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觀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及其遭遇

任何一種學說，都是特定的社會環境和特定的思想文化傳統的產物﹔當學說向異域傳播時，又進入不同的情境，被人們接受的程度與發揮的側重點，也為具體的社會及文化條件所制約。工業文明時代的西歐，生產力及生產關系的變動對歷史形態的決定性影響較為清晰地昭顯出來，唯物史觀得以應運而興。雖然農業文明時代的中國學術不乏素朴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察（如《管子·牧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王夫之《詩廣傳》卷五把火的掌握、農業發明視作文明的起點，等等），但就總體言之，前近代中國沒有前提條件以創制唯物史觀的學說體系。而且，隻有在近代工業文明初步成長的20世紀初葉以降，中國才具備這種學說體系引入的需求與接受的可能性。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紀中后葉的西歐創立的唯物史觀，跨越時空，廣為流布於20世紀的中國，並逐漸衍為主流歷史觀，這是時代風雲際會的產物，顯示了唯物史觀的強大感召力。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中國社會史論戰是唯物史觀在中國早期傳播的兩個關鍵階段，其時學人的認知傾向，對此后唯物史觀在中國的走勢影響深巨。總結唯物史觀在中國傳播與運用的歷史經驗，並對這兩個時段史學觀念的遷衍得失作一番溯源討流工作，於中國社會科學的健康發展或有裨益。

一、五四時期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傳播

與社會主義思潮在東亞傳播大體同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首先在日本，繼而在中國得到譯介、傳播。

19世紀后半葉以來，在社會主義運動於日本展開的同時，日本的社會主義者片山潛（1859—1933）、幸德秋水（1871—1911）、堺利彥（1870—1933）、河上肇（1879—1946）、山川均（1880—1958）等都致力於唯物史觀的介紹，其中尤以河上肇的勞績最著。而恰在19、20世紀之交，中國出現留日高潮，在數以萬計游學日本的人士中，不乏信從唯物史觀者，他們主要通過日文書刊獲得此一學說的知識，並將其轉譯為中文在中國刊發，這成為清末民初唯物史觀傳播於中國的一條重要渠道（還有同期自歐美、稍晚自蘇俄傳入中國的另外兩條路徑）。僅以河上肇論著而言，其中文譯本即有17種，直接以唯物史觀命題的便有《唯物史觀研究》（鄭裡鎮譯）、《唯物史觀的基礎》（巴克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淵泉譯）等。

中國介紹馬克思及其學說，可上溯至1899年《萬國公報》121期刊發的《大同學》（頡德著，李提摩太中譯），此乃來華西洋人所為。稍晚於此，旅日中國學人借助日文文本，開始用中文介紹唯物史觀，如1903年2月出版的《譯書匯編》（第2年第12期）所載馬君武（1881—1940）撰《社會主義與進化論比較》，初次講述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要點：“馬克司者，以唯物論解歷史學之人也。馬氏嘗謂階級競爭為歷史之鑰。”此后，朱執信（1885—1920）在《民報》第2號發表《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列傳》，評述“馬爾克”（即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思想和“階級爭斗”理論，接觸到唯物史觀的某些論點。而中國譯介唯物史觀的正式展開，則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傳播者一為早期共產主義者，二為國民黨文士。傳播平台是《新青年》與《建設》等頗有影響的刊物。

（一）早期共產主義者在《新青年》等刊物譯介唯物史觀

1919年5月，《新青年》第6卷第5號（實際出版時間在9月），為紀念馬克思誕辰一百周年，李大釗（1889—1927）主編《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所載文章多涉及唯物史觀，茲舉三篇為例：

（1）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介紹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和唯物史觀。關於后者，首先介紹唯物史觀形成的歷史，進而介紹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李大釗闡述的唯物史觀要義，基本上是對河上肇《社會問題研究》1—3冊相關部分的轉述。

（2）淵泉譯的河上肇文章《馬克思的唯物史觀》。

（3）顧兆雄的《唯物的歷史觀及批評》，在介紹唯物史觀之后，批評唯物史觀的種種“弱點”。

李大釗1919年12月發表《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以唯物史觀評析東西文化，針對當時流行的“物質開新，道德復舊”之說，指出“道德這個東西不是超自然的東西，不是超物質以上的東西，不是憑空從天上掉下來的東西。他的本原不在天神的寵賜，也不在聖賢的經傳，實在我們人間的動物的地上的生活之中。”^[1] 1920年1月1日李氏發表《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運用唯物史觀探究思想更革的因由。該文開宗明義指出：“凡一時代，經濟上若發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發生變動。”“經濟的變動，是思想變動的重要原因。”^[2]

1920年12月李大釗發表《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從經濟史視角追尋歷史動因，文中陳列唯物史觀的四種名稱：歷史之唯物的概念、歷史的唯物主義、歷史之經濟的解釋、經濟的決定論。

李大釗認為：“還是稱馬克思說為‘經濟的歷史觀’妥當些。”^[3]

