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的內在規定性

——與西方主流經濟學比較中的界定

作者:聶志紅    發布時間:2014-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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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門學科都有獨特的內在規定性,形成與其他學科的關鍵區別。在經濟思想發展史上,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具有鮮明的特征,雖自其誕生之日起就受到眾多質疑,但仍然不斷發展。隨著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廣泛傳播與日益普及,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沖擊。對話與交鋒是學科前進的催化劑,更是難得的發展契機。如何正確認識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的內在規定性,明確它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在研究假設、研究對象及研究方法上的基本分歧,關系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的發展方向與創新路徑,也關系如何進一步借鑒西方經濟學的優秀成果。

一、經濟活動中的人性假設

“人”是經濟研究的中心,也是研究的出發點,然而,研究什麼樣的人,即這個“人”究竟具有哪些起始規定性?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在這個問題上給出了完全迥異的答案。

馬克思從現實社會中抽象出“生產關系人”,作為經濟研究的基點。馬克思認為,勞動創造了人,人類在勞動過程中必然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正是在社會關系中形成了人的本質。人們在物質生產過程中結成的社會關系就是生產關系。隻有處於一定社會關系中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一旦脫離了社會關系,就不可能具備人的本質。人不僅是自然存在物,更是社會存在物。人的本質是現實的、具體的,它隨著歷史發展而發展。他批判了斯密、李嘉圖把“人”看作是自然造就的產物的觀點,反對把人看作生來就是追求自身私利的經濟動物﹔也批判了費爾巴哈把人完全抽象化的觀點,反對把人的范疇永恆化。馬克思主張,經濟研究的出發點是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個人,“不是處在某種虛幻的離群索居和固定不變狀態中的人,而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1]一卷73提出“要從費爾巴哈的抽象的人轉到現實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須把這些人作為在歷史行動中的人去考察。”[1]四卷241然而,現實、歷史中的人的欲望、動機、行為等是多種多樣的,要在紛繁復雜的人類現象中尋找到支配性的規律,就須進行“合理抽象”,並以合理抽象的結果來演繹歷史與現實。馬克思進行了概括,“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一卷60既然人的本質規定性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那麼人的經濟行為就不完全由其個人意志決定,在方向和范圍上,人的經濟行為受制於社會關系中的經濟關系即生產關系,“生產關系人”就成為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研究的基點。馬克思認為,處於一定經濟活動中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我的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1]二卷101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家是資本的人格化、工人是工資的人格化、土地所有者是地租的人格化……人們是具體生產關系和經濟利益的承擔者,“生產關系人”在具體的生產方式下得以落足生根。根據人們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形成的關系特征,“階級”概念被引入用以說明人們地位的差異,資本主義生產當事人成為其所屬階級的代表,其動機和行為由其階級屬性(一般存在條件)所規定。在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形成標志的《資本論》中,我們首先遇到的不是人,而是特定生產關系的結晶——商品。雖然,在商品交換中,商品所有者被描述為平等的私有者,但是在勞動力商品出現后,“階級”屬性開始顯現,“原來的貨幣所有者成了資本家,昂首前進﹔勞動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隨於后。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1]二卷176資本家成為社會機構運轉的主動輪,雇佣工人成為資本積累的附屬存在,這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內在結構中的活生生的、具體的“人”。

