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消費觀的生成路徑及理論特質

在當代西方左派批判理論中，“消費”成了一個非常時髦的概念，它與“再生產”概念一道，支撐起了當代資本主義權力建構的重要平台。從經驗現象的層面來看，當代資本主義的確是一個消費的世界。但如果我們全盤接受這些批判理論家的觀點，即把消費過程視為資本主義的核心層面，而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當年特別強調的生產過程放在一邊，那麼，我們的解讀方法是否就不自覺地站到了這些批判理論家所採納的靜態的經驗社會學方法的層面上？我們是否忘記了追問如下問題：鮑德裡亞等人所要探究的資本統治權力的建構框架本身是否是一種自然的、天然的存在物？也就是說，在默認資本統治權力體系的當然性的前提下去研究這種權力體系的建構邏輯，這在社會學的維度上的確是有學術意義的，但如果以此來否定歷史發生學維度的解讀邏輯，如基於生產過程的解讀邏輯，那會帶來什麼樣的理論后果呢？再進一步，如果我們以為上述經驗社會學維度的解讀方法是當代資本主義消費問題上唯一正確的解讀方法，那麼，從本質上講我們是否已經陷入了經驗社會學的意識形態框架中間？當我們把解讀視域不僅僅局限於對社會權力的建構邏輯的探究，而是擴大到對當代資本主義消費過程的完整研究，並希望從中得出關於當代資本主義發展方向的可能性結論時，我們似乎更應當擁有一種寬廣的解讀視域，即把消費這一問題放在現實的社會歷史過程之中來加以看待，而不是僅僅放在權力建構的解讀框架中。為了更清楚地把握這些問題，我們有必要從思想發展過程的角度來認真地研究馬克思在資本主義消費過程問題上的觀點，並以此來為我們確立科學的解讀視角提供一些啟示。

一

馬克思是從1843年10月的《巴黎筆記》開始才進入到對資本主義消費過程的研究之中的。由於他在這一時期主要致力於從人性的角度來展開對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批判，因此，在摘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著作的過程中，他側重於對勞動產品的分配及交換過程的批判性解讀。因為對於持人本主義理論立場的青年馬克思來說，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談到消費問題時所展開的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之間的一致性等問題還無法凸顯出明確的學術意義。換句話說，青年馬克思此時還不具備對上述這些資產階級經濟學觀點的學術批判能力，他事實上隻能把消費關系拉到交換關系的層面上來加以剖析。

我們知道，馬克思是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摘要》中第一次就消費問題進行專門的摘錄和評論的。但仔細研究這一文本中的第四部分即“論消費”的部分，就會發現其中有一些很奇怪的現象。在馬克思摘錄的第一段文字中，穆勒的重點其實是經濟學上的供給等於需求的觀點，“如果我們談到某個國家在某個時期的供給等於它的需求，那麼我們談的並不是一種或兩種商品，而是想說，該國對所有商品的需求整個說來等於該國能夠提供交換的所有商品。盡管總的說來供給和需求相等，但是完全可能發生這樣的情況：某種或幾種單個商品的生產多於或少於對這些商品的需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2頁)應該說，如果僅就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看，穆勒說的還是比較清楚的，他想証明的是生產與消費是一回事，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過程不可能出現生產過剩的現象。事實上，他只是在談到需求的條件的時候，才涉及了交換的問題，“擁有等價物品是任何一種需求的必要基礎。一個人想佔有某些物品，但是又不提供什麼東西來換取這些物品，那這種希望是徒勞的。一個人所提供的等價物品就是需求的工具。”(同上，第33頁)但從青年馬克思在緊接著這段摘錄的評論部分來看，他抓住的恰恰只是上述觀點中關於交換的內容。“我們的生產並不是人為了作為人的人而從事的生產，即不是社會的生產。也就是說，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作為人同另一個人的產品有消費關系。我們作為人並不是為了彼此為對方生產而存在。因此，我們的交換也就不可能是那種証明我的產品……是為你而生產的產品的中介運動，因為我的產品是你自己的本質即你的需要的物化。問題在於，不是人的本質構成我們彼此為對方進行生產的紐帶。”(同上，第34頁)

