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反理論”到理論自覺：重構社會工作理論與實踐的關系

西方社會工作理論從一開始對心理學相關理論的借鑒到之后的嘗試借用心理學、社會學、臨床醫學等多學科理論，可以說，經歷了一個從單一性到多元化的發展過程。而伴隨著這一過程，整個社會工作的發展實際上也經歷了一種從沒有理論甚至“反理論”到借用其他學科理論，再到自覺探尋理論支持的轉變過程。社會工作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系也由彼此對立到表層的游離，再到更深層次的交流與互動。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作為一個注重實際操作層面的學科，社會工作學科的知識體系和理論基礎的建構本身還存在著許多障礙，其中之一便是長久以來社會工作對實務傾向的過度強調，這也使得專業社會工作者面臨了理論選擇和運用的諸多困境。

一、社會工作發展歷史中的“反理論”痕跡

縱觀西方社會工作的發展歷程，其實踐貫穿於社會工作從產生到發展的全過程，社會工作價值觀也是為了規范社會工作者的實踐而產生的。而相比之下，社會工作理論卻是“姍姍來遲”，通常會被解讀為它只是對社會工作“形成專業或學科”的一種補充。當代社會工作的前身是西方以教會為主體的、以協助濟貧為目的的志願活動，這當中又屬英國最具有代表性。17世紀產業革命以前，英國的志願濟貧活動主要由教會承擔，直至產業革命興起，教會無力再承擔沉重的救濟負擔，這便催生了伊麗莎白女王在位時期1601年法案的頒布，也就是著名的Poor Law(舊稱《濟貧法》)。該法案建立了初步有效的救濟行政制度和救濟工作方法，成為現代各國救濟事業的開端，救濟事業也由此有了進一步發展的堅實基礎。之后，有組織的志願工作逐漸在西方興起。而第一位由志願工作轉任為有薪資的“社會服務工作者”，可能是美國衛生委員會的特別救濟部(The Special Relief Depart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anitary Commission)所聘雇的社會服務工作人員，其主要工作就是解決內戰中士兵及其家屬的社會與健康問題^[1]。這也只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並不能代表社會工作職業化已經邁出了第一步。美國內戰結束后直至19世紀中后期，以英國“慈善組織會社”為代表的城市慈善機構的興起，才標志著當代社會服務工作的真正起步。在這一階段中，社會工作的前身，西方早期的社會慈善救濟活動受客觀歷史原因和人的認識與信仰的局限，並未有明顯理論規范的痕跡，早期的社會救助者更談不上具備理論意識，他們更多是靠自我意識中自發而成的價值觀來約束自己。但不可否認的是，西方社會早期一系列的救助行動和有組織的實踐成果使正處在變革中的世界看到了社會服務工作的價值所在，也為這類活動有規模地開展和正向演化創造了基本條件。

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救助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在19世紀的美國，一些救濟者認識到無法將普惠主義落實的事實，而且這種救助反而會直接影響窮人的道德培養。於是，受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社會理論和社會達爾文理論(Darwinian Theory)的影響，慈善組織會社運動逐步將有選擇的慈善救濟方法引入到城市慈善事業管理當中。雖然這與一向反對救濟“官僚化”的宗教性志願價值背道而馳，但這一爭論卻首次體現出了理論在影響社會服務工作者價值觀的作用。1883年，芝加哥的道斯(Anna Dawes)開始公開呼吁建立專業訓練的必要性，同年，美國水牛城慈善組織會社的羅森瑙(Nathaniel S. Rosenau)也認為有必要找一些經過特殊訓練、以此工作為職業並願獻身於此者來負責這項工作^[2]。這不但是社會工作逐步將“行外人”與“專業社會工作者”區分了開來，更是將社會服務的工作提升到一個相當專業的層面，並要求其需要有專業的知識體系和技巧來支撐服務實踐者的行動。1917年，芮奇蒙德(Marry E. Richmond)發表《社會診斷》(Social Diagnosis)一書，標志著社會工作的方法成為一門獨立的知識，使社會工作的技術成為一種可傳遞的技術^[3]。社會工作也由此有了增進專業知識和技巧性的新要求。至此，社會工作專業知識和理論開始正式登上了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舞台。在這之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很快就進入了社會工作領域，並長期佔據了社會工作理論的高地。雖然“精神分析的洪流”使當時的社會個案工作者受益良多，但在客觀上也限制了專業社會工作者的視野。尋求進一步專業化的社會工作者們便開始了心理學理論以外的新知識體系的探索。此時，在一些社會工作實踐者的認識中，也首次出現了反對某種理論觀念的立場，而在當時的背景下，這種認識和立場毫無疑問推動了社會工作知識體系的架構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

經過兩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社會變革，一系列新興的社會問題也開始沖擊著社會工作的發展，社會工作服務對象人群的多樣化和復雜化使得各種形式的直接服務成為專業實踐的主流，由此而生的對於這一專業的反思風潮也開始大行其道。這一時期對於社會工作內省的重要主題之一就是社會工作是否能夠真正稱得上是一個專業，是否應該具有明確的專業地位和理論基礎。但不論是何種觀點，可以肯定的是，在這一階段，對於自身專業性的內省已經使專業理論的地位得到了廣泛的肯定。然而在這一時期，由於政府參與社會服務事業的力度越發強大，以及英美在這一階段向福利國家轉型所帶來的諸多改變，帶有法制和行政色彩的社會服務使得社會工作喪失了一部分專業獨佔性，一部分社會工作者開始對專業的理論意義和實踐的價值所在產生異議。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社會工作教育受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相對自由的社會政治氣候的影響開始逐漸升溫。20世紀60年代，可應用於社會工作的理論在數量上獲得了巨大的增長。社會工作者競相從弗洛伊德心理學、認知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中借用指導性理論。社會工作的職業知識空間被迅速但不系統地充實起來。可以說，這是一個充滿理論生機的時期。社會工作者對理論觀念的競逐被視為社會工作健康發展的一種標志^[4]。於是，專業社會工作實踐有了更多的理論架構可以依托，與此同時，一些基於專業實踐的理論模式也開始被探索出來。專業社會工作者的理論意識在這一時期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但他們在實踐過程中脫離理論的做法也被普遍認為是與社會工作專業的發展背道而馳的。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整個社會開放程度的大大提升，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也越來越被大眾所需了，同時，社會工作也開始面臨著新興服務模式和市場化浪潮的沖擊。克魯格(Kreuger)就提出在21世紀有三個重要因素是社會工作無法回避的：(1)高科技對傳統社會工作干預技巧的挑戰﹔(2)知識經濟時代對社會工作知識建構本質與價值的挑戰﹔(3)社會結構的根本變位^[5]。新時期技術的發展使經過百年發展的社會工作傳統知識架構和實務技巧受到了巨大的沖擊，同時社工與案主之間、社工與社工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這也使得社會工作者在專業實踐中會變得更加注重案主的需求。服務意識的提升使社工能更加細致和清晰地記錄案主的變化，但正是因為太重視案主人群的關懷以及各類服務方案的設計等，因而疏忽了實務內涵的檢定，也造成了實務成果呈現的流逝與理論的鬆散等流弊^[6]。這使得理論研究本身就相對薄弱的社會工作更加朝著操作層面傾斜。個案工作和社會活動模式不斷受到重視，在這一時期的理論研究也大都是從實踐技巧中推理而來。由於服務模式的細化和市場化的快速發展，需要有理論檢驗和創新成分的評估過程也開始出現與實務流程相互脫節的現象。從社工自身的角度來講，在這一時期，社會工作者的專業教育程度在不斷升高的過程中，卻面臨著社會工作發展大環境的流變。高校培養出的擁有專業理論素養的社會工作者正面臨著理論無用武之地的尷尬﹔而這種尷尬也反作用於社會工作專業學生對待理論知識的態度，如此便會形成對專業理論主動排斥的惡性循環之中。此外，對於有經驗的專業社會工作者來說，尤其是在中小型的社工機構中，競爭性的社會秩序使得他們更加注重在完成項目時的高效率，從而很容易忽視專業理論的嵌入。但同時我們也看到，新時期的新發展推動了社會工作實踐技術和模式前所未有的優化，這種情形無疑是把當今的社會工作者置於了專業理論知識和實踐高效率發展的兩難之中。

