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唯物主義之本質特征及“歷史”的三重內涵

作者:楊思基 傅秀玲    發布時間:2015-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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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取得了新進展,學者們圍繞歷史唯物主義的學科性質、理論定位及其時代意義等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但在此過程中,對於“歷史唯物主義到底是什麼”還存在諸多爭論及分歧,這就需要我們進一步追問歷史唯物主義的本質理論特征和其“歷史”究竟指什麼。從《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原初語境看,歷史唯物主義的本質理論特征是在它與唯心史觀的對立和比較中顯示出來的,而其“歷史”實際上具有三重內涵:作為經驗的歷史與現實的歷史﹔人自身的發展歷史﹔文明運行方式的演變史。也就是說,歷史,從人的歷史活動看,是作為經驗的歷史與現實的歷史﹔從人的發展看,呈現為人自身的發展歷史﹔從文明演變看,則是文明運行方式的變遷史。我們認為,追問及准確把握歷史唯物主義的本質理論特征,正確界定其“歷史”的內涵是深刻把握歷史唯物主義的關鍵,對彰顯馬克思哲學革命精神具有重要意義。

一、歷史唯物主義考察歷史的視角和方法及其與唯心史觀的對立

對於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建構開始於《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章,馬克思恩格斯在那裡從歷史的多重視角和方法來考察說明歷史。第一,歷史唯物主義考察歷史的方法是與思辨哲學的唯心史觀根本對立的,它是從人們的現實生活實際出發來考察人類歷史的本質和規律的方法﹔第二,“現實的個人”是歷史唯物主義考察歷史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工人階級的立場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立場﹔第三,生產生活的方式、生產關系、所有制關系和交往形式以及分工是馬克思恩格斯說明“現實的個人”歷史變遷的基礎和根源﹔第四,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再生產以及人類自身的生產和生產關系的生產是人類社會整體性生存的四個歷史前提(或原初歷史關系的四個因素方面)﹔第五,所有制關系是決定不同社會形態不同歷史階段性質的基礎關系﹔第六,共產主義運動的條件是由歷史現有的條件產生的,實現人類解放不能脫離歷史已有的條件和實際可能。由於歷史唯物主義上述立場、視角和方法的獨特性,決定著以唯物史觀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唯心史觀思辨哲學存在以下根本對立和分歧。

1.理論主張和理論旨歸的對立

德國古典哲學是傳統思辨哲學的集大成者,黑格爾哲學又是德國古典哲學的集大成者,包括費爾巴哈在內的青年黑格爾派也沒有離開黑格爾哲學的基地,他們與老年黑格爾派的斗爭也僅僅是用一種觀念和解釋取代另一種觀念和解釋的斗爭,是用詞句反對詞句的斗爭。以青年黑格爾派為代表的思辨哲學及其唯心史觀,把“自我意識”和人們的政治意識、法律意識、道德意識作為批判的對象,而且把它們宣布為宗教意識或神學意識來加以批判,是把具有各種具體社會屬性的人都歸結為抽象的“一般人”,並認為人的“真正鐐銬”就是這些“自我意識的思想鐐銬”。人們隻要對這些自我意識的思想幻象進行斗爭就可以實現人的解放,而老年黑格爾派則把這些思想統治都說成是來源於“絕對實體的合法的統治”加以贊揚。但把一切統治都歸結為“黑格爾的邏輯”或“宗教的統治”,把一切都歸結為“自我意識的思想規定”和觀念,把一切觀念都歸結為宗教的觀念或神學意識,把一切批判都歸結為“自我意識的批判”,這實際上就是把一切佔統治地位的關系宣布為宗教的關系予以神聖化,進而形成對法和國家的迷信。盡管黑格爾派批判的詞句喊得震天響,但實際上他們卻是最大的保守派[1]514-516。而唯物史觀認為,要解除人的統治奴役和鐐銬僅僅進行這樣的所謂“純自我意識”的批判或“純觀念”“純哲學”“純宗教”的批判是遠遠不夠的,真正首先需要批判和改造的是人們的現實生活及物質生活條件,思想理論的批判必須和現實的批判緊密結合起來才能奏效。因為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是人們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和其形成的思想觀念在任何時候都是同人們的物質生活過程聯系在一起並作為其產物存在和發展的。要推翻唯心主義的各種怪想和謬論,就必須實際地推翻和鏟除這一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由以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系[1]544