隨后李大釗又發表姊妹篇《唯物史觀在現代社會學上的價值》，從經濟史視角追尋社會發展的動因，再次將唯物史觀肯認為“經濟史觀”。李大釗1924年出版《史學要論》，系統闡發唯物史觀，指出：“馬克思的歷史觀，普通稱為唯物史觀，又稱為經濟的歷史觀。”^[4]

李達（1890—1966）1918年在日本攻讀《共產黨宣言》、《資本論》，並翻譯荷蘭人郭泰著《唯物史觀解說》，附“馬克思唯物史觀要旨”，其中譯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關於唯物史觀的經典論述，又譯述恩格斯1888年為《共產黨宣言》英文版所寫序言中的兩段活，說明唯物史觀是馬克思發現的，其貢獻與達爾文對生物學的貢獻同等重要。

陳獨秀（1879—1942）1922年在《新青年》第9卷第6期發表《馬克思學說》，介紹剩余價值學說，也涉及唯物史觀。

《新青年》1923年改版為《新青年季刊》，成為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后，繼續登載譯介唯物史觀的文章，如《新青年季刊》第3期發表瞿秋白（1899—1935）的《唯物史觀對於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解釋》，以唯物史觀解析中國社會和中國歷史。

（二）國民黨文士在《建設》等刊物譯介唯物史觀

五四時期傳播並運用唯物史觀的，不僅有李大釗、陳獨秀、李達、瞿秋白等早期共產主義者，戴季陶、胡漢民、廖仲愷等國民黨文士也用力譯介唯物史觀，並用以解析中國社會問題。戴季陶、胡漢民、廖仲愷等人也是在日本留學期間，從河上肇等日本學者的著譯中了解並信從唯物史觀的。

孫中山（1866—1926）領導的中華革命黨（1914—1919）於1919年8月創辦雜志《建設》，1919年10月中華革命黨改建為國民黨，此刊由國民黨理論家胡漢民、汪兆銘、朱執信、廖仲愷、戴傳賢（戴季陶）等主筆，主要宣傳三民主義，同時也發表多篇介紹馬克思學說及其唯物史觀的文章，主要作者是戴傳賢和胡漢民。

戴季陶（1891—1949）在《建設》第1卷第1號（1919年9月1日）發表《從經濟上觀察中國的亂源》，試圖運用唯物史觀分析中國現實社會，其觀察角度是“無論一個甚麼問題，沒有不和‘生活’有關系的”。戴氏重視經濟統計，以為是解析社會問題的基礎，文章指出：“考茨基說十九世紀中葉的馬克斯、因格爾斯所以能夠發現那一種很深邃的‘唯物史觀’，完全是得力於統計學的發達。”戴氏還於1919年8月17日在《星期評論》第11號刊發《隨便談》一文，議及他與胡漢民探討唯物史觀的情形。文曰：“展堂（胡漢民號——引者）說：‘我以為中國一切思想的變遷並不是甚麼精神生活的影響，都是經濟生活的影響。’”胡漢民將周秦諸子各種學說發生的基本原因，歸之於“井田制的破壞”。戴季陶對胡漢民的思路大加贊賞：“我聽了這個話，歡喜得了不得，很希望這個‘中國史之唯物主義的研究’能夠得一般學問家的注意和協作，便是思想大解放了。”^[5] 戴季陶1920年1月13日撰《致陳競存論革命書》，聲明“我是贊同唯物史觀的”，^[6] 試圖以“社會生活決定精神”這一基本觀點考察中國歷史及現狀。1920年3月14日戴氏發表《勞動運動的發生及其歸趣》，探求五四運動爆發的原因，認為將五四運動歸結為惡政激起義憤，或國際上反抗日本侵略，都失之簡單。戴氏認為，五四運動爆發是“國民的生活缺陷”因歐戰“解放”、“革命”大聲音驚醒的結果，是國人因覺察到“生活的不安而生的社會運動”。戴氏還分析了資產階級態度的前后變化：中國資本家因“五四”抵制日貨，提倡國貨而“賺了大錢”，便不自覺地隨大流而行，但等到發現“五四”促使勞工運動高漲，妨礙自身的階級利益，又站到反對立場上去。這是戴氏運用唯物史觀的經濟分析、階級分析探究五四運動的努力。

胡漢民（1870—1936）在《建設》第1卷第3、4號（1919年10月1日、11月1日）發表《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的研究》，宣稱“我這篇文章，是拿唯物史觀應用到中國哲學史上。”胡氏還舉出以唯物史觀辨析中國哲學史的六要義。胡漢民不滿足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以“時勢說”詮釋先秦哲學，指出：“時勢是什麼力量造成的呢？求其最初原因，總在物質的關系。”^[7] 此文為以唯物史觀分析中國哲學之生成與發展的開篇之作。

隨后，胡漢民在該刊第1卷第5號（1919年12月1日）發表《唯物史觀批評之批評》，反駁對唯物史觀的責難和曲解，指出馬克思恩格斯“發現的唯物史觀”，“是以經濟為中心的歷史觀”，“是平民的哲學，勞動階級的哲學”，“差不多劃一個新紀元”。胡氏在該刊第2卷第4號（1920年5月1日）發表《從經濟的基礎觀察家族制度》，運用唯物史觀分析中國家族制度。總之，中華革命黨與國民黨相繼主辦的《建設》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評介唯物史觀的重要陣地。

