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馬克思經濟學：本色、現狀及發展

一、引言：如何對待馬克思學說

布勞格在其《經濟理論的回顧》一書的“緒論”中寫道：“在評價過去的學者的著作時總是存在兩類危險：一方面，隻看到他們的錯誤和缺點，沒有意識到他們所繼承的分析方法的局限和他們寫作的歷史條件的局限﹔另一方面，夸大他們的優點，渴望發現一種對他們那個時代來說是超前的觀點，而這常常是評論者自己的想法。換一種方式說：既存在用現代理論的規范去判斷較早作者的錯誤，也存在像薩繆爾森所說的‘不能識別較早作者真實願意而摻假的錯誤﹔因為他們不適用現代的專門術語和符號’。”^[1]顯然，這兩類錯誤也體現在對馬克思經濟學的認識和理解中，從而應該盡量避免。針對馬克思經濟學說，布勞格同樣作了聲情並茂的描述：“沒有任何一個作者被人們這樣長久地研究，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這個經濟學家在今天仍然是備受關注和有重要意義的。馬克思被一再評價和修正，並被駁斥和埋葬了數千次，但他沒有被埋沒於理性歷史。不論其境遇變好還是變壞，他的觀點已成為我們所研究的所有觀點思潮的一部分。現今沒有一個人向斯密或李嘉圖挑戰，但一涉及馬克思，人們就要熱血沸騰……馬克思創立了一個體系，它包括所有社會科學，我們隻能在其自身基礎上考慮他的經濟學，而不能全面考察他的哲學、社會學和他的歷史觀點。在某種程度上，同樣的問題在討論亞當·斯密時也存在——但只是在某種程度上，馬克思主義的所有方面都存在一種始終一貫性，遠高於亞當·斯密對政治經濟學理解的努力。”^[2]

然而，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當前中國社會，無論是學術界還是社會各界，馬克思主義或馬克思經濟學都處於嚴重且還在繼續被邊緣化的地位。而且，一談到馬克思主義，社會大眾往往就會將它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治思想控制聯系起來﹔一談到馬克思經濟學，一些經濟學人就開始批判那種“寧可全部餓死也不應允許一人先富”的共同生產和共同消費模式。顯然，這是對馬克思主義以及馬克思經濟學的極大誤解，也抹殺了其為人類歷史發展所做出的貢獻。例如，加爾布雷斯就指出，“馬克思預見了資本主義集中化的過程中出現的一種趨勢：對社會資源和資本的控制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的掌握之中……正是馬克思，至少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促成了反托拉斯法的實行。”^[3]事實上，目前就連梵蒂岡也開始稱贊馬克思，認為他為人類做出了巨大貢獻。^[4]那麼，為什麼國人對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經濟學卻存在如此糟糕的誤解呢?一些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傾向於將之歸咎於西方帝國主義精心制造的陰謀，西方敵對勢力努力通過輿論以及派遣代理人的方式來詆毀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成就。問題是，作為現場者的社會大眾為何會這麼容易地被千裡之外的覬覦者蒙上雙眼呢?為何又有如此多的經濟學人甘願充當西方利益的代言者呢?其實，這更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物極必反”效應的作用結果：馬克思主義原先被過分地贊揚了。阿倫特就曾寫道：“近年來已經能頻繁地看到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否定，這並不是因為放棄了他的思想及其導入的方法，而是因為人們認為它已經被過分權威化了，成了公式化的東西。”^[5]

同時，現代主流經濟學人以及其他一些新自由主義者往往宣稱，蘇聯的解體和柏林牆的倒塌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政治學的失敗。但馬克思主義者同樣也宣稱，前蘇聯為代表的集權體制並不是馬克思學說的后果，更不是馬克思學說的實現，相反是對馬克思學說的扭曲﹔^[6]因此，前蘇聯解體之初在西方社會興起的所謂的“歷史的終結”隻不過一種過於自信的幻想，它最終將會變成噩夢。^[7]很大程度上，2007年爆發的全球經濟危機就提供了一個絕佳例子。例如，德賽就認為，蘇聯革命並沒有實踐馬克思的思想，而只是借用了馬克思的名義，因此，自由市場體制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全球范圍內取得主導地位以及蘇聯、歐洲社會主義國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不僅不能被看成是馬克思的滅亡，恰恰相反，可以理解為馬克思的復仇。^[8]相應地，阿倫特強調，“迄今為止對馬克思主義的強硬批判中，把集權主義視為由馬克思主義直接發展而來的觀點，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最為嚴重的指責。”^[9]問題是，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無論在理論邏輯上還是當下實踐中都存在著不少問題，但為何廣大經濟學子和社會大眾並不能認同這些馬克思主義者所宣稱的那種“極有價值”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和經濟學，並因而轉向馬克思主義學說呢?很大程度上在於當前那些正統馬克思主義者並沒有做得更好。賓默爾寫道：“在所有的研究領域，學術活動不過是絕大多數的活躍在其中的研究者，自己揚起塵土，卻還爭執不休地抱怨說他們看不了太遠。”^[10]顯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現實處境就依賴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展示出的面貌，而這種面貌又源於正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的行為和工作。

