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的再現

美國當代“最重要的文化批評家”弗雷德裡克·詹姆遜，既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同時又是一位后現代主義思想家。對於這種雙重身份，詹姆遜指出，“馬克思主義與后現代主義：人們往往感到這是一種罕見的或悖論的結合，是缺乏穩固基礎的，以致有些人認為，當我現在‘成為’后現代主義者時，必須不再做任何含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了。”^[1]202在現代人看來，“馬克思主義”已被理解為列寧和蘇維埃革命時期泛黃的老照片，而“后現代主義”則產生的是最豪華的大酒店的想象。正是在這兩種看似格格不入的思潮中，詹姆遜卻找到了契合點，那就是：晚期資本主義。詹姆遜把我們這個時代的資本主義稱為晚期資本主義，晚期資本主義是繼古典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之后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三階段。詹姆遜將馬克思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整合到晚期資本主義這一歷史框架當中，通過馬克思主義對歷史和社會的理解來分析並批判當代的文化和理論。因此，“詹姆遜看起來展現了兩個領域的最佳情形：他一方面是堅持歷史確定性的傳統馬克思主義者，同時又是一位敏感於正統批判的激進的當代理論家。”^[2]

正是詹姆遜的這種雙重身份，客觀上使得他能夠致力於讓馬克思的思想獲得一種現當代的意義。基於這種研究策略，詹姆遜對《資本論》的解讀並不僅僅是把《資本論》當作研究對象，而是試圖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再現或者說復活《資本論》。詹姆遜認為，“馬克思的著作如資本本身一樣，總是說不完的，對於資本的每一次調整或變化，他的文本和思想都會以不同方式、不同重點予以回應——用法語說，就是inèdits——富含新的意義。”^[3]1實際上，《資本論》的偉大就在於此。人類歷史上，大多數智力或想象力的著作，經過短的不過飯后一小時，長的達到一個世紀的時間，就永遠消失了。但有些創作卻不是這樣，它們遭受幾度隱沒，復又重現。《資本論》就是這樣的“偉大的創作”。世界范圍內金融危機再次提醒我們：我們依然生活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表征的時代延長線上，《資本論》仍然是洞穿現代社會最深刻的著作。在我們的時代，帝國主義和壟斷階段的資本主義進入了全球化時期，形成了全球性構架。詹姆遜的著作《再現〈資本論〉》^[1]就是試圖在全球化的語境中重新激發《資本論》的生命力。因此，詹姆遜指出，“今天對《資本論》的任何創造性解讀都是一個翻譯過程。這個過程把為維多利亞社會第一個工業時代創造的語言和概念在忠實於原初構建的狀況下轉換成了另一種代碼，還通過對初次再現的抱負維度和精巧結構的堅持，保証了它在當代的可再現性。”^[3]7“再現”成為了詹姆遜解讀《資本論》的獨特方法，通過這種方法詹姆遜實現了《資本論》的當代闡釋和符碼轉換。需要注意的是詹姆遜對《資本論》的解讀立足於第一卷，他認為《資本論》第一卷是一部完整的著作，並且能夠代表《資本論》的全部思想。

一、《資本論》的方法論

雷蒙·阿隆曾經批評馬克思的《資本論》“含混不清”。他認為從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等各個學科的角度都可以把資本主義說清楚，而馬克思的《資本論》試圖從總體上把握資本主義社會隻能陷入“模棱兩可”當中。經濟學家們試圖為通貨膨脹和滯脹所引起的經濟危機提供實際解決方案，政治學家們通過重新確立“正義”原則試圖使現代社會成為一個分配正義的社會，而社會學家們則試圖通過“高福利國家”的構想解決社會的兩極分化等等。總而言之，資本主義學者們致力於解決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各種問題，他們希望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矯正資本主義系統。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把資本主義社會作為一個總體進行思考，而這恰恰是馬克思的抱負。也就是說，在雷蒙·阿隆批判馬克思含混不清的地方，恰恰是馬克思“真正的歷史科學”開始的地方。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中關於“總體性辯証法”的論述，表明他已經把握到了馬克思這一研究方式的致思取向。作為總體的資本主義問題，隻有哲學的辯証法才能把握到。詹姆遜指出，誰都不曾見過那個總體，資本主義也不曾以這種面目示人，而隻表現為“症候”。“因為資本主義不可再現，所以是不可言說的，是語言和思維之外的一種神秘現象。相反，人們必須加倍努力，從這個角度言說那不可言說之物。馬克思的書給我們樹立了一個辯証地完成這項事業的絕佳榜樣。也正因為如此，他最終賴以取得成功的方法對我們今天來說既重要又迫切。”^[3]5-6