馬克思的這一段評論文字很長，但基本上都是圍繞著商品交換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物化的觀點來展開的。他把消費活動僅僅當成了交換活動的一種自然延伸，因此，對資本主義消費過程的批判也被拉到了對交換活動的批判之中。至於穆勒講到的供給等於需求的觀點，馬克思此時還不具有批判它的能力，因為這要涉及對穆勒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國家觀或社會觀之抽象性的批判問題。而這顯然需要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基礎。此時的馬克思在主導思路上隻具備抽象人本主義的理論水平，這就是他即使在談到消費問題時也從交換關系入手來展開學術批判的原因。

在這一部分的第二段摘錄中，穆勒更加詳細地對供給等於需求的觀點進行了論証。他的一個核心思想是：盡管在事實層面經常會出現商品的過剩，但這也不能否認供給等於需求觀點的正確性。“需求和供給之間的不一致所造成的實際結果是眾所周知的。供給過剩的商品跌價，而短缺的商品則漲價。前一種商品跌價，很快會由於利潤減少而把一部分資本從這類商品的生產中抽出來。短缺商品漲價，就會把一部分資本吸收到這個生產部門。這種運動一直要進行到利潤平均化為止，就是說，一直要進行到需求和供給一致為止。”(同上，第39頁)穆勒在這一段文字中圍繞上述核心觀點展開了較為詳細的論述。此時的馬克思連上一段摘錄中關於供給與需求一致性的總體觀點都沒能力加以批判，更不要說對此段文字中的內容進行分析與批判了。有趣的是，在這一段摘錄中，穆勒只是在最后一小節才談到了政府的消費問題，但在緊接著這段摘錄的評論中，馬克思對穆勒的核心觀點偏偏不展開評論，而只是就政府的消費這一附帶的觀點進行了簡短的評論。必須承認，由於哲學方法論及經濟學研究水平的局限，馬克思此時還沒有把消費當作一個獨立的學術問題來加以探討。對他來說，消費只是商品交換關系發生之后的一個自然活動，因此，對交換關系的批判就是對消費關系的批判。

二

隨著馬克思歷史觀研究水平的提高，他對生產與消費關系的解讀能力也得到了不斷的加強。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與恩格斯一道)借助對德國小資產階級政論家、“真正的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格律恩的批判，表達了他在這一問題上的新觀點。

用馬克思的話來說，“為了証明‘真正的社會主義’關於生產和消費一致性的原理，格律恩先生採納了政治經濟學關於需求和供給的最庸俗的原理﹔而為了利用需求和供給這兩個概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刪去了其中必要的中間環節，從而把它們變為最純粹的幻想。”(《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13頁)也就是說，馬克思此時已清晰地意識到，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關於需求與供給一致性的觀點已經夠庸俗的了，但格律恩事實上連這樣的水平都沒有達到，他所做的只是把經濟學家的上述結論直接與抽象人道主義的理論立場嫁接起來，從而不僅使其理論淪為最純粹的幻想，而且還直接起到了把現存制度神聖化的作用。

讓我們來對格律恩的觀點作個簡要的說明。他指出：“在理論上和在外部現實中，生產和消費可以在空間和時間中彼此分開，但是按其本質來說，它們是沒有區別的。”(同上，第610頁)格律恩舉例說明了這一觀點。譬如，一種烤面包的生產過程，由於它需要消費面包、水、牛奶、雞蛋等，因此，它本身就是一種消費過程﹔同時，由於它為其他人創造了消費對象，因此，對其他人來說，這種生產就意味著消費。反過來，消費也意味著生產。譬如，當我在讀一本書的時候，看起來只是在消費勞動產品，但實際上也在生產新的書，“因而也生產新的紙張、新的活字、新的印刷油墨、新的裝訂工具﹔如果不只是我讀它，如果還有另外一千個人也在讀它，那末我們由於我們的消費而生產新的版本，也就是說生產發行新版本所必需的一切材料”。(同上)從表面上看，格律恩此處的論述似乎並沒有太大的問題。不要說跟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家相比了，即使是跟馬克思后期的相關觀點比較，也不會有太大的出入。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導言”中也曾說過“可見，生產直接是消費，消費直接是生產。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對方”。(《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2頁)但問題的關鍵是：馬克思是把這種觀點放在“一定”的層面上來講的，或者說是放在科學的“抽象”層面上來講的。它如果要用來指証或分析具體社會形態中的生產或消費現象，還需要有一個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過程。即使是穆勒等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家在談論上述觀點時，也是通過利潤平均化這一中介來解讀生產與消費、需求與供給之間的動態平衡的。可格律恩卻直接把這一結論認定為應有的現實，而把客觀存在的社會現實指認為“顛倒的世界”，並說這種“顛倒”之所以出現，是因為我們在生產與消費、工作與使用之間放上了價值和價格的概念，“總而言之，工作和使用是沒有區別的。隻有我們的顛倒的世界把它們彼此割裂開來，在它們之間放上價值和價格的概念，並用這種概念把人和社會分為兩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10頁)