1920年8月，《建設》第2卷第6號發表河上肇撰、蘇中譯的《見於〈資本論〉的唯物史觀》（摘馬克思《資本論》中有關唯物史觀的段落）。同年12月，《建設》第3卷第1號發表蘇中譯《科學的社會主義與唯物史觀》（摘恩格斯《反杜林論》第3編第2、3章）。后來一個時期運用唯物史觀的人們，多採用這些譯述。

《建設》1920年曾展開“史觀派”與“史料派”圍繞井田制的論爭。^[8] 胡適等“史料派”認為井田制只是古代思想家的一種理想，中國隻有“井田論”，沒有“井田制”。胡漢民、廖仲愷、朱執信等“史觀派”則肯認井田制的實存性，運用唯物史觀對其作經濟分析，並借鑒從西方引入的人類學、社會學方法考察中國古史，認為井田制是古代相沿的原始共產制，與歐洲歷史上的“均產制度”相類似。此一討論聲勢不大，極少納入現代史學史研究的視域，但史觀派在討論中採用的理論與方法，實開十年后中國社會史論戰之先河，在唯物史觀的傳播史上應佔一席之地。

（三）其他刊物對唯物史觀的介紹

在《新青年》與《建設》之外，還有多種刊物發表譯介唯物史觀的文章。

一如1919年1月創刊的《國民》雜志（鄧中夏、高君宇、許德珩等編），用力譯介唯物史觀，1920年該刊第2卷第2、3號連載常乃真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摘自恩格斯致瓦·博爾吉烏斯信中的兩段話。

二如進步黨刊物北京《晨報》副刊1919年5月5日至11月11日辟“馬克思研究”專欄，載河上肇著、淵泉譯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又翻譯日文的《馬氏唯物史觀概要》。《晨報》1919年7月25日至8月5日載《馬氏唯物史觀的批評》。

三如上海《民國日報》於1919年6月創辦副刊《覺悟》，其上譯載考茨基的《倫理與唯物史觀》，1921年5月15—19日發表施存統節譯的《見於〈共產黨宣言〉的唯物史觀》。

四如上海1921年1月《東方雜志》第18卷第1號發表范壽康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即《〈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五如1922年《學林雜志》發表墨笙《唯物史觀公式的解釋》。

綜覽五四新文化運動，唯物史觀的傳播是當年新思潮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一些初習唯物史觀的學者，立即運用略有所悟的唯物史觀的理論與方法，解剖中國歷史、中國社會及中國革命諸問題，昭示出此一理論鮮明的實踐性格。僅就歷史學而言，唯物史觀的科學價值已被先覺者所認識，李大釗說：“自有馬氏的唯物史觀，才把歷史學提到與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績，實為史學界開一新紀元。自時厥后，歷史的學問，日益隆盛。”^[9]

當然，初步意識到唯物史觀的科學價值並表示對其衷心服膺，與真切把握、准確運用此一學說之間，存在著相當距離。而當時的歷史條件，沒有為深刻理解唯物史觀提供必要的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的學術准備，也不允許學者們對這一深刻而宏富的學說從容研究，故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某些健將對唯物史觀的汲納與傳播，有“竊天火於人間”的歷史功勛，然而又多為“急就章”，對唯物史觀作粗率的理解是普遍現象——

其一，無論是早期共產主義者（如李大釗、瞿秋白），還是國民黨文士（如戴季陶、胡漢民），都將此一學說視為“經濟的歷史觀”。192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塞格利曼著、陳石孚譯的唯物史觀讀本，書名即為《經濟史觀》。李大釗、胡漢民、戴季陶等人當時對唯物史觀的理解相近，都是以比較簡單的“經濟分析”方法解釋中國社會、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往往是從某種經濟現象直接推導出某種社會政治現象、思想文化現象，忽略種種復雜的介質，對“反作用力原理”更重視不夠，故其關於唯物史觀的理解與運用，尚處在“經濟決定政治”、“經濟決定文化”的粗略、淺顯的認識水平上。

其二，當年信從唯物史觀的許多論者多以為階級斗爭是唯物史觀的核心內容，解析歷史問題、文化問題往往滿足於平面化、直線化的階級分析法，而很少注意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一唯物史觀的根本問題。這種對唯物史觀的認知及運用取向，在以后諸歷史階段又呈蔓延之勢。

概言之，五四新文化運動間唯物史觀的傳播，頗能一新耳目，然而又難免簡單化。1933年5月，魯迅在李大釗犧牲六年后，為李氏的文集作序，曾這樣議論李大釗的理論業績：“他的理論，在現在看起來，當然未必精當的，……雖然如此，他的遺文卻將永住，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10] 將這番話視作對李大釗及五四時期諸先賢傳播、運用唯物史觀的評價，也是大體恰切的。

