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學術成果向意識形態的及時轉化增進馬克思主義說服力
——基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成果的分析框架
現代政黨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都有自己明確的意識形態主張。這種意識形態的作用,一方面是為人們的選政治擇提供不同的觀點和標示,另一方面亦是為自己的合法性和說服力確立重要依歸,是為了在民眾面前樹起相應的旗幟和目標,實現動員民眾、引領社會、凝聚人心的功能,進而能夠贏得廣大民眾的信任和支持而成為執政黨。在實際運作過程中也會發現,執政黨地位的穩固,不僅需要在實際執政過程中以加快經濟發展、實現公平正義、推進社會進步的方式贏得民眾最廣泛的擁護和支持,而且還要根據時空的變換,調整並創新自己的意識形態,防止因意識形態的不能與時俱進而出現號召力和吸引力減退,進而陷入某種困境的問題發生。
如果與中共意識形態前蘇聯意識形態危機為蘇共崩潰的重要原因之一作對比,便可對於當下中國增強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創新的緊迫意識具有前車之鑒效應。當年的蘇聯受控於強大的、僵化的、扭曲的斯大林模式。而斯大林模式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形成的是文化上的一元而不是多元的場景。實行的是對外思想交流封閉、對內思想高壓的管制政策。在意識形態領域不斷進行大批判、大整肅和“大清洗”,即肅清一切同斯大林理論相違背的思想﹔“灌輸”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思想,使斯大林成為思想的源泉、真理的化身、理論的權威,判斷意識形態以斯大林理論為標准。這就造成了當時的蘇聯思想文化特別是意識形態缺少活力、缺乏創新、缺少吸引力。這既阻礙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建設新思想的產生、發展,更與馬克思主義對思想的本質要求相背離。
恩格斯曾堅定地說過:“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並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1]。馬克思主義自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中期產生距今已經170多年,其影響力已是全方位的,除了人們必然看重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外,馬克思主義學術意義上的價值同樣深遠。然而,由於革命對理論需要的功利性,當年俄國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更多採用的是為我所用的現實選擇與取舍,再加上其他原因,致使前蘇聯的馬克思主義盡管有著對馬克思主義指導作用下的學習、研究和實際運用的具體成果,但實用性、片面性、表面化的問題始終存在且較為嚴重。這種情況,不僅影響到在具體實踐中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運用上的准確、深刻和全面,而且也對直接受其影響的其他國家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與做派。尤其在中國共產黨九十多年革命與建設的歷程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並有著影響。
更為重要的是,當下的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與社會主義現代化改革的關鍵時期,保証和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必須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之科學性與價值性的充分闡釋與弘揚為根本。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理論的內在品格與現實價值的彰顯需要以扎實、合理的學術成果的豐富積澱為內核,增強其厚度和力量﹔更需要把深化馬克思主義學術研究的成果及時轉化到意識形態之中,成為其科學性、價值性的有力論據,不斷擴大和增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說服力和吸引力、感召力。為此,及時而有效地把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研究成果及時向意識形態的轉化就顯得非常重要,但這又恰是目前理論創新和發展中做得很不足的一項工作。嚴格地說,改革開放的波瀾壯闊同樣表現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需要重視和深化這些成果的意義和價值,將其自覺而及時地轉化為意識形態的創新內容,不僅可以增強馬克思主義的現實說服力,更能增進我國意識形態的廣泛吸引力和強勁感召力。本文僅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幾個重要研究成果為例作粗淺分析。
一、深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的唯物主義”價值與作用的認識