那麼，現代馬克思主義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呢?這就需要對馬克思經濟學的學說特點和發展歷程進行分析，從而更好地辨識不同的看法。一般地，這可以從如下幾方面著手。(1)要將馬克思經濟學與其社會學和哲學思想結合起來，因為馬克思主義本身是一門有關人類社會的整體性學說。古爾德就強調：“馬克思把他的哲學體系發展為具體社會理論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一個框架……馬克思的著作是對傳統哲學的一個根本轉換。而這一轉換是通過馬克思將體系哲學與社會理論的引人注目的綜合而實現的。”^[11](2) 要將馬克思經濟學置於歷史背景中進行剖解，從經濟學的本質特征和發展歷程中揭示馬克思經濟學的本來面目﹔同時，基於短期的局勢和特定的事件來分析馬克思經濟學的現實表現，從而可以真正全面地理解馬克思經濟學的本色和現狀。在很大程度上，馬克思學說之所以引起如此截然不同的態度，就在於凡勃倫很早指出的：“馬克思的(懷有敵意的) 批評者們，沒有能夠充分意識到他在理論前提和目的上與眾不同所具有的激進特征，因此，這些人通常會在那些推理上的深奧細節中糾纏不清﹔而那些贊成他的學說的作者們往往又過於像信徒那樣專心於注釋他的理論，專心於鞏固他們的門徒的信仰。”^[12](3) 要靈活運用馬克思學說的分析思維來剖析當前的社會現實問題，這不僅需要從學術上來審視馬克思學說，更要運用當前的學術語言和概念﹔尤其是，由於馬克思學說是為適應於特定歷史時期社會和政治革命的需要，因而在分析現實時要運用現代分析手段來剖析其邏輯前提和邏輯關系。克拉克就指出，馬克思學說“最根本的問題時至今日仍有現實意義，因為現代經濟學仍然保留了其先輩留下的思想基礎”，但是，“對馬克思的危機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動力理論的探索，不僅應當在古典經濟學的語境中進行，而且應當在對待經濟學的語境中進行。”^[13]顯然，這些都為我們在從事馬克思經濟學的學術研究中提出了新的高要求，正如阿倫特指出的，“與當年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困難相比，我們今天面臨的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的困難，更是頗具學術性的工作。”^[14]

二、經濟學的分裂及馬克思經濟學的淵源

一般而言，一門學科的研究方法往往且應該與其研究對象相適應。相應地，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都與自然科學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在研究對象上，經濟學研究的是由人類活動所產生的社會現象，而自然科學研究的是外在於人類活動的自然現象﹔在研究方法上，自然科學採用還原和實証的一般方法來建立事物間的功能性聯系，而經濟學則要探究事物的內在本質和事物之間的因果機理。而且，經濟學與自然科學在研究目的上也存在差異：自然科學主要是發現自然規律以便人類更好地適應這種規律，而經濟學則要發現現實問題並改造它以適應人類的發展需要。因此，經濟學理論不是客觀而獨立的，而是包含了提出者或人類的認知及理想﹔而且，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根本目的在於提高對社會的認知以及實踐的能力，改造現實生活中的不合理社會制度。正因如此，經濟學的理論研究既不能僅僅停留在分析數字之間關系的層次上，也不能僅僅限於對現狀的實証，更不能把存在視為合理的﹔相反，社會科學的成熟理論必須能夠解釋本質，而本質則體現了事物之間聯系的內在機理。

實際上，早期的古典經濟學在研究對象、方法和目的上都呈現出上述特征，但是，自古典經濟學后期以來，原本統一的經濟學逐漸出現了割裂並形成不同分支。而且，正是由於這些學科分支的研究對象發生了變化，從而產生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論特性。一方面，新古典經濟學以及承襲其思維的現代主流經濟學日益偏重於關涉人與自然關系的工程學內容，並主要集中在有關稀缺性資源配置的私人領域，而私人領域活動則主要體現為市場主體在既定制度下的個人選擇。因此，現代主流經濟學熱衷於探究經濟活動領域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個體理性行為，從而日益走上了挑戰其個人智力的模型化道路，這是邏輯實証主義之所以在西方經濟學界居支配地位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馬克思經濟學以及源於其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則偏重於關涉人與人關系的倫理學內容，特別是集中在生產關系這一公共領域，而公共領域的事物往往特顯了特定歷史和特定文化的社會關系。因此，馬克思經濟學反對把個人物質利益內容抽象化、永恆化，而主張歷史地分析具體經濟活動中人的行為及其動機，主張從歷史和社會實踐中觀察社會現象，挖掘社會中的不合理問題。