因此，從社會工作產生與發展的早期實踐到如今已頗為專業化的職業發展中，社會工作者的“反理論”立場實際上一直是存在的。即使是在信息高速傳播、社會工作專業綜合性發展的今天，這一立場也沒有得到徹底的改觀。無論“反理論”立場昭示了社會工作專業理論和實踐的何種關系，就其概念本身而言，這一立場帶有鮮明的目的性，即社會工作者在專業實踐的過程中，專業理論的配合往往並不重要也並不是必須的。至於如何規避這種不合理的目的性，以及培養在社會工作專業層面上的理論自覺意識，就需要看到“反理論”立場背后的內容究竟鋪陳的是什麼。

二、從理論欠缺到“反理論”立場的形成

從社會工作的整個發展歷程來看，其一直都在強調社會工作是富有技巧性地幫助人，並且是帶有符合某種特殊價值觀的“助人”活動。可以說，對“助人的藝術”(art of helping)實踐特色的強調是由來已久的，而其作為一個專業所應該具有的知識性和理論性特色遠沒有實踐性特征富有淵源性。社會工作發展至今，其理論來源大致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對其他學科的理論借鑒，另一種是對實踐經驗和技巧的歸納總結。可以說，純理論性知識的缺少一直是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大問題。此外，社會工作專業研究中側重於經驗性、技巧性和實踐性的研究仍然佔據絕大多數。比如，在西方學者所統計的2000—2009年間發表的100篇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工作文獻中，有關社會工作理論討論的文章不足10篇，而且這些與理論相關的文章均是有關社會工作理論運用方面的討論，純理論研究的文章甚至一篇都沒有^[7]。而對於社會工作者和研究者們來說，專業理論的缺少直接導致的就是他們在專業研究和實踐中對專業理論選擇的困境。

“反理論”(anti-theory)作為一個頗具主觀導向性的名詞，其概念並沒有明確的界定。學術研究中對於“反理論”的概念大都是從解釋學和知識學的角度來討論的。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史蒂文·納普(Steven Knapp)在其著作中就曾提出：“在英美傳統中，關於理論的爭論常常是在認識論的背景下對文本闡釋者的爭論，而非對文本的本體論的爭論。如果理論的本體論方案是設想語言在意圖之前的狀態，那麼認識論的方案則是設想知識在闡釋之前的一種狀態。”^[8]一些西方學者也認為，理論在研究中主要發揮著普遍性的指導和制約作用，而這種效果會使研究帶有預設的知識，從而形成一定的普遍性。在學理層面首次明確提出反對理論的則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兩位英文系教授斯蒂文·克萊普(Steven Knapp)和瓦爾特·本·邁克爾斯(Walter Benn Michaels)在美國權威雜志《批評探索》上提出了“反對理論”(against theory)的口號^[9]。在他們看來，在現代性的來臨並把“人”的地位及其理性大大抬高的背景下，理論的目的只是在文本闡釋中才發揮了某種帶有研究預設性的“不恰當”的效果，其本身就帶有某種天然的弊端。因為“理論”作為現代性的一個縮影，其涉及秩序、規則和價值取向，依賴於邏輯、理性和理智等現代性元素，從而遭到許多學者尤其是后現代學者的反對和批判。一些激進的后現代社會工作學者更是呼吁必須取締理論的特許地位，削弱它們的作用，降低它們的身價，以實現沒有“理論”的社會工作。

“反理論”在概念上與“反啟蒙”(anti-enlightenment)有相似之處^[10]。可以說，啟蒙的辯証法或啟蒙的悖論就在於，啟蒙在破除迷信的同時往往也在創造自己新的迷信。而對理論來說亦是如此，過於崇尚理論也會導致實踐與理論的脫節，從而引發“反理論”立場的產生。進一步延伸到社會工作領域來說，長期對實踐性的推崇使得社會工作專業對理論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飢渴，可對於理論研究的無限“迷信”但“無作為”又使得一些專業社會工作者體驗到了在實踐過程中理論運用的困惑，要求擯棄以理論為中心，並希望以日常生活經驗和局部的敘述來取而代之，讓社會工作隻專注於人們日常生活的服務領域，“反理論”的立場也由此應運而生。

