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需要怎樣的國際視野

若論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我們固然需要一種“形式的”國際視野，即熟悉外部的經典，了解外部的狀況，取得外部的經驗﹔但更加重要的是“實質的”國際視野，它理應把前者包含在自身之中，並牢牢地以自身為立足點，使之具有批判性。

“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的國際視野”，是一個非常重要、非常有意義也非常及時的研討主題。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隨著當今中國歷史性實踐的快速發展，不僅需要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創新，而且這樣的創新無論在理論方面還是在實踐方面都離不開最為廣泛的國際視野。我想就此談三點初步的認識。

第一，我們通常理解的“國際視野”，大體說來包括以下諸項：掌握必要的外語和對話能力﹔熟悉並通曉國際上相關的文獻資料﹔對特定領域的國際事件、歷史和現狀有較多的了解和研究，如此等等。一般來說，具備了這樣一些基本條件，我們才可以說某人或某個學科具有國際視野。然而，更加深入地想來，這樣一些條件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來說並不是充分的。換言之，這樣的國際視野固然很重要，但卻未必導致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這樣的國際視野也許可以被叫做“形式的”國際視野，以區別於“實質的”國際視野。一個例子可以說明此種情形——這就是佛教的中國化創新，最主要的成果是禪宗。如果講到一種思想、理論或學術的創新，我想大概需要兩方面的條件，就像佛教之中國化的整個創新需要兩個代表人物一樣。一個代表人物是玄奘，他精通多國外語，舉凡切磋、交流和研究佛教的各種外語他大多詳熟﹔他又到印度留學，在那裡講經辯經罕有匹敵者﹔然后帶著大量經典返回祖國，隨即大開譯場，畢其一生翻譯、研究和講授佛法。我們知道，玄奘講授的佛法主要是法相唯識宗，雖說是來自印度的比較純正的佛學，但在中國的影響卻十分短暫。因此除了玄奘，還需要一個代表人物來實現佛學之中國化的創新，這個代表人物就是慧能。按《六祖壇經》的說法，慧能甚至不識字。但正是由於六祖慧能，佛教在中國取得了堅實的立足點，形成了真正中國化的佛教，產生了深遠影響並成為中國文化之極為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如果要講國際視野，固然一方面要有“形式的”國際視野，另一方面則需要有自己的立足點﹔而形成這樣的立足點是“實質的”國際視野的開端。如果缺失這樣的立足點，恐怕還談不上真正的國際視野。

同樣，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和研究方面也需要有國際視野，而且往往最初也是形式的國際視野。比如近代以來中國有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他們從蘇聯留學回來，一口流利的俄語，馬、恩、列的經典爛熟於胸，對俄國的經驗也是了如指掌。如果沒有這樣的國際視野，馬克思主義學說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翻譯、學習、介紹和傳播。但是我們同時也知道，僅僅具有這樣的國際視野還不足以導致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真正創新。一部分從蘇聯學成的人士主張“中心城市武裝起義”，但結果卻是一次次慘痛的失敗﹔唯當中國共產黨人意識到中國問題不應是“中心城市武裝起義”，而是“農村包圍城市”時，才開始取得自身的立足點，才開始有中國道路和中國經驗，也才開始有真正的理論和實踐創新。因此我認為，若論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我們固然需要一種“形式的”國際視野，即熟悉外部的經典，了解外部的狀況，取得外部的經驗﹔但更加重要的是“實質的”國際視野，它理應把前者包含在自身之中，並牢牢地以自身為立足點，使之具有批判性。現在的問題關鍵在於，國際視野如何能夠引導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界或者說講漢語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真正走上國際舞台，他們如何能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作出創新性的貢獻。這恐怕是根本問題。