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歷程中,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成果豐碩,毋庸置疑且擺在首位的是明確了“實踐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首要的和核心的觀點”。在1994年出版的由肖前任主編、黃楠森和陳宴清任副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前言中鮮明地表明了這一主張:“實踐的觀點是全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實踐范疇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整個體系的核心范疇,隻有立足於社會實踐的觀點,才能把握和闡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神實質,才能理解和說明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它產生之后100多年裡的生氣勃勃的新發展。因此,這部教科書是力圖把實踐的觀點作為中心線索貫穿於全書的。”但遺憾的是,這個思想並未在本教材中得到很好的貫徹,其邏輯結構與傳統教科書框架大同小異,看不出實踐觀點是如何貫穿於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時至今日仍未建構起能夠真正顯示和表達馬克思主義全新的、實踐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的應有框架。這個重要的研究成果並未及時轉變為作為意識形態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內容。故而關注並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的唯物主義理論的價值和作用十分緊要。
其一,重視馬克思主義“實踐的唯物主義”的革命意義與現代價值。關於自己的唯物主義哲學與舊唯物主義的根本區別,馬克思有過十分確定的說明。即費爾巴哈等的舊唯物主義“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自然也就不了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就人的認識而言,“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証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因此,舊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2]對於以批判現實為己任的馬克思主義來說,隻有堅實地立足於現實物質世界的人的活生生的實踐行動,才能充分昭示其革命性、超越性的價值力量,才能明確顯示自己作為現代哲學的存在特性,進而保証自身至今依然旺盛的現實生命力和問題解釋力。
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唯物主義”哲學一方面強調了實踐的存在價值與根本意義:“這種活動(指‘人們的感性活動’或‘對象性活動'引者注)、這種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和創造、這種生產,正是整個現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礎”,離開了“這種活動”,“整個人類世界??也會很快就沒有了”[3]﹔另一方面又強調了進行實踐活動的主體是人,把作為主體的人同實踐活動的有機結合作為認識“現存世界”的邏輯理路。直言之,馬克思主義哲學把實踐與勞動、生產以及“工業”結合在一起,發現了人類根本的實踐活動及其特征。正是在人的實踐活動中,不僅人同自然發生一定的關系,而且人和人之間也要發生一定的關系,必然要形成一系列的社會關系,也就使人與自然的關系超越出生物學意義的范疇,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現代性與現實性做出了深刻的確証。作為實踐唯物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其重要特點之一是從人、主體、實踐出發解釋世界,其目標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的人類解放。而共產主義的實現既不能靠道德說教,也不能靠哲學批判,隻有建立在把握並遵循歷史規律的可靠的科學基礎之上,依靠人自身的能動的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才能完成。按照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的“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的觀點,實踐唯物主義是要通過人類的實踐活動來反觀“現存世界”,並以“實踐”為基礎原則來建構世界觀,進而達到在對實踐活動的全面把握中求得對人與世界關系的總體把握。由此,實踐唯物主義就不僅是一種實踐觀,更重要的是一種世界觀。而且實踐唯物主義關注的是“現存世界”的本質以及人類實踐活動的一般規律,是要為人們改造世界並“使現存世界革命化”提供方法論,這種方法在根本上亦不過是人們對對象自身規律的自覺運用。於此,馬克思的歷史貢獻就在於第一次把實踐上升為哲學的根本原則,並轉化為一種哲學的思維方式,進而創立了一種全新的實踐、辯証、歷史的唯物主義。成為開啟西方現代哲學走向的第一人。
其二,明確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與馬克思主義科學實踐觀的內在關聯。人自身的進化進步、發展文明已使愈來愈多的人確立一個清醒的認識:對於人類的未來前景任何人都不可能以佔卜的方式而加以預判,人類社會的歷史過程不外是在人類自身生產生活的現實活動中創造和生成的。人們對於整個世界提出的各種問題以及做出的各種回答,都不可能表征為一個置身於世界之外的不相干身份的發詰,而是以自身生存的物質條件和物質活動為基礎和前提的。因此,實踐必然是人的生存方式的基本呈現。它既不同於黑格爾本質上的“抽象的理念活動”的實踐認識,亦不是費爾巴哈“卑污的猶太人活動”的實踐定位,而是“現實的人”的“感性活動”,是人類面向未來的、敞開的生成性活動。因此,“從根本上說,實踐不是回答世界本來是什麼的問題,而是要回答世界對人應當是什麼的問題,是對現有’存在‘的否定。實踐必然面向未來,關注具有可能性的、與人的生存密切相關的價值世界,實踐是一個在原有價值實現的基礎上,不斷把理想價值轉變成現實價值的長期的歷史過程”[4]。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踐唯物主義研究,不僅展示了我國哲學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再認識的態勢,以及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建構新形態的發展景觀,而且亦對國家改革開放的全面推進發揮了思想解放和思維引領的深層作用。