2.哲學思維方式的對立

傳統的形而上學思辨哲學從天國降到人間,從抽象思維到抽象思維,而唯物史觀是從人間升到天國。前一種考察方法從意識出發,把意識看成有生命的個人,而后一種符合現實生活的考察方法則從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本身出發,把意識僅僅看成他們的意識。這個現實的個人就是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隻要我們如實描繪出他的“這個能動的生活過程,歷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還是抽象的經驗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一些僵死的事實的匯集,也不再像唯心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想象的主體的想象活動”[1]525-526

3.思辨抽象與科學抽象的對立

思辨哲學的抽象是脫離人的現實生活關於意識的空談,而且是把這些不切實際的抽象作為教條、作為適用於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到處生搬硬套,而唯物史觀的科學抽象則是來自人們具體的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實証科學的研究,“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概括”,是真正關於歷史的本質、規律和客觀邏輯論說的科學[1]526

4.認識秩序與根本立場的對立

思辨哲學的唯心史觀是從“抽象的觀念的人”出發,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范疇,從這種觀念的范疇出發來解釋人的實踐。而唯物史觀則是從人們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明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或經濟關系理解為整個以往歷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理論的產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唯物史觀認為,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通過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不是可以通過把它們消融在“自我意識”中或化為“幽靈”“怪影”“怪想”等等來消滅的,而隻有通過實際地推翻這一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由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系,才能把它們消滅,歷史的動力和思想意識發展的動力是“‘總和活動’的革命群眾”,是這些革命的群眾通過革命的手段實際地改變現存的現實關系和生活環境,而不是單純的思想批判[1]544-545

5.歷史辯証法邏輯與思辨邏輯的對立

現實的個人在每一個歷史階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質生活條件和一定的生產力總和,人對自然以及個人之間歷史地形成的關系首先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所形成的既定的關系,是在這些既定的歷史條件和關系中來生產和生活並創造歷史,而且以自己的活動構成新的歷史條件和關系。歷史上周期性重演的革命動蕩是否強大到足以摧毀現存一切的基礎,同樣也取決於現有的歷史條件是否具備了對社會實行全面變革的物質因素,既要有一定的生產力,還要有反抗舊社會所依據的“總和活動”的革命群眾。否則,正如共產主義的歷史所証明的,盡管變革的觀念已經表述過千百次,但對於歷史的實際發展也沒有任何意義。因此,人的自然關系和社會關系以及自然界和人類歷史是緊密關聯而統一於人類歷史的社會實踐的,人們現實的利益關系不是純粹的思想關系,人和人的觀念的改變與人的環境的改變都統一於人的革命實踐。在物質利益關系中佔統治地位的階級其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一定時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以革命階級的存在為前提,不改變人們的物質生產生活條件休想改變人們的思想。秉持唯物史觀的共產主義者是條件論者,但又不是唯條件論者,而是在講條件的同時發揮革命能動性創造條件、改變條件與壟斷佔有一切資源的剝削階級統治階級予以徹底地決裂——堅決徹底地消除其統治的基礎。但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或思辨哲學總是非歷史地看問題,總是把現實的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僅僅說成是人們思想觀念的對立和斗爭,總是把剝削階級統治階級的特殊利益說成是“普遍利益”,而把他們的思想說成是“一般思想”。剝削階級思想家從人的概念、想象中的“人”“人的本質”“一般人”或人的“類的平等化”中引申出人們的一切關系,而把歷史說成了“僅僅是一般概念的前進運動”。這樣就把統治階級的思想與進行統治的個人本身分割開來了,而且把統治階級在其共同利益基礎上形成的有著某種神秘聯系的思想視為“概念的自我規定”——而且把它們的制造者打扮成“歷史的制造者”和“監護人”,這也就把一切唯物主義的因素從歷史上消除了,而可以任憑自己的思辨之馬自由奔馳[1]550-554

二、歷史——從人的歷史活動看是“作為經驗的或現實的歷史”

歷史是什麼?歷史從何而來又向何處去?這些問題自從人類歷史產生以來就是一個謎,馬克思破解了這個“歷史之謎”。馬克思說:“歷史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但這兩方面是不可分割的﹔隻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自然史,即所謂自然科學,我們在這裡不談﹔我們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類史,因為幾乎整個意識形態不是曲解人類史,就是完全撇開人類史。意識形態本身隻不過是這一歷史的一個方面。”[1]516-519頁下注在《神聖家族》中,馬克思發現了“歷史的發源地是物質生產,人們的物質生活狀況決定著人們的精神生活和思想狀況”[2],歷史的真實內涵及其解答隻有在現實的人的社會實踐活動中才能找到,而且是在物質生產的過程中,可以用經驗的方法來確定的[1]。“歷史唯物主義是以現實的、經驗的歷史為依據的,即歷史唯物主義不是從歷史之外把歷史應該如何如何的觀念強加於歷史,而是以現實的歷史為依據,是從人類歷史中概括出來的。”[3]