《資本論》如何言說這一不可言說之物？無論是根據馬克思本人的論述，還是通過對《資本論》研究方法的分析，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使用的方法是辯証法，這是確切無疑的。詹姆遜指出，“事實上《資本論》從頭到尾都貫穿著一個巨大的二重性或二元對立——全書根本的或絕對的起點，總有許多人斥之為形而上學預設——那就是性質和數量之間的鮮明對立，偶爾我們會發現其變成甚至更可疑的身體與精神或靈魂的對立。”^[3]13-14雖然后世學者對這種二元對立或二重性褒貶不一，但是二重性的確構成了《資本論》的根本的或絕對的起點。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佔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4]47從商品開始就是從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二重性開始。馬克思認為，商品是一個依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物，這種物的有用性構成了商品的使用價值。商品的使用價值是其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而交換價值則是一種使用價值同另一種使用價值相交換的量的關系或比例。同《資本論》的一般研究者不同，在詹姆遜看來，這種二元對立不僅僅是《資本論》的邏輯起點，並且貫穿於全書始終。

表面上看來，這種辯証法的二元對立與黑格爾辯証法並無不同，問題的關鍵恰恰就在於如何將馬克思《資本論》中的辯証法與黑格爾的辯証法相似性掩蓋下的本質性區別揭示出來。馬克思與黑格爾之間的關系雖然是錯綜復雜的，但是我們必須清楚一點：隻有站在德國古典哲學尤其是黑格爾辯証法所達到的高度上，才能真正理解馬克思，也才能將馬克思和黑格爾真正區別開來。詹姆遜對《資本論》辯証方法研究的獨到之處就在於他做到了這一點。詹姆遜指出，“數量和性質的絕對對立，即他的《資本論》思想的基礎，也不是作為簡單的二元論發揮作用的，相反，它會產生某種奇怪地超越了身體和靈魂的相互轉換的東西，那是一個迥異於人們通常預料的庸俗黑格爾主義第三術語或‘合題’的維度。”^[3]14這一維度是一個關鍵的維度或者說是一個關節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裡，我們面對的是資本主義辯証邏輯與馬克思理論構建計劃的結構性難題相交的關鍵點﹔在這個點上，我們無可避免地需要援引黑格爾。”^[3]18當列寧做出不懂得黑格爾的“邏輯學”就不可能懂得馬克思的《資本論》的論斷時，絕對是一語中的的真知灼見。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指出商品的二重性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將使用價值懸置起來，聲稱他對資本的分析不會再涉及這個方面。於是，“交換價值”的問題就成了關注的中心。為了說明這個問題，馬克思舉出了“上衣和麻布”的例子。如果不從黑格爾的辯証法而僅僅從經濟學的價值理論出發永遠無法揭示出馬克思這個例子的真實意義。詹姆遜指出，“黑格爾著作中同樣原始的神話一躍而出，讓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最驚人的比喻性推演成為可能：宏大的承認場景，不是未來的主人和奴隸為承認而斗爭的黑格爾版本的場景，而是如同魔術玩具商店的場景。”^[3]23在詹姆遜看來，《資本論》關於價值形式的分析實際上就是把黑格爾版本的主人和奴隸的承認場景轉換為商品與商品之間的交換場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擁有了人格關系的所有權。上衣和麻布之間一次真正喜劇性的發現，隻不過是“一次惡意而滑稽的對黑格爾的主人和奴隸為承認而進行的悲劇斗爭的重演”。^[3]23

