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莎·盧森堡的危機理論

2013年，是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論》發表100周年紀念日。在這100年間，《資本積累論》經歷了一個從否定到肯定的過程。1913年是這部著作的出版年。就在這一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中央日報——《前進報》發表了十分嚴厲的批評文章，並對那些持肯定態度的觀點進行了打壓。這是羅莎·盧森堡始料不及的。對此，她非常沮喪，不得不感嘆這部著作是“小書命薄”^[1]。為了回擊這些批評，也是為了讓人們更清楚地了解《資本積累論》的思想，羅莎·盧森堡於1915年寫了《資本積累——一個反批判》，以更加簡潔、清晰的筆調闡發了她的資本積累理論，但這一努力並沒能挽回《資本積累論》的厄運，反而招致了更多、更嚴厲的批評，甚至連這部著作的研究者都要受到種種攻擊和人身迫害。直到20世紀90年代，人們才在新一輪的全球化運動中領悟到了這部著作的價值，開始從肯定的角度發掘這部著作的思想內容，評價這部著作的當代意義。^[2]誠如保爾·澤瑞姆卡教授所說的：“《資本積累論》對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作了最重大的發展，這一點在今天已經是無可爭議了。這是一本由工人階級革命領導人寫的書。從批判地分析馬克思的《資本論》第2卷的手稿開始，以敘述軍國主義結束，盧森堡提供了說明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動力和資本主義結構危機的理論根據。這本書雖然受到了她同時代的思想家列寧和布哈林的強烈批評，但它已經通過了歷史的檢驗，不需要我們再承擔任何風險了。”^[3]

《資本積累論》能夠得到普遍肯定的評價，除了有世界歷史變化的這一社會基礎外，還得益於研究范式的更新。在21世紀以前，研究者們採用的是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的研究范式，把《資本積累論》當作一部闡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著作來閱讀﹔從21世紀開始，研究者們吸取了當代貨幣理論的思想資源，從貨幣、金融化的視角來闡發《資本積累論》有關市場、需求的思想及其當代意義，從而形成了馬克思主義貨幣學的研究范式。由於研究范式的這一轉換，《資本積累論》中有關貨幣和金融的思想凸顯出來了，成為當代羅莎·盧森堡思想研究的主題。^[4]德國羅莎·盧森堡基金會將於2014年3月7—9日在柏林主辦的“紀念《資本積累論》發表100周年——對帝國主義的一種經濟學說明”學術研討會的主題，就是《資本積累論》中的貨幣、需求和金融思想及其對於解答當代全球金融危機問題、生態問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等諸多問題的意義。

然而，即便是從貨幣、金融化的角度重讀《資本積累論》，也還有一個研究向度選擇的問題，即是選擇積極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內在動力的研究向度，還是選擇消極的、資本主義全球危機的研究向度。在這兩個研究向度中，本文選擇后一個研究向度。由於這一研究向度與以往的《資本積累論》研究有很大的差距，而這種差距有可能導致人們對本文選題的質疑，所以，在論述正題之前，有必要對本文立題依據作一簡要的說明。

一、本文立題的根據

羅莎·盧森堡在《資本積累論》的開篇明確地提出，該書的目的是研究“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問題”^[5]。緊接著，羅莎·盧森堡分析了“再生產”和“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的內涵和特點。她強調：“再生產”是“生產過程的重復和更新”^[6]，這是人類生產活動的一般特點，存在於人類歷史的每一種社會形態中，而“社會總資本”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特有的形式，體現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特點，由此決定，“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重復和更新。在這裡，問題就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重復和更新與危機有什麼關系呢？“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問題”何以成了危機理論的研究對象呢？它在什麼意義上可以稱之為危機理論呢？這些問題涉及如何理解和建立危機理論的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羅莎·盧森堡分別從理論和歷史的角度進行了分析和論証。

在理論上，羅莎·盧森堡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和生產過程各個環節的特點來說明。

羅莎·盧森堡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不僅是物質形態的商品生產，而且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在這兩種生產中，前者只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物質載體，后者才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剩余價值的生產必須包含兩個相互銜接的部分：一個部分是剩余價值的生產，這裡包含了購買生產資料、勞動力和實際的生產過程﹔一個部分是剩余價值的實現，這是把生產出來的作為剩余價值的商品轉化為貨幣的過程，也就是資本生產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是資本積累。在這兩個部分中，資本積累決定著資本主義生產和擴大再生產能否繼續，從而決定著資本主義社會能否生存。當資本積累進行順利的時候，剩余價值就能夠轉化為貨幣，資本家就可以用這些貨幣來進行再生產或擴大生產規模，實現擴大再生產，從中獲得更多的剩余價值，反之，當資本積累無法進行的時候，剩余價值就不能夠轉化為貨幣，這就意味著先前的剩余價值生產失敗了，資本家不能得到他用於維持生產的貨幣，更不可能進行擴大再生產，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家如果不能從其他的地方找到新的貨幣，他的生產過程就會中斷，這時，就會出現經濟危機。由此証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發點不是在剩余價值生產這個環節上，而是在資本積累這個環節上，資本積累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有著直接的、內在的聯系。由於這一聯系，資本積累的問題，或者說，總資本的再生產問題，就成了危機理論的研究對象。