1845年,通過對德國整個意識形態及自己哲學信仰的清算,馬克思實現了哲學觀的革命。從世界歷史看,馬克思的哲學革命體現在,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形成﹔這與恩格斯當時所得出的結論是一致的。恩格斯后來對此回憶道:“一種唯物主義的歷史觀被提出來了,用人們的存在說明他們的意識,而不是像以往那樣用人們的意識說明他們的存在這樣一條道路已經找到了。”[4]739德國人習慣於用“歷史”和“歷史的”這些字眼隨心所欲地想象,但就是不涉及現實,為此馬克思批判德國哲學家對歷史的理解沒有和現實關聯起來。實際上,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對“歷史”的理解不僅需要與現實相聯系,而且需要與經驗相聯系。經驗、現實與歷史的關系密不可分。《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八條指出,“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實踐即人的感性活動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實踐在經驗世界中展開自身以獲得實在性,實踐作為感性活動具有經驗性。從經驗與現實層面上看,歷史是人的實踐的展開,歷史是人的實踐活動展開的客觀過程,即現實的人曾經親歷其中並且始終從事著的生產、生活活動,而現實正是歷史活動演進的結果和歷史對現在的建構所呈現的樣態。人類對於自身經驗歷史中的歷史活動的歷史事實、歷史關系、歷史現象、歷史過程及其結果進行把握和抽象,這樣經驗的歷史就呈現為不斷地積累、傳承和揚棄的歷史過程,從而也呈現為歷史鏈接現實的過程,這是因為“現實的個人”基於自身的能動創造性而將過去即經驗的歷史揚棄在人自身生存和發展的現實生活中,同時又創造著現在的現實生活並指向未來。

從歷史唯物主義的革命性變革看,歷史不再是唯心主義的想象的抽象的歷史,也不再是舊唯物主義的直觀的僵死的歷史,而是人類歷史性地生成為具有社會總體性意義的、作為經驗同時也作為現實的歷史。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開篇序言就批判青年黑格爾派天真的幼稚的空想,指出我們要把他們從幻想、觀念、教條和想象的存在物中解放出來,使他們不再在這些東西的枷鎖下呻吟喘息,以此來揭穿他們同“現實的影子”——觀念——所展開的哲學斗爭。黑格爾意義上的“歷史”,其實只是主體的自我意識想象活動——思想自己運動的歷史,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他這種“無人身的理性”的自我運動,不僅把“整個物質世界變成了思想世界,而且整個歷史變成了思想的歷史”[1]510頁下注。黑格爾以其“歷史”觀念所構成的唯心主義的世界觀,顛倒了人與世界的現實的關系,相信現實世界是觀念世界的產物,並且以觀念的生產和邏輯演繹來說明現實的歷史,這不僅割裂了歷史與現實的關系,也顛倒了經驗現實的客觀歷史與歷史觀念之間的關系。然而,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也是舊唯物主義者所無法理解的,在費爾巴哈那裡,唯物主義和歷史是彼此完全脫離的:“當費爾巴哈是一個唯物主義者的時候,歷史在他的視野之外﹔當他去探討歷史的時候,他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1]530。費爾巴哈對感性世界的理解僅僅局限於對世界的單純的直觀、單純的感覺,“他沒有看到,他周圍的感性世界絕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1]528。馬克思舉例說,即使是櫻桃樹在德國的某地區的出現,也是依靠一定的社會在一定時期的感性活動才為費爾巴哈的“‘感性確定性’所感知”。由此,人們的感性活動、這種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和創造、這種生產,是整個現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礎。

在馬克思看來,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所構成的歷史,“歷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由於這個緣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變更舊的環境”[1]540。而“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1]540-541。同時,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不是“自我意識”“世界精神”或某個形而上學幽靈的某種純粹的抽象行動,“而是完全物質的、可以通過經驗証明的行動,每一個過著實際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個人都可以証明這種行動”[1]541。總之,“現實的個人”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和實際生活過程經驗地也是現實地成就了自己的歷史,是他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他們的社會意識和歷史意識,而非他們的“自我意識”和觀念構成和決定著他們任意想象的歷史。