“上衣和麻布”的關系進一步被馬克思規定為“等價形式”和“相對價值形式”之間的關系。“如果一個人用他的麻布同其他許多商品交換，從而把麻布的價值表現在一系列其他的商品上，那麼，其他許多商品佔有者也就必然要用他們的商品同麻布交換，那麼，其他許多商品佔有者也就必然要用他們的商品同麻布交換，從而把他們的各種不同的商品的價值表現在同一個第三種商品麻布上。”^[4]80-81這樣，麻布就具有了一般等價形式，或者說就成了一般等價物。而固定地充當一般等價物的商品就是貨幣。實際上，“上衣和麻布都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優先性﹔這裡被戲劇化的，是它們之間的關系，隻有到我們最后觸及貨幣形式，觸及這個一般等價物中的那些多變而看似無止境的對立的更明確的物化的時候，這一關系才會被還原、被送回到單個物品的狀況。”^[3]26如果我們把馬克思從商品到價值形式的分析稱為第一步的話，那麼從交換價值到貨幣便構成了馬克思分析的第二步。詹姆遜把馬克思的這些分析稱為“一”與“多”之間的范疇游戲，並且指出隻有引入“貨幣”，“一”與“多”之間的范疇游戲才能得到控制，或者說更加明確起來。這是因為作為“一”的貨幣和作為“多”的商品之間的關系真正形成。“在這裡，一大堆不同性質的個別商品的‘多’，畏懼而景仰地張著嘴，圍繞在等價的‘一’的四周。等價物便真正成為‘價值體’，其偶然特征隨每個生氣勃勃的接續者而變化，但它在等式中的位置確認了它的神秘性和符號力量。”^[3]27

“貨幣”的問題絕對是一個需要我們注意的問題。馬克思和其他烏托邦式的思想家們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分道揚鑣。站在馬克思的立場上看來，貨幣是解決資本主義困境的烏托邦路徑的根源。從莫爾到蒲魯東概莫能外，莫爾主張完全取消貨幣，蒲魯東主張用勞工証作為勞動時間的公平價格來控制貨幣和淨化貨幣，以期達到消除剝削的目的。馬克思在《大綱》中激烈地批評了這一做法。糾纏貨幣問題，將其作為原因或症狀，都將導致我們停留在資本主義市場體制即流通領域內，讓我們的知識、科學問題和對問題的解答遭到無法突破的禁錮，即我們無法突破資本主義制度的限制。馬克思並沒有停留在貨幣上，而是邁出了從貨幣到資本的第三步。馬克思區分了貨幣的三種規定：價值尺度、交換手段和雇佣勞動。“因為用貨幣同樣可以交換和購買勞動，也就是生產活動本身，潛在的財富。”^[5]這就是貨幣的第三種規定，作為生產因素的規定可以購買勞動力。馬克思指出，充分發展的貨幣的第三種規定，以前兩種規定為前提，並且是它們的統一。正是貨幣的第三種規定使貨幣轉化為資本成為可能。因此，馬克思才會指出，“在這個規定性上已經潛在地包含了貨幣作為資本的規定。作為單純交換手段的貨幣被否定了。”^[5]就此而言，貨幣只是“第三種東西”或者說“第三個維度”的起點。從貨幣到資本，一直到拜物教構成了第三個維度的具體內容。

可見，馬克思《資本論》中辯証法的第三個維度已經迥異於黑格爾辯証法正一反一合中“合題”的維度。詹姆遜指出，“在這種二重性中，還有一個‘第三種東西’。這個‘第三種東西’與另外兩個維度不一樣：另外兩個維度(身體、個人意識)必然是個人的，它卻不再是個人的，而是集體的，或者(如果你喜歡這麼說)社會的。第三種東西也可稱作客體性，它與純粹物質的東西不是一回事：的確，客體性是一種獨立的清楚可辨的形式或范疇。”^[3]18-19馬克思的第三種東西——交換價值的客體已經不僅僅是一種邏輯推論的產物，而是活生生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現實。馬克思把“交換價值的客體”稱為一種“幽靈般的客體性”，它絕不是什麼純粹主觀的錯覺或個人的胡想亂想，而是一種社會事實，一種我們危險地忽略了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現實。這種社會現實正是馬克思所揭示出來的。“這樣，我們就來到了真正資本主義的現實的黑格爾客觀表現領域，或馬克思所說的Erscheinungs form，即‘外在形態’——在這個意義上，資本主義現實不真也不假。”^[3]19