二、中國社會史論戰間唯物史觀的運用：以“社會形態”學說解析中國歷史

五四運動以后，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傳播聲勢大增，並逐漸深入到歷史學科領域，這在“中國社會史論戰”中有集中體現。

民國年間中國學術界展開了三次較具規模的論戰：20世紀20年代的“科學與人生觀之爭”，即所謂“科玄論戰”﹔1929—1933年的“中國社會史論戰”﹔30年代中期的“全盤西化論”與“中國文化本位論”的論戰。如果說，“科玄論戰”是科學主義與古典人文主義之間展開的激辯，“全盤西化論”與“文化本位論”是中西學術的主輔之爭，那麼，中國社會史論戰則是在馬克思主義語境中進行，在唯物史觀框架內展開的。正如論戰的重要陣地《讀書雜志》的主持人王禮錫（1901—1939）1931年撰文所說：人生觀論戰的科玄之爭，是“極端唯物”（指科學主義）與“極端唯心”（指古典人文主義）的辯議，而“在中國社會史論戰裡，都是唯物的內部的爭斗，沒有唯心論者插足的余地。”^[11] 這裡的“唯物論”即指“歷史唯物論”。王禮錫把中國社會史論戰視作歷史唯物論內部的派別之爭，大體符合實際。誠然，中國社會史論戰並沒有發生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之間的交鋒，參論諸方似乎無不服膺唯物史觀，然而，論戰各派對中國歷史的概括與詮釋卻分歧甚巨，這顯現出唯物史觀在中國傳播與運用的復雜狀貌。

運用唯物史觀解析中國歷史與現狀，發端於1928年前后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此次辯議的論題是：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的性質為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抑或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決定中國革命性質的中國社會的性質為何（前資本主義抑或資本主義）？中國社會性質論戰與稍早開始於蘇聯和日本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論戰”相聯系。“亞細亞生產方式論戰”以馬克思關於古代東方的論述為武器，探討東方國家的社會形態和特殊發展道路，中國社會性質論戰由此出發，進而考察現實中國的社會性質問題。而要確認當時中國社會的性質，就必須追溯往昔，從而引發關於歷史問題的討論，這便是展開於1929—1933年的中國社會史論戰。

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參加者，多為曾經留學東洋、西洋的青年社會科學工作者（據統計，他們平均年齡26歲），其政治派別繁多，有中國共產黨理論界人士組成的“新思潮派”（因在上海主辦刊物《新思潮》而得名），有脫離中國共產黨的托陳派組成的“動力派”（因在上海主辦刊物《動力》而得名），有國民黨文士組成的“新生命派”（因在上海主辦刊物《新生命》和新生命書局而得名），還有汪精衛、陳公博為首的國民黨“改組派”的論者（顧孟余）參加（因標榜恢復1924年國民黨一大的改組精神而得名，在上海創辦刊物《革命評論》、《前進》）。自稱“第三種人”的自由主義者，如胡適、胡秋原等，也投入論戰。此一論戰的舞台在上海，卻牽動全國，乃至海外華人學者（如時在日本的郭沫若、王亞南等），幾年間，數十位論者發表文章百余篇，出版著作30余種，規模遠在“科玄論戰”之上。

中國社會史論戰諸方競相援引馬、恩、列，引述較多的是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政治經濟學批判》、《資本論》，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列寧的《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今譯《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帝國主義論》（今譯《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論戰參加者紛紛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此一論戰的重要園地《讀書雜志》曾准備在1933年馬克思逝世50周年之際出版“馬克思專號”（后因故未果）。這一切都表明，從“五四”至大革命后的十余年間，馬克思主義及其唯物史觀在中國知識界的傳播大有進展。如果說，五四時期胡漢民發表《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的研究》，試圖“拿唯物史觀應用到中國哲學史上”，李大釗以唯物史觀解析中國歷史，尚屬個別行為，那麼，大革命失敗后展開的中國社會史論戰諸派，紛紛以唯物史觀的某些論說作依憑，以之構筑中國歷史的總體框架，當屬群體行為。這昭顯了唯物史觀在中國社會科學界的高歌猛進。

（一）“科學的社會學”初試鋒芒

五四以降，西方人文社會科學諸流派（杜威學說、羅素學說、白璧德學說等等）聯翩來華，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脫穎而出，最受人文社會科學界歡迎。一個有趣的現象是：1929—1933年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參論諸方政治取向大異，呈敵對之勢，卻幾乎都宣稱信奉唯物史觀：不僅“新思潮派”及在日本的郭沫若等左翼學者高張唯物史觀旗幟，而且陶希聖等國民黨文士、顧孟余等國民黨“改組派”、自稱“第三種人”的胡秋原，也競相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運用者自命，熟悉馬克思恩格斯原典的“動力派”李季等更以唯物史觀的正宗傳人自居。且不論這種現象的社會、政治原因，僅就學術層面而言，這正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界皈依科學，試圖以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詮釋社會、詮釋歷史的表現。