在格律恩看來，只是因為不是所有的消費者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不是所有的消費者都像人一樣地消費，所以才會出現價值、價格這些硬擠在生產與消費之間的概念。其實，“消費是生產的標准，而不是相反”(同上，第614頁)，“如果你宣傳消費者的社會自由，你就會得到生產的真正平等”。(同上)經過格律恩這一解釋，對生產和消費平等的追求便不再是一項歷史的事業，而變成了一項通過“宣傳”便能實現的活動。此時的馬克思已經具備了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他當然是不可能同意格律恩的這種觀點的。在他眼裡，格律恩關於生產、消費等問題的理解在根本上是非歷史性的，他壓根兒就沒區分資本主義的生產與消費跟其他社會形態中的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區別，從而注定了他不可能在這一問題上得出正確的結論。

馬克思指出，真正的生產與消費活動都具有社會歷史性，其內部所具有的各種矛盾也隻有通過現實社會歷史的發展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決。“格律恩先生還忘記了，現在生產面包是用蒸汽磨，而以前是用風力磨和水力磨，更早的時候是用手推磨﹔生產面包的這些不同的方式完全不取決於他吃面包這一簡單的行為，因此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是生產的歷史發展，而‘大規模生產的’格律恩先生卻完全沒有想到這一點。格律恩先生甚至也沒有想到，隨著這些不同的生產階段產生的還有生產和消費之間的各種關系，以及二者之間的各種矛盾﹔他沒有想到，如果不研究這些生產方式中的每一種方式和以此為基礎的整個社會制度，就不可能了解這些矛盾，而這些矛盾隻有通過這種生產方式和這種制度的實際改變，才能得到解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12頁)在此基礎上，馬克思進一步指出，格律恩是因為根本不懂得生產與消費之間的這些真實關系，所以才會淪落到“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水平，才會烏托邦式地用所謂的像人一樣地消費的精神教育來解決現實的消費問題。他之所以不從生產出發，而從消費出發來展開自己的解讀路徑，無非是滿足於用類似像人一樣地消費的空洞詞句，來回避對現實生產活動的解讀，回避對現實生產活動中的各種矛盾關系的關注與研究。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思說：“正是那些以消費為出發點的經濟學家是反動分子，他們忽視了競爭和大工業的革命方面。”(同上，第614－615頁)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此時已經具備了消費問題上的歷史唯物主義視域。

他的這種新的理論視域在《哲學的貧困》中也有清晰的表現。蒲魯東從“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的方法論立場出發，把消費解讀為非歷史的、抽象的個人行為。馬克思針鋒相對地指出，“消費者並不比生產者自由。他的意見是以他的資金和他的需要為基礎的。這兩者都由他的社會地位來決定，而社會地位卻又取決於整個社會組織。當然，工人買馬鈴薯和婦女買花邊這兩者都是根據本人的意見行事的。但是他們意見的差別就是由於他們在社會上所處的地位不同，而這種社會地位的差別卻又是社會組織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86－87頁)顯然，這種觀點是對《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提出的從生產方式的角度來理解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各種矛盾關系的觀點的一種繼續。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蒲魯東與作為“真正的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的格律恩共享著一種方法論的缺陷，即非社會歷史性。對這種觀點的批判事實上隻要具有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觀就可以了，因為隻要把現實的生產及消費過程的真實內涵展現出來，就可以揭開他們觀點本身的烏托邦特性。正因為如此，盡管馬克思此時還沒有從經濟學的角度完全把握社會組織的內在矛盾尤其是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內在矛盾的具體內容，還沒有把剩余價值剝削與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內在矛盾聯系起來，但這已經不妨礙他對蒲魯東進行有效的理論批判了。