《資本論》之所以具有“神奇的洞察力”，根源就在於這種作為認識論的“辯証法”。站在詹姆遜的立場上來看，馬克思如果沒有運用辯証法，沒有對辯証法“第三種東西”的分析，是無法切中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無法表征資本主義總體的。美國當代經濟學家海爾布隆納就此曾經高度贊揚馬克思。他指出，“馬克思的重要性正是源於這樣的成就。他的貢獻，從某種意義上說，堪與柏拉圖和弗洛伊德的貢獻相媲美。這一貢獻就是，他發現了隱藏在歷史表象之下的、之前未被發現的深層次現實，首要的是，他發現了我們稱之為‘資本主義’的這一歷史階段背后的現實。”^[6]2

二、《資本論》再現的核心

《資本論》的再現，就是馬克思所把握到的“幽靈般的客體性”——資本主義深層次的社會現實在當代社會中的再現。古典政治經濟學幾乎接觸到事物的真實狀況，但是沒有自覺地把它表述出來。隻要古典政治經濟學附著在資產階級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從詹姆遜的立場來看，馬克思通過對辯証法第三項的分析，揭示了資本主義背后的社會現實。這個第三項是真正的社會現實，絕非身體與靈魂、物質與心靈等等過去因素的任何類型。它把商品拜物教現實標為集體的、歷史的或者說標為資本主義社會總體。在此意義上，詹姆遜明確了《資本論》的價值所在，明確了《資本論》超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高明之處。正如海爾布隆納所指出的，“我們閱讀《資本論》，不隻要了解資本主義如何運行，而且要了解資本主義是什麼，這是一個迄今為止尚沒有人提出，而馬克思以深刻、令人難忘的方式回答了的問題”。^[6]3-4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本性的洞察，也就是詹姆遜所揭示的馬克思對辯証法“第三項”的分析，使《資本論》的再現或復活成為可能。

詹姆遜通過“再現”的方法將《資本論》解讀成了一部關於“失業”的書。他指出，“我將說明，《資本論》——從現在開始，我省略‘第一卷’——不是一部關於政治的書，甚至不是一部關於勞動的書。它是一部關於失業的書。這是一個誹謗性的觀點，我准備通過細致分析全書的觀點和失業的階段及逐步發展來証明。”^[3]2詹姆遜對《資本論》解讀正是圍繞這一核心觀點展開分析的。

詹姆遜在對《資本論》的解讀中，找到了“規律”這一概念，並以此為突破口開始了自己的邏輯論証。詹姆遜指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很不願意使用“規律”一詞。但是卻在《資本論》達到高潮的一章中在非常肯定地意義上使用了這個詞語。“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他引用了馬克思《資本論》中下述這段話作為其立論的根據。“社會的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它的增長的規模和能力越大，從而無產階級的絕對數量和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越大，產業后備軍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勞動力同資本的膨脹力一樣，是由同一些原因發展起來的。因此，產業后備軍的相對量和財富的力量一同增長。但是同現役勞動軍相比，這種后備軍越大，常備的過剩人口也就越多，他們的貧困同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階級中貧苦階層和產業后備軍越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像其他一切規律一樣，這個規律的實現也會由於各種各樣的情況而有所變化，不過對這些情況的分析不屬於這裡的范圍。”^[4]742

詹姆遜認為，這段話就是馬克思《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社會本質性的、規律性洞察的核心內容。“在我們的解讀中，‘絕對的、一般的資本規律’被看成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系統的表征的核心，或更准確地說，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系統的構建的核心。”^[3]102詹姆遜對《資本論》的解讀正是圍繞著“絕對的、一般的資本規律”展開。他對馬克思如何來呈現事實不感興趣，對那些據說是他從事實中推演出來的相關規律也不感興趣，他所感興趣的正是這個“絕對的、一般的資本規律”。換言之，詹姆遜對於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所揭示的剩余價值規律並不感興趣，甚至在他的整個解讀中都沒有怎麼提起。詹姆遜明確指出，“我已經勾勒出來的對《資本論》的解讀的確是圍繞馬克思所說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即，資本主義生產和失業相統一——組織起來的。”^[3]118