傳統史學的中心題旨是王朝的盛衰更替，以政治史為基本，而中國社會史論戰諸派運用唯物史觀，不再把視野局限於王朝更迭及政治制度變遷，而把社會經濟活動視作歷史樞紐，觀照由社會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共同構建的歷史全體，試圖對中國史作貫通性詮釋。僅以“中國封建社會”一題而論，“封建”不再指一種政體或一個事件，而提升為以經濟制度為基礎的通覽經濟、政治、文化的一種社會形態，使表述政制的舊名“封建”躍升為表述社會形態的新名“封建”。這是舊史家所沒有也不可能做到的。

社會史論戰中唯物史觀佔據上風，整個討論在馬克思主義語境下進行，這在一定意義上是社會科學步入中國學壇的表現。

自“五四”以降，“科學”成為國人景仰的理念，如胡適所說：“近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地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名詞就是‘科學’。”^[12] 而“五四”以降人們對“科學”的認識，超越清末的“格致”觀，從自然科學、技術科學，擴及社會、人文領域，陳獨秀說：“科學有廣狹二義：狹義的是指自然科學而言，廣義的是指社會科學而言。”^[13] 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科學的社會學”，^[14] 而“五四”以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是作為科學的社會學、科學的歷史學被中國知識分子歡迎與接受的。

（二）將社會經濟考察引入歷史研究，綜合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社會形態”成為史學認識對象

作為歷史科學的唯物史觀的一大特色，是將社會經濟考察引入歷史研究，誠如恩格斯所說，德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理論內容來自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15] 中國社會史論戰諸派不同程度地運用此一唯物史觀的理論與方法，而以郭沫若為代表的一批左翼學者更為自覺地嘗試運用經濟分析、社會結構分析來考察中國社會，尤其是運用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的觀點探究中國古史，突破傳統史學的政治史框架，整合經濟史、社會史研究，形成以“社會形態”為研究對象的新的史學范式，並採納王國維倡導的“二重証據法”，以考古發掘的甲骨卜辭和青銅銘文與固有古文獻相參校，考証辨偽，發前人所未發。他們在追慕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經典的同時，也試圖作出自己的創造性闡發。郭沫若在1929年9月20日寫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的自序中提出：“世界文化史的關於中國方面的記載，也還是一片白紙。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上沒有一句說到中國社會的范圍……在這時中國人是應該自己起來，寫滿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頁。”^[16] 郭氏顯示了一種氣吞全牛的豪氣，而郭氏等學者所做的工作，也確乎有突破前人之處，誠如日本的中國歷史學家西島定生所說，郭沫若、呂振羽等的研究，“就當時而言，是劃時代的業績，引起極大的爆炸性批判”。^[17] 我們今天探討古史諸問題，應當以此種“劃時代的業績”為前進基點，不僅要繼續採用“二重証據法”乃至“三重証據法”（文獻、考古發掘材料、民俗及口碑材料的參校互証），尤其要珍視唯物史觀的社會形態學說的合理內核，以此觀察“歷史全體”。

以“社會形態”作為歷史研究的基本對象是馬克思的創造。馬克思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開始出現“社會形態”這一短語。馬克思1859年撰寫《〈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較早闡發“社會形態”的歷史內蘊，指出：“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18] 其中“形態”借自地質學術語，本指地殼歷史中先后形成的岩層，一個形態就是一個不同的岩層單位。而“社會形態”是指人類社會發展一定階段上以一定生產關系為基礎的社會狀況，是建立在一定生產力之上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歷史的統一，表示處於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社會或一定的社會類型。生產力、生產關系、政治制度是社會形態之構成的三項要素。社會形態包括：社會技術形態（生產力）、社會經濟形態（生產關系、經濟基礎）、社會政治形態（政治上層建筑）、社會文化形態（思想上層建筑）。^[19] 社會形態研究可以達成對“歷史全體”的把握，可以為宏觀歷史分期提供切實的、富於歷史內涵的標准。這都是舊史學難以企及的。

運用唯物史觀及其社會形態學說研究中國古史，是歷史學的一大進展。然而，任何學說一旦被公式化、教條化，便有誤入偏鋒的可能。中國社會史論戰諸派試圖以“社會形態說”詮釋中國歷史，難能可貴，其開啟先河的功勞不可抹煞，然而，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此一甚有價值的努力卻受到教條主義影響，導引出若干缺憾。

三、“社會形態共性論”、“歷史單線進化論”有悖於唯物史觀關於歷史發展普遍性與多樣性相統一的思想

中國社會史論戰是在大革命失敗后相當嚴峻的政治環境中進行的，其理論資源多來自蘇俄與共產國際。蘇俄及共產國際一貫將其理論與方法宣布為普世法則，而初學馬列的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把來自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及共產國際的理論、方法乃至語匯奉為圭臬，這是中國社會史論戰許多參加者共有的傾向。十月革命前后，列寧及布爾什維克在與第二國際的議會路線作斗爭的過程中，強調暴力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強調武裝奪取政權，通過變更政治上層建筑、改變生產關系來達成社會的歷史性躍進，其對唯物史觀的詮解帶有強烈的現實政治斗爭取向，並從國際階級斗爭（時稱“世界革命”）的宏觀視角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國家的歷史進程提出了規定性模型，從而對中國學人理解與運用唯物史觀起著導向作用。