在很大程度上，無論是馬克思經濟學還是新古典經濟學，它們的研究方法與對象都是相適應的，從而形成了不同的研究體系：馬克思主要關注宏觀社會經濟現象，從而傾向於採取平均主義的分析方法，而這種方法又便於對社會權力結構的分析以及考察社會權力結構對社會經濟現象的影響﹔新古典經濟學則主要關注微觀經濟行為，從而傾向於採取邊際主義的分析方法，而這種方法又便於對效用最大化行為的局部分析以及考察個體理性行為對社會一般均衡的影響。同時，正是由於兩大范式的研究方法是與其研究對象相對應的，因而，我們不能簡單地運用一方的分析思維來審查另一方的基本觀點。例如，如果運用新古典經濟學方法論個體主義和理性選擇思維來審視馬克思主義學說，那麼，就無法理解階級行為和國家革命等所包含的自我犧牲精神，從而會得出“馬克思主義學說全都錯誤”的結論。同樣，如果運用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方法論整體主義和階級分析方法來審視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那麼，就難以理解搭便車等行為以及公地悲劇等現象，從而也會得出“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一無是處”的結論。在很大程度上，權力分析或階級分析比較適合宏觀社會經濟現象，而個體主義和理性選擇則較適合微觀個體行為﹔同時，經濟學根本上要研究社會經濟宏觀現象，而對宏觀社會經濟現象之因果關系的剖析又有賴於有關個體行為的微觀機制。因此，一個完善的經濟學理論，應該努力將經濟學諸分支或流派的不同思維和知識契合起來。對馬克思經濟學而言，更要將宏觀層次的概括和規律建立在對個體行為具有指導意義的微觀因果機制之上。其實，經濟學說史本身就表明，現代經濟學諸分支或流派之間盡管存在差異，但它們更是互補關系，具有統一的基礎。

從歷史淵源剖析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特性，有助於與新古典經濟學作更為全面的比較和溝通。事實上，國內學術界往往將馬克思經濟學視為一門獨立的學說體系，這從其知識論上來理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究其原因，馬克思憑借自身的歷史哲學和社會斗爭經驗重新整理了古典經濟學者們混亂的思想，尤其是在解決途徑上提出了獨到而激進的思路。但是，無論是在研究對象、研究內容還是研究思維、研究方法上，馬克思經濟學與古典經濟學都有很大相通性和很強繼承性。究其原因，馬克思經濟學畢竟源於古典經濟學，這一點熊彼特、羅賓遜夫人以及加爾布雷斯等都作了說明。例如，羅賓遜夫人和伊特韋爾寫道：“馬克思的廣闊思維使他的著作超出了古典學派經濟學的狹隘界限，不過他的分析的主要因素仍是來自古典學派”﹔而且，在古典經濟學“這個集團的所有作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根本思想體系，雖然他們的經濟分析的方向和結論往往不同。”^[15]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將馬克思經濟學看成是對早期古典經濟學說的揚棄式繼承。相應地，我們就可以將馬克思經濟學體系與承襲新古典經濟學思維的現代主流經濟學進行比較和契合。

　　三、范式的比較及馬克思經濟學的本色

總體上，以馬克思經濟學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注重宏觀社會經濟現象的分析，而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現代主流經濟學則往往局限於微觀行為的分析。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於，它們所根基的社會哲學觀是不同的，從而賦予經濟學理論研究的主要功能和基本目的也就存在明顯差異。一方面，現代主流經濟學根植於西方社會根深蒂固的自然主義思維，它不僅會抹殺人類社會對社會事物應持有的合理性判斷，而且還將經濟學的理論功能內縮在解釋這一層次上：它局限於私人領域並基於供求均衡的分析框架為現實提供解釋，借助“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的倫理實証主義價值觀而把存在就視為合理的，從而為不合理的社會制度辯護，為強者利益服務，從而具有強烈的保守主義傾向。另一方面，馬克思經濟學根植於社會沖突觀和異化觀，它不承認現狀的合理性，而是認識到現實制度往往只是體現強者的意志和利益，是對社會事物內在本質的異化，從而注重經濟學理論的實踐功能﹔正是基於改造現實生活中不合理社會制度這一基本訴求，以馬克思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研究目的就在於揭示事物的本質，並為實現這一目的而採取了從本質到現象的研究路線。