西方主流經濟學從人的生理本能中抽象出“經濟人”,作為研究的出發點。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在經驗觀察的基礎上,發現經濟社會中的人天生具有利己的行為特征,存在對個人處境的不滿足和努力改善自身狀況達到最大滿足的心理動機。自利是人類的自然特征,利己主義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鼓勵和擴展人的自利追求的社會才是符合人性的社會。經濟人就是具有利己心,會計算,努力尋找一切可能機會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經濟人”假設是從人的生理屬性出發的抽象,構成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硬核。在繼承孟德維爾等人思想的基礎上,亞當·斯密最早明確定義了“經濟人”行為模式。孟德維爾在《蜜蜂寓言,或個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中提出,在劣行與美德之間沒有中間地帶,不能夠指責人們在追求私利和享受奢侈消費的同時又把它作為經濟繁榮不可或缺的條件﹔個人劣行即個人追求自己的快樂和利益會自然而然地促進社會經濟的繁榮,最終的社會利益比最初以非利己為目的而進行的活動大得多﹔由“邪惡”欲望支配的自私行為是社會繁榮的最必要條件,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斯密幾乎完全接受了孟德維爾的具有樂觀主義色彩的“私惡即公利”的命題,在《國富論》中系統描述了經濟人的行為方式,其基本內容包括:1.利己心是驅動人的經濟行為的根本動力,互通有無是人的天性傾向﹔2.人具有根據主觀價值判斷而追求個人最大化利益的理性﹔3.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在“看不見的手”支配下,會無意而有效地增進社會公共利益。斯密之后,約翰·穆勒提煉出“經濟人”假設,他認為經濟研究並不論及人的本質和行為的全部內容,而只是研究以財富佔有和消費享受最大化為目標的部分行為。於是,“經濟人”就成為一個向往“最大化”擁有財富、享受消費,並通過成本一收益原則進行趨利避害的抽象存在,成了一個超階級、超時代的范疇。經濟人追求私利的行為並不是不受任何約束,否則會陷入“囚徒困境”,為適應不同經濟人的利己心與利己活動,法律約束、道德倫理規范和政府調控應需而生,代表經濟人整體的、長遠的利益,成為經濟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約束條件,經濟人的內涵和外延得到充實。經濟人在利己心的驅使下,受制於法律強制、道德規范、政府調控三大條件,保証沿著“利他”的道路實現自我利益和社會利益的最大化,這就是西方主流經濟學所昭示的主題。

從“生產關系人”和“經濟人”的界定中可以看到二者在人性假設方面的明顯區別:其一,動態的異質存在與靜態的同質存在的區分。“生產關系人”主張在特定的生產關系下研究人的行為與目標模式,特定生產關系中人們的地位不同,決定了人是作為動態的異質存在﹔“經濟人”主張從先驗的人性出發推演經濟的運行,個人之間具有完全替代性,人是作為靜態的同質存在。“經濟人”強調物質利益是人的唯一動機﹔“生產關系人”不否認物質利益動機,但其強調人的行為和動機主要受到生產關系的支配與約束。其二,雖然二者都肯定了個人追求物質利益的正當性,但馬克思賦予“生產關系人”的物質利益具有具體內容和現實性,並指出物質利益的具體內容在不同生產關系中是不一樣的,如工資、平均利潤、級差地租等﹔而“經濟人”雖強調利益或效用最大化,但其指向的物質利益是一種無具體內容的、永恆的抽象,不能揭示現實經濟制度的物質利益真實流向與分布。其三,“生產關系人”未來發展的目標模式是“自由人聯合體”中的自由人,是徹底擺脫對他人、對物的依賴,獲得完全解放的全面、自由發展的人﹔“經濟人”則超越一切歷史階段,是永恆不變的人性。盡管二者有區別,但它們又具有一定內在關聯與交叉:一方面,“生產關系人”包含著“經濟人”的內涵,表現在“生產關系人”也按照理性追求最大化物質利益的原則行事,不過,“生產關系人”的理性不是抽象的個體理性,而是具體的“階級”理性﹔自利不是理性的不變內容,理性是特定生產方式在人們觀念中的反映。“生產關系人”追求最大化物質利益的方向與范圍受具體生產關系的約束,階級利益才是每個人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經濟人”也包含著“生產關系人”的內涵,表現在“經濟人”在追求自利時必須遵守道德規范、法律制度、政府調控的約束,而道德、法律、政府本身就是一定生產關系的具體表現。於是,表面上看起來外在於具體社會環境,進行原子式分散決策的經濟人,事實上嵌生於既定的生產關系中,在生產關系劃定的范圍內進行“公平”的交易。經濟人就不再是完全抽象的人,而是具有了某種現實規定性。

“生產關系人”改變了經濟研究中“經濟人”假設獨霸的局面,開辟了經濟思想發展的另類路徑。究竟採取何種假設是合理的?這要取決於研究的具體任務需要而定,不存在絕對正確的模式。

二、研究對象的分野

研究對象是對特定研究內容、范圍的界定,它一般會前后傳承保持相對穩定。隻有明確了學科的研究對象,才能建構理論體系。經濟研究的核心內容毫無疑問是“經濟利益”,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在研究經濟利益時選擇了不同的落足點。