有關社會工作中的“反理論”立場，艾琳·芒羅(Eileen Munro)在《社會工作研究中理論的角色地位》一文中提到了“反理論立場”(the anti-theoretical stance)這個概念，其本質涵義就是倡導社會工作者的實踐不需要任何形式的理論指導，不持有任何理論立場來從事社會工作服務。當然，芒羅也指出了反理論化會誤導社會工作者，讓他們產生“不需要任何理論就可開展工作”的錯誤認識^[11]。凱倫·羅斯科(Karen. D. Roscoe)等學者在研究中也提出了社會工作的“敘事性”(narrative)特征：“專業社會工作實踐正在成為一種十分復雜的過程，而現實情況是，專業理論並不能應用到實踐當中去……社會工作研究正逐步變為一種敘事性的研究。”^[12]他也指出如果在社會工作專業實踐中刻意地排斥理論的作用，那麼專業的社會工作實踐過程會變得平淡無奇。在實務工作過程中，許多社會工作者本身在專業知識和理論程度上的不足使他們感覺到技巧與經驗在社會工作實踐操作的過程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對於專業敏感性的缺乏也使專業實踐活動的策劃、評估甚至督導的過程都流於技巧與經驗層面﹔同時社會工作專業發跡於臨床診斷的歷史，以及社會工作專業理論自身的缺乏也更加強化了社會工作者重經驗而輕理論的意識。馬爾科姆·凱裡(Malcolm Carey)還從另一個角度解釋了社會工作者“反理論”立場的客觀緣由，他指出：“大多數社會工作都認為他們的實踐工作是與官僚機構和毫無技巧性與理性可言的工作相關的……行政任務的規則性限制了社會工作的自由發展，也限制了社會工作者的理論知識創造。”^[13]他認為許多社會工作實踐被行政化的現象也是導致社會工作者忽視理論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實，“反理論”行為作為一種社會工作專業的實踐者在實踐操作過程中自覺產生的意識，其概念上本身就帶著對理論的依賴性。也就是說，對於一部分實務工作者來說，有選擇性地放棄專業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或者因為對某種以不恰當的理論來指導實踐行為的反感而產生的“反理論”行為，可以將其看作是社會工作專業理論與實踐已經在實踐者的認識中達到了某種程度融合的表現。在某種意義上，這是理論與實踐“相依為命”的一種特殊模式。但這種看似不可分割性，或者至少是藕斷絲連的關系，為何會造成相當一部分社會工作者，尤其是策劃和實施社會工作專業實踐的活動者在實務活動的過程中產生“反理論”的傾向？芒羅在文中引用了塞爾(B. A. Thyer)對社會工作實踐和教學過程中的一個發現：社會工作者和本專業的學生在進行實踐活動時，在一定形式上選擇了對社會工作理論的主動拋棄^[14]，即在沒有督導或者專業教師所提供的現成的理論和思想基礎來架構實踐活動的前提下，社會工作實踐活動的實施者往往是被動地來接受現有的理論和思想，即使不適合，也會生搬硬套地和實踐活動相聯系，一些實踐者和研究者甚至在沒有明顯的外顯性理論作為實踐指導時，會被要求建立一個新的理論框架來與實踐相配。正是這種在認識上認為專業理論和實踐本身就具有某種不可分割性，才使得“削足適履”的行為產生。這不僅使社會工作專業學習者在汲取既有理論時，造成具有主動性地理論歪曲化，同時也抹殺了社會工作實踐本身與適合的理論聯系后所產生的多元化的專業性價值。

與此同時，芒羅針對理論在社會工作實踐中的角色，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她認為社會工作專業的學生應該在實踐中做詳細的案例研究，以明確有理論在指導他們的評估和介入。她發現，有很多對於專業理論的闡述是在服務完成后添加進去的，其目的只是為了更契合項目及課程的要求。正規的理論教學在大學中往往是比較粗略的，除非督導運用一個清晰的理論框架，或者在實踐活動之前明確使用某種理論作為指導，否則學生是很難在與案主的直接互動中明確而系統地去運用任何一個理論來指導自己的服務。學校老師和機構督導通常知道這種情況，但常常也是互相默認這種不恰當的理論運用方式。這無疑是一種惡性循環，因為它強化了一種社會工作實踐與理論不相干的意識，更有甚者會認為理論只是專業學者的某種學術游戲，是在耍花腔，與社會工作實踐者無關。總的來看，這種“反理論”立場的形成，其主要原因在於：

1.“反理論”立場在本質上其實是社會工作專業理論和實踐的脫離。大衛·豪(D. Howe)曾指出，任何專業沒有理論都必然停留在低窄的層次上，所有實務行動都不可能達到其目的^[15]。不過這種實踐脫離理論的做法主要來源於實務工作者的主觀意識。究其原因：一方面，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社會工作者自我認識變化的結果。許多社會工作者在實踐活動中漸漸忽視了整個實務過程中的接案、策劃、評估等環節中所包含的理論線索﹔另一方面，也逐漸改變了以理論來指導實踐的做法，轉而更加重視實踐經驗的獲得與技巧的養成，這樣便更加弱化了社會工作專業理論在社會工作者心中的地位。社會工作領域有關理論與實踐脫離或整合的研究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出現了。有學者通過文獻研究就証實了社會工作理論研究和臨床實踐之間的脫離一直存在且大為流行^[16]。

2.社會工作理論和實務工作發展不平衡的大環境也造成了這種主動脫離理論的現象。更確切地說，是社會工作理論的發展嚴重滯后於社會工作實務的發展。這在中國的社會工作專業發展過程中表現得尤為明顯。許多高校開展社會工作專業教育之初就沒有對社會工作專業本身有一個清醒的認識，認為社會工作主要不是一個理論研究的問題，而是一個實務層面的操作問題。因此，在社會工作專業訓練上，往往隻追求操作層面上實務能力的提高，而對理論的學習和研究漠然視之^[17]。此外，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社會工作理論發展趨勢的多樣化和社會工作實務的趨同性加強，社會工作理論研究范式的多元整合趨勢變得越來越明顯^[18]。社會工作實務發展也越來越趨向技能化和經驗化，而這種對於實務工作大量的技能上和經驗上的總結與積累，更多地是將社會工作專業實踐推向了單一性的邊緣。而與之相對應的是，社會工作自創立以來，在西方國家，其基本上都經歷了一個從沒有理論指導到自覺採用理論指導、從指導理論的單一化到指導理論的多元化、從主要借用心理學的理論到嘗試借用心理學、社會學、認識論等多學科知識這樣一種發展、演變歷程^[5]。可以說，社會工作理論經過百年來的發展，已經演變成一個較為完整的多元性和系統性的體系。社會工作專業實踐的趨同性和專業理論的多樣性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軌跡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二者之間的脫離。單軌式的發展也無形中將社會工作者分化為兩個陣營——理論研究者和實踐者。這一點在社會工作的高校教育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以中國為例，相關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中國大陸已經有近400所大學開辦了社會工作本科和專科層次的教育。此外，還有61所學校開辦了社會工作專業碩士(MSW)教育。但是由於社會工作專業對口崗位的缺乏，使得社會工作目前還處於一種專業化走在職業化前面的狀態。而許多高校採取的迎合政府管理體制需求的教育培養模式也使社會工作教育對理論的要求逐漸降低。許多在高校從事教學與科研工作，本應該主要成為社會工作理論研究者的大學教師卻紛紛傾注於開辦各種社會工作實務機構，看似能夠將理論與實踐工作結合起來，實際上是等於主動選擇了放棄自己在理論研究方面的優勢，而醉心於大量具體實務內容的操作^[19]。

