種限制被意識到是限制，而不是被當做某種神聖的界限。個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設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現實關系和觀念關系的全面性。”^[19]在這裡，馬克思指出了人的全面發展的客觀現實性，即人的全面性實質上是人的現實關系和觀念關系的全面性，其中，現實關系的全面性是基礎和前提。因此，我們不能將實現的人的全面發展抽象化，更不能將它當做一個口號，要將促進生產力發展、變革生產關系、實現人的現實關系的全面性統一起來，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四、結語

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既是馬克思主義全部理論的價值訴求，也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實踐內容。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經濟關系的變化，在客觀上使個人的生產活動、經濟關系、社會生活中的交往關系也隨之改變和發展。但這並不意味著勞動者已經成為全面發展的人，因為這種發展狀況的改善是片面的，仍然沒有脫離人是物的附屬物、人是物的工具這一畸形的發展特征。這樣，根本改變“物統治人”的狀況、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就成為一切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價值目標和實踐指向。因此，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將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強調“堅持以人為本，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群眾首創精神，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20]。而堅持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首先就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勞動觀，一切著眼於勞動者的價值實現，要使勞動者有尊嚴地勞動、有尊嚴地生活。恩格斯指出，無論在何種社會都不能沒有生產者階級，它是各種社會的必要階級：“自從階級產生以來，從來沒有過一個時期社會上可以沒有勞動階級而存在的。這個階級的名稱、社會地位改變了，農奴代替了奴隸，而他自己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所謂自由，是擺脫了奴隸地位的自由，但也是除了他自己的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的自由。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明顯的，無論不從事生產的社會上層發生什麼變化，沒有一個生產者階級，社會就不能生存。因此，這個階級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必要的。”^[21]因此，如果一個社會對勞動階級的認識不能提高到這樣的境界，就不會在全社會真正確立勞動光榮的價值觀念，也就不可能在實際的生產生活中自覺地將“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落到實處。因而在當下中國，隻有堅持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價值追求、不斷提高廣大勞動群眾的生活水平、生命質量和發展層次，才能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論自信奠定堅實的人學基礎﹔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必須根本否定任何宣揚頹廢、宣揚勞動受資本、金錢統治具有“天然合理性”和“歷史永恆性”的哲學。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1頁。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1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3-44頁。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6頁。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8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32頁。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2-133頁。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3頁。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5頁。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5頁。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75頁。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4頁。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9頁。

[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09頁。

[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頁。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頁。

[1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4頁。

[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頁。

[20]《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頁。

[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15頁。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