三、歷史——從人的發展看呈現為“人自身的發展歷史”

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之“歷史”既然是作為經驗的歷史或現實的歷史,為何又呈現為人自身的發展歷史呢?恩格斯指出,“對抽象的人的崇拜”,必定會由關於“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來代替[5]241。把歷史從抽象的人的觀念的歷史改造成為人自身發展的現實的歷史,這是唯物史觀的核心內容,也是區別於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歷史”內涵的根本所在。關於“歷史”,馬克思明確指出,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更替”。作為人的活動的歷史,它是人的歷史性的生成過程和歷史性的存在方式。馬克思說,“人的存在是有機生命所經歷的前一個過程的結果。只是在這個過程的一定階段上,人才成為人。但是一旦人已經存在,人,作為人類歷史的經常前提,也是人類歷史的經常的產物和結果,而人隻有作為自己本身的產物和結果才成為前提”[6]545。人自身作為人類歷史的前提和結果,以自己的活動構成自己的歷史,又以自己的歷史構成自身的存在。人自身的發展歷史就是人的自我實現的活動史,既是個體的自我實現,也是社會的自我實現。人的發展是一個動態的歷史生成過程,是一個與社會發展緊密聯系著的、包含著對歷史的揚棄和超越的、自我實現和不斷生成的復雜系統。馬克思把“現實的個人”作為全部理論研究的基本出發點,立足於人的生產生活實踐,從人自身的發展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個人的解放與人類解放的關系入手,深切關注“現實的人”歷史性的生存與發展。

既然人以自身的歷史活動構成人自身的歷史存在並因此成為歷史的創造者,那麼人是如何創造歷史的呢?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這需要從人類生存的歷史前提或作為生活基礎的四個“原初的歷史的關系”以及人們的精神生產這一社會生產系統中來尋找答案。歷史的主客體關系以及人之歷史的創造就是通過其“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即通過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人類自身生產、生產關系的生產以及精神的生產這樣一個相互聯系、相輔相成的人類社會生產系統來成就和實現的[1]531-533。其中前三個方面即人類歷史的四個前提是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並且始終與歷史的起源和歷史進程同在,它們共同構成人類物質生活的基礎和客觀性的歷史事實,而精神的生產則構成與客觀性歷史事實相聯系並相適應的意識范疇。人類自身生產應該是人類社會生產系統的核心內容和根本目的所在,包括人自身生命的生產和社會實踐主體的人的生產。由此,人自身的發展歷史表現為人類社會歷史的生生不息、代代相傳和自我不斷超越,使歷史的主體成為一種歷史的構成,且有著不斷生成的主客體對立統一關系,進而使歷史真正成為區別於自然史和動物進化史的人的歷史。

具體而言,人自身的發展歷史也就是人在改造客觀世界的社會實踐活動過程的同時,也在改造人自身的歷史過程,包括人自身的物質生活過程與精神生活過程兩個方面的不斷創新和發展過程。它是人在改造和認識世界的過程中使人不斷地從動物界中提升出來而使人具有不斷變化發展的特有社會歷史屬性、精神文化屬性及各種社會關系屬性,包括生產關系、交往與政治實踐的關系、思想文化和觀念的關系及其所反映的道德人道、理性情感價值及政治法律的屬性等這樣一個歷史過程。從個體主體與總體性主體的聯系與差異看,人自身發展的歷史包含兩個層面,即“現實的個人”(個體性的人)在具體歷史境域中的實際生活過程——個體主體性的歷史存在狀況和人類社會(總體性的人)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的歷史性存在狀況這兩方面的歷史。