3.社會工作本土性理論的缺失也會造成社會工作者在理論選擇上的種種困境。按照大衛·豪的觀點，社會工作理論可以劃分為“為社會工作的理論”(theory for social work)與“社會工作的理論”(theory of social work)兩個層次。在這兩個層次中，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論和帕森斯結構功能主義等基礎性理論組成的“為社會工作的理論”抽象度較高。相對於以危機干預、行為治療和任務中心模式等傾向於技巧層面的“社會工作的理論”來說，“為社會工作的理論”理論性和學術性更強，也更難以被社會工作者所接受。雖然專業化的社會工作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已經引起了各國的普遍重視，但是相比較西方發達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社會工作在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仍然比較滯后。^[21]本土性理論的相對缺失，也正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社會工作發展所面臨的重要問題。在社會工作的教育中，這一問題表現得尤為明顯。以中國為例，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社會工作學科在中國高校恢復和重建以來，對於社會工作理論方面的教育大都是照本宣科地套用西方主流社會工作理論的教育，而缺少對本土特色的社會工作模式的理論總結與傳授。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理論教育模式會抹殺一些社會工作者對理論研究和運用的熱情，也會對中國社會工作專業理論的發展形成不“接地氣”的印象，將社會工作理論與實踐進行主觀上的區別對待，從而加深了“反理論”的意識。

三、“反理論”立場的表現及其對社會工作的影響

可以預見到的是，“反理論”的立場無疑會對整個社會工作專業化進程產生不利影響，同時也有可能將社會工作專業在我國的發展引入一個歪曲的本土化層面，從而使大眾對社會工作專業形成錯誤的認知。這不僅會對專業社會工作者的專業思維產生反作用，而且還會削弱社會工作專業學習者的專業認同感。具體來說，其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社會工作者的“反理論”立場會導致實務的隨意性和破碎性。社會工作者在實踐活動過程當中缺乏策略和理論，或者可以說，沒有理論、策略甚至計劃就開展實務工作。據筆者對一些社工機構的調查，無論是社工個人還是機構，在處理個案或者開展活動時，按照理論模式來進行實踐指導的可謂屈指可數。分析其原因，並不是因為機構中的社會工作者專業知識和理論的缺失所造成的。相反，一些機構內的社工還是高校社會工作專業出身，專業理論知識不可謂不知。主觀選擇上對專業理論和模式的忽視才是這一問題的症結所在。為了在政府購買服務項目期限內完成工作任務，一些機構和個人甚至杜撰個案或者省去實務工作的一些必要環節。實務工作者自身的隨意性直接加劇了專業實踐的破碎性﹔這種實踐環節造成的破碎性也錯誤地引導了社會工作實踐者和研究者對於理論的選擇和運用，使得社會工作的專業特質無法體現，這更加劇了實踐者今后工作的主觀隨意性。如此形成了看似不可逆轉的惡性循環。一些個案和小組工作缺乏規劃，出現程序上的錯誤，評估過程缺乏理論支持，而一些實務工作者或者督導對這種錯誤採取放任的態度，從而造成決斷力的缺失。社會工作專業教育對理論意識培養的缺乏，也加劇了這一現象。前文中已經提到，芒羅在其研究中提出了在機構的項目運行、高校社會工作教育的理論教學過程中，督導和教師往往會默許不恰當或者忽視理論運用的行為。這不只是一個求知的原則性和學術的嚴謹性問題。社會工作者專業態度上的隨意性不僅是對社會工作職業化和本土化本意的扭曲，客觀上更加深了專業理論和實踐的相關聯系的裂痕。

2.“反理論”立場會導致社會工作理論研究方法的不平衡發展。社會工作專業理論大體來源於兩方面：第一，對包括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生態學、公共行政理論、社會學經典理論家的相關學說以及精神分析理論等諸多社會科學經典理論在內的外借理論的演繹與推理﹔第二，對在長期的專業實踐中形成的具有自身實踐特色的一系列包括評估的理論、技巧和方法，如危機介入模式、心理社會治療模式、人本治療法等在內的實務理論的歸納與總結。綜觀如今的社會工作專業理論的運用，實務理論仍然佔較大比重。而實務理論自身來源的特殊性，會使得社會工作者逐步產生了“經驗歸納可成為理論”的錯誤認知。有關一種專業理論的架構，科學方法是完全不同於日常的、直觀的方法，而是系統且嚴格的驗証方法^[22]。本身帶有“反理論”傾向的社會工作者，尤其是理論研究者會將實踐中的一些觀察和証據帶入理論研究中，甚至會將一些帶有感情偏執和特殊性的實証資料作為普適性理論架構的基礎。美國佛羅裡達大學教授托米·格莫瑞(Tomi Gomory)曾非常明確地指出：這種歸納法的錯誤在於違背了價值中立和自由假設^[23]。這種針對理論觀點的歸納不能僅僅通過觀察和實証材料來形成一種機械的和“可靠的”方法，換句話說，在社會工作理論研究中，如果僅靠大量的實務經驗來總結歸納成為一個理論，一個特例的出現就很容易將之前的所得全部推翻。“反理論”傾向就很容易將社會工作者帶入類似“天下烏鴉一般黑”的理論誤區^[24]。當然，我們不能否認技巧性和經驗性理論在社會工作專業理論中的地位，我們需要看到的是，這些理論並不是由機械地歸納和推理產生的，而是大量的實踐經驗和技巧經過了研究者的再造。這一過程大大超越了實踐者所觀察和體驗到的經驗，而往往這種創造性的經驗才是真正需要歸納和推理的。

3.“反理論”立場會導致社會服務的過度市場化和服務流程的過度技術化。提供服務是一項復雜的過程，而現在已經被分解並簡化為離散的部分，經驗成為衡量服務能力的量化指標，這樣就允許復雜的社會工作任務被稍低從業資格者以較低的報酬來完成^[25]。一項專業的社會工作實踐活動是需要規范的流程和規劃作為實施的依托。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市場為主導向的社會服務機構應運而生，這也使社會服務的模式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市場化、標准化和流程化的烙印。在追求效率和成本最低化的基礎上，一項完整的社會工作活動往往被拆分為多個獨立的模塊，不同模塊的運行也多是雇佣專業素養和能力較低但技巧熟練、經驗豐富的廉價從業者，甚至自行開展技術培訓來保障服務的運行。這無疑會加深社會工作者以及社會工作專業畢業生的就業焦慮。同時，這種“舍本逐末”的行為無疑會對社會工作的專業發展和理論進步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而且，無論是對社會工作理論與實踐的整合，還是對社會工作者自身理論敏感性和自覺性的培養都會產生不利影響。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對社會服務的市場化和標准化操作也會對社會工作者的志願精神產生消極影響。志願精神作為一種自覺地、不計報酬和收入而參與到社會服務活動的認識體現，它的產生遠早於社會工作本身，在發展過程中受到普遍關注的志願活動包括十九世紀美國的慈善組織運動(the 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 Movement)、睦鄰友好運動(the 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等等。從本源上說，西方社會工作也是基於志願活動而產生的。可以說，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觀與理論和志願精神乃是一脈相承。社會工作者以及服務項目的組織者的“反理論”立場，側面上是為社會服務的錯誤市場化因素的發展方向提供了滋長的溫床，客觀上消解了部分社會工作者的志願精神。