事實上，隻有認清事物的本質，同時剖析現實中的缺陷及其成因，才能尋找到解決問題的合理辦法，因而馬克思經濟學是把本質作為衡量現狀異化程度以及未來復歸的基本參照系或理性狀態。基於這種理想狀態，我們不僅可以對現狀的合理與否進行評述，而且可以通過對現實制度內在缺陷及其成因的剖析來尋找到解決問題的合理辦法。同時，社會經濟現象本身千絲萬縷地聯系在一起，因而社會科學的研究必須具有整體性和系統性的視野，必須具有廣博的知識素養和特定的社會理念，否則就會是瞎子摸象。顯然，以馬克思為代表的早期古典經濟學家往往傾向於從整體性來剖析社會結構並促使社會的變革，而古典主義后期以來，社會科學卻開始了不斷分化，經濟學分支也不斷推陳出新，各經濟學流派之間的對立不斷加劇，以致絕大多數學者都局限於非常狹隘的領域進行封閉式研究。現代主流經濟學者日益熱衷於在層層假設之下進行理論建模，加爾布雷斯寫道：“在最近40年裡，新古典體系經歷了大幅度的修正和細化的過程。實際上，由於這一過程高度專業化和多樣化，在細節上過於繁瑣，以至於沒有哪個經濟學家會認為，自己了解的知識能夠多於總體知識的極小一部分。”^[16]正因如此，主流經濟學的現代發展嚴重窒息了它的現實性和應用性。

一般地，馬克思經濟學與現代主流經濟學在分析范式上的差異典型地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在研究對象上：馬克思經濟學著眼於公共領域，關注社會制度的設立和完善，集中分析社會財富的創造問題﹔現代主流經濟學著眼於私人領域，關注既定社會制度下的人類行為，集中分析社會財富的配置問題。二是在研究思維上：馬克思經濟學把經濟學視為一門社會科學，認識到經濟現象從屬於社會系統，從而走社會科學交叉的道路，注重歷史的、規范的分析，強調對事物本質的揭示和因果機理的挖掘﹔現代主流經濟學把經濟學視為一門自然科學，從而走數理化的道路，注重邏輯的、實証的分析，強調對事物現象的揭示和功能聯系的挖掘。三是在前提預設上：馬克思經濟學的參照系是一種理想狀態，體現了事物的實在結構和內在本質，並把這一本質視為已經被異化的現狀未來所要回歸的基本方向，從而強調其現實性和可實現性﹔主流經濟學所預設的抽象假設則是建立在先驗信條的基礎之上，僅僅是為了解釋的方便，而不具有現實性和可實現性。四是潛含的價值判斷上：馬克思經濟學根本上代表弱勢群體的利益，關注整體社會和弱勢群體的福利提高，對現實持反思和批判的態度，並注重對異化原因的挖掘﹔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則為既得利益服務，以倫理實証主義價值觀來為現實辯護，以供求均衡來合理化社會制度，從而具有強烈的保守主義傾向。^[17]

顯然，馬克思經濟學與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分析范式差異也預示了方法論思維上的不同，這裡簡單地作一粗略的二維界分。一方面，在對事物認知所持思維上，它努力探索事物的實在結構，這體現了本體主義思維，而與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工具主義思維存在根本性不同﹔努力揭示事物之間的作用機制，這體現了因果主義思維，而與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功能主義思維存在根本性不同﹔努力剖析影響供求關系的力量因素，這體現了權力主義思維，而與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同質平等主義思維存在根本性不同﹔將社會經濟現象視為相互聯系而密不可分的整體，從而貫徹了整體主義的認知思維，這與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個體主義分析進路存在很大差異﹔將社會經濟現象都納入特定的歷史環境下進行考察，從而具有明顯的歷史主義特性，這與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普遍主義特性存在根本差異。另一方面，在對事物認知所持態度上，它集中分析現實制度的不合理性，這體現了異化論思維，而與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倫理自然主義思維存在根本性不同﹔努力構設合理社會的評估標准，這體現了規范主義思維，而與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倫理實証主義思維存在根本性不同﹔關注社會正義和弱勢者的利益訴求，這體現了人本主義精神，而與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物本主義思維存在根本性不同﹔努力挖掘政策潛含的利益導向，這體現了結構主義思維，而與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機械整體論思維存在根本性不同﹔致力於社會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這體現了動態演化觀思維，而與現代主流經濟學的靜態均衡論思維存在根本性不同。