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中規定了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的研究對象,他說“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1]二卷100理論界對生產方式含義的理解存在分歧[1],這裡把生產方式定義為:一個社會進行物質生產活動的具體組織、運轉機制,內容包括人與生產資料的結合和人與人之間在生產中的聯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是資本家向工人支付工資並組織工人與生產資料結合的運行機制。一定的生產方式要求建立起適合其生存和擴張的生產關系,上面所說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就是本文所沿用的廣義的生產關系概念。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就是資本家佔有生產資料,資本家和工人之間是對抗的剝削和被剝削的關系,剩余價值被資本家完全佔有。如果對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的內涵進行廣義擴展,那麼其研究對象包含人類社會不同歷史階段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即包括原始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當然,專門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也必須在不同類型的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之間進行對比,才能把握其基本特征與發展趨勢。馬克思認為,人們運用經驗、科技,借助生產工具,作用於勞動對象進行物質生產,構成了生產力。孤立的個人不構成人類社會,社會的、現實的人必須以一定的機制與生產工具、勞動對象結合,必須以一定的機制與他人發生聯接,才可能進行生產、交換、分配、消費諸環節的運轉,從而構成生產方式。人們在一定的生產組織、運轉機制中產生的所有制、地位、分配關系,構成生產關系。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是馬克思著重強調的三大概念,馬克思說,“隨著新的生產力的獲得,人們便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而隨著生產方式的改變,他們便改變所有不過是這一特定生產方式的必然關系的經濟關系。”[1]四卷533三者之間是順向依次決定的關系,同時也是逆向依次影響制約的關系﹔是相互依存的有機聯系體,絕不是簡單、機械、割裂的順逆向關聯。三者之間並不是嚴格的一一對應,在具體演變過程中,呈現出多樣性的特征。如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內,從縱向看,隨著紡紗機、蒸汽機、電氣技術、計算機、互聯網為標志的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手工作坊、工廠手工業、機械大工業、虛擬組織等不同的協作生產方式,以及自由競爭、私人壟斷、國家壟斷、國際壟斷同盟等具有不同特征的具體生產關系。從橫向看,在一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下,存在著卡特爾、辛迪加、托拉斯、康採恩等壟斷組織形式,出現了市場導向的資本主義(英美)、政府導向的資本主義(韓日)以及談判的資本主義(北歐)[2]

西方主流經濟學一般接受羅賓斯所規定的研究對象,他說,“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作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關系的人類行為的科學。”[2]界定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問題是人的無限需要與有限資源之間的矛盾,也就是稀缺性資源限制下的人類選擇行為。這個研究對象經歷一個不斷演進的過程。斯密在《國富論》中把“國民財富”作為研究對象,不僅分析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而且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現了工資、利潤和地租的對立。李嘉圖繼承了斯密二元價值論中的勞動價值理論,從分配角度分析了社會各階級之間的矛盾關系。馬克思則改造了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創立了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斯密二元價值論中的收入價值論被薩伊繼承,薩伊提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財富的生產、分配和消費,他抽象掉了財富的社會性,隻研究財富的一般。杰文斯背離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傳統,認為經濟學必須考察人的欲望和滿足,提出了價值的邊際效用理論,表達出了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數學科學的觀點,把研究對象導向資源配置的軌道。馬歇爾在1890年出版《經濟學原理》,雖然在書中他申明“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是通用的,事實上,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在一定經濟制度框架下研究經濟運行規律的傳統被拋棄。馬歇爾在修正邊際效用價值論基礎上,以均衡價格論取代了勞動價值論,隻研究抽象的市場經濟一般運行規律。自此,在馬歇爾經濟學基礎上發展出西方主流經濟學,由羅賓斯正式把研究對象規定為稀缺資源的合理配置。同宗於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西方主流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在研究對象上分道而馳,各自表述。

從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的界定中可以看到:1.前者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即在一定生產力發展前提下,把社會物質利益、經濟運行與現實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直接關聯,透視物與物關系表面背后的實質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凡是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看到物與物之間的關系(商品交換商品)的地方,馬克思都揭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3]。后者研究一般的市場經濟運行規律,把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作為既定前提,探討抽象的人在稀缺資源約束下為追求最大化利益而採取的特定行為。它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看作純粹的交易,把人與物的關系看作單純的選擇,把物與物的關系看作簡單的配置。2.前者的研究對象決定了勞動價值論是理論基石,“價值”定義本身已體現出人與人關系的影子﹔由勞動價值論出發導出剩余價值論,資本主義雇佣勞動關系由此得到揭示。通過價值分析,由生產條件來解釋交換條件,馬克思探尋出“平等”商品交換背后的人與人的關系,並把工資、利潤、利息、地租等范疇納入到資本主義的特殊歷史過程。后者的研究對象決定了價格而非價值是關注的核心,稀缺資源配置的依據是市場價格,圍繞著市場價格的形成而產生的收入價值論、效用價值論、均衡價格論成為合適的選項,它們都是市場機制運行的直觀表現形式,從不同角度直接解釋價格的形成和變動。3.前者需要跳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在不同類型的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之間進行對比,正如盧森貝所說,“資本主義研究本身,就是要越出這個生產方式的范圍的。……馬克思同時就闡明了資本主義以前所存在的經濟形態和代替了資本主義而興起的經濟形態。”[4]相應地,對於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的矛盾,也就歸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本身的不可解決的弊病,進一步地得出超越現行基本制度以徹底解決矛盾的主張。后者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作為既定前提,把抽象的市場經濟一般研究的結果移植、擴展到具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把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的矛盾,歸結為市場經濟天然的缺陷或人的不完全理性,進而得出通過彌補市場“不完美”因素和增強人的選擇理性的途徑治愈經濟運行矛盾的結論。