4.“反理論”立場造成社會工作者專業價值觀的淡化。以接納、尊重、個別化、案主自決、知情同意、保密和不批判為核心原則的社會工作價值觀是構成社會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理論層面上，它是理論取向和專業目標的基礎﹔在實踐層面上，它又是社會工作者的價值標准和實踐動力。與此相對應的是，社會工作理論引導與實踐激勵也對社工價值觀的維系與個人成長具有重要作用。社會工作者本身要站在一個客觀的立場上與人進行交流。當實踐驅使著社會工作者以達到某種目標作為專業研究或實踐的目的時，這只是在單純地為了達成某種個人的預設或者興趣上的偏見所進行的工作，在這一過程中，專業價值觀就會被主觀拋棄，而專業理論的價值也就蕩然無存了。可以說，當社會工作者在實踐活動中主觀地將理論的作用進行弱化甚至拋棄時，實際上他是對以人本主義和人道主義為基礎的社會工作價值觀和倫理的一種違背。

5.寄生於以政府為主導的社會工作發展模式中的“反理論”立場阻礙了社會工作者專業理論意識的養成。這一點在發展中國家的社會工作發展模式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社會工作者在實務工作的過程中，越來越多地受到了政策和行政規則的局限。以中國的情況來說，中國目前的社會工作發展屬於“政府主導型”，總的來說，這種發展模式也符合我國特有的發展環境。但是問題在於，這種特殊的模式也帶了一些特殊的問題。某些政府部門包括城市的街道辦事處和基層社區，囿於本部門的權力和利益，至今仍難以割舍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某些社會職能，故而自覺不自覺地“以政代社”、“政社不分”，熱衷於包辦本應由社會服務機構或社工人員所承擔的事務。此外，長久以來在我國，相當一部分具有社會工作專業性質的活動如婦女兒童保障、愛老慰老、再就業培訓的工作大部分都是由一些政府或准政府組織，如工會、婦聯、共青團等組織來包辦和承擔的。這種政府職能向社會性實務的延伸使一部分工作人員參與或者完全承擔了本應由具備相應的專業工作理念和足夠理論知識的人員來完成的工作。這一現象不僅降低了社會工作實踐的專業性，也淡化了社會工作專業理論和價值觀在社會工作者理念上的自覺認識。這種發展模式在客觀上不僅抑制了社會工作職業化和專業化的發展，也無形中為社會工作者理論意識的培育設置了障礙。英國學者斯科菲爾德和安德魯·皮斯豪斯(Scourfield and Andrew Pithouse)就在研究中指出：“雖然社會工作更多地朝向以一套專業的模式來完成實踐活動的方向發展，但是作為社會工作者來說，也應該具有對社會政策進行闡釋和適當調試施行的決斷力。”^[26]因此，對社會工作者來說，學會規避那些行政性因素對專業社會工作理論性和知識性的影響也是十分必要的。

四、理論自覺：重構社會工作理論與實踐的關系

理論自覺意識對於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者來說是不可或缺的。本文所述的理論自覺是指社會工作實踐認識的一種正確態度以及社會工作者自我反思的理論品質，其本質上是要求把實踐問題轉化為理論問題。對於研究者來說，理論自覺包含對理論學習的自覺、對理論選擇的自覺以及對理論反思的自覺。一個學科在建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有大量的理論更新和完善作為整個學科體系架構的支撐，而理論的產生和發展，在學科初始知識架構的基礎上，往往又來源於研究者們自身的問題意識和研究能力。理論自覺在社會學學科之中已經有了較為充分的闡釋。中國人民大學鄭杭生教授在談到社會學的理論自覺時，就認為自覺到我們的目標是世界眼光、中國氣派兼具的中國社會學，而不是西方社會學某種理論的中國版，是中國社會學界對自己的理論的反思，也是對別人的理論的反思結果，是對自己所教學、所研究的社會學理論和社會理論的自知之明。這是“理論自覺”的主要內容，是“理論自覺”的首要自覺。^[27]而對社會工作的專業研究者來說亦是如此：理論自覺意識並不是將自身的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作為西方既有理論的案例或者驗証，而是擁有兼具中西的專業理論意識和學會自覺運用理論於實務之中。

社會工作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其知識體系的深入和發展必須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論架構之上的。1917年裡士滿(Richmond)的《社會診斷》一書開宗明義地提出要以科學的方式助人，從而揭櫫社會工作的科學大旗，“成為科學”即為社會工作追求的專業目標，這無疑也揭開了整個社會工作學科理論建構的序幕。社會工作專業的發展離不開理論的發展及其應用，而好的社會工作理論應該符合下列條件：第一，必須符合社會工作的價值與倫理﹔第二，應遵循科學驗証﹔第三，應沒有傷害性﹔第四，符合本土^[28]。在漫長的社會工作專業化發展和學科建設的進程中，無論是包括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生態學、公共行政理論、社會學諸多學科的相關學說，還是精神分析理論等諸多社會科學經典理論在內的外借理論對社會工作專業理論的影響，抑或在長期的專業實踐中形成的具有自身實踐特色的一系列包括評估的理論、技巧和方法，如危機介入模式、心理社會治療模式、人本治療法等在內的實務理論對社會工作理論的充實，這一學科的理論一直是在經歷一個不斷多元化的過程。社會工作理論的重要作用也在這一重視實踐的專業中不斷顯現。而在這段歷程中，社會工作專業也逐漸產生了實踐和理論雙軌運行的趨勢。如何處理社會工作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不但直接關系到對社會工作學科本質的整體判斷，更間接影響到社會工作的服務理念和服務方法。

關於理論與實踐關系問題並不是一個新問題。在哲學層面上，關於理論與實踐關系的探討已經有了較為成熟的觀點。這些觀點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傳統哲學將實踐視為理論的一部分，認為隻有理論才能獲得問題的答案，由認識出發，通過思考，用認識到達，是這一觀點的主旨所在。所謂實踐活動，只是理論規劃和認識深入的一個過程。另一方面，無論是從亞裡士多德實踐主義哲學的開創，還是到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將實踐主義哲學的波瀾推向高潮，這一觀點始終將理論與實踐置於明確的“主”“次”關系上，而在這一關系中，實踐成為了理論前進的鋪路石。在實証主義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看來，“認知不是一種外在旁觀者的動作而是參與在自然和社會情境之內的一分子的動作，那麼真正的知識對象便是在指導之下的行動所產生的后果了”^[29]。然而，在事實層面上的實踐與抽象的理論很難實現真正的統一。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理論也更多地發揮著指導性的作用。風笑天就提出，在社會學研究中，理論對經驗研究發揮著三種作用：理論作為研究的基礎、背景，為研究提供特定視野和概念框架﹔理論指導研究的方向﹔理論提供研究的解釋。而經驗研究在施行的過程中，也會體現其特有的理論功能。^[30]然而，學術界中一系列對理論與實踐關系的探討結論看似對社會工作並不適用。社會工作專業的特殊性在於其自身實踐操作性的學科特色。在實踐先行而生的情況下，專業理論的次生性和對其他學科理論的大量借鑒，使其更像是實務工作的“派生品”。有一些社會工作專業理論，其主要內容就是為社會工作者提供一套實務工作程序、方法與技巧模式，如危機干預模式理論和任務中心模式理論等。許多社會工作者更是將理論與實務經驗等同起來，這樣便很容易將理論本身的重要作用及其在學科發展中的獨立性抹殺。