縱覽中國社會史論戰諸派的滔滔雄辯，可以發現諸營壘的異中之同，這便是不同程度地信奉來自蘇俄及共產國際的“社會形態共性論”。論戰諸方多迷信歐洲歷史模式（其實，這種歷史模式是蘇俄理論家概括的，歐美學界主流並不認可），並以之裁量中國歷史。這大約是后五四時期中國社會科學界的一種思潮，某些新銳學者或輕或重地患著“左派幼稚病”。

中國社會史論戰諸方往往隻注意到馬克思創立的唯物史觀關於歷史普遍規律的論述，而忽略了關於歷史多樣化發展的論述，忽略了唯物史觀是歷史發展普遍性與多樣性之統一。

眾所周知，馬克思創立唯物史觀，是試圖從歷史的物質基礎出發，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但他對社會形態諸階段的演進模型，歷來持十分謹慎的態度。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20] 馬克思的這一論述，是他在19世紀中葉主要立足於西歐歷史概括的發展序列，當時馬克思並未強調此一序列的普世性，特別加上“大體說來”的限定語。而且，馬克思在1857—1858年為准備《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而寫作的手稿又指出，亞細亞的、奴隸制的、封建制的並非一個系列中的先后遞進階段，而是人類社會走出原始社會的三種不同路徑，申述了歷史的多線發展觀。

究其學理脈絡，單線歷史進化觀是古典進化論的產物，它試圖將原始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之間世界各地的多種社會形態，如亞細亞形態、斯拉夫形態、日耳曼形態、古典形態等塞進一種單線模式，這顯然與唯物史觀的辯証思維相悖。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論及資本主義的“形成過程”時指出：“這種剝奪的歷史在不同的國家帶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順序、在不同的歷史時代通過不同的階段。”^[21] 這裡我們應注意“不同的色彩”、“不同的順序”、“通過不同的階段”的提法，而單線歷史進化觀恰恰抹煞了這些“不同”。

如果說，19世紀70年代以前馬克思較多從歷史普遍規律立論，那麼，70年代以降，馬克思特別用力於描繪各地區、各民族歷史發展的網狀脈絡，指出通向“資產階級社會”的途徑絕非單線的，而是多線的，除西歐式的封建所有制外，還列舉了其他路徑，諸如東方和斯拉夫各民族那樣是“從公有制的崩潰中產生的”。^[22] 1877年11月，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編輯部的信》中，針對俄國民粹主義者米海洛夫斯基（1842—1904）對《資本論》的曲解，尤其是米海洛夫斯基把西歐社會發展道路套用於俄羅斯等東方社會的做法，講了這樣一段話：“關於原始積累的那一章隻不過想描述西歐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封建主義經濟制度內部產生出來的途徑……他一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后都達到在保証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証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23] 馬克思在這裡明示了自己與歷史單線進化論者的原則區別，特別聲明：他從西歐歷史概括出的“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並非一把萬能鑰匙，西歐資本主義的起源（即從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度演化出資本主義），西歐式的歷史進化路線，並不是人類各民族必然經歷的道路。馬克思嚴厲批評歷史單線發展論，堅決拒斥以此論概括自己的學說，從而為探索中古世界的多元發展路徑保留了廣闊空間。在以唯物史觀分析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民族的歷史進程時，我們尤需重視馬克思的這一鄭重聲明，重視馬克思研究歷史問題所表現的注重特殊性的謹嚴態度。

有學者以馬克思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為中心，參考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相關論述，特別是馬克思研究古代社會歷史所作的筆記（“民族學筆記”），將人類歷史從古代到中古，由中古到近代的多途發展，以簡圖表示如下：^[24]

此表當然還有可推敲之處，但有助於我們直觀地了解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所描述的人類歷史多線條進程，有助於走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五種社會形態單線直進的歷史框架，認識古代及中古世界多樣化異途演進的實際狀態。

馬克思晚年在肝病纏身、革命指導任務繁重的情形下，擱置《資本論》寫作，關注歐美新興學科“文化人類學”的前沿成果，借以研究非西歐地區的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材料，他的這一努力，正是為了發現人類歷史的多樣化情景，從而在更高層級上總結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筆記”手稿，長期“藏之深山無人識”，直至20世紀中期才在蘇聯漸次發表。美國人類學家勞倫斯·克拉德（L.Krader）對馬克思幾種筆記加以整理，於1972年以《卡爾·馬克思的民族學筆記》（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之名出版，引起國際學界重視。至於在中國，這些筆記的中文譯本，則遲至1985年12月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方基本刊出（關於菲爾的筆記還在此后發表），中文版說明將這些文本總稱“馬克思研究古代社會歷史筆記”。199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馬克思古代社會史筆記》中文譯本，較完整地展示了馬克思的人類學、民族學筆記，從中可以得見馬克思關於諸民族歷史演進的不同道路的深刻思考。而這些中文譯本距馬克思筆記書寫時間已逾百年。