在歷史上，羅莎·盧森堡通過分析19世紀經濟學家們圍繞“總資本的再生產問題”發生的三回論戰來說明資本積累問題的提出和研究與反思經濟危機之間的關系。

羅莎·盧森堡所說的19世紀經濟學家們圍繞著“總資本的再生產問題”的三回論戰分別是：19世紀20年代西斯蒙第與李嘉圖學派、薩伊和馬爾薩斯之間的論戰、19世紀40—50年代洛貝爾圖和吉爾希曼之間的論戰、19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在俄國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司徒盧威、布爾加科夫、圖岡·巴拉諾夫斯基與民粹主義者伏隆左夫、尼古拉·昂之間展開的論戰。羅莎·盧森堡分析了這三回論戰與這三個時期發生的經濟危機之間的關系，闡明了資本積累是如何從“總資本的再生產問題”的討論中生發出來的，資本積累與危機之間的關系究竟是怎樣的。羅莎·盧森堡指出，西斯蒙第與李嘉圖學派、薩伊和馬爾薩斯之間的論戰起源於西斯蒙第對1815年和1818—1819年英國最初的經濟危機的思考。1815年和1818—1819年英國最初的經濟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拿破侖實行大陸封鎖，阻斷了英國與歐洲市場的聯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長期戰亂，造成大眾的貧苦、購買力下降而引起的。西斯蒙第從這場危機中看到了收入和消費在資本主義再生產中的地位，提出了收入和資本的關系問題，並把這個問題作為資本積累的難題加以研究，這就使經濟學的研究從對生產、對不變資本的關注轉向了對資本積累、對可變資本的關注。資本積累也由此而成了研究危機理論的主題。這一研究課題在第二回論戰中獲得了新的發展。第二回論戰，即洛貝爾圖與吉爾希曼之間的論戰，是“在1837年、1839年、1847年的危機，甚至在1857年第一次世界危機的直接影響下發生的”^[7]。與第一次危機不同，這次危機不是由外在的因素引起的，而是由資本主義市場的短缺引起的，與之相伴隨的是法國裡昂紡織工人爭取權利的斗爭和英國的憲章運動，於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矛盾與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矛盾交織一起，構成了這次危機的特點。羅莎·盧森堡把這次危機概括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兩大世界發生第一次的正面沖突，這是劃時代的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爆發”^[8]。由於這一特點，這次經濟危機為這一時期的經濟學家們探尋危機經濟根源提供了更豐富的資料。洛貝爾圖和吉爾希曼之間的論戰就是圍繞著如何解釋危機的經濟根源這一主題而展開的。在論戰中，洛貝爾圖和吉爾希曼對資本積累中的一些重要要素，如國民生產的分配制度、資本主義市場、對外貿易等進行了分析，並通過考察這些要素的消極的、負面的效應來說明危機的根源。通過這些考察，吉爾希曼提出了一個基本命題：“危機是由積累所造成的”，強調“在隻有工人和資本家的社會中，積累將成為不可能”^[9]﹔洛貝爾圖說明了危機的周期性，並且把周期性危機作為資本主義再生產的特點。這樣，他們就從不同的角度論証了危機與積累的內在聯系。羅莎·盧森堡指出：“這裡，總資本的擴大再生產問題，積累問題，是完全與危機問題等同起來了”^[10]。羅莎·盧森堡雖然不贊成他們的觀點，卻也肯定了他們的研究比第一次論戰要深刻得多。從另一方面看，前兩回論戰也有共同點，即都發生在西歐，都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間接地關注到資本主義的外部市場。與之不同，第三回論戰是在經濟、政治落后的俄國發生的，它的社會基礎是19世紀70—80年代在俄國國內發生的經濟危機以及由此而帶來的精神危機。面對這場危機，俄國的民粹派和合法馬克思主義者不得不思考資本主義在俄國的命運和前途的問題，思考資本主義的內部市場和外部市場的關系以及俄國內部市場的前景等問題，於是，這些問題就成了第三回論戰的主題。在這回論戰中，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把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二卷中關於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分析及其圖式當作自己的武器，考察俄國資本主義的危機現象，在客觀上展示了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資本積累理論與危機理論的內在聯系。羅莎·盧森堡肯定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把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引入危機問題研究的意義，但她同時也批評了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認為他們是在“奴隸般的抄襲”^[11]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圖式，並在把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圖式極端化中走向了反面，得出了“資本主義能永遠存在下去。……社會主義不再成為歷史的必然產物”^[12]的結論，這樣，合法馬克思主義就滾到資產階級的陣營中去了。