此外，在探討社會工作理論和實踐關系問題的同時，還應該將有關專業價值觀的思考納入這一范疇之中。社會的文化情境使社會工作理論在吸收心理學和社會學優秀理論成果的過程中，還需要將社會工作者的價值中立性和服務對象的自我認同性納入其中，建構出具有鮮明特色的理論模式來指導實踐。在實証主義者眼中，社會科學研究是屬於事實層面上的研究，社會工作者理解案主的問題，也是屬於事實層次上的實踐分析。在理論研究中，研究者應保持價值中立的態度，在充分考慮社會工作服務對象因素的同時，不應把自己的價值判斷加諸於事實的分析或案主的問題上。隻有這樣才可以對該現象或事件獲得客觀的了解。然而，雖然社會工作專業價值理念在理論的研究中應佔有重要的地位，但事實上社會工作專業實踐和價值觀卻往往具有相似的視角。而對於社會工作專業理論來說，自身的知識性特質使得多數崇尚操作的經驗型和技巧型的社會工作者並未將其視為一種必要的存在。

當前，在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專門從事社會工作實務工作的實踐者和專門負責社會工作理論研究的理論學者的角色分化。一些從事社會學和社會工作理論研究的研究者就認為，社會工作本身就是沒有理論的，它只是一項實際操作層面的工作，從其他學科借用而來的理論不能稱為社會工作自身的學科理論﹔很多從事實務工作的社會工作者也認為，社會工作就是幫扶困難群體，積累經驗才是最重要的。而這種分化以及個體“反理論”立場在專業認知中的局部建立也無形中使二者對於社會工作理論的理論自覺性出現了微妙的差別。當然，社會工作專業實踐和研究中理論前提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是由社會工作專業研究者缺乏必要的理論自覺造成的，這一點尤以“反理論”立場表現得尤為明顯。無論是對於社會工作專業理論的認同，還是在西方社會工作的理論框架之外，建構適合這一專業在中國發展的理論體系，都是社會工作者應該具有的理論自覺性的表現。“反理論”立場在社會工作者的意識中造成了一種對專業理論的失語狀態，這種狀態所造成的自覺選擇性的缺失，以及對理論先導性和自身專業性的懷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自覺意識對專業理論的關懷。

不可否認的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社會工作還是一門“助人的藝術”，其實踐上的優勢大大蓋過了理論上的發展。社會工作者常常將強調經驗和注重現象研究的實証主義理論作為實務工作的指導，以追求實務工作的效果與經驗，從而在工作評估中忽視與理論的結合對工作效果、專業價值的提升。加之“反理論”立場引導下的對專業理論的曲解、不適當運用甚至主動放棄，無疑增加了社會工作理論與實踐發展的不平衡性。長此以往，社會工作者的理論自覺性便會逐漸消解，這也是橫亙在社會工作專業化道路上的一個巨大障礙。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專業社會工作者認知當中的“反理論”立場和理論自覺性的此消彼長，也在客觀上反映了專業成熟度的變化。隻有培養專業人才的理論自覺性，才能推動社會工作專業核心理論內涵的提升和核心理念的提煉，從而形成良好的專業研究氛圍。社會工作在西方發展的一百多年裡，在理論的層面已經由沒有理論發展為對專業理論的自覺採用。這當中除了社會工作理論自身多元化發展的原因之外，專業社會工作也更加認可專業理論的地位和作用，專業理論開始引領著實務工作的方向，這無疑促進了這一新興專業不斷走向成熟。隨著社會發展的復雜化和多種社會問題的凸顯，社會工作實務工作者逐漸被推向了專業的前沿，一些實務技巧、方法和模式也逐漸被提煉為專業理論，理論研究者正面對著相對小眾化的窘境。實務工作遠遠領先專業理論的進步，甚至出現了實踐引領理論發展的狀況，在這種情況下，專業社會工作者更談不上理論自覺性的培養。當然，綜合社會工作一百多年發展的軌跡，我們不能斷定這就不是社會工作專業化發展的一條全新路徑，但在沒有理論自覺的學科環境下看專業的成熟更像是在“逆流而上”般的艱難。因此，培養專業社會工作者理論選擇的自覺性才是打破“反理論”立場、促進和諧的專業理論與實踐關系建立的重要手段。對此，我們亟待著手准備的是：

1.培養理論自覺性，首要在於問題意識的培養。一個學科在建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有大量理論的更新和完善作為整個學科體系架構的支撐，而對於理論的產生和發展，在學科初始知識架構的基礎上，往往又來源於研究者們自身的問題意識和研究能力。問題意識的凸顯，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強音，但卻因理論能力、學科壁壘、視野局限等因素的制約，並沒有很好地轉化為理論自覺，因此，應積極推進從學科建設為導向的研究模式向理論自覺為導向的研究模式的轉變。社會工作專業對於理論意識的培養往往更加艱難。理論自覺要求研究者在面對專業問題時具有理論先導性意識，用理論的視角來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專業社會工作者尤其是專業實踐者的視野往往局限在實務工作領域之中，對於問題意識養成可謂舉步維艱，因此研究能力更是難以提高。對於專業社會工作者和學習者來說，在專業實踐和學習過程中，要注重對經驗技巧和既有理論知識的批判和反思。在專業實踐中，將理論植根於實務工作者的各個環節之中，尤其要注重在實務工作評估的環節的理論嵌入，學會用專業理論的視角了解實踐的專業化程度、反思專業化的問題。

2.社會工作者對於理論學習的自覺也是關鍵。對於專業理論意識的培養往往是建立在對這一學科理論發展歷史的不斷了解的基礎上。然而對於社會工作專業來說，其本身專業理論對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的借鑒使得學習者在建構自我的理論意識過程中會出現迷惑，對於相關學科理論的自覺性誤導往往使社會工作者在專業實踐和研究中找不到理論當中專業價值的體現。這就要求在社會工作專業教育，尤其是理論教學中，個體對專業理論的學習中要一脈相承，用社會工作理論的發展歷史來影響社會工作者的理論自覺意識，避免理論角色的“反主為客”。而專業社會工作者在理論學習的過程中不僅要對西方優秀的理論成果自覺借鑒，同時還要養成對本土理論中傳統資源的自覺吸收意識。