時值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各派諸公，當然不可能讀到馬克思這些以研討歷史多途演進為重心的筆記，他們接觸到的只是前期馬克思闡述歷史發展普遍規律的論點（而且多為經過一再轉譯的片斷），因而將片面強調歷史共性的歷史單線進化論誤認作唯物史觀，把從西歐史提煉出來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遞進階梯視作普世性的不二路徑，也不為怪，我們不必深責前賢。然而，時至歷史科學長足進展，各地域、各民族歷史多途演進的情形得以充分揭示的現代，特別是在馬克思相關論述昭示天下的現代，如果繼續把歷史單線進化說視作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視作普世性模式，則是一種陳見。

針對單線遞進說的偏誤，已故北京大學教授羅榮渠（1927—1996）提出“一元多線歷史發展觀”。所謂“一元多線”，是指在同一生產力發展水平上，因各地的歷史、地理條件個別，各國、各民族的發展道路多途，社會形態呈現多樣化狀貌。^[25] 此論與世界諸民族歷史的實際進程相切合，是對歷史單線遞進說的駁正。

四、忽視核心概念的准確性，導致社會形態序列表述偏離歷史實況

馬克思恩格斯論史，並不回避在唯物史觀體系內建立關於社會形態發展的序列（當然他們也反對將其模式化，四處硬套）。自認信奉唯物史觀的社會史論戰參論者樂於採用這些序列，卻常常忘卻唯物史觀的一個基本屬性——十分講究社會形態基本概念（如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准確性與自律性，嚴格拒斥概念的濫用。而一旦概念失范，社會形態發展的序列便陷入混亂，成為非但無益、甚或有害的框架。令人遺憾的是，中國社會史論戰的主要參論者為社會形態設定名目時不同程度地失去自律性，陷入運用術語失范的泥淖。這種做法，究其遠因，可追溯到秦漢以下排斥“名辯之學”的積習，將厘清概念的努力貶為“屠龍之術”（漢代經師語），視術語之辨“很無意義”（陶希聖語）﹔尋其近因，則是迷信西歐歷史模式，為了套用此種模式，不惜在名實關系上“削足適履”。

比如，以陶希聖為代表的“古典封建論”一派對泛化封建觀有所批評，大體主張：西周為封建社會，封建制在秦代已經瓦解，此后進入以士大夫階級為中堅的“官僚政治時期”（參見陶希聖1929年《中國封建社會史》）。但陶希聖論著自相矛盾的說法甚多，其所著《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說：“秦漢以后的中國，還是在前資本主義時期。”又進而說明：“八十年前的中國社會是前資本主義的封建社會。”同書又說：“中國社會，從最下層的農戶起到最上層的軍閥止，是一個宗法封建社會……可以叫中國社會做封建社會。”這種對中國社會的界定，又與陶希聖批評的泛化封建觀別無二致。同書還說：“如果照確定的封建制度來尋求中國可以說從沒有封建制度存在。”此說又站到泛化封建觀的對立面。

陶希聖何以出現如此互相抵牾的說法？原因之一在於，不重視厘清概念。陶氏在討論“封建社會”時聲稱：“名詞之爭，是很無意義的。”又說：“本書的題名，便是包含歧異涵義而饒有爭議的名詞。”他表示不參加概念之爭，卻又不得不使用新概念，“所以漠然仍用這多爭多辯的不幸的名詞”，^[26] 字裡行間透露出一種對於概念的輕率而又無可奈何的態度，其結果則是，所論“封建社會”內涵混淆不清，外延隨意擴縮，前后矛盾。王宜昌將陶希聖的這種概念紊亂狀況稱為“一塌糊涂之封建制度論”，^[27] 此一批評是並不過分的。陶希聖1929年前后認定秦以后的中國乃為“非封建”的社會，然而，他於1935年發表的《為什麼否認現在的中國》一文，稱贊胡適“在過去與封建主義爭斗的光榮”，將胡適等發起的白話文運動稱之“與封建主義爭斗”，這顯然是把近現代中國納入“封建主義”，可見陶氏的“封建”概念何其混亂，因而引起了胡適的強烈反應。胡適在《今日思想界的一大弊病》中對陶希聖及當時學界普遍存在的濫用“封建”等術語的現象給予了尖銳批評。^[28]

陶氏概念混亂又與他迷戀歐洲模式有關。陶氏說：“中國社會發達過程與歐洲大同小異。由氏族的生產到家長經濟，奴隸經濟，封建的生產，城市手工業即先資本主義。”^[29] 可見，陶氏也以西歐社會形態為標尺衡量中國歷史，對自己關於秦以后是“非封建社會”的論斷並無自信，因為那不符合“歐式模型”，於是百般變換名目，試圖將中國史的敘述，納入一個與西歐模型相靠近的據說是普世性的歷史框架之中。