具體而言,肇始於1978年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標准的大討論,大大提高了人們對實踐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整體中的地位與作用的認識,不僅對實踐的涵義、屬性、要素、結構、功能、類型等有了全面研究,而且拓寬了實踐的領域、提升了實踐的地位,尤其使實踐超出了狹隘的認識論范圍,成為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首要的和核心的觀點。這種理論研究的重大成果不僅突破既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僵化”、教條化體系,更是有力地沖擊了理論和實踐中各式各樣的“教條主義”與“本本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的唯物主義的彰顯與明確,既實現了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式理解的突破,更推動了整個社會的思想解放,為改革開放注入了思想的活力和精神的動力,促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實踐中的形成,並在實踐中得到豐富和完善。可以不夸張地說,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和邏輯主線,是中國改革開放不斷推進之首位和基本的觀點。
其三,深度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本質統一的現代意義。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的深層意義就是更加深刻地闡釋和論証了理論與實踐在本質上的統一性。在古代西方哲學的實踐闡釋中,人類關心自己就是按照某種正確的原則行事,保持思想和行為的一致性,而認識自己的目的,是在塑造自己的倫理行為中取得某種衡量的標准。如果對馬克思的實踐觀點做更深入的解析便會發現,馬克思是在繼承並揚棄了亞裡士多德的倫理實踐觀,創立了一種以現實的人的活生生的生產生活為基礎和指向的全新的實踐的唯物主義哲學,是一種賦予理論與實踐相統一全新內涵的實踐思維方式。在馬克思思想中,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決不能僅限於認識論之中,而是人類世界的生存方式的重要特征。“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率建立相應的社會關系,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系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范疇。”[5]因此,作為方法論原則,人們必須把“這些人既當成他們本身的歷史劇的劇作者又當成劇中人物”[6]。同時,必須克服在理論與實踐相統一問題上各種膚淺化和簡單化理解。也即理論與實踐的關系既不是簡單的“理論圖解現實”,也不是教條的“現實遷就理論”。第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不是靜態的、直接的、表面化的一致,而是動態的、矛盾的、具體的統一。“在一定的歷史時代,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必定是相互映顯的,一個時代的理論活動的基本方式即思維方式或思維范式必定是對於實踐方式的表達,反之亦然。”[7]﹔第二,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根本上是一種“求真”與“求善”內在統一的不懈追求,是人類在現實各種矛盾的沖突與轉化中實現“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辯証統一的終極努力。
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新唯物主義,不是體系哲學,而是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論原則,是要從根本上解決理論和實踐的關系問題,其核心是理論與實踐本質統一的原則。實踐的唯物主義是對這個最基本原則的自覺意識。馬克思說過:“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唯靈主義和唯物主義,活動和受動,只是在社會狀態中才失去它們彼此間的對立,從而失去它們作為這樣的對立面的存在﹔……理論的對立本身的解決,隻有通過實踐方式,隻有借助於人的實踐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這種對立的解決絕對不只是認識的任務,而是現實生活的任務,而哲學未能解決這個任務,正是哲學把這僅僅看作理論的任務。”[8]故而,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的唯物主義作為一種具有現代意義的新的哲學形態,沉澱下來的是一系列認識現實和改造現實的方法、原則,是它堅持理論與實踐在人民根本利益基礎上統一的基本精神。
二、深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現代性”思想理論內在蘊意的認識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超越資本主義的現代性理論已得到學界普遍認可。現代性(modernity)是興起於西方啟蒙時代的特定思想概念,主要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作為物質層面的政治架構、社會組織和各類制度體系。具體表現為民族國家的形成以及相應成型的政府機構,以及跨越國界進入全球范圍流動的商品、勞動力和市場。二是作為精神層面的思想觀念、文化體系和生活方式。具體呈現為由啟蒙時代開啟的理性精神的確立,以及由此精神支配而形成的用於認知社會歷史和人的精神發展史的理性體系、文化教育體系以及極具規模的信息傳播和創造機制,和逐步構建起的具有世俗功能和世俗精神的社會倫理結構。盡管從形而上的意義看,現代性是一個相對概念,任何一個時代都有著生活在“現代”的特征,但置於資本主義產生發展的背景下,即現代性的確立是從資本主義新的世界體系趨於形成而被開啟的,其內涵蘊意應該是比較明確的。馬克思主義興起於資本主義蓬勃發展和西方現代理性精神的社會環境和思想背景,其現代性思想的確立是以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合理繼承與批判超越為特征的。