3.理論自覺意識的強化在於對理論的自覺運用。理論的學習在於培養社會工作者的理論興趣，真正在實務工作中對理論的應用才能將理論自覺意識的培養推向縱深。在熟練地掌握一種理論的主要內容，把握該理論主要精神的前提下，能夠熟練地、靈活地運用這種理論，並能在運用過程中自覺地糾正不符合這種理論的錯誤傾向，這樣才能提高專業理論自信。對於作為理論主體的社會工作專業理論來說，對自身有信心才能更好地在實務工作中發揮指導性作用。理論自信以理論自覺為基礎，同時它作為一種量變的過程，也是一種對理論自覺性養成的助推。社會工作者應在專業實踐中堅定地相信專業理論是科學的，是對實務工作大有裨益的，從而堅定地運用專業理論的框架和體系來勾畫實踐的軌跡。這種對專業理論的自信所帶來的理論自覺運用，無疑是在潛移默化中對專業社會工作的理論自覺意識的產生了積極影響。

4.理論自覺來源於反思過程中的不斷創新。在對理論自覺反思的過程中，實踐的變化性和經驗技巧的多元性也使得專業實踐者對特定社會工作專業理論的適用性產生懷疑。對一名專業社會工作者來說，專業環境已經為其提供了一些可選擇的理論模式。社工可以使用這些理論中的一個，試著擴展它、挑戰它或詳細說明它，你可以檢測不同理論之間相互替代的涵義，如果你覺得有企圖心的話，你甚至可以混合不同觀點的一些面向，或許你將想出一個完全不同的理論觀點^[31]。從這一層面上來說，社會工作專業不僅要反思已成的理論在實務當中的應用維度和效度，還要不斷自覺地以自身為對象進行反思，並自覺地反思自己的語言符號，才能確立、維護自己的科學地位和政治功能。社會工作要成為一門反思的科學，才能夠成為一個具有理論自覺的學科。社會工作應當將反思發展為必須要具備的專業理論品質，作為專業的社會工作者和理論研究者，要結合學科背景和發展所依存的客觀歷史條件，不斷反思專業的實踐模式、理論建構和經驗表達，批判陋習，提出新問題。在理論選擇迷茫時，要將理論和當下實踐的特殊情況結合起來，在現實指導下自覺地對既有理論進行批判、揚棄和創新。

五、社會工作理論自覺對中國社會工作發展的啟示

“反理論”立場本身也是一個理論立場，某種類型的一般理論既是可能達成的，也是值得追求的。那種否定一切科學基礎和標准，忽視具有整合性和指導性作用的一般理論的做法不僅不可取，而且會在很大程度上妨礙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工作者的發展。正如台灣學者林萬億所歸納的：理論能夠幫助社會工作者將復雜、多變、混亂的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系統化、模式化與秩序化，指引實務社會工作者選擇適當的介入模式。將社會工作經驗整理回饋到理論中，有助於修正、精確化理論，更好地提升實務水平^[32]。社會工作專業的發展始終都在致力於建構一個全面、多元、理論與實踐相協調的學科知識體系，以強化其專業認同。目前在我國，社會工作的發展已經基本達成了專業化和職業化的共識，而對於社會工作發展歷程中“反理論”立場的闡釋和評判，其實際目的在於喚起社會工作實踐者和專業學習者對實踐和理論脫離問題的思考，強調專業理論的重要作用，同時喚醒專業社會工作的理論自覺意識。美國學者本·奧卡特(Ben A. Orcutt)指出，一個優秀的社會工作者應盡可能掌握下列三方面的知識：第一，社會和行為科學的基礎理論﹔第二，社會工作領域的實務理論、原理和價值觀﹔第三，定量和定性的科學研究方法與成果^[33]。對於社會工作者的理論教育固然重要，但在這之前，更需要的是培養社會工作者和研究者的理論自覺性。無論在個案、小組、社區工作中，還是在實務工作的各個階段中，社會工作者都需要能有意識地為規劃、操作和評估找到契合的理論依據，實現理論自覺意識在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培養中的有效嵌入。

目前在我國，社會工作同時面臨著一個在既有西方社會工作理論和價值觀的基礎上，實現具有本土特質的再專業化和再職業化的議題。19世紀以來社會工作發展的歷程証明，無論是“脫離實踐的理論”還是“脫離理論的實踐”都帶有著自身的局限性，都無法從各自的角度引領社會工作專業朝著一個健全、協調發展的學科方向發展。而關於這一問題，一些學者也提出了“實踐的理論化”和“理論的實踐化”的策略思路，即強調理論在實踐中的引導性，以及實踐之於理論的修正和完善作用。從這一角度出發，中國社會工作最亟待解決的問題，其實就是在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培養的過程中出現的理論與實踐脫節的問題。在我國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工作蓬勃發展的今天，社會工作者“專而不職”和“職而不專”的問題也隨之而來。這與“反理論”立場在如今專業社會工作者意識中的滋生不無關系。對於中國社會工作專業發展而言，修正“反理論立場”並不能隻停留在對客觀理論知識的優化，以及處理理論與實踐關系的基礎上。在更多的層面上，這種立場所帶來的決定是受著社會工作者自身的價值觀和專業敏感性左右的，而對專業社會工作者的理論自覺性又是這一問題的題中之意。社會工作從“反理論”到理論自覺，不僅強化了專業社會工作者的理論認知，體現了專業實踐運行的知識性，也對整個社會工作專業化和理論化發展的大環境提出了新的要求。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社會工作的發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從社會工作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的國際形勢來看，培養理論自覺無疑是中國社會工作學科走向世界學術中心的必由之路。盡管不同國家的社會工作狀況有其共通性，但作為后發的中國社會工作，無論從理論成熟度和實踐模式的豐富度上都無法與西方已相對成型的社會工作專業體系相提並論。再者，我國社會工作的本土化發展已經超越了專業化發展的步伐。無論是帶有濃厚行政色彩的社會工作，還是一些非專業化的社會工作操作模式都使得專業化亟須提高的中國社會工作事業的發展舉步維艱。與此同時，政策性的倡導雖然帶動了中國社會工作發展的積極性，但也在側面上改變了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的動機，造成了研究資源相對缺乏和動力的相對不足、教育和職業資源卻相對過剩的狀況。這些無疑都淡化了社會工作的專業性，進而逐步消解社會工作者的理論自覺性。