通過上述理論的分析和歷史的考察，羅莎·盧森堡不僅闡明了“總資本的再生產問題”，資本積累問題與危機問題的內在聯系，而且還找到了研究這個問題的起點。這個起點就是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由此可見，羅莎·盧森堡提出研究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資本積累理論，不是隨意挑選的，而是凝結了她對資本主義危機問題的思考。因此，我們隻有從危機理論的角度重讀《資本積累論》，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這部著作的思想。這就是本文立題的根據。

二、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源何在？

撇開19世紀圍繞資本積累和危機問題發生的三回論戰中各派觀點的差別，觀其共同點，不難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危機問題與資本積累問題有著內在的聯系，要揭示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源，就必須研究資本積累的問題。羅莎·盧森堡肯定了這一事實。但是，在羅莎·盧森堡眼裡，這個事實絕不是清楚、明白的，可以不加分析地設定為研究的前提，相反，它本身就是一個錯綜復雜的問題，是一個值得批判和重新審視的對象，因為在這個事實的背后，隱藏著這樣一個問題：資本積累問題和危機問題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系？兩者是同一個問題呢，還是兩個問題呢？如果是兩個問題，它們之間的連接點在哪裡呢？羅莎·盧森堡認為，這個問題本身就是有關資本主義危機根源的問題，而且是研究資本主義危機中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馬克思主義的危機理論就不可能建立在科學分析的基礎之上。這樣，羅莎·盧森堡就把探究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源作為她的危機理論的全部基礎。從這一觀點出發，她批判地考察了危機問題與資本積累問題的關系，從理論上闡明了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源。

在考察前二回論戰中，羅莎·盧森堡反復強調，西斯蒙第和裡嘉圖學派、洛貝爾圖和吉爾希曼，因為從危機出發，把危機問題與資本積累問題等同起來，所以，在探究危機的根源上走上了歧路。在考察西斯蒙第和薩伊的論戰時，她指出：“由於全部討論走上了叉道，集中到危機問題上來，解決這個問題的線索也就不可能發現了。最早發生的一次危機自然地支配了這個討論的內容﹔同樣自然地，這有效地妨礙雙方認識到這一點：即危機不就是積累的問題，它只是積累的特殊的外部現象，只是在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周期性形態中的一個要素而已。因此，爭論隻能陷入雙方各執一詞：一方從危機中推論出積累的不可能，而另一方從物物交換推論出危機的不可能。資本主義的以后發展証明這兩個結論都是錯誤的。”^[13]在考察洛貝爾圖和吉爾希曼的論戰時，她再一次提出這個問題：“吉爾希曼和洛貝爾圖兩人都從危機的事實出發，事實上也不得不從這一點出發。這裡，總資本的擴大再生產問題，積累問題，是完全與危機問題等同起來了，並在為危機尋求對策的嘗試中，這個問題走上了歧路，盡管半世紀的經驗很清楚地表明從周期出現的危機是資本主義再生產的一個必要形態。爭論的一方認為對策是在資本家將剩余價值完全消費掉，也就是，不要積累﹔另一方認為對策是在用法律來穩定剩余價值率，這也等於是完全放棄積累。洛貝爾圖的這個奇想產生於他的強烈的、明確的信念：他認為在沒有資本積累下，生產力和財富有無限制的資本主義擴張的可能。”^[14]

從這兩段論述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羅莎·盧森堡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理解危機問題和積累問題關系上的對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研究危機的目的是為了消除危機，因此，一旦發現危機是由積累造成的時候，他們就把危機與積累看作是同一個問題，極力尋找消除積累的方法，以為隻要消除了積累，危機也就解除了，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就能無限制地發展了﹔他們之間的分歧不過是在用什麼方式來消除積累這一問題上的看法不同。羅莎·盧森堡認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的根本錯誤就在於不理解資本積累的本質，不知道資本積累是資本主義再生產的本質，是不可能人為消除的存在，沒有資本積累，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就變成了存在於任何社會形態中的一般再生產了，正是因為不理解這些，所以，這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把積累看作是資本主義再生產中的偶然現象，是可以任意消除的東西。與之相反，馬克思把資本積累看作是資本主義再生產的本質特征，是資本主義再生產中不可消除的必然性，危機不過是“積累的特殊的外部現象，只是在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周期性形態中的一個要素”。這就表明，危機與積累不是等同的，而是有差別的，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其中，積累決定著危機，積累的必然性決定危機是一定要發生的，人們研究危機的任務，只是要說明危機是從積累的哪個環節中產生出來的，是積累中的哪個要素決定的。這樣，羅莎·盧森堡就顛倒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研究向度，不是從危機來研究積累，而是從積累來研究危機。