其一,注重對馬克思主義現代性思想全面而深度的理解。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現代性認定的依據主要有三點:一是以實踐的唯物主義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更為關注的是人的實踐活動維度中的世界本質、社會本質、人的本質及相關問題,其立足和面向的是資本主義現代發展的克服與超越﹔二是強烈的問題意識讓馬克思主義更為注重對資本主義的剖析、總結和與批判。馬克思的現代性思想,不僅充分肯定資本主義社會創造了高度的現代文明,而且更加注意考察和解剖資產階級時代面臨的問題,批判地指明資本主義發展必然遭遇現代性的危機﹔三是馬克思主義對實現人類自身解放的共產主義目標的判定和預設必然基於當下的現代邏輯。也即資本主義的現代性是馬克思分析人類社會的現實框架和生動案例。因此,凸顯、綻放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思想蘊意既是為“論述馬克思主義革命性從而闡發其當代價值的支撐性框架,又是發展各種新形態的出發點”,繼而必須為解決當代中國和世界的現實問題提供馬克思主義的解決思路。
首先,對作為現代社會之基礎的理性精神的確認與堅持。從本質上說,作為從對舊哲學批判改造中生長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對西方近代以來的興起的理性精神持有十分明顯的肯定態度。而且在他的所有理論創造中都是以理性精神為其基本的思維判斷和思想特質的,是馬克思繼承的近代哲學特別是康德以降重要的哲學思想傳統。這種理性精神正如康德所闡釋的:對於理性理念的追求是人之為人的本質要求,是人對自身價值和意義的肯定。也即人的主體性不僅僅表現在對自然的認識,更表現在自身對自身的規范。堅持並倡導理性精神是馬克思主義作為現代理論的關鍵特征。馬克思在討論悲劇產生的根源時曾揭示了前現代農業文明中的經濟生活的禁欲主義、精神生活的蒙昧主義和政治生活的專制主義是許多人類悲劇發生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理性精神下的人類的自在自發的生存狀態和自然主義文化精神的真實寫照。進而指出了資本主義現代性之於克服傳統生產生活方式的歷史意義。現代社會的發展是一個理性、理智成長擴展的過程,是民主、法治等理念和權威確立、普及的過程,是一種按照事物發展的規律和自然進化原則來思考問題的態度,處理事情不沖動,不感情用事。
其次,對作為資本主義現代性之核心邏輯的資本本質的深刻剖析和批判。馬克思主要是通過資本主義來審視現代性問題。馬克思有著對資產階級社會的親身體驗和對其內在矛盾的獨特而做的深入揭示和分析,尤其對現代性的詮釋主要是圍繞著對資本邏輯的分析展開的。如德裡達所言,“馬克思是黏附於資本主義時代的人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一天,馬克思的批判就幽靈般地伴隨一天”[9]。換句話說,馬克思正是借助對資本運動的深刻分析,特別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根本矛盾的剖析和批判,特別指出了資本是現代社會的基礎和動力,是現代性產生的核心和靈魂。根據馬克思思想,將現代性的多方面內容統合在一起的正是資本,要把握現代性,就必須緊緊抓住資本的邏輯。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主導一切的是資本邏輯,而資本主義所有的現代性病症的總根源正是資本的邏輯。資本的內在本性表現在“用自己的不變部分即生產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余勞動”。資本對現實社會有著“主體”般的支配和主宰作用,也由此變為主體性資本。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就是在這種主體性資本的推動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馬克思深刻指明過,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無論是經濟領域的商品生產、政治領域的權力生產還是文化思想的生產、個性的生產,都服從於資本支配的工業生產及其關系,這就是現代性的“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10]。但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一般而言,我們可以把資本主義社會看作是現代社會的一種獨特的次級類型。”[11]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現代性內在地包含著難以克服的深刻矛盾,尤其是資本本身的內在矛盾決定了資本主義現代性必然要被超越,必然要產生出一種或多種新的發展形式以代替資本主義形式,也即超越了現代性的特定發展形式“資本主義現代性”,從而走向新的發展形式“社會主義現代性”或“共產主義現代性”。
最后,對世界歷史現代形成之深刻蘊意的闡釋與重視。世界歷史特指各個民族和國家之間通過普遍交往而進入相互依存狀態,使呈世界整體化的歷史過程。之於馬克思的整個學說,世界歷史的思想是一種宏大的背景和時空坐標,人類社會借助於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強力推進,即“隻有這時(工業時代筆者注)私有制才能完成它對人的統治,並以最普遍的形式成為世界歷史性的力量”[12],實現了由民族區域性的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作為世界歷史起點的資本主義同時也是全球化的起點。