資源配置是一切社會共有的經濟問題,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把資源配置置於從屬於生產方式的地位,認為不同的生產方式對應不同的資源配置狀況:為滿足奴隸主的需要,“會說話的工具”與其他物品的生產配置屬於奴隸社會生產方式﹔為滿足地主的需要,農奴與土地的生產配置屬於封建社會生產方式﹔為滿足剩余價值生產的需要,資本與勞動的生產配置屬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滿足所有人共同富裕與全面發展的需要,一切社會資源按最大化生產原則進行配置,屬於將來共產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馬克思主張從歷史上各種具體生產方式下的資源配置中抽象出一般,探索出資源配置最優化的充分和必要條件,進而更好地認識不同生產方式之間的差別。西方主流經濟學把資源配置作為超歷史、超制度的范疇,對具體的生產方式及與其對應的不同的資源配置狀況不予區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前提下,從人的“欲望、努力、滿足”的抽象需求出發,對市場經濟運行機制進行了一般的抽象,得出“超制度”的研究成果。加爾布雷斯批評了主流經濟學重物輕人的傾向,認為在現實的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之外存在著另外的權力體系,后者事實上在很大程度上主導著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他說,“如果聽任諸種經濟力量自行其是,則其除了為有權有勢者造福外,絕不會為了行善而運作。”[5]他主張將制度、組織、法律、文化、權力等因素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布坎南也反對羅賓斯的定義,他說,“我建議將此人類關系制度引進經濟學家的研究范圍,廣泛地包括集體制度和私人制度。”[6]雖然新制度經濟學派、公共選擇派都選擇從制度或結構方面來分析資本主義,但它們所說的“制度”是指制約人們行為的具體規則,不是馬克思所說的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為基礎的“生產關系”,它們關注的是如何設計合適的交易規則以制約個人的非理性行為,是市場運行機制層次的問題。

三、哲學觀與基本方法論的分歧

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與西方主流經濟思想遵循了不同的哲學觀,採用了不同的基礎研究方法,從而使研究路徑、理論結構及分析重點出現重大差別。

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採用了歷史唯物主義哲學觀指導下的整體主義方法論。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歷史的發展有其客觀規律性,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生產力是推動社會前進的根本動力,社會形態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在歷史進程中,環境創造了人,人又創造了環境,現實中的人的性質和活動取決於他所處的物質生活條件。馬克思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1]二卷32物質資料生產是最基本的社會存在,各種經濟現象運行根本取決於生產力、生產方式及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它規定著經濟制度的形態特征及經濟活動的主要內容。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的心理、行為與目的,從其基本規定性而言,是特定生產關系在人們意識中的反映。人類的經濟活動是具有特定結構的有機整體,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按照自身規律發展,並向更高級形態轉化。整體主義方法論把整體作為分析問題的基本單位,試圖通過描述整體來達到掌握事物全貌、本質的目的,它強調任何經濟現象都不會孤立靜止存在,必須將其置於整體的相互作用之中才能得到說明。在這種指導思想與方法論下,人是作為一定生產關系的人格化體現,人與人之間的經濟交往通過一定的生產關系實現﹔個人活動是在生產關系所決定的階級結構中進行,階級地位決定了個人利益來源、數量與獲取方式﹔隻有在既定階級結構中,個人才會有能動地追求最大化利益的自由﹔經濟制度不是個人之間博弈斗爭的結果,也不是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而是具體生產關系的體現。隻有把經濟現象放置於特定的社會經濟制度整體內,才能說明這些經濟現象被賦予的特殊屬性。在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中,經濟現象是被置於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加以理解的。如作為理論核心范疇的資本,馬克思沒有簡單地把它看成是貨幣、機器及廠房、商品等具體物品,而是聯系特定的生產關系,指出具體物品本身並不是資本,隻有處於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才取得資本的屬性。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隻有在一定的關系下,他才成為奴隸。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隻有在一定的關系下,它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關系,它也就不是資本了。”[1]一卷344同樣,貨幣本身不是資本,隻有當貨幣所有者購買到勞動力商品並生產出剩余價值后,貨幣才化身為資本。當剩余價值生產成為普遍的生產關系后,一切可以產生利潤的有用物都具有了資本的屬性。李斯特的歷史學派主張經濟分析應使用歷史歸納法,從歷史、法律、道德等方面進行整體聯系分析,雖然其方法論具有明顯的“整體主義”特征,但是,它隻強調經濟規律的特殊性,不同意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凡勃倫、康芒斯等,以“制度”作為經濟分析的核心,也具有顯著的“整體主義”特征,但同樣,制度經濟學也不贊成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