可見，從積累來研究危機，就是從資本主義再生產的本質特征來揭示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源。在這一研究中，羅莎·盧森堡以分析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圖式^[15]為出發點。羅莎·盧森堡認為，馬克思的圖式提出了以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兩大部類的比例關系來說明積累的可能性和限度，但是，要用這個圖式來說明資本主義的積累，需要作進一步的分析：首先看這個圖式的原則：“第二部類的積累是完全由第一部類的積累所決定和控制的。……第一部類採取了主動，積極地實現整個積累過程﹔而第二部類只是一個被動的附屬品。”^[16]這個原則講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積累，但如果稍加調整也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因為社會主義社會把最大限度地滿足勞動者的消費品需求作為目的，而消費品需求的增多必然引起生產規模的擴大，生產規模的擴大又會刺激更大的消費品需求。可見，如果從第二部類出發，馬克思的圖式也適合於一個有調節的社會，即適合於計劃經濟條件下擴大再生產。這就意味著，僅僅說明兩大部類之間的依賴關系，還不能說明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的積累，要說明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的積累，還需要另一個條件，“即對商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必須也在增長”^[17]。馬克思把這個條件作為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的基礎。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個不斷增長的需求是從哪裡來的呢？”^[18]羅莎·盧森堡從這裡進到了第二點：“對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對於積累的意義。羅莎·盧森堡認為，資本家要擴大生產規模，就必須把在生產過程中獲得的作為剩余價值的商品轉化為貨幣，這是剩余價值實現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剩余價值必須脫去作為剩余生產物的形態，然后才能重新採取以積累為目的的形態”^[19]，這是積累所經歷的貨幣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出現了這樣一個問題：誰來購買作為剩余價值的商品？如果要把實現的剩余價值用於擴大生產規模的話，那麼，這個購買者一定不能是兩大部類圖式中已經設定的工人或資本家，而必須是工人和資本家之外的第三者，因為如果這個購買者是兩大部類圖式中已經設定的工人或資本家，那就等於工人或資本家把已經生產出來的剩余價值消費掉了，這就意味著，資本家不能從交換中得到他需要用於擴大生產規模的貨幣，反過來，如果這個購買者是工人和資本家之外的第三者的話，那麼，資本家就能使剩余價值得到實現，他就能夠得到大於他投入剩余價值生產的貨幣，就能夠用這筆貨幣來擴大生產規模。但是，這樣一來，積累就超出了兩大部類圖式的范圍，也就是說，資本積累的實現必須依靠工人和資本家之外的第三者的需求，即“對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如果找不到這個第三者的需求，那麼，資本主義的再生產鏈條就會斷裂，這時，危機就產生了。

把積累建立在第三者的需求上，顯然背離了馬克思擴大再生產圖式的原則。擴大再生產圖式的原則是生產優先，消費次后，生產的積累控制著消費的積累，而“對商品有支付能力需求”則突出了需求在積累中的核心地位。在這裡，起決定作用的，不是資本家的生產動機，而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客觀的、現實的條件﹔不是生產技術的進步決定著積累的實現，而是消費的需求決定著積累的實現﹔不是生產控制消費，相反，是消費決定著生產。羅莎·盧森堡認為，這種背離不是人為設定的，而是從資本主義再生產的現實中產生出來的﹔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圖式隻論及了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的動機和技術條件，但是，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絕不會按照馬克思的圖式規定的比例關系進行，而隻會在追逐市場需求中不斷地偏離這個圖式，不斷地發生危機，並在連續不斷的危機中為自己開辟道路，直到資本主義總危機爆發，資本主義走向自己的終點。從這個角度看，資本主義危機的現實發生，並不在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中，而是在剩余價值實現的過程中﹔不在於生產的積累、生產技術的革新，而在於消費品積累的不足、生產的社會條件的限制，具體地說，在於貨幣需求的短缺。由此得出的結論是：貨幣需求的短缺，尤其是“對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萎縮，是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源。因此，人們要發現危機是從哪裡來的、危機的性質和周期性規律，就必須深入地研究貨幣需求以及與之相應的貨幣市場的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羅莎·盧森堡強調“積累問題，也就是，以資本化為目的的剩余價值實現問題”^[20]，是研究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和危機中最困難的，也是最重要的問題。