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擴張和滲透中,各個民族或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相互聯系、相互作用乃至相互補充,相互協調不斷加強,導致“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愈來愈擴大,各民族的原始閉關自守狀態則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發地發展起來的各民族之間的分工而消滅得愈來愈徹底,歷史也就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13]關鍵一點還在於,世界歷史的形成是與全球化的開啟同步,而由全球化顯示的全球性既成為現代性發展的基本前提與條件,又成為現代性的擴展和歷史結果。當代世界中資本的全球流動和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都是經濟全球化的內容,而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合乎邏輯的發展結果。所以,馬克思正是運用世界歷史理論詮釋現代性,把現代性與世界歷史聯系起來,肯定了資本主義現代性所開創的“世界歷史”是人類進步文明的新時代,又是一個需要在批判和揚棄中被超越的時代,需要被新的、實現了人的解放與發展的共產主義所代替。
其二,現代性的累積與轉化之於當下中國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順利推進之必要性和緊迫性。必須深刻地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深刻批判恰恰是中國社會現代化實踐中必須正確理解和吸收的思想成果。對當下中國而言,全面深化改革也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健康推進也好,都必須正視中國現實社會中生產與生活的現代性不足問題。客觀地說,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包含著的反封建的歷史使命可能更多。中國目前的情況可以和馬克思當年在《資本論》前言描述的德國情況類比,既苦於資本主義發展又苦於資本主義不發展。有限度地容忍某些資本主義因素,有意識地汲取資本主義現代性中的有益成果,是現階段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偏離了馬克思對社會主義革命建立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判斷,這使得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在破除資本主義制度的同時完成西方資本主義四百年發展而奠定的物質基礎和生產能力。必然也包括加快推動並實現整個社會和人的現代化目標。
現代性是17世紀出現在歐洲,而今已擴展到整個世界的現代社會普遍的組織和制度形式和社會生活方式。必須承認,現代性蘊含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是實現社會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從現下看,當歐美發達國家因現代性的過度發展而出現反思現代性、批判現代性、強調后現代之時,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健康順利卻苦於現代性的發展不足。百多年來中國社會現代性推進之艱難,往往糾結在“中國問題”與“人生問題”、理性與情感、規則與人情的纏繞中,事實與規則、民主與專制、法治與人情之間穿插了“時間的叢集”與“時代的錯位”,想要實現均衡一致、和諧不悖的難度很大。許多對中國改革至今出現的矛盾問題的批判觀點,在很大程度上缺少了對中國歷史傳統中制度性信仰體系的、多民族問題的復雜性、“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后遺症、數千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形成的歷史包袱等等不可或缺的視角和參照,尤其缺少對中國社會整體上的現代性不足、不夠現狀的深刻認識與分析。依照傳統特點,特別是在中國人以血緣和地緣關系構造的社會裡,人們的行為以情感為基礎,缺少理性判斷能力。如果問題發生而情感又沒辦法支配和解決時,就隻好求助於聖王明君,獨裁與專制的發生存在就有了穩固的心理意識基礎。可以說,理性精神的嚴重不足已成為制約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因素。
現代性已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狀態,並刻畫和表現著一個民族的精神、素質與能力。美國社會學家阿歷克斯·英格爾斯提出的人的現代化理論認為,在整個國家向現代化發展的進程中,人是一個基本的因素。一個國家,隻有當它的人民是現代人,它的國民從心理和行為上都轉變為現代的人格,它的現代政治、經濟和文化管理機構中的工作人員都獲得了某種與現代化發展相適應的現代性,這樣的國家才可真正稱之為現代化的國家。他還特別強調,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缺乏一種能賦予現代制度以真實生命力的廣泛的現代心理基礎,如果執行和運用著這些現代制度的人,自身還沒有從心理、思想、態度和行為方式上都經歷一個向現代化的轉變,失敗的結局是不可避免的[14]。這些思想對當下中國現代性的發育成長有著振聾發聵的提醒作用。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已在經濟發展和物的現代化方面成績卓著,但眾多問題的發生都是國人的現代化嚴重不足的症候反映。
其三,審慎對待來自“后現代”思潮和新左派對中國現代性推進的詰難。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現代性問題中國思想界集中凸顯出來。應該說,這既直接緣於中國加速推進的現代化進程及其帶來的社會轉型、文化轉型問題,又在很大程度上緣於西方思想、學術成果的大規模引入。在中國的思想界,新左派與后現代主義者做得最突出的工作就是質疑、解構現代性,以世界體系論、依附論、地方知識論和文化多元主義作為論說資源,對全球化話語發起沖擊,對中國的現代化推進訴至懷疑,使對現代性的批判導致對啟蒙合理性的否定。不幸的是,從歐式社會主義模式來衡量今日中國,從全球資本主義來看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引進外資,從對中國經驗的漠然來談中國的現代性。這些都構成了后現代主義者對中國發展的“誤讀”。