可見，馬克思經濟學本質上是批判性的、開放的和多元的，這根本不同於現代主流經濟學局限於解釋的、封閉的和“我向思考”的思維，從而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其優勢或生命力之所在。事實上，馬克思經濟學的分析思維和方法論更具實用性和普世性，它所提出的分析路線不僅適用於對早期資本主義制度的剖析和批判，而且適用於對任何現實社會問題的觀察和改進﹔相反，承襲新古典經濟學思維的現代主流經濟學幾乎在所有的研究思維和方法論上都存在嚴重缺陷，不僅不能發現現實中的問題，反而會基於倫理自然主義而為一切實在現象辯護。當然，現代主流經濟學也發展出有助於描述現狀以及分析微觀行為等的一系列數理模型和計量工具，這些數理模型和計量工具在合理的分析思維和方法論指導下是深入認識社會現實的手段。因此，現代主流經濟學理論研究的重點應該在研究思維和方法論的完善上。但不幸的是，當前經濟學界的流行情形是：很少有學者關注現代主流經濟學在研究思維和方法論上的缺陷，而熱衷於在其基本框架下進行無節制的數理模型構建和計量實証分析。試想，如果基本研究思維和方法論都存在嚴重缺陷，那麼在此框架下通過數理模型和計量實証所得出的結論會有多大意義?因此，現代經濟學的發展方向應是將以馬克思經濟學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之研究思維與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現代主流經濟學所發展的分析工具結合起來，打造出一個更完善、具有更強分析能力的經濟學體系。

　　四、馬克思經濟學日益邊緣化的現狀及原因

上面的范式比較揭示出馬克思經濟學說具有這樣三個鮮明特點：(1) 它不承認現狀的合理性，而是認為現實制度往往體現了強者的意志和利益，是對社會事物本質的異化，因而經濟學研究不僅要認識世界，而是要改造世界﹔(2) 它遵循著一種從本質到現象的基本路線，認為隻有認清事物的本質，同時剖析現實中的缺陷及其成因，才能尋找到解決問題的合理辦法﹔(3) 它信奉沖突的社會哲學觀，試圖通過社會制度的變革來關懷弱勢者的利益，反映弱勢者對社會正義的要求，從而具有強烈的人本主義特質。萊文說，整體主義、歷史主義以及反實証主義等方法最多說明馬克思主義具有獨特的方法論結構形式，而不能說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具有什麼獨特的唯一方法論，相反，馬克思主義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它的實質性的理論內容和它的世界觀。^[18]諾曼則說，馬克思主義需要從傳統中汲取的最重要的東西是一系列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是任何活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部分。^[19]基於這種世界觀，我們可以進一步獲得這樣兩點推論：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路線有助於我們對現象的系統而深入的分析，有助於我們發現現實中的問題，並挖掘改進現實的有效途徑﹔馬克思經濟學根本上代表弱勢群體的利益，反映弱勢者對社會正義的要求，具有濃厚的人本主義特質，從而應該得到社會大眾的支持。不幸的是，這兩點在當前國內學術界和社會界都沒有得到很好的認識和體現：一方面，馬克思提供的研究路線長期被束之高閣，有關馬克思主義的“破產”、“崩潰”、“墮落”等說辭成為無數論文和書籍的主題﹔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越來越被邊緣化了，不僅為權勢者所刻意排斥，甚至也為社會大眾所拋棄。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悖象呢?

第一，馬克思經濟學本身存在的缺陷。馬克思經濟學集中於宏觀的社會經濟制度改造，缺乏對具體制度的微觀分析，而現實生活中更需要關注一些微觀層面的具體問題。譬如，馬克思經濟學專注於勞動過程以及由此衍生的生產關系和所有制研究，但現代社會的很多問題都是分配引起的，而具體的收入分配則涉及很多因素，從而不能簡單地用所有制來解釋，后者太宏觀了。在很大程度上，勞動造就了人並使人不斷完善，但(微觀的和宏觀的) 分配制度卻衍生了人的異化，而這些則是現代社會特別關注的。一般地，社會經濟現象乃至制度的形成都是個體之間的互動行為所衍生的，因而個體行為應成為微觀基礎的核心。也即，經濟的微觀分析要深入考察相互交往的個人是如何受激勵的，他們為何能夠且如何權衡各種因素以展開策略選擇和行為，個體的策略選擇和行為又是如何糅合成集體行動，從而產生一系列社會經濟現象的。例如，馬克思主義學者利特爾就指出，“社會的因果性常常不可避免地要通過社會結構中的個體行為來實現﹔由於社會層次的因果規律的鬆散型，社會現象之間的因果關系也隻能通過對后者(個體行為) 的分析來建立起來。”^[20]

當然，馬克思也不是沒有對個體行為的微觀分析。羅斯巴德就指出，馬克思的兩個階級遠不是鐵板一塊的，他們各自的長遠也在彼此相互競爭，而很少合作，從而也就不可能通過把所有的人類行為者都歸結為兩個階級來分析歷史，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更是如此。“在實際上，馬克思與其他的馬克思主義在分析歷史事件的進程中是樂於使用多階級模型的：‘鋼鐵資本’，‘紡織資本’，‘軍工資本’，‘金融資本’，等等。”^[21]同時，也不能說馬克思學說沒有微觀基礎。譬如，馬克思提出的大眾政治理論是以這樣的分析邏輯為基礎：同一階級內部的成員具有一種能夠認識其共同客觀利益的內在趨勢，而理性的行為者能夠起來支持推翻統治他們的革命運動，這實際上已經將宏觀社會現象和微觀行為聯系了起來。而且，馬克思學說的微觀基礎就是人性以及行為機理，例如，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不斷提高和利潤率平均化時，馬克思的理論就是建立在逐利的資本(家) 為追求更高的相對和絕對剩余價值而熱衷於技術和組織的創新之上。