當然，這不是說馬克思此時只是簡單地延續了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已經得出的觀點。事實上，他在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等問題的理解上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思想進步的。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盡管在政治上是明確地站在無產者的立場上的，但在理論邏輯上還沒有把階級概念清晰地納入其中。譬如在批判資本主義大工業時，他主要還是從生產力對大多數人來說成了破壞力量等方面來加以說明的。(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8頁)但到了《哲學的貧困》中，情況就不同了。在批判蒲魯東抽象的社會觀時，馬克思指出：“但是蒲魯東先生使之復活的這個普羅米修斯究竟是什麼東西呢？這就是社會，是建立在階級對抗上的社會關系。這不是個人與個人的關系，而是工人和資本家、農民和地主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5頁)顯然，馬克思在這裡已經從工人與資本家的關系的角度來理解資本主義社會關系，而不再僅僅從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角度來談論這一點。也許有人會說，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關系不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嗎？這在表面上看是正確的，但實則不然。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關系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前者是后者在特定社會條件下的具體化。而恰恰是這種具體化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才可能生發出對生產與消費關系的具體化理解，譬如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如何決定消費的社會形式的、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消費是如何注定不可能與生產相一致的，即生產過剩的危機是如何注定會發生的。而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研究的內容。

三

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已經能夠駕輕就熟地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來研究消費問題尤其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消費問題了，這也決定了他必然在這一問題上得出比以前更為深刻和豐富的結論。在這一時期，他不僅就“一定”層面的生產和消費之關系問題提出了非常精彩的觀點，而且還就“特定”層面的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問題闡明了自己的獨到見解。這是跟他把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方法運用於政治經濟學研究從而得出了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科學方法論直接相關的。在科學的“抽象”層面，即適用於一切時代的生產與消費之關系的層面上，這兩者之間會顯現出非常豐富的內容，但在具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這兩者的關系又會以符合資本主義社會之特征的形式表現出來。在馬克思看來，不管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還是像格律恩這樣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或者像蒲魯東這樣的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沒有看到一般的消費過程與資本主義的消費過程之間的重要區別，從而使自己對消費的理解淪落為一種抽象的解讀。

馬克思首先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導言”中對“一定”層面的生產與消費的關系進行了科學的解讀。在他看來，首先必須明確的是，“而消費這個不僅被看成終點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結束行為，除了它又會反過來作用於起點並重新引起整個過程之外，本來不屬於經濟學的范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0頁)馬克思的這一觀點清晰地闡明了他所理解的消費無疑是一種社會經濟過程中的要素，而不是一種獨立的個人行為。以此為基礎，馬克思對生產和消費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全面的闡述。在他看來，生產過程的確同時是一種消費過程，反過來，消費過程的確也同時是一種生產過程。但僅強調這一點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清晰地看到在上述兩者之間還存在著一種中介運動。首先是“生產生產著消費：(1)是由於生產為消費創造材料﹔(2)是由於生產決定消費的方式﹔(3)是由於生產通過它起初當作對象生產出來的產品在消費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產出消費的對象，消費的方式，消費的動力。”(同上，第33頁)其次是消費生產著生產，這不僅是因為任何一種產品隻有在消費過程中才成為真正現實的產品，而且更是因為消費創造了新的生產的需要，“消費生產出生產者的素質，因為它在生產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同上，第34頁)

說實話，馬克思的上述論述粗看起來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它似乎跟穆勒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觀點差不多。但仔細分析便會發現，這兩種觀點之間還是有本質區別的。穆勒盡管強調了需求與供給之間的一致性是建立在以利潤平均化為中介的動態平衡之基礎上的，但他實際上只是在數量的層面談到了消費為新的生產創造了需要、生產也為消費創造了材料等觀點。穆勒的觀點沒有涉及生產與消費活動的社會歷史屬性，這使他一方面沒有關注到馬克思在上述觀點中所提到的生產決定消費的方式等觀點﹔另一方面，即使是在已經提到的觀點上，穆勒也由於缺乏社會歷史過程性的解讀思路，因而隻能停留在經濟學的數量的層面上而不是以社會歷史性為核心的質的層面上來談論這些觀點。譬如，當他說生產為消費創造材料時，他只是在需求與供給的數量維度上的動態平衡的層面上來談論這一問題的。他的觀點中不包含特定形式的生產過程創造與之相呼應的特定形式的消費材料的思想，也就是說，穆勒的觀點是不具有歷史性的社會關系維度的。而正是在這一點上，馬克思與他明確地劃清了界限。