這是關於貧困化的著名觀點。貧困化的明顯結果是社會的兩極分化，一方面是比例越來越小的非常富有的資本家，另一方面是比例越來越大的收入逼近官方貧困線的人口。實際上，恩格斯早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談到財產或資本集中的時候就已經指明了這一規律。恩格斯指出，“這種財產的集中是一個規律，它與所有其他的規律一樣，是私有制所固有的﹔中間階級必然越來越多地消失，直到世界分裂為百萬富翁和窮光蛋、大土地佔有者和貧窮的短工為止。任何法律，土地佔有的任何分割，資本的任何偶然的分裂，都無濟於事，這個結果必定會產生，而且就會產生，除非在此之前全面變革社會關系、使對立的利益融合、使私有制歸於消滅”。^[7]詹姆遜放棄了馬克思《資本論》中的核心思想——剩余價值規律，轉而對這個“絕對的、一般的資本規律”大加贊揚。詹姆遜指出：“這條特殊的馬克思‘規律’——‘不管工人的報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狀況必然隨著資本的積累而惡化’——在戰后富裕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曾是大肆嘲笑的對象。今天的人們不再嘲笑它了。現在這些分析與馬克思對全球化的宣告一道，似乎在世界范圍內重新肯定了《資本論》的正確性。”^[3]57

大量的產業后備軍的存在，使得資本家與工人雇佣勞動關系更加牢不可破，並且使得工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最大程度的惡化。詹姆遜指出，“帶著這種辯証法的最新形式——對工業生產會同時導致超負荷工作和失業的‘一般規律’的揭示——我們最后一次巡覽了這些資本主義終極空間。在這些空間裡，我們面對的是一種‘赤裸的生活’，這生活比阿甘本的集中營中絕望的居民所面對的還要更深地植根於經濟系統。”^[3]100在詹姆遜看來，馬克思的“產業后備軍”這一概念所昭示的不僅僅是工人惡劣的生活狀況。馬克思在“工作日”和“機器大生產”章節中關於工人勞動狀況的描寫，表面上看起來是討論勞動，是對工人生存境遇的一種控訴，但其最真實的目的是對所謂的“一般規律”的揭示。因為，馬克思並不是狄更斯式的現實主義文學家。詹姆遜指出：“當我們記起這一正式的響亮的表達——‘產業后備軍’——僅僅指失業者的時候，我們就擁有了更具戲劇意味、更容易獲得的辯証悖論。它僅僅意味著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是：增加財富和生產力的同時，不斷增加失業者的數量。”^[8]

產業后備軍於是成為了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性概念。在資本主義階段，失業不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無關緊要的表象問題，也不再是資本主義社會能夠徹底解決的問題，而是為了維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運作而與生俱來的本質性事實。資本主義“不再把失業或缺乏經濟能力從資本中排除出去，而是將其留在裡面。當一切都被包含在資本主義之中，資本主義之外就什麼也沒有了﹔失業者——或這裡的窮人，貧民——可以說是被資本雇來失業的﹔他們通過自己的無為完成了一項經濟功能(即使沒人為此付給他們報酬)”。^[3]57“被資本雇來失業”，這是一個有趣的說法。失業者通過自己的“失業”完成了一項經濟功能：他使得雇用工人要麼接受自己的微薄的工資，要麼失業，從而在與資本家的對峙中，幾乎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余地。因為，產業后備軍能夠隨時遞補上去，使原有的工人失業。通過對“產業后備軍”的分析。詹姆遜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現在我們可以回過頭來評價整部《資本論》的意義了。這是一本關於失業的書：抵達《資本論》概念頂端的是以下命題，即產業資本主義一方面生產出數量巨大的資本——這種資本在潛在的意義上是無法投資的，另一方面制造出人數不斷上升的失業人群：當前第三階段資本主義或金融資本的危機可以充分証實這一情況。”^[8]

三、《資本論》的政治后果

馬克思從來都不想做一個純粹的哲學家或者經濟學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馬克思的學說也從來不是書齋裡的學問，而是一種能夠轉化為物質力量的革命理論。因此，《資本論》從形式上看來是一部經濟科學著作，就成了一件值得認真思考的事情。