不過，由於特定的歷史條件所限，馬克思經濟學的微觀分析總體上還處於“粗放式”層次，它沒有深入和著重剖析“群體”中不同成員的行為差異，也沒有分析人性及其行為機理的演變過程和條件。譬如，馬克思關注婦女的發展和解放，往往是將她作為與男性相對且受男性制度壓迫的一個群體來考慮，認為所有婦女都有共同的志趣，從而會採取共同的社會政治性行動﹔但顯然，貴太太、闊小姐的認知和情感往往與一般女工存在天壤之別，事實上，前者往往受惠於對后者的壓迫。^[22]所以，利特爾強調，“階級”利益應該在不同的意義上具體化，同時，集團特征應該在不同的集團范圍和不同的方法上進行界定。^[23]同時，馬克思在分析宏觀社會經濟現象時往往是從組織或集體力量著手，而沒有重視分析從微觀行為到宏觀現象的公共選擇邏輯。事實上，一個公共選擇往往涉及幾個集團以及幾個階級的共同行動，而且很多傳統的群眾運動都是在精英領導者的垂直指揮下進行的。因此，要發展馬克思經濟學，就必須補充或充實其微觀分析，從個體行為動機以及聚合效應等方面來解釋宏觀社會現象。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要更多地分析微觀的具體問題和相應制度設計，二是要為其理論提供人性及行為機理的微觀基礎。在很大程度上，為宏觀解釋提供微觀基礎也就是分析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思想，一些馬克思主義者正努力借鑒西方主流經濟學新近發展起來的研究具體微觀問題的工具、模型以及理論，借鑒公共選擇學派關注的從微觀動機到宏觀行為的選擇邏輯。然而，在借鑒的同時也要提防現代主流經濟學中所謂微觀分析基礎的人性假設和行為機理，因為它太過抽象了，具有強烈的先驗性，且缺乏經驗事實的足夠支持。

第二，馬克思經濟學在傳承中的蛻化。馬克思在分析一些具體制度以及社會宏觀制度時使用了從本質到現象的研究路線，這條研究路線對目前微觀制度的分析具有很強的適用性，但沒有發展成熟就逐漸蛻化了。主要原因為：經濟學者的知識素養日益狹隘而使得本質研究被拋棄﹔經濟學因純理論化的努力而日益抽象化﹔馬克思具體觀點的教條化理解和發展窒息了該研究路線的蛻化﹔經濟學對象從公共領域轉向了私人領域而導致社會關懷的喪失。同時，由於受特定的個人知識和社會環境的限制，馬克思本人不可能窮盡真理，以致其一些具體理論具有時代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由於社會經濟的巨大變化，馬克思對當時社會現實以及其他學者觀點的具體批判主要具有考証意義，而具有現實意義的則主要在於他所提供的思維。因此，在對待馬克思經濟學留下的龐大遺產上，應該把知識論和方法論區別開來，尤其要繼承其具有強盛生命力的方法論思維。但不幸的是，正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卻很大程度上在繼承和宣傳馬克思本人的具體觀點和理論。另外，任何學術都應該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調整和發展，但迄今為止，正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卻往往深受政治的、社會的、意識形態的束縛﹔結果，教師往往布道式地宣揚馬克思經濟學中那些已經過時或者錯誤的具體理論和觀點，而缺乏引導青年學子對現實問題進行批判性分析。正因如此，馬克思經濟學在國內學術地位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在於：我們不僅往往會誤解馬克思，而且更不敢質疑馬克思。正是由於馬克思經濟學內部缺乏一種多元化的學術風氣，從而導致一些有思想的青年學子往往望而卻步。