西方后現代主義對現代性的批判,主要源於對工具理性及其惡果(極權統治、核恐怖和生態惡化)的批判,是現代性相對成熟以后的產物,也即現代性是后現代主義的現實土壤,離開了現代性無法談后現代主義。時下中國最缺少是現代性,如果不注重現代性的培育,不僅容易導向思維的幼稚性,而且也極易導致中國社會發展目標的混亂。但近十多年在中國興起的新左派思潮則是以西方左翼社會主義思想理論為基礎,以平等與公平為核心價值,把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出現的社會不公視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必然伴隨的現象,主張用平均主義的社會主義模式來解決中國的現存社會問題。“新左派”是后現代思潮在中國的反映,他們認為中國已被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市場化改革中出現的各種弊端反映出中國已染上了正在走向崩潰的資本主義社會病。主張用重新回到平均主義方式來解決“社會公正”問題。更令人瞠目的是,許多新左派人士認為,毛澤東當年進行“文化大革命”是要通過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大批判以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來批判資產階級,解決防止中國出現資本主義的問題。進而提出了“重新發現”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意義與價值的駭人觀點。
現代性總是相對於傳統而言的,是在新的時空下轉換與創新的產物。但現代性亦不可能是與傳統的徹底決裂或“斷裂”,具有源於傳統又超越傳統的特點,表現為發展的連續性與間斷性。關於現代性的內涵,有學者將其界定為“精神取向上的主體性、社會運行原則上的合理性、知識模式上的獨立性”[15]。市場經濟、民主、自由、科學理性等作為“現代性”的基本元素,是西方率先從自己的“地方性”中轉化出了世界性的現代化道路。而這條道路在與不同文明、文化的撞擊中必然會創生並呈現出不同的樣態,進而構成為“現代性”在各文明系統得以展開的前提條件。面對“現代性”的總趨勢,每個國家應該是立足於自身的文化傳統、社會條件、生活土壤來進行主動吸納、積極揚棄和深刻反思。針對當前中國社會由於身處還沒有完成應有的現代化與現代性之現實,主動吸納和發展積累現代性是中國追求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任務。
三、重申並彰顯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的現代意義
馬克思主義新哲學或新世界觀理論的最重要理論特征在於其明確、自覺而始終堅持的批判精神。所以,對他者、對自身、對現實的深度觀察與自覺批判構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之重要特色。一直堅持的是批判的態度、揚棄的態度。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深入持久深刻的批判,才具體揭示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及其運動規律,進而對現代性作出了新的詮釋。值得我們學習的是,馬克思在批判別人的同時具有高度的自我批判精神。正是堅持了這種自我批判的精神,馬克思才對自身的現代性思想不斷進行完善和超越,從而使其不斷得到發展和創新。
其一,批判精神之於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意義。在我國,曾幾何時,一提到“批判”就意味著對批判對象的“斗爭”、“決裂”,是政治上決絕的表達。但在哲學中,特別在西方的哲學文化傳統中,比如康德的“批判”僅僅“是為了判斷一個原則或一個事實的價值而進行的檢查”,是一種對理性的審視和判斷,是對理性劃定界限,后來薩特的“辯証理性批判”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講的批判是辯証的否定,是反對任何“宗派主義”的態度,是“辯証的態度”,即既克服又保留,批判與超越的辯証統一。
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取自辯証法的內在本性。“辯証法使馬克思主義成為可能”16。這種批判的成長與展開是事物內在自我否定的現實邏輯與認識的思維邏輯的根本統一。具體來說:一是外部歷史條件的變遷必然引發時代精神自身發生變化,二是在於思想的內在邏輯使然,也即思想、精神的必然運動本性。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跋文中深刻點明的:“辯証法,在其合理形態上,引起資產階級及其夸夸其談的代言人的惱怒和恐怖,因為辯証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時包含著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辯証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証法不從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7]把理解唯物辯証法的核心與關鍵就是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精神,就是堅持發展的觀點,從事物包含肯定和否定的兩面性,進一步發現現代性的內在悖論並實現相應的超越。馬克思很早就明確強調:“新思潮的優點就恰恰在於我們不想教條式地預料未來,而只是希望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所以我不主張我們豎起任何教條主義的旗幟”。[18]