三、“對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從哪裡來？

從上節的論述中，我們已經看到，“對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講的是積累的現實的、實踐的問題。這個問題已經明顯地超出了馬克思擴大再生產圖式的范圍，但是，俄國的民粹派和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卻死抱著馬克思的圖式不放，力圖用馬克思的圖式推出19世紀70—80年代的危機，天真地以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隻要按照馬克思圖式中的兩大比例關系像鐘表那樣“十分圓滑和准確”^[21]的運行，危機就會自動的消除，資本積累就能夠毫無阻礙地進行，資本主義的再生產也就能夠無限制地擴大。羅莎·盧森堡認為，俄國的民粹派和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如此濫用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圖式，不僅沒有揭示出帝國主義時代危機的實質，而且還証明“社會主義的新基礎是脆弱的，是草率地建立起來的”^[22]，因此，是極其有害的。為了從理論上有力地駁斥俄國的民粹派和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科學地說明19世紀70—80年代的危機，羅莎·盧森堡修改了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圖式，提出了自己的資本積累圖式。

羅莎·盧森堡反對把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圖式簡單地運用於分析19世紀70—80年代的危機，是因為馬克思的圖式是以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為原型，隻考察了在隻有資本家和工人兩大階級的純粹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積累和危機問題，而沒有考察在更大的范圍內，即在資本主義社會和非資本主義社會並存的世界歷史環境中的積累和危機問題，因此，它“更為適合於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經濟”^[23]，並不完全適合於現今的世界經濟。就目前的世界經濟狀況而言，世界經濟的發展還遠沒有達到馬克思所設想的純粹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水平，也“沒有達到像馬克思的圖式中所設想的那種發生周期性危機的資本主義成熟階段。世界市場仍然處在發展中。德國和奧地利在七十年代才進入真正大工業生產階段﹔俄國是在八十年代﹔法國到現在大部分還處於小規模生產階段﹔巴爾干各國相當大的一部分甚至還沒有擺脫自然經濟的枷鎖﹔只是到了八十年代，美洲、澳大利亞和非洲才同歐洲進行大規模的、經常的商品交換。因此，一方面，我們已經擺脫了到七十年代為止周期性出現的那種對資本主義經濟新領域進行的突然的、跳躍式的開拓，擺脫了隨之而來的先前的危機，即所謂的年青的危機。另一方面，我們還沒有看到世界市場的發展和力量消耗已經達到如此程度，以致生產力同市場的框框將發生致命的周期性的沖撞，即發生資本主義的老年危機。我們正處在危機不再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繁榮昌盛而來的階段，而且也不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的衰退而來的階段。這種過渡時期的特征也就是二十年來一般表現出來的營業不景氣過程，即短期的繁榮同長期的蕭條交替出現”。^[24]羅莎·盧森堡認為，要說明19世紀70—80年代的危機，就應該以這一時期經濟狀況為原型來說明帝國主義時代的積累和危機問題。這樣，羅莎·盧森堡就轉換了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原型。通過這種轉換，羅莎·盧森堡找到了“對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羅莎·盧森堡發現，“對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來自於“非資本主義的階層和非資本主義的國家”^[25]。她特別強調非資本主義國家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積累的意義。她以英國工業發展為例。首先，從消費品的需求看，“英國的棉業，在十九世紀最初六十年間(部分地直到現在)，以棉織品供給歐洲大陸的農民及都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印度、美洲和非洲等的農民。在此種情況下，那些非資本主義階層及非資本主義國家的消費，就為英國棉業的繁榮擴大，建立了基礎。”^[26]其次，從生產資料的需求看，英國工業在19世紀前半期，供給了美洲澳洲諸國建設鐵路的材料，在那個時代，“鐵路那個東西，隻不過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侵入的主要前提之一”^[27]，它使資本主義生產的第一部類在資本主義以外的社會得到的實現。由此帶來的資本主義第一部類的生產資料的增長又刺激了第二部類的消費品生產的增長，於是，資本主義國家在這一過程中得到了更大的發展。從這一分析中，羅莎·盧森堡得出了這一結論：“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如果隻依賴於在這樣狹隘的限界所能獲得的生產要素，那麼，它想達到現在的高度是不可能的，甚至一般的進展，也不可能得到。資本主義生產的形態和規律從最初就致力於囊括全世界，把全世界作為生產力的蓄積之處。資本以剝削為目的而企圖佔有各種生產力，它搜索全世界，從地球上每個角落裡覓取生產資料，必要時從一切文化階段和一切社會形態那裡用武力來奪取這些生產資料。資本積累的物質要素問題，遠沒有從資本主義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的物質形態中得到解決，它轉變為另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了使已經實現的剩余價值在生產上得到使用起見，資本有必要愈來愈向全世界發展，以求取得無論在量上或質上，能夠進行無限制選擇的生產資料。”^[28]這個結論，也就是羅莎·盧森堡提出的資本積累圖式。