總之，在陶氏那裡，概念的不穩定以至自相矛盾，與史觀上的棄己以從人互為因果﹔而照套西方公式，必然與中國歷史實際相錯置，於是變換核心術語包蘊的內涵去順應外來公式，遂由概念的紊亂，導致歷史敘事的紊亂。當然，新名“封建”所含概念失准，也是“新思潮”一派左翼學者的通病。而概念的失准與游移帶來的一個直接后果，便是中國歷史分期的歧見迭出，僅以封建社會起點，便有“殷周封建說”、“西周封建說”、“春秋封建說”、“戰國封建說”、“秦統一封建說”、“秦漢封建說”、“西漢封建說”、“魏晉封建說”、“東晉封建說”、“北宋封建說”，等等，時間相距一千余年至兩千余年。關於封建社會的終點，則有“西周末”，“春秋戰國”、“戰國”、“秦”、“唐末五代”、“清末”、“鴉片戰爭”、“最近”，等等。諸論者（甚至同一論者在不同場合）關於封建社會起訖時間分歧之巨大，實在匪夷所思。而究其原由，概念未能厘清是病根之一。

五、小結

唯物史觀自其創立之始，作為一種全新的、富於說服力的歷史觀即漸次傳播，以至從者甚眾，成為百余年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的指針，並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顯示出強勁的理論活力，僅就歷史學研究而言，法國年鑒學派、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日本社會主義學者的史學研究，即深獲唯物史觀理論與方法指引。在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譯介唯物史觀，播撒此一學說的火種，功不可沒﹔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學術貢獻，是將唯物史觀的社會形態學說正式引入史學領域，展開於諸斷代史和通史研究之中，唯物史觀得到空前普及，有力地推動了歷史科學的發展。然而，作為一種深邃的歷史哲學，唯物史觀在中國傳播與運用也歷經曲折。

五四新文化運動介紹唯物史觀的主要局限是，將充分肯認人在社會歷史中重大作用的唯物史觀簡單理解為“經濟決定論”。時至今日，“經濟史觀”的偏頗已得到相當程度的糾正，重視“反作用力原理”漸成社會科學發展的一種走勢，但也切忌走向無視“正作用力原理”的另一極端。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及其思想意識之相互關系的認識，應堅持辯証法，力避偏執，方為正途。

中國社會史論戰的缺憾，是一些重要參論者將社會形態學說公式化、教條化，歷史單線進化觀流行，將異彩紛呈的世界歷史塞入單一模型之中，從而構成了歷史學健康發展的障礙﹔其間又邁入史學核心概念失去自律的誤區，導致中國歷史宏大敘事的紊亂，既脫離中國史學的表述傳統，又有悖於唯物史觀的社會形態學說的真精神。歷史單線進化觀及史學概念濫用已為不少現代學人所揚棄，然其余韻流風並未止歇，繼續制約著中國史學的健康發展，故對其進行認真的學理辨析，已成不宜延宕之勢。

我們今日反顧唯物史觀在中國傳播的成敗得失，是要達成對唯物史觀及其社會形態學說的正確理解、合理運用與創造性發展，而其前提是：以歷史實態為研討起點，而不是從某種先驗模式出發。這是提升我們的歷史認識水平與學術水准的基本立足處。

注釋：

[1] 李大釗：《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新潮》第2卷第2號，1919年12月。

[2] 李大釗：《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新青年》第7卷第2號，1920年1月。

[3] 李大釗：《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新青年》第8卷第4號，1920年12月。

[4] 《李大釗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15頁。

[5] 戴季陶：《從經濟上觀察中國的亂源》，《建設》第1卷第1號，1919年9月1日。

[6] 戴季陶：《致陳競存論革命書》，《建設》第2卷第1號，1920年1月13日。

[7] 胡漢民：《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的研究》，《建設》第1卷第3、4號，1919年10月1日、11月1日。

[8] 參見胡適、廖仲愷等：《井田制有無之研究》，《建設》第2卷第1號。

[9] 《李大釗文集》下卷，第347頁。

[10] 《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25頁。

[11] 王禮錫：《中國社會史論戰序幕》，《讀書雜志》第2卷第4、5期合刊，上海：神州國光社，1932年，第6頁。

[12] 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序”，上海：亞東圖書館，1923年。

[13] 陳獨秀：《新文化運動是什麼》，《新青年》第7卷第5號，1920年4月。

[14] 《列寧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0頁。

[1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頁。

[16]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郭沫若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頁。

[17] 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2卷，高明士等譯，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6頁。

[1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3頁。

[19] 參見《唯物史觀新視野》，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年，第30頁。

[2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3頁。

[2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61頁。

[2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4頁。

[2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4—145頁。

[24] 袁林：《兩周土地制度新論》，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54頁。

[25] 羅榮渠：《論一元多線歷史發展觀》，《歷史研究》1989年第1期。

[26] 參見陶希聖：《中國封建社會史》，上海：新生命書局，1929年，“引言”。

[27] 王宜昌：《中國封建社會史》，《讀書雜志》第3卷第3、4期合刊（“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4輯），上海：神州國光社，1933年，第2頁。

[28] 胡適：《今日思想界的一大弊病》，《獨立評論》第153號，1935年5月27日。

[29] 陶希聖：《中國社會形式發達過程的新估定》，《讀書雜志》第2卷第7、8期合刊（“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3輯），上海：神州國光社，1932年，第7頁。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及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