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的現實動力源自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與超越。縱觀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展開批判的基本態度,都不是簡單地“拒絕”,說“不”,而是站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對資本主義發生存在的歷史必然性與歷史合理性做出定位﹔是從人類社會生產實踐的內在矛盾運動肯定和指正資本主義對於實現整體社會發展進步的必要性與不可回避﹔是以人的實踐與認識的階段性、暫時性、條件性等為視角闡釋資本主義之於人的發展解放的不可或缺和條件性。正如馬克思有關人的發展“三形態”論中所說:“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社會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19]同時,資本主義從一開始就存在且始終存在著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的工具性增強或“異化”現象的加劇,成為其必然走向滅亡的根本依據和內在否定力量。所以,從分析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和現實矛盾出發去尋求通向未來社會的道路,便是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作出深刻批判的根本緣由。
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的內在價值植根於探求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的生動實踐。在馬克思看來,必須從分析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和現實矛盾出發去才能探索通向未來社會的道路。具體而言,辯証法的批判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的自我否定出發,並通過現實斗爭才能克服資本主義自身所無法解除的缺陷與弊病,進而在此基礎上建構起比資本主義更高級、更優越、更合理的“新世界”,即“共產主義”。在馬克思眼中,“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狀的現實的運動。”[20]按照辯証法的邏輯,正是事物內部的自我否定力量為其變革和超越提供了支持動力,那麼思想的深刻性與根本價值就在於識別並掌握這種內在力量,並通過人的實踐活動將其變為現實。無論是對資本主義的深刻批判,還是對共產主義的本質設定,馬克思都是基於事物的矛盾本性,也即人類社會的根本矛盾和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的現實邏輯,其對舊世界否定的依據和對新世界判斷的標准都需要在開放的現實情境中得以生成。因此,“……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於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和改變的現存事物”[21]。因此,在馬克思主義思想中,共產主義既不是對資本主義罪惡加以外在否定的道德訴求,更不是烏托邦式的“大同”社會幻想,而是把社會運動的內在否定力量與人的自覺的邏輯批判力量辯証統一的實踐過程。共產主義的實踐呈現為在面向打開的未來的批判否定中進行選擇和確立的現實歷程。
其二,批判精神之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不斷發展與自我超越。馬克思曾深刻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這應該被視為馬克思對自己哲學與其他各種哲學根本區別的深度注解,也是馬克思將自己哲學定位於實踐的唯物主義的真諦所在。即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的創立不僅在於理論上克服了傳統哲學幽閉於思維與存在二元對立的困境,而且將哲學從精神的象牙之塔拉回到人間,植根於人類真實的生存情境,揭示出哲學與生活理應追求並實現一種內在的統一。當已經形成的解釋世界的理論與變動不居的現實世界和人類生活發生隔閡乃至差距的時候,需要變革、調整和改進創新的不是生活與實踐,而是認識以及作為認識呈現的理論。實踐哲學需要在活生生的人類實踐以批判的思維和勇氣把變革世界與變革自己統一起來,不斷實現對他者和對自己的真正超越。為此,哲學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並相互作用。
馬克思主義的自我批判精神恰恰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能夠保持生命力與解釋力的精神實質。如1872年《共產黨宣言》德文版出版時,歐洲經濟形勢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20多年前《宣言》起草時相比已發生了很大變化。為此,馬克思、恩格斯在出版序言中特別指出,理論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宣言》中一些觀點、論述“是不完全的”,有的“已經過時了”﹔若要重寫,“許多方面都會有不同寫法”[22]。正因為自我批判精神的始終堅持,馬克思恩格斯能夠及時消除和超越一些理論觀點上的局限性,促使馬克思主義不斷得到發展和完善。德裡達在《馬克思的幽靈》一書中強調繼承和發揚的主要是指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在他看來,自我批判、自我更新是馬克思“主義的內在精神,這種批判精神是馬克思主義最有活力的部分。忠實於這種批判精神是一種義不容辭的責任”[23]。馬克思主義哲學產生發展的自始至終都貫穿了自我批判的精神。而且事實上正是通過自我批判的實踐,馬克思主義也才真正實現了自我超越和自我發展,從而具有了與時俱進、永葆自身的理論青春與歷史魅力。從時代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哲學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和理想,就是“哲學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學化”,也就是共產主義的實現。這個目標隻有通過自我批判,不斷克服自身的缺陷,不斷變革自身,不斷更好地順應自然和社會的發展規律,才能切實實現。