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從人的經驗事實出發,通過對“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感性實踐活動科學抽象出人類歷史的客觀邏輯即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這種抽象是建立在考察“現實的人”經驗的歷史與歷史的現實基礎之上,對人自身生存發展歷史的本質規律性的科學抽象。由此,馬克思根據人自身的生存和發展概況把人的歷史劃分為三個歷史階段:(1)“人的依賴關系”階段,即第一個階段是人對人的依賴關系佔統治地位的階段(前資本主義歷史發展階段)﹔(2)“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階段,即第二個階段是以人對物的依賴關系為基礎,人具有相對獨立性的階段(資本主義階段)﹔(3)“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階段,即第三個階段是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的階段(也就是共產主義階段)。從迄今為止的歷史發展看,前兩個階段已經成為歷史的事實,第三階段在今天基本上還只是人類自身發展所表現的一種歷史發展趨勢和人類至今沒有能夠實現的一種理想的存在狀態,但前兩個階段的歷史發展已經為第三個階段的歷史發展孕育和創造著條件。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確立了一個重要的歷史唯物主義命題,即人自身的發展與物質生產力的發展是同一個歷史過程。“歷史的每一階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質結果,一定的生產力總和,人對自然以及個人之間歷史地形成的關系,都遇到前一代傳給后一代的大量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盡管一方面這些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為新的一代所改變,但另一方面,它們也預先規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條件,使它得到一定的發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質。……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7]544-545這種世代交替而傳承下來的實踐的歷史活動及其結果構成了人類自身的歷史性存在基礎,與此同時,人們的活動及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和創造性生產,又進一步構成整個現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礎。人為了生活,就必須有物質生活資料,而為了有物質生活資料,就必須生產。

從人的生活的歷史境域來看人的生存狀態,馬克思指出,在生產力相對不發達的條件下,在私有制、人們奴隸般地服從於分工的條件下進行生產,人們的生存狀態是異化的。而隻要人們還處在自然形成的社會中,也就是說,隻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還有分裂,分工還不是出於自願,而是自然形成的,那麼人本身的活動對人說來就成為一種異己的、與他對立的力量。馬克思、恩格斯在談到“受奴役的人”和“自由人”這兩種不同性質的人的生存發展狀態時指出,在自然形成的社會,“當分工一出現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動范圍,這個范圍是強加於他的,他不能超出這個范圍:他是一個獵人、漁夫或牧人,或者是一個批判的批判者,隻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資料,他就始終應該是這樣的人。而在共產主義社會裡,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范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1]537。從人自身的歷史發展來看,自發自然的分工,尤其是使人奴隸般地屈從於分工的固定分工導致人的活動的固定化和異化,人自身的產物聚合為一種統治我們的、不受我們控制的並與我們願望背道而馳的物質力量,人的生存發展尚處於生產力不發達條件下“人對人的依賴”和“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人具有相對獨立性”的階段。而自由人的生存發展狀態則是生產力高度發達條件下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階段,是人自身的歷史發展處於高級的文明自覺的生存狀態[8]

人們的生存發展條件是歷史運動的客觀結果,是不能由人們隨意選擇的。馬克思認為,隨著社會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民族的界限和舊式固定分工會被打破,歷史將轉變為真正的“世界歷史”,地域性的個人在擺脫民族局限、地域局限而同整個世界發生實際聯系后為具有普遍交往普遍經驗的人所取代,這時人們才有條件獲得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真正的人類解放,即步入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於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階段[9]52。這是因為,無論勞動異化還是大多數窮人與有錢人的對立,它們隻有發展成為人們不堪忍受的力量才有可能引起人們的反抗,這當然是以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為前提的,而“生產力的這種發展(隨著這種發展,人們的世界歷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時已經是經驗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隻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人們——引者加)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斗爭,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其次,生產力的這種發展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隻有隨著生產力的這種普遍發展,人們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來﹔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產生一切民族中同時都存在著‘沒有財產的’群眾這一現象(普遍競爭),使每一民族都依賴於其他民族的變革(成為可能——引者加)﹔最后,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1]538

由此可見,要消除異化和人們之間的對立,要消除貧窮和極端貧困,就必須使生產力獲得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而且使人們普遍地感覺到不堪忍受這種異化和對立,使世界各族人民普遍地要求和實現社會的普遍變革﹔共產主義隻有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佔統治地位的各民族同時發生,它們在經驗上才是可能的,否則,它如果僅僅作為地域性的共產主義而存在,就很容易為生產力發達國家和民族交往的任何擴大所消滅﹔而隻有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系的世界交往使每一個人都與整個世界發生聯系,成為普遍交往並具有普遍經驗的個人,這時他們才有能力和有力量實現世界性的聯合與世界性的歷史變革,從而為共產主義的實現奠定社會基礎和主體條件。所以馬克思恩格斯說:“每一個單個人的解放的程度是與歷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歷史的程度一致的”[1]541,共產主義運動的條件是由歷史現有的前提產生的。在未來共產主義社會,不僅他們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而且他們“隻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隻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1]571。在過去的種種冒充的虛假共同體中,如在國家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范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他們之所以有個人自由,只是因為他們是這一階級的個人。而這種虛假的共同體實際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聯合,它們對被統治階級而言不過是獨立於他們之外而束縛他們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1]571勞動者個人把所有生產條件作為生產力總和、作為個人自由發展和運動的條件,通過他們的聯合佔有將這些條件置於他們的控制之下,以為他們的自由全面發展服務。