對馬克思來說，雖然“導言”中的這些文字給人以一種僅在“一般”層面上來展開其觀點的感覺，但實質上馬克思卻是在“一定”層面上來表述其觀點的。當馬克思在談到生產為消費創造出規定性時說“對象不是一般的對象，而是一定的對象，是必須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產本身所中介的方式來消費的”(同上，第33頁)時，他所要表達的就是這種把“一定”與“一般”區分開來的重要性。筆者以為，“一般”是與“個別”相對的，它主要強調與“個別”的區別，即使是談到在一定條件下“一般”與“個別”的相互轉換時，也只是強調可能發生相互轉換這一客觀事實，而不側重於關注這種轉換的過程本身。而“一定”則不同，它是與“特定”相對的。它雖然不等同於“特定”，譬如當我們說一定的生產形式決定一定的消費形式時，當然不是在說特定的資本主義生產形式決定資本主義的消費形式，但需要注意的是，“一定”本身已經蘊含了向“特定”的理論開放性。也就是說，當馬克思在講一定的生產形式決定一定的消費形式時，他腦海中已經具有了各不相同的特定的生產形式決定與此相對應的特定的消費形式的觀點。正因為如此，馬克思的“一定”本身就具有“具體的”、“歷史的”內涵。

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導言”中在“一定”層面上所表述的上述觀點，並非僅僅是對經驗層面的生產與消費這兩個事實之間的某種關系的指認，否則，馬克思就不可能得出生產決定著消費的方式等觀點，穆勒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就不可能得出這樣的觀點。對馬克思來說，“一定”是以豐富的“特定”來支撐的，就像他在“導言”第三部分中所說的，“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疇，雖然正是由於它們的抽象而適用於一切時代，但是就這個抽象的規定性本身來說，同樣是歷史條件的產物，而且隻有對於這些條件並在這些條件之內才具有充分的適用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6頁)也就是說，馬克思在“導言”第二部分中就生產與消費的關系所說的上述觀點，雖然正是由於它們的非特定性而適用於一切時代，但是這些觀點的規定性本身，隻有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下才有真正的適用性。譬如，當馬克思說生產創造了消費的方式時，他並非試圖像穆勒那樣在一種抽象的社會概念中談論生產對消費的影響，而是想表達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生產決定了資本主義的消費方式，封建主義條件下的生產決定了封建主義的消費方式。他在此處所講的其他觀點也都可能按照此種思路來加以深入的解讀。隻有這樣，我們才可能准確地抓住“導言”與馬克思這一時期的其他論述之間的學術關聯性，因為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正文部分及后來的《資本論》中，馬克思論述的重點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過程而非一般性的經濟過程。馬克思的“一定”就是他所說的科學的“抽象”。隻有從這一角度入手，我們才能理解馬克思所說的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科學方法論的展開路徑。

沿著這一思路，我們可以發現馬克思在這一時期的文本中對消費問題做出了相當深刻的闡述。首先，他明確地指出了生產對消費的決定作用。“這裡要強調的主要之點是：無論我們把生產和消費看作一個主體的活動或者許多個人的活動，它們總是表現為一個過程的兩個要素，在這個過程中，生產是實際的起點，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同上，第35頁，譯文有改動)就資本主義經濟過程中的生產與消費問題，馬克思更是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對其消費活動的決定作用。在他看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之所以把生產和消費當作一回事，就是因為他們是從抽象的社會觀點出發的。他們把資本主義社會當作天然的、合理的社會，因而其社會觀必然是抽象的，“在這裡，社會的觀點是指這樣一種抽象，它恰恰抽掉了一定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因而也抽掉了由它們所產生的各種矛盾。……在把生產和消費說成一回事的情況下，是把價值增殖這個要素完全拋棄了，並把生產和消費簡單地加以對比，也就是說，把直接以使用價值而不是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當作前提了。”(同上，第393頁)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客觀現實中的消費無疑是由其生產關系的性質所決定的。因此，不要把雇佣工人的消費想象成一種充分的消費，想象成能夠使資本主義經濟過程規避生產過剩危機的消費。以價值增殖為唯一目的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必然會把大部分的利潤投向不變資本而不是可變資本中去，由此，工人不是不願意拿錢出來消費，而是不可能有錢來實現充分的消費。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消費過程的這種把握，是跟他從資本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一般利潤率的不斷下降以及由此而導致的經濟危機的解讀思路相對應的。正因為如此，馬克思不僅明確地提出了“至於工人的消費，那麼這種消費隻再生產一種東西，就是作為活勞動能力的工人本身”(《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71頁)的觀點，而且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還提出了“社會消費力”的概念：“但是社會消費力既不是取決於絕對的生產力，也不是取決於絕對的消費力，而是取決於以對抗性的分配關系為基礎的消費力﹔這種分配關系，使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消費縮小到隻能在相當狹小的界限以內變動的最低限度。其次，這個消費力還受到追求積累的欲望，擴大資本和擴大剩余價值生產規模的欲望的限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73頁)馬克思之所以能夠提出與絕對消費力不同的社會消費力概念，就是因為他的消費觀已經具有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視域。