西方主流經濟學採用了歷史唯心主義哲學觀指導下的個體主義方法論。歷史唯心主義認為,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人的思想動機是社會現象產生發展的根本原因,否認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性及階級斗爭。杰裡米·邊沁提出了功利主義思想,他認為,快樂和痛苦是人們一切行為動機的依據以及合理性的標准,隻有每個人自己最了解自己的苦與樂,人類行為的基本原則主要是“避苦求樂”,即功利主義﹔通過一定的程序可以計算一項行為所產生的快樂和痛苦,依據計算結果就可預測人的行為﹔個人利益是唯一現實的利益,社會利益是個人利益量的加總。邊沁的功利主義強調個人追求私利的正當性,把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導向了個體主義。在上述哲學觀指導下的個體主義方法論認為,1.隻有個人才有動機、目標及利益,在給定條件下,個人根據最大化利益原則做出決策﹔2.一切事物都可以細分為各個部分,整體的性質可以從細分的部分中求得,經濟分析的主體就是構成社會基本單位的個人﹔3.個人具有平等的初始地位,同時,個人之間存在利益沖突,社會經濟制度是為了協調個人之間的利益沖突而做出的特定安排。至於個人追求最大化利益行為的根源與決定性因素是什麼,一般把心理和文化作為最終的決定原因。如在消費者行為論中,具有不同偏好的個人構成經濟社會的原子,個人按照特定偏好選擇商品消費就會產生效用評價,形成效用函數﹔個人成為效用函數的載體,個人的行為與動機就可以像自然現象一樣加以計算解釋處理。在生產者行為論中,單個廠商構成經濟社會的另一類原子,在一定技術與預算約束條件下,廠商選擇能產生最大化利潤的要素組合﹔追求最大化利潤的廠商成為生產函數的載體。最后,消費者原子與廠商原子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形成妥協價格,就是均衡價格,同時,社會總的需求、供給及均衡價格由個體的加總而得到說明。個體主義方法論也構成了宏觀經濟學的分析起點,凱恩斯把他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論建立在三大基本心理規律上,認為,由於三大心理規律的存在,完全自由市場經濟無法達到自動均衡,結果就會出現經濟危機。個體主義方法論從個人的直觀感受出發,直接反映個人在日常經濟生活中的思維特征,對於大多數未經過經濟理論全面學習的人而言,更容易理解與接受這種建立在個人感覺與體驗事實上的經濟解釋,形成自然本能式的考察日常經濟現象的研究方法。中國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原本被過度壓抑的個體特性強烈需要充分表現與張揚,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個體主義研究方法強調個人動機感受,尊重個體偏好,追求個人利益滿足,正好適應了轉軌時期人們對個人利益訴求的急迫需求,適應了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於是得到了迅速傳播與普及。