第三，功利主義學風和相應學術制度的無形壓制。從根本上說，馬克思經濟學在國內之所以不斷被邊緣化，與當前學術界盛行的功利主義和崇洋主義息息相關：青年學子失去了自我思考和探索的興趣而熱衷於翻譯和傳播西方的前沿學術。而這種風氣很大程度上又是當前學術制度以及具體的政策導向所引導的：一些所謂的名校盲目地試圖通過與國際接軌來創一流大學，從而越來越不開設馬克思經濟學課程，即使開設了選修課也是選課者寥寥，因為各種學術輿論都告訴他們這些課程對出國留學幫助不大﹔也與各院校大肆推崇海歸學人的政策有關，海歸學人的學術軌跡也就成為那些打算從事學術的青年學子的模仿榜樣，而馬克思經濟學掌握得再好在時下的高校中也隻能處於邊緣化的地位。事實上，盡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一樣存在不足，但目前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進行有建設性的批判和反思卻比對西方主流經濟學展開同樣的批判和反思更為困難。究其原因，盡管對西方主流經濟學進行批判和反思的文章往往難以在主流經濟學取向的刊物上發表，但畢竟還可以在一些馬克思主義傾向的刊物上發表，但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進行批判和反思的文章卻往往沒有這樣的發表空間。這主要在於這樣兩方面：(1)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那些刊物基本上是不會接受那些對自身進行批判的文章，這與堅持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那些刊物同樣很少刊登批判自身的文章相類似。(2) 馬克思主義傾向的刊物非常樂於刊登反思和批判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文章，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於非主流對主流的挑戰和反思，也與其爭奪支配地位的驅動有關﹔與此不同，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傾向的刊物一般卻不願接受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進行反思的文章，這或者是出於政治上的自保而不願沾惹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或者直接就是憑借傲慢的主流心態而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視為錯誤的而根本不值得再去關注。

最后，在研究方式上，當前國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具有強烈的經院特性：遇到新現象和新問題時，往往要到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中尋找解決思路﹔即使有了觀點和看法，也要從馬克思主義文本中尋找理論支持。結果，有關馬克思經濟學的文章所使用的語言和概念基本上都是150年前馬克思等經典作家所使用的。在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隻有這樣的文章才是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文章的重要特征就是大量引用經典文獻。但是，這種話語體系針對的是早期資本主義制度，而與現實社會的發展日益脫節。克拉克就指出，“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具體批判大部分隻有考証的意義”。^[24]同時，這種話語體系也越來越不符合青年學子的口味，越來越與經濟學乃至社會科學所發展的概念和術語相脫節。尤其是，在這種話語體系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就顯得比較繁瑣、枯燥，即使馬克思學說中確實存在非常精微的洞見和極有意義的思維，如異化分析、權力結構分析以及從本質到現象的研究路線等等，但當前青年學子所走的道路也會與之漸行漸遠。哈耶克就曾指出：“舊的真理若想保持其對人們思想的影響力，就必須不斷地用后來人的新語言和新概念對它重作解釋。那些曾經被証明是最有效的表達方式由於不斷地使用而越來越失去其原有的意義。”^[25]在很大程度上，哈耶克的告誡對強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更具意義。

正是馬克思學說在發展過程中的扭曲和蛻化導致了其往往受到截然相反的對待態度：贊成者將馬克思所有的學說和觀點都視為是進步的，反對者則將一切與馬克思相關的都視為反動的。結果，即使不屬於馬克思學說自身的那些東西也往往被歸屬於它並會受到贊賞或非難，從而反而遮蔽了對現實問題的清晰認識。阿倫特寫道：“馬克思正是最早發現產業革命中產生的各種問題的人。因此在歪曲了馬克思提出的問題的同時，也意味著我們失去了處理當今日益緊迫的問題所需要的主要素材和幫助，這種極端惡化的事態毫無變化。”^[26]

　　五、尾論：重建馬克思經濟學的分析思維

馬克思學說像任何科學理論一樣都存在值得我們接受和傳承的精髓以及不足。其中，精髓集中體現在它的社會哲學觀和分析思維上，在於對問題的洞察力上﹔不足之處則主要體現在具體觀點的時代性上，以及解決具體問題的細節措施上。沃爾夫就寫道：“馬克思這個具有創造性的思想家是極為樂觀的，但它的論証和假設又是錯誤的，在細節問題上常常會出現使人十分氣惱的含糊不清，因此，他對於現在如何去安排社會他沒有什麼東西可告訴我們。但是，他對19世紀后期社會的批判甚至對於21世紀初的社會也有重大的關聯。也許我們對他的結論沒有信心，但這不意味著他發現的那些問題不嚴重。”^[27]而且，盡管馬克思學說的影響往往會隨著社會環境的波動而變化，但無論如何，它都一直存在並已經深入到人心之中。福柯曾寫道：“當今，不應用直接或間接與馬克思的思想相聯系的一整套觀念，不將自己置身於馬克思所確定和描繪的思想范疇，要想書寫歷史是不可能的。人們甚至想知道做一名歷史學家與做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之間到底有什麼區別。”^[28]事實上，就像那些常常為人宣布已經死亡而必須一次又一次地來埋葬它的一些主義一樣，馬克思學說本身因根基於社會現實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每一次人類社會遇到大的挑戰，它的生命力都會得到進一步的提升。