這樣,馬克思恩格斯實際上就把“歷史”描繪成人的自由解放和發展的歷史了。

四、歷史——從文明演變看是“文明運行方式的變遷史”

“關於‘歷史’,值得深入思考的一個重大問題是,歷史不只是一個‘過程’,即不只是‘感性的人的活動’,而且是一種‘結果’,即‘感性的人的活動’或‘歷史中行動的人’所創造的‘文明’。文明結晶著人的歷史活動,體現著人與世界的現實關系,並規范著人類社會的趨勢與未來。因此,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概念遠不只是活動或過程的概念,更是文明的概念。”[10]從歷史的文明內涵層面上看,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歷史活動、歷史關系、歷史的發展過程及其結果樣態都內在地孕育和創造著人類歷史文明,歷史唯物主義之“歷史”可以說也是人類文明的演變史,或者說文明運行方式的變遷史,它包括在人類歷史上文明的起源、文明的演進過程及其呈現結果、文明的類型以及文明的傳承、揚棄與發展。

從人類歷史進程來看,文明伴隨人類歷史的發展而演進。馬克思認為整個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文明的演進總是在一定的歷史背景和歷史條件下進行的。追根溯源來看人類歷史的文明,文明與歷史並非是同步產生的,而是經歷了由蒙昧野蠻到文明的發展過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指出,我們從野蠻走到文明的門檻是由分工方面新的進步開始的,“文明時代是社會發展的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分工、由分工而產生的個人之間的交換,以及把這兩者結合起來的商品生產,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完全改變了先前的整個社會”[5]190-191。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卷第一章,馬克思在分析“自然產生的生產工具”和“由文明創造的生產工具”之間的差異時指出,在自然產生的生產工具的情況下,各個個人受自然界支配,交換主要是人與自然之間的交換,人以自己的勞動換取自然的產品,財產(地產)也表現為人們對直接來源於自然的產品的佔有關系,各個個人通過某種聯系——家庭的、部落的或者甚至是地區的聯系結合在一起,而且財產所有者可以依靠個人關系,依靠這種或那種形式的共同體來統治非所有者,且單憑他們在生活中獲得的普通的常識和經驗就可滿足他們的各種需要,所以這時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彼此還沒有完全分開﹔而在文明創造的生產工具情況下,他們則受勞動產品的支配,人對人的統治採取物的形式通過貨幣表現為“勞動的統治”,特別是積累起來的勞動即資本的統治,並且各個個人互不依賴,他們的聯系僅限於勞動產品的交換,且交換主要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換,這時,普通的常識已經不能滿足所有人的需要,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必須有所分工。所以,在前一種情況下,雖然存在簡單的小手工業,但這種工業受對自然產生的生產工具所支配,因此這裡沒有不同個人之間不同於自然分工的社會分工,但在后一種情況下,“工業以分工為基礎,而且隻有依靠分工才能存在”[11]73-74。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正是由於這種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及其發展才使人類社會有了不同於自然分工的社會分工,並使自然形成的社會開始進入有商品交換、有文字記載的“文明社會”,而且又由蒙昧野蠻的農耕手工業社會、不發達的商品經濟社會或前資本主義社會進入使用現代文明所創造的生產工具進行生產——商品經濟關系非常發達的資本主義現代工業文明社會。

因此,要厘清歷史的文明內涵及其演進過程,就需要從人們所從事的感性實踐活動尤其是生產勞動這一歷史活動所引發的分工說起。而區別於自然分工的嚴格意義的“分工只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起才真正成為分工”[1]534。分工不僅使物質活動和精神活動由各種不同的人來分擔這種情況成為可能,而且成為現實。分工也產生了單個人或單個家庭的利益與所有相互交往的個人的共同利益之間的矛盾,並使私有制財產關系成為保護個人與家庭特殊利益的所有制形式,而家庭集團或部落集團乃至國家的財產佔有關系一旦獲得法律的確認,它們也同樣成為保護他們虛幻的共同體利益的所有制關系,而在此基礎上,便使人類社會分裂為利益截然對立的不同階級。這時統治階級把他們自己的利益說成“普遍的共同利益”,並把他們統治的“國家”等虛幻的共同體說成體現“共同利益”的“普遍的東西”,以國家來干涉和約束相互矛盾的特殊利益,並由此形成脫離現實生活實際的各種虛假的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意識形態。