初看上去，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圖式與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圖式是對立的：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圖式強調的是兩大部類之間的技術關系，強調第一部類的增長優於第二部類的增長，第二部類的增長要受到第一部類控制的，而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圖式強調的是兩大部類之間的現實的、實踐的關系，強調資本的需求決定著資本積累的可能性，這就使得第二部類的增長在資本積累中優先於第一部類的增長。20世紀90年代以前，經濟學家們對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圖式的所有批評都來自於這一認識。同樣地，20世紀90年代以后，經濟學家們對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圖式的肯定和贊賞也是基於這一認識。兩者之間的區別僅僅在於這些經濟學家們自身的研究范式不同：那些持批評態度的經濟學家們採用的是生產主義的研究范式，而那些持肯定和贊賞態度的經濟學家們採用的是貨幣主義的研究范式。

在我看來，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圖式與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圖式並不是對立的，因為羅莎·盧森堡提出新的資本積累圖式，是為了解決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圖式無法解答的困難問題，即資本的需求究竟從何而來？羅莎·盧森堡認為，這個問題不是一個技術的問題，而是一個現實的和實踐的問題，於是，她就把這個現實的、實踐的要素加入到資本積累的圖式之中，用它來解決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圖式中的技術難題。羅莎·盧森堡對英國工業發展的上述分析很清楚地表明，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圖式的確解決了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圖式中的技術難題。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羅莎·盧森堡並沒有摒棄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圖式，而是把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圖式置於現實的、更寬厚的框架中來化解其中的難題，因此，她的資本積累圖式比之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圖式具有更強的解釋力。這一點不僅表現在她對資本積累可能性的說明上，而且也表現在她對資本主義危機問題的說明上。

我們可以對19世紀的三次危機問題的解答為例。在19世紀的三次危機中，前兩次危機都隻限於西歐內部，而第三次危機則發生在西歐以外的俄國。這種地域性的轉移呈現出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危機：西歐是資本的母國，因此，它的內部危機所呈現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部矛盾，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圖式就是從反思這種危機中產生出來的，它對於解釋這兩次危機是有效的。但是，俄國就不一樣的，俄國是在西歐的壓力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它的危機不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精神上都受制於西歐，因此，俄國的危機呈現出來的不僅僅是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更主要的是資本主義國家與非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在這裡，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圖式就顯得不夠用了，於是，羅莎·盧森堡就在解決馬克思資本積累圖式的難題中提出了自己的資本積累圖式，使其能夠解釋第三次危機。這就使得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圖式比之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圖式有更強的解釋力。相比之下，俄國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把俄國的危機僅僅理解為國內危機，力圖機械地運用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圖式來解決俄國的危機問題，就顯得過時了。

四、誰是危機的受害者？

在羅莎·盧森堡看來，要說明資本積累如何可能，說明帝國主義時代的危機問題，僅僅找到“對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不夠的，還必須從資本的全球化進程中說明非資本主義國家是如何成為“對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的，資本主義國家又是以什麼方式獲得這種需求的。