詹姆遜抓住了這個問題。他指出：“《資本論》並不是一本政治著作，除了建議工人組織起來之外，他關於資本的說明並沒有任何政治后果。除了在第一部分舉了一個假想的例子——聯合起來的工人社會——之外，它並沒有描繪社會主義的樣子。然而，還是讓我在這兒更為充分地來解釋一下：馬克思是一個真正的政治人物，大概除了列寧之外，馬克思所具有的杰出的政治本能與政治思考無人能及。他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機會主義者，這是馬基雅維利意義上的良好的機會主義。為了改變和廢除資本主義，他可以向任何可能的道路開放：聯合、暴動、議會選舉中獲勝、回到農村公社，甚至是資本在危機中自我毀滅等等。如今每一種政治性的馬克思主義運動——從社會民主派到列寧主義、毛澤東和無政府主義——都是馬克思整個方案的可行的候選者，而他的議程則是隨歷史情境和資本主義自身的發展而改變的。然而，在《資本論》裡，卻沒有任何政治方案或是政治策略，《資本論》依然是阿爾都塞意義上的科學而非意識形態。”^[8]正是基於上述理由，詹姆遜認為這個問題必須認真對待。“《資本論》(第一卷)沒有政治結論。但當我們討論的是一本一個多世紀以來在全世界都被視為勞動階級聖經的書，而書的作者又曾寫過一本西方政治理論的基礎和經典之作(《共產黨宣言》)，這就成了需要解釋的悖論。”^[3]111

其實，認真想一下《資本論》中沒有政治方案或是政治策略並不奇怪。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就已經公開了他們的政治主張和政治策略。“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隻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9]66在1848年革命期間，馬克思在《新萊茵報》上發表了大量的政治評論文章。在革命失敗之后，馬克思撰寫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對1848年革命進行了深刻的反省。通過這些文獻，我們完全可以清晰地梳理出馬克思的政治方案或是政治策略。馬克思之所以撰寫《資本論》，其目的並不在於探討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策略，而只是想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秘密，為其推翻資本主義社會提供堅實的實証科學基礎。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解釋了這一寫作動機：“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9]591因此，《資本論》中沒有明確關於政治方案的內容也就不足為奇了。

早在《資本論》之前，馬克思就已經亮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場和政治觀點，而《資本論》的使命就是為其政治立場提供堅實的科學的合法性基礎。馬克思從來沒有放棄過他的政治立場，在其所有著作中都一以貫之。毋庸置疑，雖然《資本論》沒有明確地關於政治方案的討論內容，但這並不意味著《資本論》沒有政治立場。和馬克思所有的著作保持著一致，《資本論》的政治立場鮮明而堅定：否定和推翻資本主義。那麼，詹姆遜為什麼要把《資本論》沒有政治后果看成是一個悖論，並且堅持去追問這一問題？實際上，當詹姆遜認為《資本論》沒有政治后果的時候，他其實是想放棄馬克思的政治立場和政治方案，詹姆遜在解讀《資本論》時，對剩余價值理論避而不談，卻大談特談導致兩級分化的“絕對的、一般的資本規律”，這種舍本逐末的做法就已經預示了詹姆遜對馬克思暴力革命立場的放棄。放棄了“剩余價值理論”，就等於放棄了暴力革命的合法性基礎。

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與我們這個時代已經格格不入。詹姆遜放棄馬克思所主張的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其實是想尋找一種新的政治可能性。“在我們這個時代，沒有其他制度可供選擇，甚至資本主義體系的批評家對它的危機和不公正的反應都僅僅是修改它，由此希望改良它。”^[3]117“歷史終結論”的思潮已經成為西方社會主流的意識形態，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所能達到的最好的政治制度，因而隻能讓資本主義的不正義、不平等逐步減少。“但《資本論》的力量和架構成就無疑說明，這種‘不正義、不平等，與資本主義總體系統在結構上是一致的，並且永遠不能被改良。”^[3]118根據馬克思的論斷，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平等和不正義是與生俱來的，是植根於其生產關系本身的。