第二，我們理應以一種實質的和批判的國際視野來探討當今世界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前景。我們通常講的現代世界、現代性和現代化，往往局限於某種純形式的抽象概念中，要害是完全遺忘不同民族或文化的實體性內容。就現代文明賦有其實體性內容而言，它是西方文明、歐洲文明——黑格爾稱之為“日耳曼世界”第三期，更加確切地說，是資本主義文明。狹隘的抽象理智往往會把“現代”這個詞，同其實體性內容完全分割開來，以非批判地來談論其普遍性，並把它先驗地強加到任何內容之中。但我們講現代文明具有特定內容卻並不因此而否認其普遍性，它的普遍性就是黑格爾所謂某種文明在特定階段所獲得的“絕對權利”，亦即該文明所具有的“世界歷史意義”。因此，這種普遍性必定是歷史的，也就是說僅在特定歷史階段上是最有效的。

那麼，今天中國的發展情形又如何呢？我認為這裡有兩個基本方面。一方面，中國自近代以來始終有一個不容否認的現代化任務，這個任務就是在特定階段並在某種被現實歷史規定了的程度上進入到現代性之中。在這一現代化的歷史性實踐中，中國最近幾十年的發展極為迅速，特別是在經濟建設和物質財富的積累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我認為，中國的大踏步發展已迅速抵達了現代性本身的限度——包括其自然限度和社會生活的限度。這看起來似乎不可思議：一個后發的國家，居然比發達國家更快抵達現代性的歷史限度，但這卻是一個基本現實。

總而言之，中國在現代化的進程中一方面取得了極大規模的成就，但另一方面也在抵達現代性限度之際面臨最嚴峻的危險。我認為這危險就是環境的解體和社會生活的解體。荷爾德林說，“哪裡有危險，哪裡就有希望”。因此，中國現代化發展的結果與前景，並不僅僅是一個現代強國，而且必然同時是一種向著新文明類型的過渡。這種新文明類型就是社會主義文明，它區別於我們一般所謂的現代文明。我想，由此而敞開出來的國際視野對於理解我們今天的道路和世界的未來，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中國的現實發展必然經歷“文化結合的鍛煉”。隻有在實質的國際視野中，這種“文化結合的鍛煉”才會被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國道路的實踐展開，我認為一方面採取了現代化的基本方式，另一方面其進程又不可能僅僅局限於現代性的范疇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它必定要經歷文化結合的鍛煉，而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只是從這種鍛煉中產生的。黑格爾曾專門討論過這一點，他在講到“希臘世界”時說，希臘人一方面有自己的固有傳統，另一方面又面臨強大的東方文化﹔正是經歷了文化結合的艱苦鍛煉，希臘人才取得了其應有的活力，並開創出他們的繁盛時代。但是，希臘人卻始終銘記著德爾斐神廟的那句格言——“認識你自己”，因而在“文化結合的鍛煉”中，終於弄清了自己的真實需要，整理好那堆雜物，“而沒有長久地做東方的追隨者”。

就文化結合而言，這一說法是非常正確的。如果說中國的發展道路必須經歷“文化結合的鍛煉”，那麼它就不僅需要對外學習，而且必須在學習過程中弄清楚自己的真實需要，整理好外來的那堆雜物，一句話，真正獲得它的“自我主張”。我認為，真正的國際視野是出現在文化結合的焦點之上的﹔隻有在文化結合之艱苦鍛煉所形成的諸多焦點上，才會產生具有實質意義或本質重要性的國際視野。這樣的國際視野一方面意味著對外學習——中國今天的發展成就首先是與100多年來持續不斷的對外學習相聯系的﹔另一方面則意味著在對外學習中取得堅定的自我主張——也就是說，將學來的東西凝練為能思的和批判的。海德格爾曾說過，一切偉大的東西都從人有個家並在傳統中生了根當中產生出來。隻有當我們所學來的東西成為能思的和批判的，亦即成為我們自己的東西時，才開展出一種以自我主張為基礎的國際視野。

總而言之，對於哲學理論的創新來說，我們所需要的國際視野之所以是國際的，是因為它本質地包含著我們的自我主張，並因而是與我們的歷史命運內在相關的。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哲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