在羅莎·盧森堡看來，非資本主義國家處在自然經濟形態下，就其自身而言，是沒有商品交換的意願和需要的，因此，它們不可能自動地成為“對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如果硬說它們是“對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那也隻能是在潛在的、抽象可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從現實的、實踐的角度看，非資本主義國家要成為“對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必須經過資本化的過程。這個過程的實質就是破壞和摧毀非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然經濟，迫使其走上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道路，從而逐漸地滋生出對商品交換的需要﹔這個過程的積極的、能動的主體是資本主義國家，非資本主義國家只是作為消極的、被動的客體被卷入其中的。這就意味著，非資本主義國家對商品的需求不是反映它自己的意願，而是反映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意願，反映了資本主義國家要實現資本積累的渴求，資本主義國家支配和控制著非資本主義國家，決定著非資本主義國家在什麼意義上，以什麼方式成為“對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這就構成了資本積累的內在矛盾，“一方面資本主義需要非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才能使資本主義的積累能夠繼續不斷進行﹔而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又在前進中不斷同化那些條件，而正是這些條件才能保証資本主義本身的存在”^[29]。羅莎·盧森堡認為，資本積累的這一內在矛盾，絕不是虛構出來的邏輯的東西，而是實際發生著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可依據資本與非資本主義社會環境關系的性質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資本對自然經濟的斗爭”，這是資本主義從封建社會的環境中產生出來的過程﹔第二個階段是“資本對商品經濟的斗爭”，這是自封建社會之后，資本主義從農業和手工業的簡單商品生產社會的環境中產生出來的過程﹔第三個階段是“資本在世界舞台上為爭奪現存的積累條件而斗爭”^[30]。前兩個階段的資本積累僅限於西歐資本主義社會內部，這兩個階段的完成，標志著“資本以商品經濟代替了自然經濟之后，它再代替了商品經濟”^[31]，進到了資本主義經濟，當資本主義經濟走向壟斷的時候，就產生了金融資本，因此，金融資本是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時代的典型經濟形態。

關於金融資本的形成、性質和特點，羅莎·盧森堡同時代的思想家霍布森、希法亭、列寧都已經作了詳細的闡發，他們明確地把帝國主義定義為金融資本主義，指出了金融資本的壟斷性特點，金融資本必然造成資本輸出，從而引發世界范圍內爭奪殖民地的戰爭，也論述了國際貿易、關稅政策和國際借款在資本積累中的作用，等等，可以說，帝國主義時代出現的所有經濟現象，他們都做了認真的考察和研究。但是，他們的研究框架在總體上是從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動力學的角度考察金融資本與資本積累的關系，所以，他們強調資本主義的國內市場是第一位的，國外市場只是國內市場的補充。^[32]與之不同，羅莎·盧森堡對資本積累的考察絕不限於金融資本。在她看來，金融資本只是資本積累的一個環節、一種形式，關鍵的問題是要揭示資本積累的規律，並且是從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環境、資本積累極限的角度說明帝國主義時代資本積累的特點和現實運動。這樣，羅莎·盧森堡就把資本積累的研究從傳統的框架中解放出來，置於世界市場的背景下加以研究，創造了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二元對立的研究框架。在這個研究框架中，國外市場被看作是資本國際化的前提，置於了第一的位置。羅莎·盧森堡正是從這一前提出發來考察資本積累，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她強調，資本積累絕不可能無限制的進行下去，它發展的每一步都要受到各種各樣的限制，它要受到國外市場的限制，要受到來自非資本主義經濟形式的抵抗，這其中的每一個環節上都會使資本積累受到阻礙，都會引發經濟危機，最后還要受到地球上有限資源的限制。也就是說，當世界上的非資本主義社會全部變成了資本主義社會，地球上的所有可用的生產力發展的資源都耗盡了的時候，資本積累也就變得不可能了，資本主義經濟也就走向了最后的崩潰。所以，她反復強調：“經過一定的時期，國內外資本積累的條件將變為自己的對立物，那就是它們變為資本沒落的條件了。資本通過軍國主義，愈加殘酷地想消滅國內外非資本主義階層、愈加壓低整個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那麼，在世界資本積累的逐日歷史上，變動也就越大。它將成為一連串的政治和社會災難和痙攣，在這樣條件下，加上周期性的經濟災禍或危機，積累已不可能再進行了。但在正式到達這個資本自己創造的經濟絕境之前，國際工人階級起來反抗資本的統治已成為一件必要的事情了。”^[33]這樣，羅莎·盧森堡就把資本積累的問題與危機的問題緊密地聯系起來，勾勒了帝國主義時代的世界歷史圖景。在這個圖景中，資本積累總是伴隨著危機，危機是資本積累的負面，是從資本積累的阻截點上爆發出來的，因而是資本積累過程中一定會出現的現象，資本積累是在不斷地克服危機中為自己掃清道路，但是，這絕不是一個無限制的過程，不是一個向上的過程，而是一個不斷向下的過程，是資本主義走向最后崩潰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社會主義革命、反抗殖民主義的斗爭，是一件必要的事情。