不可忽視的是，中國社會工作的后發性所帶來的挑戰和機遇是一體兩面的。一方面，社會工作“非專業化”所帶來的理論意識和自覺性的空白恰恰避免了“去專業化”的錯誤傾向。更多的中國社會工作者在理論意識上更像是一張白紙，行政性和體制化的牽引使他們無法全面地接受到成熟的理論熏陶，理論自覺和理論自信更加是無從談起，但這也為更好地接納專業理論的角色、理解專業理論的作用，更好地運用專業理論來指導實踐埋下了伏筆，同時也會促使理論朝著更深層次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反理論”的立場勢必將提高社會工作的理論自覺意識推到專業發展的前沿，這不僅可以幫助后發的中國社會工作實現跳躍式發展，而且也是中國社會工作學科和研究進入世界中心舞台的必由之路。

2012年6月李長春同志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的工作會議的報告中指出：“我們的一些理論研究和學術創新還落后於這一偉大實踐，一些人沒有立足於這一偉大實踐進行理論研究和學術創新，而仍然習慣於簡單套用西方的范疇、理念和結論，用西方話語來解釋中國豐富獨特的發展實踐，削中國實踐之足，適西方理論之履。”可見，提倡以理論學習、理論反思和理論自覺性的培養，已經成為了中國社會工作學科發展的關鍵。中國社會工作要在探索西方專業發展歷程中不斷尋找專業理論在本土運用中的差異性，用本土性的理論自覺促進專業實踐和理論的融合。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社會工作教育者與研究者將在確立中國社會工作專業化發展方向與戰略中發揮主導性作用。隻有這樣，具備理論自覺意識，同時實現理論和實踐協調發展的中國社會工作學科建設才能實現

注釋：

[1][2]林萬億：《當代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中國台灣)五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8、73頁。

[3]李迎生：《西方社會工作發展歷程及其對我國的啟示》，《學習與實踐》2008年第7期。

[4]王思斌：《西方社會工作的歷史與現狀》，《中國社會工作》1996年第2期。

[5]Kreuger, Larry, "The End of Social Work",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33(1), 1997. pp. 19-27.

[6]簡春安、趙善如：《社會工作理論》，(中國台灣)巨流圖書公司2010年版，第69頁。

[7]David R. Hodge, D. R., Lacasse, J. R. %26 Benson, O., "Influential Publications in Social Work Discourse: The 100 Most Highly Cited Articles in Disciplinary Journals: 2000-2009",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July, 2011. pp. 1-18。該文的中文翻譯稿請參見：文軍等譯《社會工作領域最有影響力的期刊論文——2000—2009年專業期刊中引用率最高的100篇論文》，載《中國社會工作研究》第9輯(2012)。

[8]Knapp, S., "Against Theory", Critical Inquiry, 8 (4), 1982. p. 737.

[9]陸濤、陶水平：《理論·反理論·后理論——關於理論的一種批判性考察》，《長江學術》2010年第3期。

[10]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甘陽認為“反啟蒙”所要破除的最大迷信可以說正是“啟蒙本身的迷信”，亦即西方現代啟蒙所導致的種種現代迷信：對技術的迷信，對理性本身特別是工具理性的迷信，對人掠奪自然、奴役自然的權力的迷信，對宏大話語和普遍主義的迷信，以及對西方中心論的迷信。

[11]Munro, E., "The Role of Theory in Social Work Research: A Further Contribution to the Debate",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38 (3), 2002. pp. 461-470.

[12]Roscoe, K. D., Carson, A. M. %26 Madoc-Jones, L., "Narrative Social Work: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25 (1), 2011. pp. 47-61.

[13]Carey, M., "White-collar Proletariat? Braverman, the De-Skilling/Up-Skilling of Social Work and the Paradoxical Life of Agency Care Manager", Journal of Social Work, 7 (1), 2007. pp. 93-114.

[14]Thyer, B. A., "What Is the Role of Theory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37, 2001. pp. 9-25.

[15]Howe, D.,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Theory, Alders hot, Berks: Wildwood House, 1987.

[16]例如，早在1978年，英國學者肖恩和沃頓(ShawandWalton)通過研究發現，那個時期最優秀的社會工作者在實際工作中很少運用社會工作理論和方法，27名專業社工中隻有6人表示會在服務方案設計中使用社會工作理論或文獻資料。

[17]文軍：《當代中國社會工作發展面臨的十大挑戰》，《社會科學》2009年第7期。

[18]文軍：《論社會工作理論研究范式及其發展趨勢》，《江海學刊》2012年第4期。

[19]王思斌：《西方社會工作的歷史與現狀》，《中國社會工作》1996年第2期。

[20]筆者認為，在當前，中國許多高校教師紛紛熱衷於創辦各種社會工作實務機構的現象，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職業社會工作的專業化指導嚴重缺乏，這與剛剛起步的中國社會工作專業教育和政府部門對社會工作實務的大力推崇和渴求有關。但是這種現象的長期存在不僅會有損社會工作專業教育本身，而且也不利於社會工作實務的職業發展。因為雙重甚至多重角色的並存不僅不符合現代職業發展的要求，而且會導致社會工作理論研究人才的嚴重匱乏，從而最終也會損害到社會工作實務發展。

[21]Midgley, J. and Conley, A., "Social Work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ies and Skills for Developmental Social Work",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43]3, 2013. pp. 620-621.

[22]Munro, E., "The Role of Theory in Social Work Research: A Further Contribution to the Debate",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38 (3), 2002. pp. 461-470.

[23]Gomory, T., "A Fallibilistic Response to Thyer's Theory of Theory-Free Empirical Research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37, 2001. pp. 26-50.

[24]“天下烏鴉一般黑”這個假設不能夠被歸納証明。雖然我們可以找到很多烏鴉是黑色的，但如果我們找到了一隻不是黑色的烏鴉就可以馬上証明這個推理的虛假性。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有時候以歸納的方法來“証實”某一種理論假設可能是非常困難的，但如果我們採用一種“証偽”的方法卻很快就能夠得出結論。

[25]Karen Healy and Gabrielle Meagher, "The Reprofessionalization of Social Work: Collaborative Approaches for Achieving 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4 (2), 2004. pp. 243-260.

[26]Scourfield, J. %26 Pithouse, A., "Lay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 Social Work: Reflections from Ethnographic Research in a Child Protection Team",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Work, 9 (3), 2006. pp. 323-337.

[27]鄭杭生：《關於加強社會學理論研究的幾點思考》，《河北學刊》2006年第5期。

[28]熊躍根：《從社會診斷邁向社會干預：社會工作理論發展的反思》，《江海學刊》2012年第4期。

[29]﹝美﹞杜威：《確定性的尋求》，傅統先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頁。

[30]風笑天：《社會學研究方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5—37頁。

[31]Russell K. Schutt, Investigating the Social World: The Process and Practice of Research, Washington D. C.: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8.

[32]林萬億：《當代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中國台灣)五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頁。

[33]Orcutt, B., Science and Inquiry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