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整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研究方法的明顯區別在於:1.是從客觀物質世界出發還是從抽象的思想意識出發。前者從社會生產的物質條件出發,認為經濟活動中的個人都是按照一定生產關系的要求來確定自己的行為和動機,主張從客觀物質世界出發來解釋經濟現象。后者則挖掘“人性”中的某種思想、意識及心理傾向,作為研究的出發點,試圖從“人的本性”中尋找經濟現象的根本緣由。2.社會經濟制度是一定生產關系的具體體現,還是個人相互斗爭博弈的結果。前者強調生產力、生產方式及生產關系對經濟制度形態、運行規律的根本決定性作用,個人之間的經濟交往由生產關系來決定,個人活動隻能影響而不能決定經濟制度的形態﹔后者認為每個人都是相同的經濟原子,個人之間是等價交換關系,社會經濟制度是個人追求最大化利益過程中博弈妥協的結果,經濟制度只是實現每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手段。3.是辯証的推理還是先驗的決定。前者認為任何事物都有一個發生發展的歷史過程,事物之間相互聯系,每個事物既是原因又是結果,主張思維演變與歷史發展相結合。后者認為任何事物都有一個先驗的決定原因,經濟社會存在一些不証自明的“公理”,如個人的初始狀態是匱乏的,人的欲求是無限的,人的本性是盡可能多攫取等,從這些公理出發就可以演繹推導出經濟學的全部陳述,人類社會歷史也可以由純粹邏輯演繹得到解釋。

必須看到,二者都面臨“合理過渡”的難題:即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需要解決從整體分析如何自然演進到個體分析,以獲取整體行為特征解釋的微觀基礎﹔西方主流經濟學也需要解決從個體分析如何順利推導至整體分析,以獲得個體行為特征闡釋的宏觀規定。在這個中間的“過渡”環節上,二者都仍有很長的路要走。當然,就具體研究方法而言,二者在規范分析還是實証分析、定性分析還是定量分析、動態分析還是靜態分析,屬於辯証邏輯還是形式邏輯、本質分析還是表象分析、合理抽象還是過度抽象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的強調。盡管如此,整體主義與個體主義仍構成二者研究方法的基礎性差別。

四、結論

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研究的出發點為“生產關系人”,研究對象為“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採用唯物史觀指導下的整體主義研究方法﹔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出發點為“經濟人”,研究對象為“資源配置”,採用唯心史觀指導下的個體主義研究方法。一定的人性假設對應一定的研究對象,同時對應特定的研究方法,二者在三個方面都取得了各自的統一,形成各具特色的研究范式。雖然,二者在三個方面都存在或多或少的交叉,但它們的研究體系明顯不同,由此構成兩大並立的學術體系。由各自的內在規定性決定,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在社會整體經濟制度變遷、長周期宏觀經濟運行以及社會群體經濟行為傾向研究方面具有極強的洞察力,而西方主流經濟學在具體經濟規則生成、微觀市場經濟運行機制以及個體經濟行為傾向研究方面具有不可比擬的解剖力。經濟研究的任務是要達到對事物的全面、正確認識,二者在不同層面揭示同一事物的規律,各自的優勢同時又都是對方的劣勢,互補性很強。二者應在堅持各自內在規定性的基礎上,進一步尋求理解、包容對方,找准各自的適用層次,在相互借鑒中融合發展。應該承認,在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發展史上,受機械認知思維的影響,把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幾乎所有重大問題的原因直接歸因於基本制度本身,僵化地認為隻有超越資本主義制度才可能找到解決問題的出路,忽略了制度逾越的前提條件,沒有深入到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內部繼續探尋其微觀運行層次與具體運轉機制,也沒有去探索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進一步擴張生產力的可能路徑。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應繼續堅持自己獨特的研究范式,同時更應積極借鑒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經驗,深入研究特定社會經濟制度下的具體運行規律,把“生產關系人”的內涵依次展開,細分不同類型“人”的行為模式﹔不拘泥於研究基本類型的生產方式一生產關系,簡單地在它們之間比評優劣,而是圍繞提升特定社會生產力的中心需要,深入到基本生產關系內部,探索具體的生產方式表現形態以及特定生產關系的不同實現模式﹔借鑒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個體主義研究方法成果,實現由整體分析向個體分析的合理過渡,獲取與自身理論體系相統一的微觀基礎。這樣,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將很有可能迎來新的發展契機。

注釋:

[1]關於生產方式的含義,代表性觀點可歸納為五種:一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二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中間環節﹔三是生產力的社會利用形式﹔四是生產方式就是生產關系﹔五是人們利用什麼樣的勞動資料進行生產以及生產規模的大小。這裡綜合採納第二、第三種觀點。參見:1.趙家祥:“生產方式概念含義的演變”,《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9期﹔2.吳易風:“論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2期。

[2]法國的阿爾貝爾(Michel Albert)提出了資本主義兩大模式的概念,即以美英為代表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和以德國為代表的萊茵模式﹔英國的多爾(Ronald E.Doel)將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分別命名為股票資本主義和福利資本主義。這裡採用英國的戴維·科茨(David Coates)的三種模式觀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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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