“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隨著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制度向國家的過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著文明的全部歷史直至現在。”[1]556正是伴隨城鄉分離的出現,居民第一次以分工和生產工具的佔有為基礎劃分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兩大階級,而且劃分為掌管公共機構行政機關、警察、賦稅等權力的統治階級和他們統治下的居民。分工的進一步擴大是生產和交往的分離,是商人這一特殊階級的形成。這樣就產生了地區間建立貿易聯系的可能,“這種可能性之變為現實,取決於現有的交通工具的情況,取決於政治關系所決定的沿途社會治安狀況(大家知道,整個中世紀,商人都是結成武裝商隊行動的)以及取決於交往所及地區內相應的文化水平所決定的比較粗陋或比較發達的需求”[1]559

馬克思恩格斯在闡述了上述分工之后,緊接著又分析說明了城鄉分離及商業和手工業的分工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所發揮的巨大歷史作用,是如何推動了人們經濟聯系的不斷發展擴大和生產方式的不斷變革,直到最終導致了工場手工業的產生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確立。在17世紀,商業和工場手工業不可阻擋地集中於英國,為英國創造了相對的世界市場,為這個國家以機器為生產工具的大工業生產取代工場手工業生產創造了歷史條件,並在機器生產的基礎上實現了最為廣泛、最為發達的分工,最終確立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取代封建主義自然經濟生產方式成為佔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並確立了資產階級在整個社會的統治地位。《德意志意識形態》實際上是向我們展示了這樣一幅世界歷史圖景:歷史的文明演進受生產、交往、工業和分工的社會發展程度的條件制約,並且是伴隨著生產力水平、交往的形式、工業狀況和分工的發展才實現了社會歷史進步,這就為我們全面地描畫了一幅人的活動的歷史和人自身發展的歷史以及整個社會歷史發展中所呈現的文明運行方式的變遷。馬克思明確指出,共同活動本身就是“生產力”,而人們所達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因而,我們始終必須把“人類的歷史”同工業和交換的歷史聯系起來研究和探討。

生產力與交往形式的關系就是交往形式與人們的行動或活動的關系。交往形式與人的活動之間的互動關系“在歷史發展的每一階段都是與同一時期的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所以它們的歷史同時也是發展著的、由每一個新的一代承受下來的生產力的歷史,從而也是個人本身力量發展的歷史”[1]576。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系取決於每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不僅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系,而且一個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都取決於它的生產以及內部和外部的發展程度。馬克思說:“某一個地域創造出來的生產力,特別是發明,在往后的發展中是否會失傳,完全取決於交往擴展的情況。當交往隻限於毗鄰地區的時候,每一種發明在每一個地域都必須單獨進行﹔一些純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蠻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戰爭,都足以使一個具有發達生產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國家陷入一切都必須從頭開始的境地。在歷史發展的最初階段,每天都在重新發明,而且每個地域都是獨立進行的。發達的生產力,即使在通商相當廣泛的情況下,也難免遭到徹底的毀滅。……隻有當交往成為世界交往並且以大工業為基礎的時候,隻有當一切民族都卷入競爭斗爭的時候,保持已創造出來的生產力才有了保障。”[1]559-560。大工業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於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它使自然科學從屬於資本,並使分工喪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質的最后一點假象”[1]566

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分析說明,文明有著實實在在的現實基礎,文明是在歷史的演變過程中得以綻放和變遷,由生產方式(主要表現為生產力)——分工——交往——工業——新的生產方式(主要表現為新的生產力)……所構成的整個社會的進步和提升過程及其文明成果生動地演繹著世界歷史文明。具體來看,工業以分工為基礎——交往以工業為基礎(世界性交往以大工業為基礎)——生產力取決於創造並由交往來傳承——新的生產力引起分工和交往的進一步發展……從而使人類文明在歷史的發展進步中不斷演變自身。

馬克思認為,人類文明的演化是一個從低級向高級逐步發展的歷史過程。文明演變的歷史過程中,就文明形態而言既有量的積累又有質的飛躍。伴隨著人類社會新的更加進步的生產方式(特別是生產力)以及由此而來的分工和交往得到充分發展,先前的整個社會完全改變了,從而人類社會步入新的文明時代,由此我們甚至可以說,是生產力、分工和人們的交往在根本上決定著人類社會文明的運行方式和歷史變遷。當然,馬克思關於人類文明史的上述分析也並非可以被歸結為唯生產力論、唯技術決定論的庸俗唯物主義歷史觀,而是與我們從人的關系演變視角、社會形態演變視角而進行的歷史階段劃分理論以及社會革命的理論相聯系且互相兼容才能夠成立的。否則,沒有人的關系變革以及階級社會的階級斗爭、社會革命,任何人類文明在根本性質上所發生的變化都是不可能的。