其次，馬克思也談到了消費對生產的反作用。在他看來，的確存在著一些因素在誘使工人以消費者而不是雇佣勞動者的身份出現。譬如，在經濟繁榮時期，工人有可能憑借一定的積蓄而擴大自己的消費，“工人參與更高一些的享受，以及參與精神享受——為自身利益進行宣傳鼓動，訂閱報紙，聽課，教育子女，發展愛好等等——這種使工人和奴隸區別開來的分享文明的唯一情況，在經濟上所以可能，只是因為工人在營業興旺時期，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進行積蓄的時期，擴大自己的享受范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47頁)而這種基於一定積蓄的物質享受還會帶來更加麻煩的結果：“由於貨幣是工人交換的產物，所以一般財富會作為幻想激勵著工人，使工人有產業進取精神。”(同上，第250頁)也就是說，消費在一定條件下會使工人遁入資本主義再生產的過程之中。這種觀點比較清楚地詮釋了“導言”第二部分中所講的消費創造了新的生產的需要的觀點。但切不可認為馬克思就此會得出工人陷入觀念拜物教的泥潭而不可自拔的觀點。必須始終記住，馬克思此處談論的是資本主義的消費活動而不是一般的消費活動。因此，他十分明確地指出，工人用一定的積蓄來享受的，只是一定的生活資料，而不可能是財富，“工人可以進一步把鑄幣變為貨幣，進行積蓄，這種情況恰恰只是証明，工人的關系是簡單流通關系﹔他可以或多或少進行積蓄，但是他超不出簡單流通的范圍，他隻能通過暫時擴大自己的享受范圍來實現所積蓄的東西。”(同上)這就是說，工人在經濟繁榮時期即使能夠享受到更大的消費，也改變不了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本質關系。而當資本主義的勞資關系即生產關系的內在矛盾推動著經濟危機的出現時，工人所具有的那種所謂的產業進取精神就會像泡沫一樣迅速地破滅，並進而掙脫觀念拜物教的束縛，“而受這同一種被歪曲了的觀念束縛的雇佣工人，則只是處在這種關系的另一極上，是被壓迫的一方，實踐迫使他反對所有這種關系，從而反對與這種關系相適應的觀念、概念和思維方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14頁)

因此，馬克思並非不關注消費的意識形態功能，他隻不過不像后來的鮑德裡亞那樣僅僅從消費入手來談論這一問題罷了。他是把消費當作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一個要素來看待，進而從生產方式的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談論資本主義消費問題的。這種歷史唯物主義的解讀方法決定了他不可能相信社會等級是由消費活動所建構起來的，因為能夠建構社會等級的那種消費活動的規定性本身就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性質所決定的。另外，這也決定了他不可能相信工人真的會永遠陷於觀念拜物教之中，因為觀念拜物教盡管可能被消費活動所建構起來，但它最終會被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徹底解構。應該說，馬克思在消費問題上的這種解讀，不僅對於我們准確地評價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消費觀，而且對於我們深入地分析我們自身所遭遇的消費困境都是很有幫助的。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1960年、1979年、1995年、1998年、2003年，人民出版社。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哲學系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