如何找回失去的革命，確實是擺在當代西方左派面前生死攸關的問題，否則就隻能放棄左派立場，承認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歷史的終結”。詹姆遜如果不想放棄自己的左派立場，就必須轉化包括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為標志的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策略。如果說馬克思的思考視域是早期資本主義的工業場景，詹姆遜則將其轉化為了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場景。他認為，文化領域的真實功能，在於把具體世界裡的諸般現象以鏡映的形式反射在自身之上。為此，詹姆遜提出了“認知繪圖”的概念。詹姆遜的這一概念實際上是將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和凱文·林奇的“都市形象”理論結合起來，認為兩者之間有“不少意義重大的巧合之處”。“阿爾都塞把意識形態重新界定為一種再現，它表達了‘主體及其真實存在境況之間的想象關系’。無可諱言，這也正是認知繪圖功用之所在。”^[10]510可見，“認知繪圖”所執行的依然是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的功能。詹姆遜指出，“認知繪圖”作為一種新型的全球性的標志，“實際上隻不過是‘階級意識’的符碼：它的意義僅在於提出需要一種新的和到目前為止還未想像到的階級意識，同時它也反映了后現代中所暗含的那種新的空間性發展”。^[1]217詹姆遜寄予“認知繪圖”以非常高的理論期望。他認為一旦我們在美學和理論上完成對世界的測繪，我們就能發明出新的政治方案和政治策略。就其本性來講，“認知繪圖”隻不過是黑格爾-馬克思辯証方法的空間應用和美學想象。詹姆遜也承認：“我們在繪圖法上大做文章，最后發現了一種辯証關系”。“‘認知繪圖’的美學，必須正視此一巨大難題，掌握極其繁復的再現辯証法，創造出全新的形式。”^[10]514表征資本主義總體的隻能是辯証法，“認知繪圖”是一種后現代版本的辯証方法。

詹姆遜雖然提出要通過“認知繪圖”的方法重構“階級之圖”，但是這個任務在他看來至少現在是不可能的。因為，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早期的經濟形式正處於全球化規模的重建過程中，包括勞動者的原有的形式和它的傳統組織機構和觀念。一種新型的國際無產階級(我們一時還未能想像出它們的面貌)將在這種激烈的變化中重新出現而不需要事先預言：然而，我們自己仍處在這一潮流中，沒有人能夠說清楚我們將在這裡呆多久”。^[1]217詹姆遜是否要放棄其左派立場，我們無從判定。但是，他在2012年底關於《資本論》的中國演講中，卻建議馬克思主義者和左派要把精力從政治轉移到尋求更好的經濟體系上來，因為政治不是任何理論和哲學的事務。詹姆遜指出：“人們常常哀嘆馬克思主義似乎只是純粹的經濟理論，沒有為合適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留出足夠的空間。而我卻認為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力量，政治理論和政治哲學總是附帶性的。政治隻應該是永遠警惕的機會主義的事務，卻不是任何理論或哲學的事務。在我看來，甚至當前以種種方式重新定義大眾民主的努力也偏離了資本主義的本性與結構這一核心議題。永遠也沒有令人滿意的政治解答或政治體系﹔但是可以有更好的經濟體系。馬克思主義者和左派需要把精力放在后一方面。”^[8]

我們沒有必要糾纏於詹姆遜解讀《資本論》的理論效果——究竟是不是一部關於失業的著作？詹姆遜解讀《資本論》的貢獻在於他的解讀方法。詹姆遜對《資本論》的“再現”解讀路徑是非常值得稱道的，任何一種解讀都不是一種重復或解釋，而是一種復活或再現。詹姆遜以一種后現代理論姿態，或者說以一種現代人的身份返回到了馬克思的文本當中，激發了馬克思在現時代的生命力。“我們不再把過去看成是我們要復活、保存、或維持的某種靜止和無生命的客體﹔過去本身在閱讀過程中變成活躍因素，以全然相異的生活模式質疑我們自己的生活模式。”^[10]190-191詹姆遜的這種閱讀方式促進了一種開放並且非教條的馬克思主義話語的出現，《資本論》也得以再現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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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吉林大學哲學基礎理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