其三,批判精神之於人類社會自覺發展和進步的不可或缺性以及之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的必不可少性。所謂批判就是站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面向廣闊的未來,對歷史或現實做出甄別和審視,對人或事進行分析和解剖,在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中追求更好的發展。2012年11月15日是全球第十個“世界哲學日”。當時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博科娃(IrinaBokova)發表聲明說:教科文組織重申哲學理念具有改變世界的力量,因為它首先能夠幫助我們改變自己﹔面對不公正,哲學讓我們通過反思理清憤怒的緣由﹔哲學讓我們看清問題的本質,提出恰切的質疑﹔同時,捍衛思維的科學模式對於捍衛人類的尊嚴不可或缺。重申了哲學思想和批判性思維對改變世界、促進人類社會發展具有的重要價值[24]。
我國當今在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必須要發揮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意識形態上強有力的指導作用,其中當包括了繼承和弘揚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而批判性的內在要求需要積極地在理論和實踐中進行雙重批判與雙重建構。可以說,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過程的一個重要特點在於成績與矛盾、問題、順利與坎坷、曲折始終相伴。這就深刻地說明,人們的思想認識與現實的實踐要求還有很多不相適應的地方,與發展變化還有不吻合的地方,需要進行不斷的批判和修正。各方面工作中的許多做法還滯后於形勢發展,一些觀念的轉變和制度建設還不能適應實踐的速度和要求。這一切也都需要通過自我批判的精神來審視所走過的路程。隻有通過反思切實看到不足和偏差,才能進一步增強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意識,以批判精神的自覺性帶動解放思想的常態化,真正做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在建設性批判的解放思想過程中把握時代的脈絡,保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發展方向。
總之,馬克思主義是面向人類實踐、面向人類未來、面向人類解放的科學理論。其強大的理論解釋力和歷史穿透力既源於理論本身的科學合理性與現實針對性,更與理論本身的深刻性、批判性和發展性交相輝映。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實實在在地貫徹和踐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主張,需要抓住和把握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實質和理論精髓,更需要及時展現和展示馬克思主義的現實生命力和理論說服力。而這一切的履行落實都離不開對馬克思主義深入研究和深刻理解之后成果向意識形態的轉化,繼而被廣大人民及時掌握,真正轉變成指導人們實踐活動的理論武器和精神力量。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81頁。
[2][3][8][20][2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502、529、192、539、52頁。
[4]張未知:《哲學基本問題與馬克思主義哲學變革》,載於《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5][6][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142頁、147、51頁。
[7]王南湜:《世紀之交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回歸人類學范式》,載於《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3年2期。
[9]轉引自張一兵,蒙木桂:《神會馬克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6頁。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9頁。
[11][英]安東尼·吉登斯著:《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頁。
[12]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頁。
[14][美]A·英克爾斯、D·史密斯著,顧昕譯:《從傳統人到現代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15]張輝:《審美現代性批判》,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頁。
[16][德]E·布洛赫著:《體系的時代終結了與A.賴夫的談話》,夢海譯,載於《世界哲學》2007年第4期。
[1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頁。
[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頁。
[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頁。
[2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頁。
[23][法]讓·雅克·德裡達著:《馬克思的幽靈》,何一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頁。
[24]《聯合國強調批判性思維與反思的重要》,http://intl.ce.cn/specials/zxgjzh/201211/16/t20121116_23855776.shtml)。
(作者單位:青海省委黨校哲學社會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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