由於把國外市場置於第一的位置，羅莎·盧森堡在考察資本積累的手段方面，特別重視“殖民政策，國際借款制度，勢力范圍政策和戰爭”^[34]。她認為，這些手段是資本主義國家剝削和掠奪非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的手段，也是資本主義國家把自身潛在的，或已經爆發的經濟危機轉嫁給非資本主義國家的手段。無論是前一種情況，還是后一種情況，非資本主義國家都是受害者。羅莎·盧森堡用西歐列強為爭奪殖民地而在亞洲、非洲、美洲等廣大的非資本主義社會地區進行帝國主義戰爭及其相伴隨的國際借款和保護關稅等政策的事實証明：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積累是世界性的，危機也必然是世界性的，資本積累是以犧牲非資本主義國家為代價的，這注定非資本主義國家是危機的受害者。她在考察了西歐列強在世界范圍內對自然經濟和簡單商品經濟的斗爭后，得出了這一結論：“資本主義與簡單商品經濟斗爭的一般結果是：資本以商品經濟代替了自然經濟之后，它再代替了商品經濟。因此，非資本主義形態為資本主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更嚴格地說，資本的存在依賴於這些形態的毀滅。雖然資本主義的積累，是無條件地需要非資本主義的環境，但它的所謂需要，乃是犧牲非資本主義環境，從它那裡吸取養分，以養肥自己。從歷史上來考察，資本積累乃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與前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間所進行的新陳代謝過程。沒有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資本積累也就無法進行。從這一點上看，積累是由嚙破並同化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而成長起來的。”^[35]她在考察了國際借款是如何使非資本主義國家從負債到破產后，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東方諸國，由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再由商品經濟向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是不夠迅速的，從而它們被國際資本吞沒下去，因為它們不可能不把自己出賣給國際資本，而完成這些變革。它們狂熱的改變形態也就意味著它們被國際資本吸收下去了。”^[36]可見，資本主義國家無論是通過戰爭的方式，還是採用貌似和平的、平等的國際借款方式，都是以犧牲非資本主義國家為前提的，因此，非資本主義國家是資本積累，從而也是危機的真正受害者。從這一觀點出發，她認為，要消除危機，就必須根除資本積累，而這隻有通過世界范圍內的社會主義革命，以社會主義的經濟形態代替資本主義的經濟形態才是可能的。

確切地說，對於非資本主義國家如何擺脫世界經濟、政治和戰爭危機，羅莎·盧森堡並沒有像列寧那樣給出具體的解決辦法，但她卻通過對資本積累的本質和內在機制的考察，對危機作了病源學的診斷，這一診斷為我們診治2008年以來的世界金融危機提供了理論根據。或許，我們在思考金融危機的世界格局時，不能再用“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這樣的用語了，因為經過一個世紀的資本化過程，羅莎·盧森堡曾經考察過的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原始自然經濟已經不再存在了，羅莎·盧森堡看到的“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的對立也已經轉化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欠發達國家”的對立。但是，羅莎·盧森堡提出的“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二元對立的基本構架，強調資本主義國家在資本積累中的主導地位的觀點，堅持從資本積累的歷史環境和資本積累的極限來考察資本積累運動的基本思路，揭示資本積累與危機的辯証法，對於我們認識正在發生的世界金融危機的實質，尋找欠發達國家擺脫危機的道路是極其有益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資本積累論》是羅莎·盧森堡留給我們的一份珍貴的思想遺產。

注釋：

[1]羅莎·盧森堡、尼·布哈林：《帝國主義與資本積累》，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頁。

[2]對這個問題的詳細分析，請見何萍：《是“回到馬克思”，還是走向“馬克思主義”——從羅莎·盧森堡哲學的魅力談起》，《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7年第3期。

[3]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Routledge, 2003, London, head page.

[4]參見何萍主編、熊敏總校訂：《羅莎·盧森堡思想及其當代意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5]盧森堡：《資本積累論》，彭塵舜、吳紀先譯，北京：三聯書店1959年版，第1頁。

[6]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第1頁。

[7]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第171—172頁。

[8]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第171頁。

[9]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第178—179頁。

[10]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第207頁。

[11]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第253頁。

[12]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第255頁。

[13]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第162—163頁。

[14]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第207頁。

[15]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圖式實質上講的是資本積累的問題，因此，這個圖式也就是資本積累圖式。——作者注

[16]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第83頁。

[17]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第87頁。

[18]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第87頁。

[19]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第93頁。

[20]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第122頁。

[21]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第245頁。

[22]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第256頁。

[23]《盧森堡文選》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6頁。

[24]《盧森堡文選》上卷，第87頁。

[25]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第277頁。

[26]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第277頁。

[27]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第277頁。

[28]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第282頁。

[29]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第289頁。

[30]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第291頁。

[31]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第332—333頁。

[32]關於這個問題的詳細論述，請見何萍：《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中的決定論與非決定論——關於馬克思、盧森堡、列寧的一個比較研究》，《哲學研究》2008年第3期。

[33]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第376頁。

[34]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第364頁。

[35]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第332—333頁。

[36]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第353頁。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哲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