正是由於馬克思學說本身的生命力，它就很值得后人認真對待。R.米勒就寫道：“作為經典作家，並不是說他們的觀點是正確的，甚至是最准確的，而是說他們的觀點被認為是代表了一種哲學家所應該參考的標准觀點。當這些哲學家進行哲學研究時，他就會去支持它、修正它、解釋它，或者攻擊它。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思應該是包括分析哲學在內的現代哲學中的一個經典。”^[29]然而，現代經濟學界對待馬克思學說往往持有對立的態度，或者將馬克思學說視為一種難以撼動的傳統智慧，或者將馬克思學說看成是缺乏邏輯性的大雜燴。事實上，馬克思長期以來就首先以“政治經濟學家”而非社會學家或歷史學家而流名於史，以科學分析而非道德說教見長﹔但到了20世紀下半葉后，馬克思學說卻越來越被視為一門具有強烈道德性的學科，以致其影響力似乎越來越局限在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等領域，而在經濟學領域則處於不斷被邊緣化的境地。那麼，馬克思經濟學為何會越來越式微呢?一般地除了與當前扭曲的學術制度和功利主義的環境有關外，很大程度上也與它的退化有關。馬克思實際使用的從本質到現象這一研究路線在現代經濟分析中遭到了長期的忽視和遺忘，從而導致國內經濟學者往往無法對社會制度本質進行真正挖掘，甚至缺乏對社會制度的辨別和選擇能力。同時，隨著馬克思主義以及馬克思經濟學與政治的聯系日益加深，絕大多數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也不願或不敢對當前社會存在的一些基本問題進行揭示，而往往隻能在一些次要問題上作些淺層次的暗示。

正是由於馬克思經濟學已經被嚴重扭曲和邊緣化了，在當前情勢下，要使得廣大經濟學人和經濟學子以及社會大眾重新認知馬克思經濟學，就需要展開這樣兩方面的工作：需要對馬克思主義中的精華和不足有清晰的認識，要挖掘其本質﹔又要剖析造成馬克思經濟學日益衰落的人文和制度因素，從而有助於更好地找到解決問題的思路和途徑。尤其是，在當前社會環境和學術氛圍下，要煥發馬克思經濟學內在的生命力，要激發起廣大經濟學人和經濟學子對馬克思經濟學的興趣，並進而樂於繼承和發展馬克思經濟學，關鍵在於重新繼承和完善馬克思經濟學的認識論，並由此提煉出一種簡潔而系統的分析方法。埃爾斯特就寫道：“人們常常聽到這樣的一種觀點，即在今天，馬克思身上仍然有效的東西是他的方法，而非任何實質性的理論命題。”^[30]事實上，隻有我們從馬克思經濟學的分析思維中提煉出一種能夠清晰地解釋社會經濟現象、剖析現實問題以及提出相應解決之道的研究路線，青年學子和社會大眾才會覺得馬克思經濟學是有用的，才會樂於學習和掌握它。馬克思自己就曾指出，“理論隻要說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隻要徹底，就能說服人[ad hominem]。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31]那麼，馬克思經濟學的分析思維和研究方法又是怎樣的呢?這就是從本質到現象的研究路線。

事實上，馬克思及斯密、穆勒等古典經濟學大師在分析具體社會經濟問題時都自發地採用一條從本質到現象的基本路線，這條研究路線比現代主流經濟學研究方法更全面：它有助於撇開現象的迷糊而深入事物本質，清晰地看到實踐中的異化和問題根結，從而真正實現“認識和改造世界”這雙重任務。顯然，基於從本質到現象的研究路線，馬克思經濟學構建了一整套的分析體系，其學說不僅具有強烈的批判性和現實性，而且也深入到對整個人類社會和諧有序和合理發展的根本關注。尤其是，基於本質到現象研究思維與異化社會觀的結合，馬克思經濟學得以從社會結構和權力結構的角度對社會利益的分配展開深入的剖析：不僅深刻揭示了現實社會制度的不合理性，分析現實收入分配不公的制度根源，而且還可以從抗衡力量的引入以及對強勢者權力的其他限制等角度提出社會建設的基本措施。正因如此，我們說，馬克思經濟學對公共領域的問題尤其是社會制度問題具有非常強的分析能力，而且，它的研究也非常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因為馬克思主義以及馬克思經濟學本身就是為弱勢的社會大眾服務的。譬如，就資源壟斷型國有企業而言，高額的壟斷利潤以及社會大眾被排除在利潤分享之外的傾向已經引起了社會普遍的不滿。顯然，馬克思經濟學能夠對這一社會問題的根源進行剖析，而且，如果它這麼做了，那麼，廣大學子和社會大眾就會感到馬克思經濟學是有用的，從而就會為馬克思經濟學贏得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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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經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