資本主義文明可以很清楚地展示其文明運行方式的歷史變遷過程。“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12]404這裡既呈現出了具有歷史進步性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創建的資產階級文明形態,同時也闡明了這種資本主義的歷史文明最終會被共產主義文明所取代。

“共產主義和所有過去的運動不同的地方在於:它推翻一切舊的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基礎,並且第一次自覺地把一切自發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創造,消除這些前提的自發性,使這些前提受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支配。”[1]574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進一步指出,“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13]928-929。隨著社會生產的自發性和盲目無序被消除,資本主義文明也終將成為歷史,取而代之的是共產主義生產方式所創造的適合人類本性的文明形態。在這個文明時代,“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作為“文明人”,在社會生產的自覺、有序狀態下共同生活並體現著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包括人與人以及人與自身所創造的物)關系的高級文明形態。

在歷史與文明的動態演變過程中,如果進一步追問文明發展的動力根源,我們看到生產方式(主要表現為生產力)在歷史發展中的決定作用,正如馬克思所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當馬克思用生產方式(包括工具)的變革來說明歷史進步時,這自然也說明了人類歷史性生存的創造性本質所帶來的人類歷史文明。人類“歷史性生存絕不是簡單的單向性的持續性時間,而是一種將過去揚棄在自身內部,同時創造現在走向未來的歷史時間”[14]。現代社會一般認為,文明是人類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也是人類歷史發展到更高階段所呈現出來的人與社會的進步樣態、文明結果及其歷史演進過程。

根據不同的劃分標准,歷史的文明演變方式及其類型主要有:按照文明的時代性可以劃分為古代文明、近代文明與現代文明﹔按照地域性與民族性可以劃分為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按照人類社會性質的差別可以劃分為原始社會文明、奴隸社會文明、封建社會文明、資本主義文明和社會主義文明,以及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文明﹔按照生產力發展水平所主導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階段性可以劃分為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和知識信息文明以及生態文明﹔按照思維與存在關系維度或者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視角則又可以劃分為物質文明、生態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和社會文明。自從人類由蒙昧野蠻狀態過渡到文明社會,文明和歷史就再也不曾分離,可以說沒有人類歷史無所謂人類文明史,而人類沒有文明內涵的歷史又必將是盲目無序、黑暗野蠻、惡性歷史循環的歷史。文明就像歷史的“眼睛”,是“現實的個人”追尋和發現更加光明的人類社會真、善、美的生存環境以公正地實現每個人“自由個性”的生活﹔文明又像歷史的靈魂,是“現實的人”用以積澱、傳承和創造人類更加進步美好的社會歷史狀態以最終實現“自由人聯合體”——實現真正的人類解放!如果人類的歷史不能從自發到自覺地以文明作為其內涵和價值尺度,那麼漫長的人類歷史生存和其價值意義又將何在?無論是歷史的文明或者文明的歷史都需要傳承和揚棄,現代文明需要不斷地吸收和借鑒不同類型的文明以提升和豐富自身,如果現代社會的人們僅僅在現實性上講究現代文明(甚至不講文明),卻丟掉了豐富深厚的歷史文明為其做底蘊支撐,無疑會步入歷史虛無主義的歧途,那麼這樣的現代文明也是缺乏歷史根基而不深刻的,並且是走不遠的。當然,對待歷史文明墨守成規,因循守舊,脫離人們所處的文明時代和現實生活,缺乏對歷史文明的揚棄和創造,這也是不可取的。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努力吸取和改造人類一切以往歷史文明成果為我所用,揚棄和超越以往歷史文明,不斷創造創新人類新的更為高級的人類文明,使人類社會能夠步入自覺有序的可持續發展的高級文明形態。

注釋:

[1]關於歷史,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從個別上升到一般”,即從具體到抽象或透過現象把握事物和歷史的本質的方法,敘述方法或理論表述是“從抽象上升到具體”。參見楊思基:《論馬克思的社會歷史研究方法》,《山東社會科學》201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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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楊思基,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哲學系﹔傅秀玲,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